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童年，家境小康。我是独子，一家三口住在上海的南市，堪称豪华的“石库门”房屋，独门独院二层楼。 　　那年，小学五年级，中日战争爆发，烽火迅速直扑上海。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父亲毅然从军，失去讯息。就在日军攻陷上海的前夕，体弱多病的母亲，带了幼小的我，只带了最简单的行李，仓皇逃进了法租界。 　　无数无数的难民，涌向租界，租界宣布关闭，绝大多数的难民，被挡之于外，我们能够顺利进入，已经十分幸运，更何况还能租到一间“亭子间”，作为栖身之处。 　　“亭子间”只可容纳二张最小最狭的床铺，没有厕所，床边放个有盖的“马桶”（木桶，大小便用），每天凌晨，有水肥车来到巷口，主妇们纷纷“拎”（拿）着马桶、去倒马桶，并在巷口洗刷。也许你不能想象这是怎样的景象，如果你看过“康熙帝国”连续剧，其中容妃被打入冷宫，每天洗刷马桶的情形类似。　　母亲本来瘦弱，搬进“亭子间”后，气喘大发，往往一两个星期，不能平躺，只能坐着，十分痛苦。但是，每天凌晨，只要听到水肥车的那声吆喝，她必起床，拎着马桶下楼。这种影像深深镂刻心头，至今想来，犹觉心酸。 　　有一次，母亲实在喘得太厉害了，邻居请来了一位西医，打了一针，气喘立刻平息，马上可以平躺下去。幼年的我，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种针真灵，以后母亲再发病，只要请医生来打这种针。但是，我们如此贫穷，怎么能再请得起医生？我偷偷地把针液空瓶留下，告诉妈妈说，下次我来替你打针。 　　果然这一天来到，母亲说：“看样子只好请你做一次小医师了！”我去药房买来了针筒、消毒的酒精灯以及针液等，模仿医师的动作做好准备，但两手发抖，怎么也不敢下手。毕竟我只是个五年级的孩子啊！母亲说：“如果你不打，我活不过今天，你打，最多打得不好，痛些，流些血，我不在乎啊！”我实在舍不得相依为命的母亲“活不过今天”！勇敢地把针扎进母亲的肌肉。好奇妙，母亲的气喘平息了。我对母亲说我长大以后要做医生，看病打针，不收钱，或收一点点钱。我恨那个医师，出诊费为什么如此昂贵。以后我常常为母亲打针，“技术”愈来愈进步。 　　父亲终于回家了，沮丧极了。报国未成，白手起家所撑起的事业，毁于一旦，又找不到工作，整天忧伤。　　这个家，被愁云惨雾压得透不过气来。　　我父亲是个内向的、悲观型的人物，他不善言辞，常常因为辞不达意而急得五心烦躁，转而怒发冲冠。童稚的我和羸弱多病的母亲，就变成了他宣泄怒气的出口。 　　他有一条厚厚的红木戒尺（可能是“纸镇”），当我“犯错”时，我必须伸出手来，接受戒尺的痛打。如果我能及时认错，也就手下留情，偏偏我绝不认错，（事实上我真的不认为有错，比如他心情不好，要我唱歌纾解他的情绪，我偏偏不唱；比如我看到他愁眉苦脸的回家，没有向他展现笑容等等。）宁可挨打而闭紧嘴巴，也因此而火上加油，耳光、拳头就纷纷上身。通常母亲会挡在我身前，无法遏止的拳头就打在母亲瘦弱的身躯，所发出的皮肉被打的声响，震得我心智俱裂。 　　于是，母子俩就抱得更紧，默默地、坚强地接受强风暴雨。 　　于是，父亲开始捶打自己，猛打自己的头和胸。他本性忠厚善良，深爱妻儿，也不愿意伤害我们，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开始自责和自虐。 　　最严重的一次，他自虐后痛得满地打滚，我和母亲在旁看得呆住了，没想到及时劝阻，事实上也无法劝阻。最后送医急救，因自己捶打太重而胃出血。当他出院后不久，故态复萌，我还是常常挨打。 　　小小年纪，终于动了“轻生”之念。心想，如果从平台上跳下去，自己可以脱离苦海，但想来想去，我这一死，可怜的母亲如何活得下去？坐在平台一隅，仰望长天，我发誓如果能长大成人（不肯定能在这样的环境下顺利活得下去），我必须非常非常努力地挣脱贫穷，不奢望富有，只求丰衣足食，不再贫穷。 　　 　　第二节　　父亲终于找到了工作，虽然薪水菲薄，但还是搬离了那个“亭子间”。新家是上海所谓的弄堂房屋，四层楼连栋楼房，我们住楼下，不到十坪大，隔成两间，前面是父母的卧房，兼客厅、饭厅、做功课的书房。后间是我的卧房兼储藏室，在堆满的杂物间，有一张小得不能再小的床。至少我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 　　当我日渐长大，无法在那张小床上直躺、平躺，只能像虾米那样蜷着睡。这样我整整过了十一年。也许你不相信，这些年来，我不曾好好洗个澡，只能用一只较大的面盆，放在床边的“方寸之地”，擦洗身子。这样长时期的困守在这样小的空间，因此而得了一种潜在的心理病——幽室恐惧症。 　　我强烈地期盼，将来如果事业有成，一定要住进大一点的房屋。 　　虽然家小得让我窒息，外面的空间却很大很大。初中三年，我每天第一个进学校，最后一个出校门。尤其到了高中，不上课的时间，也不回家。上海是那么繁华的都市，逛马路也是享受，又有那么多的书店，我没有钱买书，但站着也就读完一本本好书了。图书馆非但可以借书，还可以借唱片，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巴哈、莫扎特等的重要作品，都是借了唱片，在我家小破唱机上放了又放。每个周末，上海市政府交响乐队，常在公园露天演出，免费欣赏。我对音乐、美术、文学的兴趣，就在高中时代这样培养出来的。  

　　高中毕业以后，父亲主张送我去当学徒，学习一技之长。他实在无法供应我读大学，也实在怕我长大后和他一样潦倒，有一技之长，至少人生不会如此贫苦。 　　但我抵死不从，我觉得唯有读完大学，才有更多机会，在社会上一争长短。何况，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瘦小羸弱，手无缚鸡之力，怎样学艺、做工？更何况，我最想当画家（这是父亲举双手反对的）或当医师，替穷人看病；或者当律师，替穷人打抱不平，这些都是需要十年寒窗啊。 　　当时，国立大学的学费并不高，半工半读，未始不能实践理想。与同学们相约，毕业后共赴北京应试，但还没有说服父亲，却生了一场大病。 　　这是我和父亲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那时高中即将毕业，突然发起高烧。父亲带我去看病，一回到家，我烧得昏昏沉沉，清脆一声，我的脸颊上挨了重重的一个耳光，父亲说：“你为什么要生病，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保护自己，你知道我家多穷，你知道看医生多贵吗？” 　　原来我家太穷了，我没有生病的权利。好嘛！我就不活！ 　　我决定拒绝吃药，他们把药硬喂进我嘴里，我立刻吐出来，终于病情日益严重，奄奄一息。足足有半个月之久，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医师诊断不出什么病，每天都有同学来探望，他们说：“今天再去看看平鑫涛吧，说不定明天就见不到了！”母亲急得天天以泪洗面，父亲又自责又忧心。他们把我从小床搬到他们的大床上，以便照应。我不知道他们这些日子睡在哪里？ 　　母亲从我的呻吟，从我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我被病情折磨的苦痛，知道我爱音乐，她把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放在枕边，播放电台里的音乐。说也奇怪，我的眉头渐渐舒展，表情平静，不像是昏迷，而是沉睡。两周后，热度下降，医师也诊查出病源，对症下药，从鬼门关回到人间。 　　这场病，也改善了我们父子关系，他不再大发雷霆，变得和颜悦色。不再坚持我去当学徒，也同意我上大学，但我病好后，已错过所有的入学考试。幸好我就读的中学，有大学部，我可以直升，不必考试。问题是这是私立大学，贵族学校，学杂费贵得吓人，根本不是父亲所能负担。幸好我祖父及时伸出援手，答应把他的养老金供我缴学费。父亲与祖父一直有严重的“代沟”，祖父独自居住，与我们很少往来。偶尔他会带我出去吃个小馆子，给些零用钱。高中时期，我常主动去探望他。祖父很爱艺术，对我这个深爱艺术的孙子，十分投缘，他就很慷慨地帮助我达成愿望。 　　 　　第三节　　能进大学，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我的学校，离家很远，要换二班电车，将近一小时车程才能到达。车钱是父亲给的，但我哪舍得用，上下课都是步行。每天清晨五点，我就从家中出发，八点前到达校门。别以为这是艰辛的行程，其实这三小时是我十分“享受”的时光。行程中必须经过一座公园。早晨的公园空气好，又热闹，很多人在打拳、健身、溜鸟、下棋，还有一位长髯老人讲解古书，还有人教写生。我在这四年的“公园大学”中，学了基本的围棋、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最重要的，非常快乐。 　　每星期省下的车钱，可以供我看一场电影或话剧。上海电影院的前五排、话剧院的最后五排，票价是最最便宜的。刚好那个时代，电影事业十分辉煌，有无数好片，连中国电影也有不少经典之作。至于话剧，更是人才辈出，好戏连台。我一生对戏剧的热爱，几乎到发疯的地步，也许就是那时候种下的因子。 　　就读的大学，既然是贵族大学，学生们大都是富家子弟，个个服饰考究，出手阔绰，像我这样的穷小子真是少之又少。因为生活水准的不同，难免和他们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自卑。这些同学，家庭环境好，兴趣广、玩心重，上课难免心不在焉。我在高中时的功课很烂，勉强及格而已。进了大学，环境改变那么大，使我深深觉得，如果要在班上出人头地，只有在功课上得到傲人成绩。于是我发奋努力，果然一鸣惊人，尤其那些特别难以过关的学科，往往只有一二人及格，我必是其中之一。同学们开始对我另眼相看，继而有人求教于我，特别在考试前，希望我“指点迷津”。我常常用“学生的观点”来解析课业的重点，往往比教授们制式化、乏味的授课方式，有效得多。我非但当了四年的级长，大三时还被两位教授聘为助理，为他们整理讲义，甚至批改试卷。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大学毕业。　　教务主任主动给了几封申请美国大学的推荐信，附有各科四学年的成绩，“像你这样的全Ａ学生，申请美国大学，大多数学校都会接受的。”他说。 　　出国留学，当然是我的梦想，但从来不妄想，即使申请到全额奖学金，也绝对筹措不到去美国的旅费。 　　虽然我放弃了出国的念头，但想不到一个星期后，我真正的离开了家园，远渡重“洋”。 　　有位亲戚，是招商局的船长，他奉令撤退到台湾，有一个舱位的空额，问我要不要随他来台。 　　父母百般不舍，却一口答应。上海解放正近在眉睫。父亲认为战后必有一番混乱，工作难找，既然毕业了，出去闯闯，也未始不好。那时候，“逃难”的人，千千万万，不论飞机或轮船，都是一票难求。突然平白掉下一个舱位，岂能白白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