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评论前我一直在想，我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韩寒以及韩寒的文字。与韩寒个人相比，人们谈得更多的恐怕还是“韩寒现象”。韩寒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已经不再是文学本身，而是进入了一个社会学的范畴。长期以来，人们在议论韩寒的时候，总是提到几个关键词:新概念、《三重门》、教育制度和叛逆。韩寒成为了一个消费时代的符号，这个意义在后来的郭敬明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如今，“韩寒现象”已经退潮，在2004年来回望“韩寒现象”，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　　2004年对于“80后”而言是一个群雄并起的年头，郭敬明的一炮走红、春树走上《时代》杂志封面、80后“五虎将”的提出、张悦然的频繁登场、“五才女”和“五才子”……都昭示着中国文坛的又一次新陈代谢。这不禁让人想到那个辉的八十年代，尽管时代背景、政治语境都已经时过境迁，但文学再一次地呈现出了一种杂语喧哗的气象。当下的文学面对的不再是政治对文学的强奸，不再是一体化的话语空间，不再是主体性的缺失和僵死的叙事原则，而是消费时代商品经济和传媒话语霸权的“洪水猛兽”。“韩寒现象”正是后现代语境中传媒与商家联手打造的产物。　　一直以来，关于韩寒的评论文章都陷没在一种错觉中，那就是混淆了韩寒的文本与“韩寒现象”。媒体的光环将文学批评挤兑到了盲目的尴尬境地。事实上，我们对“韩寒现象”的关注远远超过了韩寒的文字。尽管“韩寒现象”的社会学意义已经淹没了其文学价值，但是完全脱离对其文本的分析而妄下结论则无疑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不仅对韩寒而言是不公平的，也使我们难以真正认识韩寒在“80后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　　事实上，韩寒的从盛到衰除了有其社会因素以外，也和他个人的创作方式密切相关。这种写作惯式的蜕变一直以背离我们想像的方式作用在韩寒的文本上，它们对韩寒的影响是潜在的，但却是本质性的。因此，我以为与其对韩寒进行盲目的崇拜或是谩骂，还不如把批评的视角转移到韩寒的文字上来。也许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握韩寒的意义。　　文本背后的声音　　几乎每一个初学写作的人都会进行所谓的“复写性写作”，也即是有意识地模仿影响自己的经典之作。复写、拼贴在“80后”的写作中已经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方式。《三重门》在一炮打响的同时，也让人们很明显地从中看到钱钟书和李敖的影子。这两个人也在访谈或是文章中被韩寒经常提及，他们成为韩寒最初写作的复写对象。人们在谈到韩寒的《三重门》时，往往认为是对《围城》的一次模仿，而他的杂文则更接近于李敖式的狂放不羁。　　我们不难发现，韩寒对钱钟书和李敖的模仿在于语言。韩寒似乎也特别强调写作中语言的作用。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不愿意看小说的原则，现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写作者，他们的语言就是特别地没有意思，他们好像在用写通稿的语言写小说，我觉得文学首先是文字的学问，其次才是意义。因为你想表达的任何意义，都是被政治所利用，即使你是一个反动的人，也都是被另一种政治所利用。所以我认为，意义这个东西是其次的东西。”　　这里我并不想评论韩寒这段谈话的理论背景，但从语言切入韩寒的文本，至少为我们挖掘韩寒文本背后的声音提供了一条捷径。钱钟书和李敖都是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二十世纪中国在做白话文章上卓然成风的大家，我以为只有鲁迅、钱钟书和李敖。他们的写作开拓了汉语的疆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而韩寒年纪尚轻时就能把眼光瞄准了其中的两位，也不能不让人惊叹。然而，韩寒对于钱钟书和李敖的模仿是不是成功的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韩寒对于钱钟书和李敖的模仿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危险的文字之旅。钱钟书和李敖的写作是一种以学识为基础的智性写作。不管是钱钟书的犀利幽默，还是李敖的嬉皮尖锐，都源于作者的智慧，而他们的智慧又根植于深厚的学识土壤。因此，钱钟书的犀利幽默是流出来的，李敖的嬉皮尖锐是笑出来的，它们都源于对生活的洒脱与旷达，对历史、世事的洞察与透视。而韩寒对于他们的模仿缺失的正是丰厚的学识土壤和超然旷达的胸襟，这无疑是一种先天的缺陷。因此，《三重门》中的幽默像是在挤牙膏，处处都是生涩的痕迹；而他杂文中的尖锐也不免流于浮躁不安，缺少沉静中的巍然大气。　　从上面所引的韩寒的话中，我们不难了解的一个事实就是，韩寒的小说不是以叙事为本，而是专注于语言。事实上，语言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小说的叙事而单独存在过，语言也是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看过韩寒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韩寒的语言观其实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那就是语言应该幽默有趣，而又犀利生动。这样的理解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小说语言的表意功能上，韩寒对语言的锻铸实际上延续了旧式文人在表意层面追求个人语言风格的传统，一个从古文汉赋、唐诗宋词中延绵不断的传统。但这只是一个文的传统，并非小说叙事的传统。　　小说的语言除了表意功能外还应具备结构功能。语言的语式、节奏、密度都作用于小说的形式。现当代作家在小说语言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也大有人在，如鲁迅、废名、沈从文、王朔、格非、苏童、刘恪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虽好，但就小说叙事而言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李敖的文章虽好，小说却很平庸。韩寒与“重文轻小说”的路子一脉相承。以《三重门》为例，除了语言的特色外，整部小说都是在用记流水账的笔法写林雨翔的高中生活。而后来的《像少年啦飞驰》不仅在叙事上杂乱无章，就连语言的特色也丧失殆尽。  

　　韩寒的“小说”尽管像是小说，但却与每年出版的大多数“小说”一样，是名副其实的小说艺术之外的作品。这样的“小说”与其称之为小说，更不如称之为文章，而韩寒的《三重门》就正是一部写得并不是完全乏善可陈的长文章。　　旧式文人与新新人类的分裂　　正如同韩寒竭力强调的那样，《三重门》的特色也正在于语言，具体地说是在于细节性的语言所产生的对日常事物的反讽和颠覆的效果。《三重门》中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细节性的描写。如：　　一会儿，生煎送上来，那生煎无愧“生煎”的名字，咬一口还能掉下面粉来。　　那药和人在一起久了，也沾染了人的习气，粒粒圆滑无比，要酌量比较困难。林母微倾着药瓶，手抖几抖，可那药虽圆滑，内部居然十分团结，一齐使力憋着不出来。　　第二封远自内蒙古，看得出这封信经过长途跋涉，加上气候不适，又热又累，仿佛大暑里的狗，张嘴吐舌——信的封口已经开了，信纸露在外面。信的正文一承内蒙古大草原的风格，长无边际。　　其次，《三重门》中还调动大量阅读经验来加强反讽的效果。如：　　《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说要包围敌人就要有十倍的兵力，“十则围之”，林母反其道而行，以一围十，推翻了这理论。《孙子兵法·火攻篇》还说将领不能因自己动怒而打仗，又被林母打破，于是，林母彻底击败了这部中国现存最早最具影响力的军事理论著作。林母小心把药丸拾起来装进瓶子里，留下两粒，嘱雨翔吞服。　　雨翔平时上课时常像《闲情偶寄》里的善睡之士，一到要睡的时候眼皮就是合不起来。　　为了使评说不至于空口无凭，我不得不引用这么多原文段落。可以看出，《三重门》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之上的，包括通过阅读而形成的观察生活的习惯。我们不难想像，韩寒写《三重门》时的阅读经验的储备仍然离不开长时间的啃书本。这样的姿态其实也是从钱钟书和李敖那里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钱钟书和李敖都是博闻强识的学问大家，他们的身上保留了很多文人对学问的喜爱。这种文人式的对待学问的态度，是一种把书本当作毕生之爱的可爱姿态。他们乐于把自己固定在书案前，长年累月乐此不疲，完全是一种远离享乐的生活方式。它所需要的近似于献祭似的毅力，对于一般人而言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学识是钱钟书和李敖文风的内在结构，而韩寒对于他们的文风的模仿，势必要求他的阅读储备也要达到能够驾驭这种写作的程度。尽管韩寒屡次三番地声明自己不怎么读书，这种掩耳盗铃的解释其实非常的可笑。当然，我们也尽可以相信他现在的确是不怎么读书了，因为他现在似乎已经呈现一种写不动的状态。一旦阅读停止，这种依靠学识储备的写作方式很快地就会像漏气的气球一样迅速地萎缩下来。　　在摇滚、动漫、电玩、时尚的消费大潮中成长起来的80后一代，已经很难把做学问当成一种真诚的生活姿态。做学问对他们而言可能是突发的昏厥、品位的炫耀、趣味的装饰，或者暂时的需要。韩寒置身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永远不可能把自己抽身而出，他喜欢视觉艺术，喜欢赛车，喜欢电影，喜欢摇滚，消费时代所有的享乐因素都在他身上有所体现。然而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努力学习的文风与他自身的追求发生了某种分裂，既是旧式文人与新新人类之间的分裂，也是清苦与享乐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分裂。尽管他的写作曾力图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融合到自己身上，但他越努力朝着钱钟书、李敖的文风靠近，对自己生活的满足感就丧失得越多越快。最后，当他发现自己将被两个极端撕碎的时候，他少年时理想主义的梦想终于破灭，而重新返回到现实的环境中来。于是，他放弃了《三重门》式的写作，而选择了赛车作为职业。　　韩寒的失落无疑是消费时代下的一个隐喻，也宣告了一种生活方式对一种写作方式的蚕食。四年以来，韩寒的写作仍然以他写《三重门》时期的阅读经验为本钱，从《三重门》、《零下一度》到《像少年啦飞驰》，到《通稿2003》，再到《毒》，语言的魅力逐渐地从他的文字中隐退，他像溺水者那样失去了自己手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像少年啦飞驰》叙述了一个蹩脚的成长故事；《通稿2003》满纸偏激、叫嚣的声音淹没了一星半点可以称作思想的东西；《毒》则更是印证了“坐吃山空”的境况；而新出版的《长安乱》，据我所读到的章节看，也只是暴露了韩寒语言能力的继续退化。所以，有人断言韩寒的写作一直停留在十七岁的阶段，也并不是毫无道理。一个更尴尬的事实是，韩寒后来的写作甚至连《三重门》的水准也未曾达到。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快餐与方便面的时代。写作者在这个时代面临的境况就如同《城堡》中的K一样，永远在一种难进难退的胶滞状态。写作的技术性越来越强，小说被成批成批地生产出来，又被成批成批地消费掉。写作与炒作交媾频繁，小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商品，而韩寒似乎为这种商业化写作提供了一个切实可靠的模本。　　个人言说的流失——韩郎才尽　　曾几何时，风光无限的韩寒在新一批崛起的“80后”写手中成为了鄙夷和批判的对象。新一批写手在韩寒的身后迅速地成长，与韩寒相比，他们的写作式样更为丰富，表达内容也更加的新鲜。这里既有表达另类生活方式的特立独行的春树，也有以畅销为写作目的、炙手可热的郭敬明，尽管他们的写作也带有浓重的商业元素，但是生活方式与写作方式在他们身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关系，而不再是分裂与抵触。此外，“80后”中还有一批真正有实力的写手，像李傻傻、小饭、蒋峰、小村、哑孩子等人，他们的写作在注重语言的同时对小说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刻。他们的写作尽管还有许多模仿的痕迹，但是其触角已经深入到了写作的更为核心也更有希望的内层空间。他们像暗流一样潜伏在这股“80后”写作的大潮中，却最具备成为澎湃波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