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楊瀾不經意間的一個提議，讓當時還在蘭州工作的朱軍，有了躁動不安的“白日夢”——“進軍”中央電視臺。然而當他攜帶傢中全部積蓄2000元錢衹身來到北京後，卻遠不是想像中的順遂人意，而是這座城市對他這個“外地來京打工人員’的冷落。拒絶、孤寂、漠然和生活無着，使他一面想就此止步“打道回府”，一面自我寬慰“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這其中的跌宕起伏、懸念層出，似乎讓人走入了小說情節，但毫無誇張的都是朱軍實實在在真真切切的經歷。當他做成《藝術人生》之後，張越曾推心置腹地說：“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而朱軍覺得，還得信那句老話：　　機遇，從不光顧毫無準備的人!　　那麽朱軍究竟“準備”了什麽?在這裏，朱軍一一生動道來：父母近乎“苛刻”的傢教；偵察兵脫胎換骨的磨礪；纔藝上的天賦和癡迷；目標確定後固執甚至“愚訥”的追求；當然還有因為好心眼積蓄的好人緣，所有這一切讓他經歷中有數次不可思議的機緣巧合，極為傳奇。

　　被人知道，受人關註，是所有成長中的年輕人的嚮往，我忽然有了這種夢想，並且有了之後就很難泯滅。　　到中央電視臺之前，我是蘭州軍區戰鬥歌舞團的相聲演員，兼任團裏的節目主持人。當時主持人在舞臺上還有一個更貼切的稱呼：報幕員。常年相聲的基本功，繞口令，貫口的功夫，使我當個報幕員還是遊刃有餘。由於我是部隊老兵，形象還算一身正氣，嗓音尚屬渾厚，是八十年代比較標準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形象，所以在“蘭戰”穩步發展。　　當時在部隊生活比較簡單，有那種單純的快樂。我和譚梅也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小傢，幹柴細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嬌妻的陪伴，日子也還悠然自得。由於我和譚梅都在部隊文工團工作，我們並沒有感受到過多的生活壓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資，兩個人加起來月收入有5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