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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
  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半小时》2004年春节播出的特别节目《晋商》,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视角审视晋商,探讨了晋商们的成功与失败。它摒弃说教式的方法,很自然地做到了传播知识、进行国情教育,是所谓寓教于乐,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这部电视片既是一部科教片,用通俗的形式把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传递给广大群众;同时,它也是一部宣传片,把山西的历史、人文很形象、很生动地介绍给了中外观众。
海内最富(一)
  【解说】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青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  这对年青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清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采访】方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晋商是一个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晋商就利用这个开中法,在西北地区兴起。到了明代中叶,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一个大的商人集团。我们讲商帮,就是说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它主要以这个有一定贸易自由的贩运商人为主来组成的。这个到了清代,晋商就进入鼎盛时期。
海内最富(二)
  【解说】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  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  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  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  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与人数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明人沈思孝在这本《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  【采访】行龙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  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是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  【采访】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教授  很多县志,包括浮山志、翼城县志、临汾县志,至少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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