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有空重新收聽我和霍英東交談的43盒錄音帶，那歡悅的傾心交談的日子歷歷在目……
我與霍英東先生的接觸，始於1995年5月。自那之後的半年間，我和霍英東平均每周見面一次，有時是在他位於山頂的傢裏，有時是在香港赴廣東南沙和廣州的途中，有時是在他屬下的廣州白天鵝賓館、北京貴賓樓，有時是在深水灣鄉村俱樂部、高爾夫球會，更多的時候，是在中銀大廈霍氏集團會議室和中華遊樂會的西餐廳。期間，霍先生曾經幾次出國訪問，但幾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約我交談。在交談中，霍英東多次表示：“現在時間不夠用，花那麽多時間跟你談之後，我再也不會接受別的人采訪，寫我的自傳、回憶錄或者傳記了……”
到了1995年12月底，也就是聖誕節前，我的《霍英東全傳》有了一個初稿。我是用筆寫作的，我很感激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一位朋友在工餘時間，用電腦幫我將30多萬字的手稿打印好。我將打印稿在聖誕節前交給霍英東，徵詢他的意見。
那3天聖誕假期，霍英東隨身攜帶厚厚一大疊《霍英東全傳》書稿到廣州從化縣溫泉度假中心看。
半個月後的一個晚上，約莫是深夜12點鐘，霍英東打電話到我傢找我，說：“我正在番禺，剛剛看了你的稿，看了其中一章，是關於‘東方海外’的，所講的都是事實，但可能這時公開不太適合。所以給你電話，等我返來，我們見面談一談……”
知道我傢電話的人不多，深夜打電話到我傢裏的人，少之又少。霍英東有個習慣，就是晚睡，睡前還要處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幾次都是在深夜往我傢裏打電話。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興致一來，或突然間想到什麽問題想找我談，也往我傢裏打電話。
第三天，我和霍英東相約在中華遊樂會西餐廳見面。那天，霍英東的私人秘書何先生亦在場。我問何：“聽凌先生(霍的另一位秘書)說影印了一份稿給你看，不知有什麽意見?”何答道：“你那份稿，我看了，寫得當然很好，是很高級的一本書，明顯與街邊的那些不同。但是，我也和霍生商量過，有些事，比如抗美援朝期間的事，1997年前最好不要出，都不知英國人在最後一年要玩什麽。我們要為霍生的處境着想。”
何先生的這番話，我是能接受的。我寫傳記，當然不會刻意為傳主塗金抹粉，為他歌功頌德，但也不希望給他添麻煩。
之後，大約有半年時間，我和霍英東還是10多天見一次面。每次見面，他都是反反復復地談那些我已經聽膩了、幾乎可以背誦出來的陳年往事；但有幾次，他也提到《霍英東全傳》。我的錄音帶裏記錄着他說的一段話：“我今天又看了你的文章，你不是為我抹粉貼金，但事實是一定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歷史，纔這樣寫。(我)這種性格，你知，其他人唔(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霍英東喜歡與我交談，每次見到我，總是滔滔不絶。我記得有一個周末，我們在一個地方(不記得是在哪裏了)交談完之後，已接近深夜12點鐘，霍英東的一個兒子(一直沒問他是顯揚，還是顯旋、顯光、顯強?)開車送我回傢，霍英東也在車裏，我們在車裏一直交談。到了我傢樓下，車已停下，但霍生意猶未盡，繼續在車裏與我交談；約15分鐘之後，他纔說：“那好，今天就說到這裏。明天，唔知你有無事?如果沒事，我再打電話給你，大傢再談一下……”
我認為，霍英東喜歡與我交談，可能是因為我從不附和他；加之我是研究香港歷史和時政的，對這方面的情況略有所知，所以我們有不少話題可以談。交談中，霍生時常就一些中國和香港的時政問題徵求我的意見，而我也是盡自己所知，談自己的見解。這種交談是雙嚮的。據聞，以往有不少記者、作傢采訪霍英東，都是霍英東說什麽，對方記什麽。我想，尤其是當霍生登上政壇之後，對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諾諾)的人可能更多。每個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這種方式未必是對的，這衹是個人的性格使然。
霍英東很重視這部《霍英東全傳》。自我將書稿交給他以後，他去公司上班，到中華遊樂會打球、按摩，回到傢中，或者出差到廣東、北京、日本、美國……他都將書稿帶在身邊，一有空，就拿出來看。正因為他隨身帶着這份書稿，所以時常跟着他的王寧世(霍在北京的秘書)、霍文孫等人，也有機會看完了這些稿子，他們幾人都嚮我提及此事。王寧世說：“老闆每次來北京，桑拿時，稿放在外面，我就拿來看，結果也看完了。”有幾次，他的秘書凌漢偉說：“幾磅重的稿，但老闆時時都帶在身邊，其實，他哪有時間看，但還是帶來帶去……”
霍英東前前後後對書稿提過不少意見。
有一次，在中華遊樂會，霍英東突然問我：“有沒有看過《曠代逸纔》這本書?”
我說沒看過，也沒聽過。“你看過了?”我反問他。
霍答：“我也沒看完，但何生看過，嚮我推薦。這部書分六七本出版，我覺得我那本書也可以分成幾本出版，每本一個內容，比如體育是一本，在內地投資是一本，這樣讀者喜歡哪些內容，就可以選擇其中的一本來看……”
有空重新收聽我和霍英東交談的43盒錄音帶，那歡悅的傾心交談的日子歷歷在目……
我與霍英東先生的接觸，始於1995年5月。自那之後的半年間，我和霍英東平均每周見面一次，有時是在他位於山頂的傢裏，有時是在香港赴廣東南沙和廣州的途中，有時是在他屬下的廣州白天鵝賓館、北京貴賓樓，有時是在深水灣鄉村俱樂部、高爾夫球會，更多的時候，是在中銀大廈霍氏集團會議室和中華遊樂會的西餐廳。期間，霍先生曾經幾次出國訪問，但幾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約我交談。在交談中，霍英東多次表示：“現在時間不夠用，花那麽多時間跟你談之後，我再也不會接受別的人采訪，寫我的自傳、回憶錄或者傳記了……”
到了1995年12月底，也就是聖誕節前，我的《霍英東全傳》有了一個初稿。我是用筆寫作的，我很感激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一位朋友在工餘時間，用電腦幫我將30多萬字的手稿打印好。我將打印稿在聖誕節前交給霍英東，徵詢他的意見。
那3天聖誕假期，霍英東隨身攜帶厚厚一大疊《霍英東全傳》書稿到廣州從化縣溫泉度假中心看。
半個月後的一個晚上，約莫是深夜12點鐘，霍英東打電話到我傢找我，說：“我正在番禺，剛剛看了你的稿，看了其中一章，是關於‘東方海外’的，所講的都是事實，但可能這時公開不太適合。所以給你電話，等我返來，我們見面談一談……”
知道我傢電話的人不多，深夜打電話到我傢裏的人，少之又少。霍英東有個習慣，就是晚睡，睡前還要處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幾次都是在深夜往我傢裏打電話。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興致一來，或突然間想到什麽問題想找我談，也往我傢裏打電話。
第三天，我和霍英東相約在中華遊樂會西餐廳見面。那天，霍英東的私人秘書何先生亦在場。我問何：“聽凌先生(霍的另一位秘書)說影印了一份稿給你看，不知有什麽意見?”何答道：“你那份稿，我看了，寫得當然很好，是很高級的一本書，明顯與街邊的那些不同。但是，我也和霍生商量過，有些事，比如抗美援朝期間的事，1997年前最好不要出，都不知英國人在最後一年要玩什麽。我們要為霍生的處境着想。”
何先生的這番話，我是能接受的。我寫傳記，當然不會刻意為傳主塗金抹粉，為他歌功頌德，但也不希望給他添麻煩。
之後，大約有半年時間，我和霍英東還是10多天見一次面。每次見面，他都是反反復復地談那些我已經聽膩了、幾乎可以背誦出來的陳年往事；但有幾次，他也提到《霍英東全傳》。我的錄音帶裏記錄着他說的一段話：“我今天又看了你的文章，你不是為我抹粉貼金，但事實是一定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歷史，纔這樣寫。(我)這種性格，你知，其他人唔(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霍英東喜歡與我交談，每次見到我，總是滔滔不絶。我記得有一個周末，我們在一個地方(不記得是在哪裏了)交談完之後，已接近深夜12點鐘，霍英東的一個兒子(一直沒問他是顯揚，還是顯旋、顯光、顯強?)開車送我回傢，霍英東也在車裏，我們在車裏一直交談。到了我傢樓下，車已停下，但霍生意猶未盡，繼續在車裏與我交談；約15分鐘之後，他纔說：“那好，今天就說到這裏。明天，唔知你有無事?如果沒事，我再打電話給你，大傢再談一下……”
我認為，霍英東喜歡與我交談，可能是因為我從不附和他；加之我是研究香港歷史和時政的，對這方面的情況略有所知，所以我們有不少話題可以談。交談中，霍生時常就一些中國和香港的時政問題徵求我的意見，而我也是盡自己所知，談自己的見解。這種交談是雙嚮的。據聞，以往有不少記者、作傢采訪霍英東，都是霍英東說什麽，對方記什麽。我想，尤其是當霍生登上政壇之後，對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諾諾)的人可能更多。每個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這種方式未必是對的，這衹是個人的性格使然。
霍英東很重視這部《霍英東全傳》。自我將書稿交給他以後，他去公司上班，到中華遊樂會打球、按摩，回到傢中，或者出差到廣東、北京、日本、美國……他都將書稿帶在身邊，一有空，就拿出來看。正因為他隨身帶着這份書稿，所以時常跟着他的王寧世(霍在北京的秘書)、霍文孫等人，也有機會看完了這些稿子，他們幾人都嚮我提及此事。王寧世說：“老闆每次來北京，桑拿時，稿放在外面，我就拿來看，結果也看完了。”有幾次，他的秘書凌漢偉說：“幾磅重的稿，但老闆時時都帶在身邊，其實，他哪有時間看，但還是帶來帶去……”
霍英東前前後後對書稿提過不少意見。
有一次，在中華遊樂會，霍英東突然問我：“有沒有看過《曠代逸纔》這本書?”
我說沒看過，也沒聽過。“你看過了?”我反問他。
霍答：“我也沒看完，但何生看過，嚮我推薦。這部書分六七本出版，我覺得我那本書也可以分成幾本出版，每本一個內容，比如體育是一本，在內地投資是一本，這樣讀者喜歡哪些內容，就可以選擇其中的一本來看……”
我覺得霍英東的想法並不可行，但當時也沒有正面回答他，衹是說：“我盡量找《曠代逸纔》這部書來參考一下。”
此事後來不瞭瞭之。
霍英東對書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說到書的目錄和書中每一章的題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與歷史的發展分不開的，所以在目錄裏，最好把每一件事發生的時間都註明上去，比如‘初見鄧小平’，那是1964年；又如‘再見鄧公’，是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之後；以後經常見到鄧小平，但每一次見的含義、歷史背景不同，所以有個時間註明在目錄下，人傢就清楚了。”
兩天後，霍英東還將他自己親筆註明的各個時間年代的目錄給了我一份，讓我參考。
我認為，在不違反作者觀點，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對一些問題進行刪改是可以接受的。霍英東後來也嚮我提供了一些資料。所以，在1996年8月，我曾躲在中山溫泉7天，全面修改此稿。
何時出版《霍英東全傳》，霍英東的意見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見至少是在“七一”香港回歸之後，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還安排凌漢偉先生和我就《霍英東全傳》做一次全面修改。凌來我們公司兩天，將霍英東不滿意的地方告訴我，而我也據此對書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刪減。之後，我和霍英東還見過幾次面。
當然，我和霍英東這兩年接觸、交往的情況，遠遠不止於這些。
1997年4月底的一個星期日，霍英東約我到他位於山頂普樂道2號的私邸見面，同行的還有凌漢偉先生。霍英東近幾年大多時間都在這裏居住。
那天的家庭式聚談，約莫有3個鐘頭，霍英東除了談他的身世、他的創業史、他的思想外，還與我們討論“七一”回歸儀式安排、“七一”之後香港局勢等問題。等到我準備下山時，霍英東還特別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長一段時間沒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這一年變化很大。另外，6月底，我們在北京郊縣搞的一個高爾夫球場開張，如果你有空，到時也請你去看一看。”
寫《霍英東全傳》，最初，於我而言，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從經濟上考慮，希望這本書能夠暢銷，有較好的經濟回報；二是希望重溫一下香港近半個世紀的演變歷史。
但開始接觸、采訪霍英東以後，以及在撰寫《霍英東全傳》的過程中，有時與別人閑聊，有人居然對我說：“霍英東是個‘走私仔’，大傢都知道，他是走私軍火起傢的……”“他兒子霍文芳在美國走私軍火被美國警方抓獲，一看就知，霍英東全家是靠軍火發達的……”
聽到這些，我覺得社會上太多的人對霍英東有偏見，戴着有色眼鏡看待他，其實這些人又有哪一個是瞭解霍英東的?他們這些話，純粹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而來的，這對霍英東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將我所能瞭解到的情況和我的認識回應對方。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覺得有責任把一個真實的霍英東告訴給讀者，澄清社會各界對霍英東的偏見和誤解。
當然，真實的霍英東並不是十全十美的。
於我而言，寫人物傳記不存在為傳主歌功頌德或對傳主批判貶毀這個問題，因我總喜歡把人物當作歷史來寫，希望通過一個人的經歷，嚮讀者展現一個地區、一個時代的變遷。史詩色彩始終是我寫人物傳記最高的追求。當然，要達到這種效果，那又談何容易?但我還是期望透過《霍英東全傳》，讀者能大致瞭解到香港半個多世紀的演變歷史，以及中英、內地
和香港之間關係在近幾十年間的變化。
我註重歷史感，因而內容的真實是我寫傳記作品時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但由於種種原因，作品內容百分之百準確無誤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南華早報》一名記者較早前訪問我時提過這樣一個問題：“你寫人物傳記，涉及到人物的陰暗面時，怎樣處理?”我記得當時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不會回避。”
這本《霍英東全傳》是否做到這樣呢?那還須由讀者來評說了。但有一點，我可以大膽地說，關於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完全是我自己分析、思考的結果，是我個人的觀點。我時常對自己講：如果不奉行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獨立的言論，那又何須辛苦抓筆、慘淡為文?
冷夏
此事後來不瞭瞭之。
霍英東對書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說到書的目錄和書中每一章的題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與歷史的發展分不開的，所以在目錄裏，最好把每一件事發生的時間都註明上去，比如‘初見鄧小平’，那是1964年；又如‘再見鄧公’，是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之後；以後經常見到鄧小平，但每一次見的含義、歷史背景不同，所以有個時間註明在目錄下，人傢就清楚了。”
兩天後，霍英東還將他自己親筆註明的各個時間年代的目錄給了我一份，讓我參考。
我認為，在不違反作者觀點，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對一些問題進行刪改是可以接受的。霍英東後來也嚮我提供了一些資料。所以，在1996年8月，我曾躲在中山溫泉7天，全面修改此稿。
何時出版《霍英東全傳》，霍英東的意見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見至少是在“七一”香港回歸之後，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還安排凌漢偉先生和我就《霍英東全傳》做一次全面修改。凌來我們公司兩天，將霍英東不滿意的地方告訴我，而我也據此對書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刪減。之後，我和霍英東還見過幾次面。
當然，我和霍英東這兩年接觸、交往的情況，遠遠不止於這些。
1997年4月底的一個星期日，霍英東約我到他位於山頂普樂道2號的私邸見面，同行的還有凌漢偉先生。霍英東近幾年大多時間都在這裏居住。
那天的家庭式聚談，約莫有3個鐘頭，霍英東除了談他的身世、他的創業史、他的思想外，還與我們討論“七一”回歸儀式安排、“七一”之後香港局勢等問題。等到我準備下山時，霍英東還特別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長一段時間沒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這一年變化很大。另外，6月底，我們在北京郊縣搞的一個高爾夫球場開張，如果你有空，到時也請你去看一看。”
寫《霍英東全傳》，最初，於我而言，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從經濟上考慮，希望這本書能夠暢銷，有較好的經濟回報；二是希望重溫一下香港近半個世紀的演變歷史。
但開始接觸、采訪霍英東以後，以及在撰寫《霍英東全傳》的過程中，有時與別人閑聊，有人居然對我說：“霍英東是個‘走私仔’，大傢都知道，他是走私軍火起傢的……”“他兒子霍文芳在美國走私軍火被美國警方抓獲，一看就知，霍英東全家是靠軍火發達的……”
聽到這些，我覺得社會上太多的人對霍英東有偏見，戴着有色眼鏡看待他，其實這些人又有哪一個是瞭解霍英東的?他們這些話，純粹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而來的，這對霍英東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將我所能瞭解到的情況和我的認識回應對方。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覺得有責任把一個真實的霍英東告訴給讀者，澄清社會各界對霍英東的偏見和誤解。
當然，真實的霍英東並不是十全十美的。
於我而言，寫人物傳記不存在為傳主歌功頌德或對傳主批判貶毀這個問題，因我總喜歡把人物當作歷史來寫，希望通過一個人的經歷，嚮讀者展現一個地區、一個時代的變遷。史詩色彩始終是我寫人物傳記最高的追求。當然，要達到這種效果，那又談何容易?但我還是期望透過《霍英東全傳》，讀者能大致瞭解到香港半個多世紀的演變歷史，以及中英、內地
和香港之間關係在近幾十年間的變化。
我註重歷史感，因而內容的真實是我寫傳記作品時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但由於種種原因，作品內容百分之百準確無誤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南華早報》一名記者較早前訪問我時提過這樣一個問題：“你寫人物傳記，涉及到人物的陰暗面時，怎樣處理?”我記得當時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不會回避。”
這本《霍英東全傳》是否做到這樣呢?那還須由讀者來評說了。但有一點，我可以大膽地說，關於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完全是我自己分析、思考的結果，是我個人的觀點。我時常對自己講：如果不奉行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獨立的言論，那又何須辛苦抓筆、慘淡為文?
冷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