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評論前我一直在想，我將以什麽樣的姿態來面對韓寒以及韓寒的文字。與韓寒個人相比，人們談得更多的恐怕還是“韓寒現象”。韓寒對於這個時代的意義已經不再是文學本身，而是進入了一個社會學的範疇。長期以來，人們在議論韓寒的時候，總是提到幾個關鍵詞:新概念、《三重門》、教育制度和叛逆。韓寒成為了一個消費時代的符號，這個意義在後來的郭敬明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的延伸。如今，“韓寒現象”已經退潮，在2004年來回望“韓寒現象”，似乎具有特別的意義。　　2004年對於“80後”而言是一個群雄並起的年頭，郭敬明的一炮走紅、春樹走上《時代》雜志封面、80後“五虎將”的提出、張悅然的頻繁登場、“五才女”和“五才子”……都昭示着中國文壇的又一次新陳代謝。這不禁讓人想到那個輝的八十年代，儘管時代背景、政治語境都已經時過境遷，但文學再一次地呈現出了一種雜語喧嘩的氣象。當下的文學面對的不再是政治對文學的強姦，不再是一體化的話語空間，不再是主體性的缺失和僵死的敘事原則，而是消費時代商品經濟和傳媒話語霸權的“洪水猛獸”。“韓寒現象”正是後現代語境中傳媒與商傢聯手打造的産物。　　一直以來，關於韓寒的評論文章都陷沒在一種錯覺中，那就是混淆了韓寒的文本與“韓寒現象”。媒體的光環將文學批評擠兌到了盲目的尷尬境地。事實上，我們對“韓寒現象”的關註遠遠超過了韓寒的文字。儘管“韓寒現象”的社會學意義已經淹沒了其文學價值，但是完全脫離對其文本的分析而妄下結論則無疑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這不僅對韓寒而言是不公平的，也使我們難以真正認識韓寒在“80後文學運動”中的作用和意義。　　事實上，韓寒的從盛到衰除了有其社會因素以外，也和他個人的創作方式密切相關。這種寫作慣式的蛻變一直以背離我們想像的方式作用在韓寒的文本上，它們對韓寒的影響是潛在的，但卻是本質性的。因此，我以為與其對韓寒進行盲目的崇拜或是謾駡，還不如把批評的視角轉移到韓寒的文字上來。也許這樣才能夠真正的把握韓寒的意義。　　文本背後的聲音　　幾乎每一個初學寫作的人都會進行所謂的“復寫性寫作”，也即是有意識地模仿影響自己的經典之作。復寫、拼貼在“80後”的寫作中已經是一種常見的寫作方式。《三重門》在一炮打響的同時，也讓人們很明顯地從中看到錢鐘書和李敖的影子。這兩個人也在訪談或是文章中被韓寒經常提及，他們成為韓寒最初寫作的復寫對象。人們在談到韓寒的《三重門》時，往往認為是對《圍城》的一次模仿，而他的雜文則更接近於李敖式的狂放不羈。　　我們不難發現，韓寒對錢鐘書和李敖的模仿在於語言。韓寒似乎也特別強調寫作中語言的作用。他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一直不願意看小說的原則，現在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寫作者，他們的語言就是特別地沒有意思，他們好像在用寫通稿的語言寫小說，我覺得文學首先是文字的學問，其次纔是意義。因為你想表達的任何意義，都是被政治所利用，即使你是一個反動的人，也都是被另一種政治所利用。所以我認為，意義這個東西是其次的東西。”　　這裏我並不想評論韓寒這段談話的理論背景，但從語言切入韓寒的文本，至少為我們挖掘韓寒文本背後的聲音提供了一條捷徑。錢鐘書和李敖都是名副其實的語言大師。二十世紀中國在做白話文章上卓然成風的大傢，我以為衹有魯迅、錢鐘書和李敖。他們的寫作開拓了漢語的疆域，豐富了漢語的表現力。而韓寒年紀尚輕時就能把眼光瞄準了其中的兩位，也不能不讓人驚嘆。然而，韓寒對於錢鐘書和李敖的模仿是不是成功的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韓寒對於錢鐘書和李敖的模仿從一開始就是非常危險的文字之旅。錢鐘書和李敖的寫作是一種以學識為基礎的智性寫作。不管是錢鐘書的犀利幽默，還是李敖的嬉皮尖銳，都源於作者的智慧，而他們的智慧又根植於深厚的學識土壤。因此，錢鐘書的犀利幽默是流出來的，李敖的嬉皮尖銳是笑出來的，它們都源於對生活的灑脫與曠達，對歷史、世事的洞察與透視。而韓寒對於他們的模仿缺失的正是豐厚的學識土壤和超然曠達的胸襟，這無疑是一種先天的缺陷。因此，《三重門》中的幽默像是在擠牙膏，處處都是生澀的痕跡；而他雜文中的尖銳也不免流於浮躁不安，缺少沉靜中的巍然大氣。　　從上面所引的韓寒的話中，我們不難瞭解的一個事實就是，韓寒的小說不是以敘事為本，而是專註於語言。事實上，語言從來就沒有脫離過小說的敘事而單獨存在過，語言也是小說敘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衹要看過韓寒的文字，我們會發現韓寒的語言觀其實是一個非常狹隘的概念，那就是語言應該幽默有趣，而又犀利生動。這樣的理解實際上仍然停留在小說語言的表意功能上，韓寒對語言的鍛鑄實際上延續了舊式文人在表意層面追求個人語言風格的傳統，一個從古文漢賦、唐詩宋詞中延綿不斷的傳統。但這衹是一個文的傳統，並非小說敘事的傳統。　　小說的語言除了表意功能外還應具備結構功能。語言的語式、節奏、密度都作用於小說的形式。現當代作傢在小說語言上做出突出貢獻的也大有人在，如魯迅、廢名、瀋從文、王朔、格非、蘇童、劉恪等。錢鐘書先生的《圍城》雖好，但就小說敘事而言也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李敖的文章雖好，小說卻很平庸。韓寒與“重文輕小說”的路子一脈相承。以《三重門》為例，除了語言的特色外，整部小說都是在用記流水賬的筆法寫林雨翔的高中生活。而後來的《像少年啦飛馳》不僅在敘事上雜亂無章，就連語言的特色也喪失殆盡。  

　　韓寒的“小說”儘管像是小說，但卻與每年出版的大多數“小說”一樣，是名副其實的小說藝術之外的作品。這樣的“小說”與其稱之為小說，更不如稱之為文章，而韓寒的《三重門》就正是一部寫得並不是完全乏善可陳的長文章。　　舊式文人與新新人類的分裂　　正如同韓寒竭力強調的那樣，《三重門》的特色也正在於語言，具體地說是在於細節性的語言所産生的對日常事物的反諷和顛覆的效果。《三重門》中鋪天蓋地都是這樣的細節性的描寫。如：　　一會兒，生煎送上來，那生煎無愧“生煎”的名字，咬一口還能掉下面粉來。　　那藥和人在一起久了，也沾染了人的習氣，粒粒圓滑無比，要酌量比較睏難。林母微傾着藥瓶，手抖幾抖，可那藥雖圓滑，內部居然十分團结，一齊使力憋着不出來。　　第二封遠自內蒙古，看得出這封信經過長途跋涉，加上氣候不適，又熱又纍，仿佛大暑裏的狗，張嘴吐舌——信的封口已經開了，信紙露在外面。信的正文一承內蒙古大草原的風格，長無邊際。　　其次，《三重門》中還調動大量閱讀經驗來加強反諷的效果。如：　　《孫子兵法·謀攻篇》裏說要包圍敵人就要有十倍的兵力，“十則圍之”，林母反其道而行，以一圍十，推翻了這理論。《孫子兵法·火攻篇》還說將領不能因自己動怒而打仗，又被林母打破，於是，林母徹底擊敗了這部中國現存最早最具影響力的軍事理論著作。林母小心把藥丸拾起來裝進瓶子裏，留下兩粒，囑雨翔吞服。　　雨翔平時上課時常像《閑情偶寄》裏的善睡之士，一到要睡的時候眼皮就是合不起來。　　為了使評說不至於空口無憑，我不得不引用這麽多原文段落。可以看出，《三重門》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大量的閱讀之上的，包括通過閱讀而形成的觀察生活的習慣。我們不難想像，韓寒寫《三重門》時的閱讀經驗的儲備仍然離不開長時間的啃書本。這樣的姿態其實也是從錢鐘書和李敖那裏受到的潛移默化的影響。錢鐘書和李敖都是博聞強識的學問大傢，他們的身上保留了很多文人對學問的喜愛。這種文人式的對待學問的態度，是一種把書本當作畢生之愛的可愛姿態。他們樂於把自己固定在書案前，長年纍月樂此不疲，完全是一種遠離享樂的生活方式。它所需要的近似於獻祭似的毅力，對於一般人而言則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學識是錢鐘書和李敖文風的內在結構，而韓寒對於他們的文風的模仿，勢必要求他的閱讀儲備也要達到能夠駕馭這種寫作的程度。儘管韓寒屢次三番地聲明自己不怎麽讀書，這種掩耳盜鈴的解釋其實非常的可笑。當然，我們也盡可以相信他現在的確是不怎麽讀書了，因為他現在似乎已經呈現一種寫不動的狀態。一旦閱讀停止，這種依靠學識儲備的寫作方式很快地就會像漏氣的氣球一樣迅速地萎縮下來。　　在搖滾、動漫、電玩、時尚的消費大潮中成長起來的80後一代，已經很難把做學問當成一種真誠的生活姿態。做學問對他們而言可能是突發的昏厥、品位的炫耀、趣味的裝飾，或者暫時的需要。韓寒置身在這個浮躁的時代，永遠不可能把自己抽身而出，他喜歡視覺藝術，喜歡賽車，喜歡電影，喜歡搖滾，消費時代所有的享樂因素都在他身上有所體現。然而與大多數人不同的是，他努力學習的文風與他自身的追求發生了某種分裂，既是舊式文人與新新人類之間的分裂，也是清苦與享樂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分裂。儘管他的寫作曾力圖把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融合到自己身上，但他越努力朝着錢鐘書、李敖的文風靠近，對自己生活的滿足感就喪失得越多越快。最後，當他發現自己將被兩個極端撕碎的時候，他少年時理想主義的夢想終於破滅，而重新返回到現實的環境中來。於是，他放棄了《三重門》式的寫作，而選擇了賽車作為職業。　　韓寒的失落無疑是消費時代下的一個隱喻，也宣告了一種生活方式對一種寫作方式的蠶食。四年以來，韓寒的寫作仍然以他寫《三重門》時期的閱讀經驗為本錢，從《三重門》、《零下一度》到《像少年啦飛馳》，到《通稿2003》，再到《毒》，語言的魅力逐漸地從他的文字中隱退，他像溺水者那樣失去了自己手中的最後一根稻草。《像少年啦飛馳》敘述了一個蹩腳的成長故事；《通稿2003》滿紙偏激、叫囂的聲音淹沒了一星半點可以稱作思想的東西；《毒》則更是印證了“坐吃山空”的境況；而新出版的《長安亂》，據我所讀到的章節看，也衹是暴露了韓寒語言能力的繼續退化。所以，有人斷言韓寒的寫作一直停留在十七歲的階段，也並不是毫無道理。一個更尷尬的事實是，韓寒後來的寫作甚至連《三重門》的水準也未曾達到。　　這是一個浮躁的時代，一個快餐與方便麵的時代。寫作者在這個時代面臨的境況就如同《城堡》中的K一樣，永遠在一種難進難退的膠滯狀態。寫作的技術性越來越強，小說被成批成批地生産出來，又被成批成批地消費掉。寫作與炒作交媾頻繁，小說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商品，而韓寒似乎為這種商業化寫作提供了一個切實可靠的模本。　　個人言說的流失——韓郎纔盡　　曾幾何時，風光無限的韓寒在新一批崛起的“80後”寫手中成為了鄙夷和批判的對象。新一批寫手在韓寒的身後迅速地成長，與韓寒相比，他們的寫作式樣更為豐富，表達內容也更加的新鮮。這裏既有表達另類生活方式的特立獨行的春樹，也有以暢銷為寫作目的、炙手可熱的郭敬明，儘管他們的寫作也帶有濃重的商業元素，但是生活方式與寫作方式在他們身上已經形成了一種統一的關係，而不再是分裂與抵觸。此外，“80後”中還有一批真正有實力的寫手，像李傻傻、小飯、蔣峰、小村、啞孩子等人，他們的寫作在註重語言的同時對小說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刻。他們的寫作儘管還有許多模仿的痕跡，但是其觸角已經深入到了寫作的更為核心也更有希望的內層空間。他們像暗流一樣潛伏在這股“80後”寫作的大潮中，卻最具備成為澎湃波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