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1923)
整整一个世纪前的11月25日(农历十月十九日)，一个宁馨儿在成都通顺街一座大公馆里呱呱坠地。头天夜间，母亲做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梦。送子娘娘告诉她：“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①
一觉醒来，产妇刚好在自己的诞辰分娩，她格外疼爱这个新生儿，从小对他循循善诱，教导他：“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此儿在成年后写的回忆中，称亲娘为“我的第一个先生”②。
这位知书识礼、谦和厚道的妇女，再也想不到日后她这个儿子会成为人品和文品均受举世敬仰的思想家、作家——2004年喜迎一百零一岁华诞的巴金。
巴金，原籍浙江嘉兴。到了高祖李介菴这一代，移居四川成都。曾祖李璠、祖父李镛都做过县官。关于李镛，巴金是这样介绍的：“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曾祖死后，做了多年的官，后来‘告归林下’。他买了不少的田产，修了漂亮的公馆，收藏了好些古玩字画。
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一女，还见到了重孙。”③
巴金的父亲是长子，叫李道河。二叔李道溥，清末举人，后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法律。民国后，成了大律师。他器重巴金，曾给这个早慧的侄子讲解《春秋》、《左传》。三叔李道洋也曾留学日本，与李道溥进同一座大学，回国后任南充知县。辛亥革命后丢了官，回成都赋闲。大姑妈排行第四，叫李道沅。祖母汤氏生了以上四个子女，继祖母濮氏生了五叔李道沛。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最后被妻儿逐出家门，沦为“惯窃”，病死狱中。六叔李道鸿则是祖父的宠妾曾姨太所生。
由于李道河官运不济，他的妻子陈淑芬没少跟着受罪。陈思和指出：“巴金已经有了生命但尚未出世的一段日子里，他母亲是在忧郁伤心，担惊受怕，忍气吞声中度过的。这正是巴金生命的形成时期，母亲的忧郁对他的性格形成不会没有影响。”④只有从这一点着眼才能解释巴金为什么反复这么诉述了：“黑暗，恐怖，孤独，在我的灵魂的一隅里永远就只有这些东西。……我永远走着那寂寞的大沙漠……”⑤
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巴金：“忏悔”一昨日当我年少时（1904—1923）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出生时，已有二兄二姊。大哥叫李尧枚，二哥叫李尧林(按照大家庭惯俗排行，巴金称他三哥)。
巴金长到五岁，父亲李道河出任广元县令。母亲带着五个子女，从成都到了川北的广元，与丈夫团聚。家里聘请一位刘先生，教孩子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晚上，母亲教他们读《白香词谱》或娓娓动听地给他们讲故事。
在父亲的县衙门里，巴金度过了五至七龄这段岁月。十妹出生后，他和三哥离开母亲的房，由善良的杨嫂照料。日后，他在散文《最初的回忆》里，记下了当时发生的三件事。大致情节是：
一、宰大花鸡
丫头香儿告诉巴金，太太已经吩咐厨子杀他心爱的大花鸡。巴金跑进母亲的房，向她求情。母亲同意喊厨子把鸡放了。然而当他们奔进厨房时，大花鸡已经被宰，双目紧闭，耷拉着头，颈项上的大伤口里滴着血。
这是巴金第一次看到死的挣扎。
巴金五岁时，萧乾出生在北京。无独有偶，他也自幼喜欢生灵，什么蟋蟀、金钟、蚂蚁、鸽子、蝈蝈、兔子、松鼠、猫、狗、小鸟，他全爱。他在短篇小说《蚕》中写道：“幼时被我喂养过的蟋蟀，身后都曾享受过我安排至周的葬礼——一具贴了花纸的丹凤火柴盒制的小小棺材，一些些食物，一星儿水，有时还不能吝惜一点点眼泪!”可以说，他那孤寂的童年是在善良的小动物伴随下度过的。及至他开始写作，这些活物就一个个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整整一个世纪前的11月25日(农历十月十九日)，一个宁馨儿在成都通顺街一座大公馆里呱呱坠地。头天夜间，母亲做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梦。送子娘娘告诉她：“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①
一觉醒来，产妇刚好在自己的诞辰分娩，她格外疼爱这个新生儿，从小对他循循善诱，教导他：“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此儿在成年后写的回忆中，称亲娘为“我的第一个先生”②。
这位知书识礼、谦和厚道的妇女，再也想不到日后她这个儿子会成为人品和文品均受举世敬仰的思想家、作家——2004年喜迎一百零一岁华诞的巴金。
巴金，原籍浙江嘉兴。到了高祖李介菴这一代，移居四川成都。曾祖李璠、祖父李镛都做过县官。关于李镛，巴金是这样介绍的：“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曾祖死后，做了多年的官，后来‘告归林下’。他买了不少的田产，修了漂亮的公馆，收藏了好些古玩字画。
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一女，还见到了重孙。”③
巴金的父亲是长子，叫李道河。二叔李道溥，清末举人，后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法律。民国后，成了大律师。他器重巴金，曾给这个早慧的侄子讲解《春秋》、《左传》。三叔李道洋也曾留学日本，与李道溥进同一座大学，回国后任南充知县。辛亥革命后丢了官，回成都赋闲。大姑妈排行第四，叫李道沅。祖母汤氏生了以上四个子女，继祖母濮氏生了五叔李道沛。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最后被妻儿逐出家门，沦为“惯窃”，病死狱中。六叔李道鸿则是祖父的宠妾曾姨太所生。
由于李道河官运不济，他的妻子陈淑芬没少跟着受罪。陈思和指出：“巴金已经有了生命但尚未出世的一段日子里，他母亲是在忧郁伤心，担惊受怕，忍气吞声中度过的。这正是巴金生命的形成时期，母亲的忧郁对他的性格形成不会没有影响。”④只有从这一点着眼才能解释巴金为什么反复这么诉述了：“黑暗，恐怖，孤独，在我的灵魂的一隅里永远就只有这些东西。……我永远走着那寂寞的大沙漠……”⑤
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巴金：“忏悔”一昨日当我年少时（1904—1923）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出生时，已有二兄二姊。大哥叫李尧枚，二哥叫李尧林(按照大家庭惯俗排行，巴金称他三哥)。
巴金长到五岁，父亲李道河出任广元县令。母亲带着五个子女，从成都到了川北的广元，与丈夫团聚。家里聘请一位刘先生，教孩子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晚上，母亲教他们读《白香词谱》或娓娓动听地给他们讲故事。
在父亲的县衙门里，巴金度过了五至七龄这段岁月。十妹出生后，他和三哥离开母亲的房，由善良的杨嫂照料。日后，他在散文《最初的回忆》里，记下了当时发生的三件事。大致情节是：
一、宰大花鸡
丫头香儿告诉巴金，太太已经吩咐厨子杀他心爱的大花鸡。巴金跑进母亲的房，向她求情。母亲同意喊厨子把鸡放了。然而当他们奔进厨房时，大花鸡已经被宰，双目紧闭，耷拉着头，颈项上的大伤口里滴着血。
这是巴金第一次看到死的挣扎。
巴金五岁时，萧乾出生在北京。无独有偶，他也自幼喜欢生灵，什么蟋蟀、金钟、蚂蚁、鸽子、蝈蝈、兔子、松鼠、猫、狗、小鸟，他全爱。他在短篇小说《蚕》中写道：“幼时被我喂养过的蟋蟀，身后都曾享受过我安排至周的葬礼——一具贴了花纸的丹凤火柴盒制的小小棺材，一些些食物，一星儿水，有时还不能吝惜一点点眼泪!”可以说，他那孤寂的童年是在善良的小动物伴随下度过的。及至他开始写作，这些活物就一个个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儿童稚嫩的心中，小动物的生命跟人一样可贵。家里饲养鸡鹅，本来就是供主人食用的。孩子却借此事头一次看到了人类残酷的一面。连对家禽都怀着感情的两位作家，日后不得不一遍遍地受更大的刺激。心灵的震撼使他们的作品更有感染力了。
巴金和萧乾的经历有三点巧合：(一)二人均在十一岁这个敏感年龄丧母。(二)二人均在十八岁时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巴金前往上海，萧乾南下汕头，去闯荡。(三)巴金惟一的妻子萧珊(小三子)与萧乾的第一位妻子王树藏(小叶子)后来在西南联大同学，志趣相同，结合莫逆。可惜萧乾执迷不悟，未听巴金再三再四的好意规劝，轻率地见异思迁。为此，萧乾悔恨终身。
巴金自幼经历了许许多多亲人之死。连一只花鸡被宰都使他伤心落泪，那么，1931年4月，当他接到大哥尧枚自杀身死的噩耗时，受了多大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时报》开始连载《激流》的次日，第六章《做大哥的人》刚搁笔，巴金就得悉长兄死于非命。《传记文学》(2003年8月号)上所刊载的《何处是归程?(一)——巴金性格与情感的历史描述》(李辉文)一文中，援引了巴金的女儿小林于1992年2月29日写给李辉的一封信，信里表达了巴金对陈思和著《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的意见：
“陈所说的他(指巴金)的家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旧式家庭’，‘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也算不上专制’，‘这个家庭的矛盾与冲突，不会超过正常家庭矛盾的范围，所以巴金以后对家庭的种种微词与抨击，不能不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爸对这一结论持保留意见。爸说陈根本不了解那个时代，那种家庭，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推论。爸说，他是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的，没有切身体验，没有很深的感觉，他不会对那样的家庭这么反感。他是根据他的感受来写作的。完全是他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什么‘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
可不，尧枚之横死就是一桩真正发生的血案，绝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⑥出来的。
提及《家》，我马上联想到1956年10月，巴金为北京外文出版社将《家》的中文底本进行删节的往事。“删改全由我自己动笔”，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家》的责任编辑的意见，要把“不利于宣传的都给删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等等等”。“完全丢开了自己的思考”，“大段大段地删除，虽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说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满足，而且英译本早日出版，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此外我还有一张护身符：‘政治标准第一’嘛”。⑦
字里行间透露了对这样来删节，感到无奈的心情。
据报载，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叶，负责中国文学的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评委马悦然专程到南沙沟去拜访钱钟书。钱先生责问道：“竟然把巴金的《家》译成那个样子，还怎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里是凭我的记忆而写。)
马悦然怎么回答的，那篇文章没有介绍。慑于钱先生的威望，我相信他没有辩解。实际上钱先生冤枉了马悦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以有限的人员和经费，不可能把各国的优秀作品都译成英、法、德等文字(大部分评委都懂得这几种文字)出版，供评委审阅。至于怎样使本国文学走向世界，就要靠每个国家各显神通了。
萧乾曾告诉我，1953年他曾为外文局把巴金的通讯报告《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译成英文。巴金授权给他可以任意把啰嗦的地方删除。事后巴金也没再看。近两年编萧乾的《译作全集》，原想加一卷中译英的译作，我还专程到外文局去查找了一趟。岂料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该局的图书资料已残缺不全了。我写信给李济生，他替我到他哥哥家里去找，也没找到。想在《萧乾译作全集》中加此卷，完全是为了纪念巴金和萧乾长达六十六年的友谊。其他各篇已收在另外的集子里。计有萧乾三十年代译成英文的郭沫若、田汉等的独幕剧，四十年代在英国译的他本人的几篇小说，以及八十年代译的《一本褪色的相册》。只好等将来找到《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译本，再做计议。
巴金和萧乾的经历有三点巧合：(一)二人均在十一岁这个敏感年龄丧母。(二)二人均在十八岁时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巴金前往上海，萧乾南下汕头，去闯荡。(三)巴金惟一的妻子萧珊(小三子)与萧乾的第一位妻子王树藏(小叶子)后来在西南联大同学，志趣相同，结合莫逆。可惜萧乾执迷不悟，未听巴金再三再四的好意规劝，轻率地见异思迁。为此，萧乾悔恨终身。
巴金自幼经历了许许多多亲人之死。连一只花鸡被宰都使他伤心落泪，那么，1931年4月，当他接到大哥尧枚自杀身死的噩耗时，受了多大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时报》开始连载《激流》的次日，第六章《做大哥的人》刚搁笔，巴金就得悉长兄死于非命。《传记文学》(2003年8月号)上所刊载的《何处是归程?(一)——巴金性格与情感的历史描述》(李辉文)一文中，援引了巴金的女儿小林于1992年2月29日写给李辉的一封信，信里表达了巴金对陈思和著《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的意见：
“陈所说的他(指巴金)的家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旧式家庭’，‘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也算不上专制’，‘这个家庭的矛盾与冲突，不会超过正常家庭矛盾的范围，所以巴金以后对家庭的种种微词与抨击，不能不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爸对这一结论持保留意见。爸说陈根本不了解那个时代，那种家庭，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推论。爸说，他是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的，没有切身体验，没有很深的感觉，他不会对那样的家庭这么反感。他是根据他的感受来写作的。完全是他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什么‘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
可不，尧枚之横死就是一桩真正发生的血案，绝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⑥出来的。
提及《家》，我马上联想到1956年10月，巴金为北京外文出版社将《家》的中文底本进行删节的往事。“删改全由我自己动笔”，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家》的责任编辑的意见，要把“不利于宣传的都给删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等等等”。“完全丢开了自己的思考”，“大段大段地删除，虽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说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满足，而且英译本早日出版，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此外我还有一张护身符：‘政治标准第一’嘛”。⑦
字里行间透露了对这样来删节，感到无奈的心情。
据报载，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叶，负责中国文学的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评委马悦然专程到南沙沟去拜访钱钟书。钱先生责问道：“竟然把巴金的《家》译成那个样子，还怎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里是凭我的记忆而写。)
马悦然怎么回答的，那篇文章没有介绍。慑于钱先生的威望，我相信他没有辩解。实际上钱先生冤枉了马悦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以有限的人员和经费，不可能把各国的优秀作品都译成英、法、德等文字(大部分评委都懂得这几种文字)出版，供评委审阅。至于怎样使本国文学走向世界，就要靠每个国家各显神通了。
萧乾曾告诉我，1953年他曾为外文局把巴金的通讯报告《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译成英文。巴金授权给他可以任意把啰嗦的地方删除。事后巴金也没再看。近两年编萧乾的《译作全集》，原想加一卷中译英的译作，我还专程到外文局去查找了一趟。岂料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该局的图书资料已残缺不全了。我写信给李济生，他替我到他哥哥家里去找，也没找到。想在《萧乾译作全集》中加此卷，完全是为了纪念巴金和萧乾长达六十六年的友谊。其他各篇已收在另外的集子里。计有萧乾三十年代译成英文的郭沫若、田汉等的独幕剧，四十年代在英国译的他本人的几篇小说，以及八十年代译的《一本褪色的相册》。只好等将来找到《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译本，再做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