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的一个傍晚，我迈进了上海市体育宫的大门。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好大好大的看台。我得走到这个看台的最高处，才能找到围棋集训队的那间屋。对于14岁的我来说，这个看台有着那么一种了不起的、神秘的意味。我一级级地向上走着，好像总也走不到头似的。没有想到，从此我便在人生的阶梯上开始了那没有尽头的攀登……　　人的命运有时是那么多变，那么不可思议。在我进入体育宫的前一天我还在一个造船厂劳动着，还幻想着高中毕业后能回到船厂当一名油漆工。没想到第二天，生活的浪潮就把我抛进了围棋这个充满着搏击、充满着风浪、也充满着阳光的海洋里。　　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生平中曾有个志愿——当油漆工。　　那时我在上海位育中学(以后改为51中学)念书。据说这个学校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学生比例很大，因此1958年我们高一班级全部搬进工厂半工半读。我进入工厂时正值秋老虎季节，没过上几个月就是严寒的冬天了，尽管我在工厂的时间不到5个月，却犹如经过了一年四季。我们住的一个大房间少说也睡上50来人，都是双层床。这么多学生挤在一块，热闹得简直像动物园里的猴山。半夜里一旦有人梦游或者有人从双层床上掉了下来，大家那个笑、那个高兴呵!好像世上再也不会有比50人一间屋更好的住所了。记得一天晚上刮大风，把大屋顶刮去了一半，我们几十人只好露天宿营。看着这间可怜的“秃了顶”的大屋，愈发感觉到它曾经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温暖和快活。　　我在工厂跟着两个油漆老师傅干活，一个三四十岁，另一个50来岁。在14岁的我的眼里，他们的年龄是那么大，好像我自己怎么也不会长到那么大似的。他俩都勤勤恳恳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们了。工作是辛苦的，盛夏季节也得钻进难以翻身的管子里去刮锈；寒风呼啸，却往往要在黄浦江畔露天站着或蹲上整整半天，给那些庞大的机械梳妆打扮。一次收工时我的一双脚冻成冰棍了，一步也不能迈，两个老师傅架着我跑，才使我慢慢活动开。吃饭时食欲可好呢，半斤米饭加上5分钱菜，香喷喷的，真开胃。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应当算是艰苦的。但那时的学生也不太懂得艰苦，反而被多彩的生活吸引住了，感到乐趣无穷。即使那响得使人无法交谈的震耳的机器声，也使我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和魅力。对于14岁的我，造船厂是一个何等宏大的世界。我以我能够像一个大人一样地在厂里做工而得意得不得了!我去买了几本关于油漆的书，下决心要在造船厂当一名油漆工。我还和同伴一起搞技术革新，我们看到工人师傅拿着刮刀在刮铁锈，感到效率太低，于是设计了一个电动刮锈机，尽管相当幼稚，但却倾注了我对工厂的热爱。　　不幸的是，老跟油漆打交道使我得了严重的皮肤过敏。后来在围棋比赛时老是发作，痒得让人难以忍受。吃点防过敏的药吧，吃了就发困，而我们比赛时神经系统又必须处在最兴奋的状态，但不吃药也受不了。到了晚上，发作得更厉害，经常是一夜一夜不能入睡，可第二天还得参加长达10来小时的比赛。不过，我从来没对人说过我这个病是因为油漆引起的——我小心地保护着造船厂在我心中的美好的形象。　　在油漆工和围棋手之间，似乎没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本来甚至还可能从事绘画或别的什么工作。我反正不是那种从小就认定自己必须干某种工作的人。我也只是通过我这一生的实践，才真正认识我自己，才知道我是走上了真正适合我的岗位——棋坛。我相信，所谓天才，比人们实际上看到的要多得多。不少人因为始终也没了解自己的实际才能，始终也没从事最适合于自己的工作，所以就往往感叹别人的天才，而永远也想不到自己也是天才!　　我7岁时就跟爸爸学棋。那时下围棋在社会上没什么地位，即使一些水平很高的老棋手也无固定收入，生活没保障。我尽管不太懂事，但老棋手们在生活上的困境我还是看在眼里的。我经常幻想，最好有一所围棋学校，学校中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在一起学习下棋，那些老棋手就来教我们，那该多好呵!我经常这么想着，虽然也知道这仅仅是美好的幻想(想不到以后我的幻想成了现实)。我在小学时不论是寒假、暑假，都跟人下棋，但当时从未想过下棋也能成为一种职业。直至念初中时，功课开始重了，下棋和念书就产生了矛盾，我不能不下决心舍弃一方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会同意我因下棋而影响以至放弃学业呢?即使像我父亲那样的围棋爱好者也不得不让我把围棋搁下了。 这是痛苦的决定，是不忍心而又无可奈何的决定。我跟围棋分手了，从初一直到高一，这几年中，我的棋艺毫无长进。　　我除了下棋之外还有个爱好——绘画。我姐姐至今还给我保留着几张我10多岁时画的画——为了经常向我证明我不搞绘画是一种错误。如果有某种条件和机缘的话，也许我就学绘画了，但这种机缘一直没来。在考中学时，我面临着三岔路口，一条路是学画，但上海没有美术学校，除非去北京或杭州，这么小要远离家庭，父母实在放心不下。如果说上海有个美术学校，那天知道我现在又怎样呢?另一条路是边念书边学棋，当时的国家副主席李济深先生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下围棋的孩子，对我很关心。他来了封信说北京有个棋艺研究社，让我去北京住那儿，在附近找个中学念书，既可念书，又便于学棋，颇为两得。李副主席对我真是够关心的，但这也要远离父母。两条路都被排除了，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念书。　　命运有时就像一个爱开玩笑的老人。我渴望下棋时，客观条件不允许；而我决心舍弃下棋时，却又不得不登上了棋坛。就在1958年底，学校接到上海市体委的通知，要我去市体育宫参加围棋集训。我因为怕影响学业，已经决心舍弃围棋了，如今却又要改变我的决心。改变决心需要更大的决心!参加围棋集训必然要影响学业。尤其我对造船厂已是那么适应，那么感兴趣，甚至我的理想已经是当油漆工了。是的，我要继续在工厂半工半读，我离不开工人师傅，离不开那一艘艘快下水或正在建造的船只，离不开那既使人烦躁又使人兴奋的隆隆机器声，离不开50多人挤在一块的大房间，甚至也离不开我用惯了的那些油漆工具!为了心爱的一件事而要舍弃已经熟悉而又充满感情的那么多事物，这能行吗?　　体委催促了一次，我声色不动，体委又催了一次，校方也找我谈了，我仍然下不了决心。还是我那位围棋爱好者的父亲亲自来到工厂，把我的被子一卷，把所有的杂物往网兜里一扔，拉着我走了。我一边走，一边往后看，看着工人师傅、机器、船只、厂房……要不是父亲的大手紧紧地拉着我，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厂门，走向市体育宫那个庞大的看台，登上那不知多少级的台阶……　　今天，当我登上体育宫的台阶时，心里总是充溢着、交杂着一种对故土、对摇篮、对老前辈、对老领导的真挚的爱，总是想起我是怎样走上人生的阶梯的。

　　有些上海人总认为上海什么都好。其实，就说公园吧，是无法和北京的公园相比的。而襄阳公园在上海的公园中又是属于“小尺寸”的。因为小，游客不多，草坪整洁，再衬上路口的那个圆顶教堂，倒也显得小巧玲珑，别具风味。　　从襄阳公园的大门一直往里走，尽头是一个茶室。茶室中央一长排桌子上放置着十几张围棋盘，棋盘周围经常挤满了对局者和观战者。茶室外有一块空地，也放着一些桌子和围棋。室内是乱哄哄的，相比之下，室外要清静得多。然而1951年的一个星期天，室内的人纷纷被吸引到室外去了。很多棋迷围着一张桌子，观看着一老一少的对局。年老的是棋界大名鼎鼎的国手顾水如先生，年小的是只有7岁的我。在当时，7岁的孩子会下围棋在棋界不但少见，而且寡闻。棋迷们崇拜顾水如先生的棋艺，都想趁此机会欣赏一番和学上那么几着。同时，又对7岁的孩童很感好奇。因此围观者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很快就把我们包围了起来。　　顾先生让我7个子对弈1，我睁大了眼睛盯着棋盘，真是用尽吃奶的力气去捕捉顾先生每一步棋里所包含的神秘莫测的用意。棋盘对于我来讲，就是整个的世界。其他一切都隐退了，不存在了。只是事后我才知道顾先生一边用各种下法考验着我，一边微笑着向四周的棋迷们点着头。而棋迷们也正向顾先生“啧啧”地夸我呢!棋迷中有一个身高1米84的大个子，唯有他顾不上和人交谈，甚至都顾不上发出“啧啧”声，他紧张得好像顾先生不是在考我，而是在考他呢!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我爸爸呵!　　棋局的形势不断变化，顾先生的精湛技术使得黑棋的优势一点点地削弱下去，但黑方的部队并不溃散，依然扎住阵脚，尽量维持着残存的优势。对局进行了一大半，突然顾先生一拍桌子，高兴地说：“这个孩子我收下了!”　　我学围棋有过好几个老师，顾先生应当说是我的启蒙老师。然而在顾先生之前我还有过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是我的爸爸。我爸爸性格宽厚，又幽默乐观。他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而后又周游过世界很多国家。他在西洋受了多年的熏陶却未沾上一点西洋习气和崇洋思想，简直是个国粹派。他尽管吃了好几年的西菜，回国后却一点也不愿吃西菜。每逢过年过节，父母经常要带我们上饭馆，我们3个孩子就吵闹着要上西餐馆，因为吃西菜使刀叉，很好玩。但父亲总是坚持要把我们带到中菜馆。他不爱看外国小说和电影，但酷爱古典文学和京戏。偶尔和我们一起去看外国电影，他也往往在电影院里睡上一觉，然后心满意足地带着我们回家。他看京戏特别来劲，有时一个星期带我们看两场。记得有一天我们下午看的最后一出折子戏是《打渔杀家》，晚上看的第一出折子戏也是《打渔杀家》。爸爸依然看得兴致十足，还像真正的戏迷那样大声叫“好!”　　爸爸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甚至他的梦话也经常是用英语讲的，可他从来不曾想到把这个本事好好地传授给子女，而是倾其全力向我们传授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在我们不怎么认字的时候，每天早晚两次给我们讲《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我们上了小学，他就让我们背《诗经》、《史记》、唐诗、宋词等。我记得那一大篇《项羽本纪》背得我好苦。爸爸自己有时间就读书——我家抽水马桶的水箱上总是放着一些古书，这是爸爸上厕所时必读的。孩子们是在不知不觉中模仿自己的父母的。爸爸自己这么读书，他每天布置的诗词，我们也乖乖地背下来。他每天下了课回到家，我们3个孩子便习惯性地一个个站到他面前，给他背诵当天早晨他讲解过的诗、词。我弟弟祖言似乎背诵起来最不费力，后来，当他种地、工作10几年后意料之外地考上了唐、宋专业的研究生时，回想起来倒也合乎情理。　　围棋是我国之国粹，因此父亲也很爱好。尽管他的水平不高，但跻身棋迷的行列是当之无愧的。这个本事他当然也要传授给我们的，但他嫌我太小，便教给比我大1岁的姐姐，我只能列席旁听。当时姐姐也才7岁多，她是宁愿玩洋娃娃，也不愿下棋的。我想我没有资格和爸爸下，总可以和姐姐下吧。姐姐输了，她不服气，我便让她子下，她又输了，也不知下了多少盘，一直下到让她25子(下围棋最多就是让对方25子)她还输，这回她气坏了，说发誓不和我下棋了!(后来姐姐从书上看到马克思输棋给李卜克内西，也是又气又不服气，她便觉得她生气是不无道理的。)　　姐姐不和我下棋了，我怎么办?亏得这时父亲决定放弃姐姐这个学生而教我了。父亲总是坐在沙发上，把棋具往小桌子上一放，让我坐在小帆布凳上。一次下棋前，我仰起头望着爸爸：“爸爸，你坐大沙发，我坐小帆布凳，这样不公平。”　　爸爸说：“我水平比你高，当然要坐大沙发。以后你什么时候能赢我，我们就对调一下，我坐小凳子。”　　“好，你说出话要算数，到时可别赖账。”　　两个月后，我胜了爸爸。下完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我该坐沙发了。”　　“好，说出话算数。”　　大高个子的爸爸往小帆布凳上一坐，可怜的小凳子哪经得起200磅的分量，一下就趴在地上呜呼哀哉了。继而爸爸又坐塌一只本来也该我坐的小藤椅。这下，他感到我在下棋方面有些才能，就想找一个水平比他高的来教我。当时他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学校中有一个教员叫周己任的，他的水平比父亲高出一截，于是父亲把周老师请到我家，周老师就成为我的第二任老师。　　周己任老师年岁比我父亲大出不少，头发已花白，身体虚胖，脸很和善，他经常在社会上找人对弈，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周文王”，我很喜欢这个外号，因为爸爸早就给我们讲过周文王的故事了。后来我才知道围棋界中很多人都有外号，居然还有一个叫作“姜太公”的。　　周老师跟我下了一盘棋就不再跟我下了，尽管他的水平当然比我高，但他感到应该请个名师对我指教。周老师虽然是个普通的围棋爱好者，但他却具有识人材的慧眼。通过周老师的介绍，我在襄阳公园认识了顾水如先生。周老师是只跟我下过一盘棋的老师，这个任期不能再短了，但他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能再重要了。　　如今围棋界很多人都知道“南刘北过”，即南方刘棣怀和北方过惕生。殊不知“南刘北过”是由“南刘北顾”演变而来的。顾水如先生30岁左右在北京，那时他已是国内最高水平的棋手。刘棣怀先生坐镇江南。这两位棋界臣匠在那个时代棋艺最精、名望最高，一南一北，分庭抗礼，各据半壁江山，于是被人称为“南刘北顾”。后来顾先生来到上海，安徽的过惕生却来到北京，代替了顾先生的位置，于是就成为“南刘北过”。碰巧的是对于上海人来说“顾”和“过”的发音完全相同，因此其演变就很为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居然“南刘北顾”逐渐被人淡忘。　　顾先生的老家是江浙交界的枫泾镇，当地的棋风很盛。顾先生的一家，包括父母和几个哥哥都是围棋爱好者。顾先生从9岁开始先学象棋，随后又学围棋。他年幼时性情急躁，母亲就很耐心地启发他，给他讲了很多围棋故事，使他逐渐懂得下棋要细致、镇静，要有全局规划。顾先生认为他的母亲是个围棋教育家，既会传授棋艺，又善于培养良好的思想修养。　　顾先生在17岁时向当时的围棋先辈，如无锡范楚卿、合肥张乐山、江都王燕卿等学习棋艺，收益不浅，从此他在围棋界崭露头角。之后《时报》的主人狄平子邀请顾先生去该报主编围棋栏。此报遍及全国，每日连载围棋，对推动围棋起了不少作用。　　这里还要提一笔反动军阀段祺瑞。人们都知道他的臭名，但知道他是个围棋迷的人恐怕不太多。他的棋艺不算高明，但却酷爱下棋，且自以为是，仗着他的地位，他只能赢，不能输。当时国内凡有名望的棋手多被他召去对弈，又都知道他非“赢”不可，于是对弈的结果总是他获胜。每当此时他情绪高涨，不但要夸奖与他对弈的名手，还要送些钱财。不过谁若一旦取胜，那简直是触犯圣上，马上会被轰出去，一个钱也拿不到，而且再也不会被他召见。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人敢于胜他而又使他无可奈何，此人乃他的亲生儿子。　　顾水如先生当时是最有名望的国手，因此常被段祺瑞召去下棋。顾先生虽然为人清高，但也不敢冒犯这位军阀。段祺瑞胜了国手，当然尤其高兴，于是赏赐得也较多。顾先生青年时代赴日本学围棋据说也是由于段祺瑞的资助。陈毅同志曾说过：“段祺瑞干了很多坏事，但对围棋还干了点好事。”真是功过分明，尽管过比功要大不知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