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爸巴金 讲真话的作家--巴金作傢巴金，姓李，名堯棠，字芾甘。
巴金於一九〇四年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個封建家庭。封建社會的黑暗，封建家庭的腐敗，使他産生了強烈的不滿。偉大的“五四”運動，對巴金産生了巨大影響。年輕的巴金在成都參加了新文化運動，他自稱為“五四的産兒”。為了追求光明，一九二三年巴金和他的三哥，離開了四川，到了南京和上海。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巴金旅居法國期間，寫出了他的處女作長篇小說《滅亡》。迄今為止，巴金從事文學創作已滿六十周年。六十年來，除了“十年動亂”期間被迫停筆以外，巴金勤勤懇懇地寫作，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約一千萬字的創作和翻譯著述。他大量的作品，教育了幾代青年。他的小說“激流三部麯”——《傢》《春》《秋》和《憩園》《寒夜》等，一直受到海內外讀者的喜愛；晚年的力作《隨想錄》，贏得廣泛的贊譽。巴金的作品先後被譯成日、俄、英、法、德、意、西、匈、波、捷、瑞典等近二十個國傢的文字，在世界上廣為流傳。
巴金一貫主張講真話。早在一九四二年，巴金就勉勵他的侄子“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巴金曾被迫講過一些違心的話，為此他不斷剖析自己。他說：“我提倡講真話，並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我講的衹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發現錯誤，可以改正。我不堅持錯誤，騙人騙己。”
巴金對讀者的愛是很真誠的。一九八七年，巴金返回闊別二十六載的家乡，無數讀者請他簽名留念。巴金長期患帕金森氏癥，寫字睏難，但仍高興地用顫抖的手為讀者簽名。讀者感激地對他表示謝意，巴金卻說：“該我感謝你們，是你們買我的書，養活我。讀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最近，巴金又說：“讀者是最好的評判員，也可以說沒有讀者就沒有我。”
巴金的舊居在成都市正通順街，現在是戰旗歌舞團的宿舍。許多國際友人、讀者主張恢復巴金舊居，但巴金不同意，他反對為此花費國傢的錢。他說：“我必須用最後的言行證明我不是盜名欺世的騙子。”
廣大讀者理解巴金的心，他們熱愛巴金的作品，同時更敬仰巴金的人品。
魯迅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對巴金作出評價，贊譽“巴金是一個有熱情有進步思想的作傢，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傢之列的作傢”。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巴金當選為中國作傢協會主席。
一九八二年，意大利但丁學會頒給巴金“但丁國際奬”。
一九八三年，法國總統密特朗訪華，到上海親自授予巴金“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勳章”。
一九八四年，巴金在香港獲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一九八五年，巴金獲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名譽外國院士稱號。
一九九〇年，巴金先後獲蘇聯授予的“人民友誼勳章”和日本福岡市頒發的“亞洲文化奬特別奬”。
這些，充分說明了巴金在國內外的巨大影響：巴金不僅屬於中國，巴金也屬於世界。他的文學成就已廣為世人所矚目。
巴金已達八十八歲高齡。因為病，寫字吃力，但是巴金並不甘心沉默。他說：“我最後還是要用行動來證明我所寫的和我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說明我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巴金不止一次表示“要用行動補寫”他“用筆沒有寫出來的一切”。
一九九三年五月四日
作傢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
四爸在一九二三年離開四川去南京讀書，以後又到法國留學。我出生的時候他在上海，所以我十一歲前沒有見過他。一九四一年，正是抗日戰爭時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當時在讀初小，不懂事，沒有留下更多的印象。衹記得他經常帶我的幾個姐姐去看電影，說我看不懂，就給我錢買郵票。我是集郵愛好者。大墻西街有一傢賣中外郵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錢就往大墻西街跑。
一九四二年，四爸第二次回傢。這時，我們住在成都北門榮華寺街。大門很簡陋，進去是一條小巷，巷子兩邊各有一傢獨院。正中的院子比較大，住有五六傢人，我們傢租了兩間房子。院子裏有各式各樣的人，經常為一些生活小事發生爭吵，很像四爸後來在《小人小事》一書中所寫的情景。然而我和鄰居的孩子們卻很要好，放學回來，一起打仗、捉貓貓，或者跳房、扯響簧，無論吃飯、睡覺，都要大人“捉拿歸案”。一天，四爸對我說：“你一天到晚不回傢，我給你改個名字，叫李國飛吧!”我不知道這是批評，心裏想：要真能飛起來，那纔好玩哩!
我和四爸住在正房，睡一張大床，這張大床有很結實的床架。我上床以後，總覺得沒有玩夠，便在床架上翻來翻去，等到實在疲倦了，纔肯睡下。我睡在床裏面，占地不多，把大部分“領土”留給四爸。這時，四爸往往一個人坐在書桌前寫文章。據說寫得很晚，但我不知道，因為我鑽進被窩，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被叫起來上學，我總是輕腳輕手，從他腳後爬下床，生怕把他驚醒。我還記得傢裏擺供的時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對祖宗牌位叩頭，衹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釋說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說我擁護“新派”，這算是開始。雖然我什麽也不懂，但我頂討厭叩頭。我立志長大了也要當個不叩頭的“新派”。
那個時候，青年學生中很盛行請人簽字留念。許多人都有一本“紀念册”，一般都請教師同學題詞。四爸在傢的時候，來找他的人很多。青年學生來找他，大多拿着“紀念册”請他題詞。我有時也伏在他旁邊看，不過有些字不認得，有些認得的字並不懂得什麽意思——例如，“路是人走出來的” 。我想，鄉下田裏的路是我們上學時走近道踩出來的，這對，但城裏的馬路哪是走出來的呢?我看見過修馬路，一條馬路要修很長的時間。直到長大以後，纔知道這話的意思是鼓舞青年勇往直前。
孩子喜歡模仿大人，特別願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我終於也做了一本“紀念册”，請四爸給我題詞。我擔心他又說我小，把我和幾個姐姐區別對待，衹給我錢買郵票，不給我寫字。沒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書桌前，用毛筆給我寫下這樣四句話：
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
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
說話要說真話，
做人得做好人。
我高興地看着四爸寫字。這些字，我既認得，也懂得是什麽意思。儘管我並不知道要做到這四句話很不容易，但我認為這是對的，應該這樣做。我把“紀念册”放在枕頭下面，衹要一想起，便拿出來看看。當時，桂王橋南街和北街有不少裱糊鋪，我母親常去裱她的畫。我靈機一動，提出要把四爸給我的題詞裱成一張小單條。我母親表示同意，裱糊鋪的老闆是熟人，破例為我裱糊了一張一尺半的小單條。我把它挂在墻上，天天看見這四句話。我感到很神氣，別的小孩沒有一個人有類似的單條。小孩子的興趣和註意力經常變化，但我對它的珍惜可以說是始終如一的。
當然，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後。
最初我衹是對“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有點理解。因為它和外祖母的教導完全背道而馳。我的外祖母是一個非常慈祥和有教養的人，說話和氣，笑不出聲。偶爾和我玩兒的時候，也是教我背唐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類唐詩就是她教我背誦的。她有一個“寶庫”似的大立櫃，隨時可以拿出雲片糕或雞蛋糕給我吃。我非常喜歡外祖母，但也有一點不滿：她不許我玩。有段時間我們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衹要一看見我在玩，就要問我：“為什麽不讀書?”如果我回答已經讀過了，她就要教導我古人是如何發奮學習的，結論總是“一有空就要讀書”。我想，一有空就要讀書，哪還有空?什麽時候才能玩呢?我不敢公開反對她，但心裏很不高興，甚至對作為榜樣要我學習的古人也很不感興趣。四爸說“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擁護。
隨着年齡的增長，通過讀書和社會實踐，對這四句話的理解纔逐步加深。這四句話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會講真話。不做好人，“用功讀書”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義，甚至會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說不該用功讀書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長身體，用功讀書既可以長知識，還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也許有人會問：好人的標準是什麽?從我的思想發展來看，我上初中起喜歡讀文藝書，魯迅的作品中，有許多我喜歡的好人。讀《狂人日記》，我認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個看出幾千年來都歪歪斜斜地寫着“吃人”兩個字，呼籲“救救孩子”。讀《過客》，我認為過客是好人，儘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還是墳，但他勇往直前，絶不回頭；因為“回到那裏去”，“沒有一處沒有地主，沒有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讀《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認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諷刺打擊，敢講真理。上高中的時候，我參加學生運動，以後又加入黨的地下組織。無數事實證明，我們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輩革命傢是好人，特別是周總理，他的光輝一生，永遠是我們最好的學習榜樣。十年浩劫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我仍認為好人應該具有“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並深信“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共産黨員更應該是這種高尚、純粹、有道德、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好人。
四爸在一九二三年離開四川去南京讀書，以後又到法國留學。我出生的時候他在上海，所以我十一歲前沒有見過他。一九四一年，正是抗日戰爭時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當時在讀初小，不懂事，沒有留下更多的印象。衹記得他經常帶我的幾個姐姐去看電影，說我看不懂，就給我錢買郵票。我是集郵愛好者。大墻西街有一傢賣中外郵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錢就往大墻西街跑。
一九四二年，四爸第二次回傢。這時，我們住在成都北門榮華寺街。大門很簡陋，進去是一條小巷，巷子兩邊各有一傢獨院。正中的院子比較大，住有五六傢人，我們傢租了兩間房子。院子裏有各式各樣的人，經常為一些生活小事發生爭吵，很像四爸後來在《小人小事》一書中所寫的情景。然而我和鄰居的孩子們卻很要好，放學回來，一起打仗、捉貓貓，或者跳房、扯響簧，無論吃飯、睡覺，都要大人“捉拿歸案”。一天，四爸對我說：“你一天到晚不回傢，我給你改個名字，叫李國飛吧!”我不知道這是批評，心裏想：要真能飛起來，那纔好玩哩!
我和四爸住在正房，睡一張大床，這張大床有很結實的床架。我上床以後，總覺得沒有玩夠，便在床架上翻來翻去，等到實在疲倦了，纔肯睡下。我睡在床裏面，占地不多，把大部分“領土”留給四爸。這時，四爸往往一個人坐在書桌前寫文章。據說寫得很晚，但我不知道，因為我鑽進被窩，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被叫起來上學，我總是輕腳輕手，從他腳後爬下床，生怕把他驚醒。我還記得傢裏擺供的時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對祖宗牌位叩頭，衹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釋說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說我擁護“新派”，這算是開始。雖然我什麽也不懂，但我頂討厭叩頭。我立志長大了也要當個不叩頭的“新派”。
那個時候，青年學生中很盛行請人簽字留念。許多人都有一本“紀念册”，一般都請教師同學題詞。四爸在傢的時候，來找他的人很多。青年學生來找他，大多拿着“紀念册”請他題詞。我有時也伏在他旁邊看，不過有些字不認得，有些認得的字並不懂得什麽意思——例如，“路是人走出來的” 。我想，鄉下田裏的路是我們上學時走近道踩出來的，這對，但城裏的馬路哪是走出來的呢?我看見過修馬路，一條馬路要修很長的時間。直到長大以後，纔知道這話的意思是鼓舞青年勇往直前。
孩子喜歡模仿大人，特別願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我終於也做了一本“紀念册”，請四爸給我題詞。我擔心他又說我小，把我和幾個姐姐區別對待，衹給我錢買郵票，不給我寫字。沒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書桌前，用毛筆給我寫下這樣四句話：
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
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
說話要說真話，
做人得做好人。
我高興地看着四爸寫字。這些字，我既認得，也懂得是什麽意思。儘管我並不知道要做到這四句話很不容易，但我認為這是對的，應該這樣做。我把“紀念册”放在枕頭下面，衹要一想起，便拿出來看看。當時，桂王橋南街和北街有不少裱糊鋪，我母親常去裱她的畫。我靈機一動，提出要把四爸給我的題詞裱成一張小單條。我母親表示同意，裱糊鋪的老闆是熟人，破例為我裱糊了一張一尺半的小單條。我把它挂在墻上，天天看見這四句話。我感到很神氣，別的小孩沒有一個人有類似的單條。小孩子的興趣和註意力經常變化，但我對它的珍惜可以說是始終如一的。
當然，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後。
最初我衹是對“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有點理解。因為它和外祖母的教導完全背道而馳。我的外祖母是一個非常慈祥和有教養的人，說話和氣，笑不出聲。偶爾和我玩兒的時候，也是教我背唐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類唐詩就是她教我背誦的。她有一個“寶庫”似的大立櫃，隨時可以拿出雲片糕或雞蛋糕給我吃。我非常喜歡外祖母，但也有一點不滿：她不許我玩。有段時間我們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衹要一看見我在玩，就要問我：“為什麽不讀書?”如果我回答已經讀過了，她就要教導我古人是如何發奮學習的，結論總是“一有空就要讀書”。我想，一有空就要讀書，哪還有空?什麽時候才能玩呢?我不敢公開反對她，但心裏很不高興，甚至對作為榜樣要我學習的古人也很不感興趣。四爸說“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擁護。
隨着年齡的增長，通過讀書和社會實踐，對這四句話的理解纔逐步加深。這四句話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會講真話。不做好人，“用功讀書”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義，甚至會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說不該用功讀書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長身體，用功讀書既可以長知識，還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也許有人會問：好人的標準是什麽?從我的思想發展來看，我上初中起喜歡讀文藝書，魯迅的作品中，有許多我喜歡的好人。讀《狂人日記》，我認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個看出幾千年來都歪歪斜斜地寫着“吃人”兩個字，呼籲“救救孩子”。讀《過客》，我認為過客是好人，儘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還是墳，但他勇往直前，絶不回頭；因為“回到那裏去”，“沒有一處沒有地主，沒有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讀《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認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諷刺打擊，敢講真理。上高中的時候，我參加學生運動，以後又加入黨的地下組織。無數事實證明，我們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輩革命傢是好人，特別是周總理，他的光輝一生，永遠是我們最好的學習榜樣。十年浩劫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我仍認為好人應該具有“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並深信“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共産黨員更應該是這種高尚、純粹、有道德、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