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综观女性主义的理论，有些激烈如火，有些平静如水，有些主张做决死抗争，有些认可退让妥协，但是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即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　　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是如此普遍，如此持久。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男权制思想认为，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而女性主义却认为，这一性别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因为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和文化人为建构起来的。　　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文化当中，男性也受压迫，但是他们是由于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而受压迫，而不是由于是男性而受压迫。女性则不同，除了因为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等原因之外，还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压迫。由男性铸造的社会将女性视为低下的：她只能通过挑战和改变男性的高等地位的途径来改变自身的低下地位。历史上有许多向统治集团挑战的革命，但是只有女性主义是向男权制本身挑战的。　　女性主义理论可以被划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大类。　　女性主义宏观理论包括一些对世界和历史加以阐释的宏大叙事，如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原本只是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地域、半边缘地域和边缘地域，分析这些地域之间的权力关系，完全忽略了女性主义的因素。但是经过女性主义的改造，增加了一些新的理论要点，其中包括不再把女性仅仅作为男性家长家庭的一个成员；不再认为家庭成员的利益总是一致的；分析女性独立的经济贡献，女性在全球经济中作为非正式劳动力、家庭工人、食品生产者的角色。　　再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女性主义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并对它做了女性主义的改造。一个最主要的改造是提出了下列论点：男权制是先于资本主义制度就存在的，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只是结束男性对女性压迫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女性主义的微观理论也是门类繁多，不胜枚举。在此试举几例：　　交换理论：这一理论指出，理性的人一向被假定为自私的、相互隔离的、无情感的行为者，而女性主义理论则做出了另一种假设，它假设人是相互连结的、利他的、有情感的。女性主义还用交换理论解释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男性占有了份额较女性大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资源。　　网络理论：女性主义用这一理论分析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男女两性由于从儿时起结识的人就不同，后来的关系网络也不同，因此造成了两性发展机会的巨大差异。　　角色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女性的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角色冲突问题。这两种角色一旦发生冲突，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要服从家庭角色，女性因此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和升迁的机会，致使女性做事业的动力降低。女性比较集中的职业由于缺勤率高、精力投入少，因此变得价值较低，报酬也较低。　　地位期望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男女两性在进入性别混合的目标动力群体时，由于群体对男性的期望值高于女性，就降低了女性在群体互动中的自信心、威望和权力。如果某位女性想反潮流而动，群体内的两性都会反对她，敌视她。在这种情况下，性别期望模式得到了巩固。　　符号互动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心灵、自我和社会都是通过符号交流和话语制造出来的。正如标签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女性往往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接受了社会对男尊女卑的定义，于是遇事常常会自责，取悦和讨好男性以避免惩罚，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两性之间的巨大差别。　　新弗洛伊德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儿童大多由女性抚养，无论男孩女孩在开始时爱慕的对象都是女性，因此男孩要成熟起来就必须否定母亲，女孩却不必否定母亲，结果是女孩在成为女人之后，更关注人际关系和养育性；男孩在成为男人之后，更关注个人，拒绝情感表达，总想通过在社会上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导致了男性在公领域的统治和仇女倾向。男女两性发展出不同的道德和理性模式，男性强调抽象原则，女性则更加关注具体情况。（Chafetz, 9-19）　　在女性主义思想史中，被列为女性主义奠基作品的共有七部（Amico, 219-221）：　　第一部是彼森（Christine de Pizan）的《女性之城》（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1405出版。该书反对仇女观点，反对关于女性的“天然”低劣性的观点。皮赞专门讨论了历史和神话中所记载的那些出色的女性的“天然”优越性。她的观点虽然有一点本质主义的味道，但是质疑了当时的所谓“客观真理”。　　第二部是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年出版。她的哲学源自法国革命，是对女性作为理性人类主体的权利的经典论述。她指出，虽然女性很温柔，缺乏抱负，有女气的狡黠，但是性别气质的区分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女性应当服从正义，而不是慈善，应当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她对将女性排除在教育之外和否定女性理性能力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第三部是沃尔芙（Virginia Woolf）的《自己的一间屋》（A Room of One’s Own），1929年出版。她的著作倡导女性文学在经济和艺术上的独立性，女性写作的差异性和记录一般女性生活的必要性。　　第四部是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年出版。作者从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论述开始，分析了女性是男性的“他者”的处境。作为一个象征：女性是“他者”，母亲也是“他者”。该书还考察了生理学、历史和心理分析方面与女性有关的论述。在这部著作中，波伏瓦提出了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而为女性而是变成女性的。”　　第五部是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神话》（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出版。它虽然不是一部理论著作，但是它描绘了1950年代美国女性对家庭主妇角色的不满，批判了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中保守的结构主义，表达了当时女性要解放、要自由的强烈愿望。从政治角度看，该书作者是一位保守的改革派，而不是激进派。　　第六部是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年在美国出版，1972年在英国出版。该书批判了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文学批评为主。米利特在书中指出：军事、工业、技术、教育（主要是大学）、科学、政府机构、金融——简言之，社会的所有权力、领导位置，包括强制力量警察，全部都被掌握在男性手中。基督教神学，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都是男权制的产物。　　第七部是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1970年在英国出版，1971年在美国出版。该书指出，在男权社会中，每个女人都像太监一样被去势，以便获得女性气质，而强大的独立的女性气质才是全人类的革命性的未来。　　社会学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是1960年代女权运动的产物，在弗里丹的《女性的神话》与米利特《性政治》出版后，才真正进入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其实，一般社会学一向会把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包括在内，只不过性别问题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进入主流。在60年代和70年代热闹的女性研究之后，女性研究转向了性别研究。　　从对女性地位的总体看法上，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性的地位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最好尺度。（倍倍尔，第105页）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女性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解放程度的天然尺度。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的历史性的失败不止是女性的失败，也是男性的失败。虽然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地位高，女性地位低，但是男女两性都丧失了在平等的人际关系中生活的机会。在某些部族文化中，“自由”一词的本意是“回娘家”。由此逆推，在婆家就是失去自由的。等级和统治的观念占领了男性的头脑，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逼迫式的进贡，普遍的卖淫和通奸，以致整个人类和所有的社会都丧失了平等和睦相处的可能性。　　人类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性别平等？历史上有相当大比例的被压迫群体成员是满意的、不抱怨的，例如一些奴隶是安于奴隶生活的。美国一个种植园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奴隶主决定给奴隶自由，但是奴隶集体请愿保留自己的奴隶身份。中国也有性质类似的事情发生：改革开放后，在结束了普遍的贫穷状态，一部分男性又有了供养妻子的能力之后，有一批职业女性自愿回家做专职太太。按照这两个事例的逻辑，平等似乎并不是人们普遍要求的和不可或缺的。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追求性别平等呢？原因很简单：就像有一些奴隶不愿意做奴隶一样，有一些女人不愿意忍受与男人不平等的关系。至于她们为什么不愿意忍受，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认为不平等会压抑下等人的潜能，使上等人腐败；有些人是因为不愿意在利益上处于不利地位；还有些人仅仅因为不喜欢不平等的感觉，认为它是对人格尊严的伤害。　　社会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已经使性别不平等成为不必要的、过时的制度和观念。因此出现了对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和男权制的批判。性别平等是一个无人能够阻挡的大趋势。所有想扭转这个趋势的人都显得愚昧可笑，而且势单力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