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战国时代 凡 例二、本書在編輯過程中，對原書中部分內容作了下列技術處理：
１． 人名統一。如“公孫痤、公叔痤”正為“公叔痤”；“魏遬、魏遫”正為“魏遬”。
２． 地名校正。如“巫郡（四川省巫縣）”正為“巫郡 （重慶市巫山縣）”；“武關（陝西省商南縣東南）”正為“武關（陝西省丹鳳縣東南）”；“白馬津（河南省瀎縣）”正為“白馬津（河南省滑縣）”。
３． 漢語拼音校正。如“單於，音ｄāｎｙú［丹愉］”正為“單於，音ｃｈáｎｙú［禪愉］”；“月氏（音ｙｕèｓｈì［悅世］）”正為“月氏（音Ｙｕèｚｈī［悅支］）”。
４． 譯名統一和校正。如“伊庇魯士國王皮洛斯”正為“伊庇魯斯國王皮洛士”；“塞琉卡斯王國”正為“塞琉西王國”。
５． 計量單位中的“公裏、公分”均改為法定計量單位“千米、釐米”。
６． 年代表述。如“一九三○年代後期”正為“二十世紀三○年代後期”；“前四世紀○○－二○年代”正為“前四世紀最初十年—二○年代”。
７． 對原地圖作了部分修改，如海岸綫——用實綫表示古海岸綫，細虛綫表示今海岸綫。
８． 對原文中“中華”、“中國”、“蠻族”等表述作了適當修改，如涉及漢朝與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行文中，原文“中國”改為“漢朝”。
９． 還有個別其他方面的改動，不再一一列出。柏楊先生對於許多史實的評論，表示他個人獨立的見解，我們盡量保持原貌，見仁見智，讀者諸君自能明鑒。
我一直抱着把《資治通鑒》譯成現代語文的心願，而今得以實現，非常興奮。因為，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事實上衹有兩部史籍，纔是最有價值的著作，一是司馬遷的《史記》，另一就是司馬光的這部《資治通鑒》。
司馬光在十一世紀宋王朝時，領導保守黨（舊黨），跟以王安石為首的革新黨（新黨）對抗，雙方都曾一度失勢。就在保守黨一度失勢期間，司馬光完成這部巨著。
《資治通鑒》本是一部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國中古時代編年史，包括中國歷史上最混亂和最苦難的四個時代：
戰國時代前四八○－前二二一年
三國時代二二○－二八○年
大分裂時代二八一－五八九年
小分裂時代九○七－九五九年
司馬光以無比的魄力和高瞻遠矚，而他的編輯群更都是知識淵博的史學專傢，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亂如麻的史跡，得以條理分明的呈現於世。連同編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內，中國還沒有出現比它更明晰更精確的史籍。
因為作者的保守立場，有人曾懷疑《資治通鑒》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資治通鑒》比作為“馴服術”，指控它專供統治階層之用。然而偉大的文化産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觀可能無法使每一個人同意，但史料卻是嚴肅的，司馬光已為我們留下寶藏。何況，司馬光處理史料時，衹把他的主觀見解表現在“司馬光曰”篇幅中。假使沒有司馬光，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專業歷史學者，具備司馬光當時所具備的條件，也無能為力。
宋王朝六任帝趙頊把它命名為《資治通鑒》，實是佛頭着糞之舉，使一部史書，變成一部政治學問——帝王的鏡子。但我們卻感謝他的命名和他所寫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傳奇的一篇序文。當革新黨當權，下令查禁《資治通鑒》時，有人警告說，那將是嚮皇帝挑戰，纔惶然而止。不過，雖然它自認為和被認為是帝王的鏡子，事實上，卻很少帝王從這面鏡子中獲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讀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卻一蟹不如一蟹。蓋權力固可使人發瘋，權力同時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見鏡子，或雖看見鏡子，卻覺得鏡子裏的醜陋映象，原來美如天仙。所以，《資治通鑒》與其說是帝王的鏡子，毋寧說是人民的鏡子。通過《資治通鑒》，可看出我們所處的歷史位置和面對的禍福命運，也可看出統治階層的心態和行事軌跡，用來作為對他們的評鑒標準。好比說，從王朝的嬗遞、革命的頻起，我們至少瞭解，中國政治思想中，沒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盼望，不過出現聖君賢相。而如何出現聖君賢相，傳統的方法，是依靠他們的自我剋製——品德。這就遇到睏難，蓋衹有另一個權力製衡，才能使人循規蹈矩。品德絶不可恃，因為，權力可以敗壞品德。可恃的衹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缺少這種思想作為最高指導原則，以致一直在循環砍殺，不能遏止。
我們並不認為民主是萬能靈丹，文化和傳統不是一棵大樹，而是一條大河，政治的和軍事的力量，都無法把它攔腰斬斷。《資治通鑒》上各式各樣行為模子，迄今仍然不斷的澆出同類的産品。不細讀《資治通鑒》，要想瞭解中國，瞭解中國人，瞭解中國政治，以及展望中國前途，根本不可能。
《資治通鑒》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紀知識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對二十世紀以降的現代人講起來，已顯得過度生澀艱深。從前，人們生活內容單純，知識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經史。而今社會節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車，人們連翻查工具的時間，都付闕如。假使再沒有現代語文本問世，價值連城的《資治通鑒》，將有塵封的厄運。
翻譯上最大的睏難約有三點：一是地名，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勇於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雲端。二是官名，歷代官職名稱，奇異怪誕，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時間，“年”不寫“年”，而寫“著雍攝提格”，“日”不寫“日”，而寫“甲子乙醜”。我們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夾註今地名，而另行繪製地圖，越詳細越好，使歷史人物，生活在實際舞臺之上。官名則全用現代人所瞭解的稱謂，夾註原稱，蓋必須如此，才能確知它的權力關係。至於“年”，我們使用公元。衹有公元纔可顯現時間距離，不但不再沾惹“著雍攝提格”，連年號也作為配件，擺脫爭執最烈的“正朔”睏擾。至於“日”，我們使用數字，擺脫“甲子乙醜”。我們自誓是，不但忠於原文，要譯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資治通鑒》，還要發揮神韻，使它簡單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書，都可暢讀。
翻譯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年），纔獲實現。因為遠流出版公司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啓示。澳洲購買了該字典的文字版權後，因為分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發行，每月出版一册——即一個字母，以兩年餘的時間，全部出齊。這是一項大膽的嘗試，並幸運的獲得空前成功。雖然有人擔心中文讀者會不會有英文讀者的企圖心，但我們具有信心。决定也每月出版一册，以三年為暫定時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證譯文沒有差錯，但我卻敢保證，决不是把“曰”譯成“說”的白話文。
司馬光在十一世紀宋王朝時，領導保守黨（舊黨），跟以王安石為首的革新黨（新黨）對抗，雙方都曾一度失勢。就在保守黨一度失勢期間，司馬光完成這部巨著。
《資治通鑒》本是一部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國中古時代編年史，包括中國歷史上最混亂和最苦難的四個時代：
戰國時代前四八○－前二二一年
三國時代二二○－二八○年
大分裂時代二八一－五八九年
小分裂時代九○七－九五九年
司馬光以無比的魄力和高瞻遠矚，而他的編輯群更都是知識淵博的史學專傢，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亂如麻的史跡，得以條理分明的呈現於世。連同編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內，中國還沒有出現比它更明晰更精確的史籍。
因為作者的保守立場，有人曾懷疑《資治通鑒》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資治通鑒》比作為“馴服術”，指控它專供統治階層之用。然而偉大的文化産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觀可能無法使每一個人同意，但史料卻是嚴肅的，司馬光已為我們留下寶藏。何況，司馬光處理史料時，衹把他的主觀見解表現在“司馬光曰”篇幅中。假使沒有司馬光，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專業歷史學者，具備司馬光當時所具備的條件，也無能為力。
宋王朝六任帝趙頊把它命名為《資治通鑒》，實是佛頭着糞之舉，使一部史書，變成一部政治學問——帝王的鏡子。但我們卻感謝他的命名和他所寫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傳奇的一篇序文。當革新黨當權，下令查禁《資治通鑒》時，有人警告說，那將是嚮皇帝挑戰，纔惶然而止。不過，雖然它自認為和被認為是帝王的鏡子，事實上，卻很少帝王從這面鏡子中獲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讀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卻一蟹不如一蟹。蓋權力固可使人發瘋，權力同時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見鏡子，或雖看見鏡子，卻覺得鏡子裏的醜陋映象，原來美如天仙。所以，《資治通鑒》與其說是帝王的鏡子，毋寧說是人民的鏡子。通過《資治通鑒》，可看出我們所處的歷史位置和面對的禍福命運，也可看出統治階層的心態和行事軌跡，用來作為對他們的評鑒標準。好比說，從王朝的嬗遞、革命的頻起，我們至少瞭解，中國政治思想中，沒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盼望，不過出現聖君賢相。而如何出現聖君賢相，傳統的方法，是依靠他們的自我剋製——品德。這就遇到睏難，蓋衹有另一個權力製衡，才能使人循規蹈矩。品德絶不可恃，因為，權力可以敗壞品德。可恃的衹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缺少這種思想作為最高指導原則，以致一直在循環砍殺，不能遏止。
我們並不認為民主是萬能靈丹，文化和傳統不是一棵大樹，而是一條大河，政治的和軍事的力量，都無法把它攔腰斬斷。《資治通鑒》上各式各樣行為模子，迄今仍然不斷的澆出同類的産品。不細讀《資治通鑒》，要想瞭解中國，瞭解中國人，瞭解中國政治，以及展望中國前途，根本不可能。
《資治通鑒》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紀知識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對二十世紀以降的現代人講起來，已顯得過度生澀艱深。從前，人們生活內容單純，知識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經史。而今社會節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車，人們連翻查工具的時間，都付闕如。假使再沒有現代語文本問世，價值連城的《資治通鑒》，將有塵封的厄運。
翻譯上最大的睏難約有三點：一是地名，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勇於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雲端。二是官名，歷代官職名稱，奇異怪誕，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時間，“年”不寫“年”，而寫“著雍攝提格”，“日”不寫“日”，而寫“甲子乙醜”。我們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夾註今地名，而另行繪製地圖，越詳細越好，使歷史人物，生活在實際舞臺之上。官名則全用現代人所瞭解的稱謂，夾註原稱，蓋必須如此，才能確知它的權力關係。至於“年”，我們使用公元。衹有公元纔可顯現時間距離，不但不再沾惹“著雍攝提格”，連年號也作為配件，擺脫爭執最烈的“正朔”睏擾。至於“日”，我們使用數字，擺脫“甲子乙醜”。我們自誓是，不但忠於原文，要譯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資治通鑒》，還要發揮神韻，使它簡單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書，都可暢讀。
翻譯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年），纔獲實現。因為遠流出版公司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啓示。澳洲購買了該字典的文字版權後，因為分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發行，每月出版一册——即一個字母，以兩年餘的時間，全部出齊。這是一項大膽的嘗試，並幸運的獲得空前成功。雖然有人擔心中文讀者會不會有英文讀者的企圖心，但我們具有信心。决定也每月出版一册，以三年為暫定時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證譯文沒有差錯，但我卻敢保證，决不是把“曰”譯成“說”的白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