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3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派我去上海组稿。经《上海文艺》编辑部陆谷苇联系，12月2日上午我去武康路113号拜望巴金。这是我第一次拜望巴老。
在此之前，我和巴金曾有过一面之缘——1966年6、7月间，巴金在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有天晚上内蒙古乌兰牧骑和广州军区海上文化宣传队为会议演出舞蹈歌唱节目，几位在中国作协外事委员会工作的邻居叫我去观看。那时《文艺报》刚被迫停刊，因我曾采访过乌兰牧骑，也就去了。在巴金等人进场入坐时，有人介绍我认识巴金，巴金热情地同我握手，我告诉他《文艺报》已停刊，他点点头说知道了。
这次去看他，主要是请他为《人民文学》赐稿。在此之前，《人民文学》编辑给他写过信，我也写过。当时茅盾曾准备为《人民文学》写一组短篇新作漫评，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份短篇小说选目。记得我将这份选目同时寄给了巴金。1977年9月22日巴金给我回过信。我离京前，编辑部再三叮嘱，这次一定要约请到巴金为我们写的，即便短小的随感也好。
上午10点到巴金家。巴老已坐在客厅沙发上。他身着蓝色的中山装，虽有一头白发，但无老态，从沙发上起来向我们热情握手。我望着他，宽宽的前额下面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是一双透着智慧而有神的眼睛。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精神尚好。阳光照拂在他的脸上。巴老不时问我点情况。关于给《人民文学》写稿，他说写了有合适的就给你们。并请我代向光年、文井同志问好（张光年当时已出任《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任副主编）。
巴老激动地谈起老舍，他说读了《人民文学》前不久发表的《诗二首——老舍同志遗作》。我详细告诉他发表这两首诗的情况。为了促使老舍尽早恢复名誉和落实政策，1977年9月，有天上午张光年同志突然叫我去他家，布置我马上去老舍家，请老舍夫人胡隰青提供一篇老舍生前未发表的短文，体裁不限，散文、随笔、诗歌、快板都可以。下午我去东城丰富胡同老舍家，胡隰青和老舍长女舒济在四处摊满的被抄家退回的书稿中寻找，第二天才找出老舍1965年写的两首短诗的手稿，一首题为《昔年》，一首题为《今日》。光年同志决定以《诗二首——老舍遗作》为题在第10期发表，并决定用手迹刊出。在刊物付印时，光年同志亲自看了编辑部加的说明，在老舍名字后面加了“同志”两字，他说，老舍本来就是同志，好同志。好同志被弄成不是同志，蒙冤而死，是一大悲剧！所以现在必须郑重标明“老舍同志”。光年同志又决定《人民文学》1978年3、4、5三期将连续发表老舍生前未竟稿——9万字的小说《正红旗下》。巴老说：你们这样做对！老舍同志屈死这么多年了，怎么死的至今我都不清楚。我非常怀念他。
巴老又关心地问起阿英同志的后事。1977年6月18日阿英在京逝世，次日巴金和罗荪联名给阿英家属发去唁电并送了花圈。我告诉巴老，6月28日阿英追悼会，文艺界去了很多人，郭老、茅公、叶圣老、胡愈老都出席了。茅公在休息室同叶圣老、胡愈老谈话时，还把我叫去问告诉没告诉巴金，我说巴老已发来唁电还送了花圈。巴老1977年9月12日在给我的信中说：“读到悼词仿佛见到阿英同志的微笑，对他的评价是公平的，他的确为中国人民文艺事业做过不少好事。他的藏书不少，希望不会散失。”
巴金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有客人来，谷苇示意该告辞了。我们正要起身时，见到巴金女儿李小林、祝鸿生夫妇。巴金说前不久小林去北京，你们见过了。他笑着说，你们是编辑同行，以后要多联系。我和小林他们在庭院里又聊了一会，小林他们下午回杭州。那次在上海，我呆了半个月。见巴老前后，看望了于伶、柯灵、钟望阳、罗荪、王西彦、吴强、杜宣、茹志鹃等。
没料到，八天之后我又见到巴老。但不是在他家，是在一次会议上。《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袁鹰等三位同志来沪，准备在文学界和艺术界分别开座谈会。袁鹰从罗荪同志处知道我正在上海，与我联系上，请我参加10日上午在东湖招待所召开的文学界的座谈会，并叫我早点到，说巴老要来。巴金准时，和钟望阳、罗荪、洪泽一同来的。袁鹰和我在门口迎候。巴老一见我就说：又见到你了。座谈会的主旨是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与会者，如李俊民、王西彦、姜彬、柯灵、茹志鹃、草婴、包文棣等都相继发了言。在罗荪发言后，巴金讲了话，看来他有准备。拿着稿纸，他激动地说，“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实质是“疯狂打击和迫害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拼凑起他们的帮派体系”，坚决主张“对‘四人帮’的余党、爪牙、帮派体系”“一定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巴金的这个发言后来以《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揭批“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为题，发表在同月26日《人民日报》上。散会后，巴老说，下次北京见！
在此之前，我和巴金曾有过一面之缘——1966年6、7月间，巴金在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有天晚上内蒙古乌兰牧骑和广州军区海上文化宣传队为会议演出舞蹈歌唱节目，几位在中国作协外事委员会工作的邻居叫我去观看。那时《文艺报》刚被迫停刊，因我曾采访过乌兰牧骑，也就去了。在巴金等人进场入坐时，有人介绍我认识巴金，巴金热情地同我握手，我告诉他《文艺报》已停刊，他点点头说知道了。
这次去看他，主要是请他为《人民文学》赐稿。在此之前，《人民文学》编辑给他写过信，我也写过。当时茅盾曾准备为《人民文学》写一组短篇新作漫评，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份短篇小说选目。记得我将这份选目同时寄给了巴金。1977年9月22日巴金给我回过信。我离京前，编辑部再三叮嘱，这次一定要约请到巴金为我们写的，即便短小的随感也好。
上午10点到巴金家。巴老已坐在客厅沙发上。他身着蓝色的中山装，虽有一头白发，但无老态，从沙发上起来向我们热情握手。我望着他，宽宽的前额下面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是一双透着智慧而有神的眼睛。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精神尚好。阳光照拂在他的脸上。巴老不时问我点情况。关于给《人民文学》写稿，他说写了有合适的就给你们。并请我代向光年、文井同志问好（张光年当时已出任《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任副主编）。
巴老激动地谈起老舍，他说读了《人民文学》前不久发表的《诗二首——老舍同志遗作》。我详细告诉他发表这两首诗的情况。为了促使老舍尽早恢复名誉和落实政策，1977年9月，有天上午张光年同志突然叫我去他家，布置我马上去老舍家，请老舍夫人胡隰青提供一篇老舍生前未发表的短文，体裁不限，散文、随笔、诗歌、快板都可以。下午我去东城丰富胡同老舍家，胡隰青和老舍长女舒济在四处摊满的被抄家退回的书稿中寻找，第二天才找出老舍1965年写的两首短诗的手稿，一首题为《昔年》，一首题为《今日》。光年同志决定以《诗二首——老舍遗作》为题在第10期发表，并决定用手迹刊出。在刊物付印时，光年同志亲自看了编辑部加的说明，在老舍名字后面加了“同志”两字，他说，老舍本来就是同志，好同志。好同志被弄成不是同志，蒙冤而死，是一大悲剧！所以现在必须郑重标明“老舍同志”。光年同志又决定《人民文学》1978年3、4、5三期将连续发表老舍生前未竟稿——9万字的小说《正红旗下》。巴老说：你们这样做对！老舍同志屈死这么多年了，怎么死的至今我都不清楚。我非常怀念他。
巴老又关心地问起阿英同志的后事。1977年6月18日阿英在京逝世，次日巴金和罗荪联名给阿英家属发去唁电并送了花圈。我告诉巴老，6月28日阿英追悼会，文艺界去了很多人，郭老、茅公、叶圣老、胡愈老都出席了。茅公在休息室同叶圣老、胡愈老谈话时，还把我叫去问告诉没告诉巴金，我说巴老已发来唁电还送了花圈。巴老1977年9月12日在给我的信中说：“读到悼词仿佛见到阿英同志的微笑，对他的评价是公平的，他的确为中国人民文艺事业做过不少好事。他的藏书不少，希望不会散失。”
巴金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有客人来，谷苇示意该告辞了。我们正要起身时，见到巴金女儿李小林、祝鸿生夫妇。巴金说前不久小林去北京，你们见过了。他笑着说，你们是编辑同行，以后要多联系。我和小林他们在庭院里又聊了一会，小林他们下午回杭州。那次在上海，我呆了半个月。见巴老前后，看望了于伶、柯灵、钟望阳、罗荪、王西彦、吴强、杜宣、茹志鹃等。
没料到，八天之后我又见到巴老。但不是在他家，是在一次会议上。《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袁鹰等三位同志来沪，准备在文学界和艺术界分别开座谈会。袁鹰从罗荪同志处知道我正在上海，与我联系上，请我参加10日上午在东湖招待所召开的文学界的座谈会，并叫我早点到，说巴老要来。巴金准时，和钟望阳、罗荪、洪泽一同来的。袁鹰和我在门口迎候。巴老一见我就说：又见到你了。座谈会的主旨是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与会者，如李俊民、王西彦、姜彬、柯灵、茹志鹃、草婴、包文棣等都相继发了言。在罗荪发言后，巴金讲了话，看来他有准备。拿着稿纸，他激动地说，“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实质是“疯狂打击和迫害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拼凑起他们的帮派体系”，坚决主张“对‘四人帮’的余党、爪牙、帮派体系”“一定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巴金的这个发言后来以《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揭批“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为题，发表在同月26日《人民日报》上。散会后，巴老说，下次北京见！
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三次中国作协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在京召开。
这是文艺界一次空前盛大的会师。在粉碎罪恶滔天的“四人帮”之后的三年，曾经遭受过严重迫害和摧残的文艺工作者以更大的锐气和坚定的信心，重新汇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旗下，共同来总结30年来的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商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艺事业。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正是怀着这样兴奋的心情和热切的希望来参加这次会议。
我从《文艺报》被抽调到大会起草简报处工作。会议期间，分配我联系华东六省市，重点联系上海团和安徽团。10月27日上午8时30分，我刚上会就接到曹禺电话，要我告诉他巴金明天抵京的航班和时间。
上海团原计12点半左右到达，11点半罗荪、张僖同志，还有早到的吴强乘坐一辆车去机场，曹禺自己去了机场。因大雾，航班起飞晚了半个多小时，巴老乘曹禺车到国务院招待所已两点多。我5点半到一招802室看望巴老。我是带着任务去的。上午处里开会，商定今晚出来第一期简报内容，分配我采访上海团团长巴金和安徽团团长赖少其，请他们谈点这次会议的希望。巴老见到我后，说，先吃饭，吃了饭再谈。饭后我在巴老房间里对他作了第一次采访，谈了近１小时，但上简报内容，他只同意了几句话：“我希望大会能将大家不同的意见都谈完，不能做结论的先别忙着做结论，大家齐心创造一个好的气氛，好好写作。”
巴老爱看电影。他每次来京开会，会余，除看望朋友，白天或晚上有电影他都尽量抽时间去看，除会议上安排的外，他也喜欢找片子看。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有关单位经常举办所谓观看内参片活动。为他找票的人，除曹禺、罗荪外，我也算一个。巴老出去看电影，一般都会有车接送，但有时纯属他个人的娱乐活动，他不要车，那时没有出租车，坐公共汽车是常事。巴老说，在上海他一个人会坐公共汽车，路熟，距离也比较近，而北京路太不熟，又太远。因此，他独自外出看电影，总需要人陪着。在我的印象里，在京几乎都是小林陪同，有几次我画了路线图给小林，告诉她该乘哪路车，在哪个站下。
巴老28日说好，会议上如没有什么必须参加的会，明天可以安排去看电影。29日下午5时我到一招，同巴老吃晚饭，陪巴老和小林去交道口北兵马司三机部礼堂看美国片《紧急下潜》。我们散步到动物园，乘103路电车，到中国美术馆再换104路电车。车内人不拥挤，巴老一上车就有座位，我和小林站着，小林紧紧地护着巴老。巴老说，北京能看到的外国影片比上海多。看完电影后，我又按原线送巴老小林回住所。
我记得此前不久，巴金和茅盾曾同场看过一次电影。作协组织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小放映室观看墨西哥电影《蘑菇人》，据说这部片子有性描写，所以控制人数极严，文联、作协请的都是些领导。张僖同志原安排我去接送巴老，临时又叫我去陪茅公。他说茅公有车，你跟他车去，主要是搀扶他。我骑车到后园恩寺茅公家，茅公已经知道我要来。在车上茅公问我今天还有谁去？我说巴金会去。到了放映室，巴金见到了茅公，而且他们坐在一起。我本是坐在后排的，张僖说你坐在离茅公近些，万一他中间要去上厕所，要人搀扶。看来茅公爱看这部片子，他时而与巴金耳语。在送茅公回家的路上，茅公说：文学作品中不写人，不写人的情感、性欲，是激动不了人的。写情爱不等于就是写“黄”，看你怎么写？他说，巴金受外国文学影响深，他会喜欢看这类片子。
10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开幕式。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祝辞。“祝辞”阐明了新时期文艺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回答了大家关心的、正在思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新的广阔的道路。代表们普遍反应，“祝辞”体现了党中央对我们文艺事业的无比关怀和殷切期望，使我们明确了前进的方向。10月31日上午，各代表团分组讨论小平同志“祝辞”的重要精神。我参加了上海团的讨论。
巴老在讨论会上发言，激动地谈了许多心里话。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去上海团听会，巴金同志发言精彩。”在讨论总结过去30年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时，他说：“旧账不要算，但是一定要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要搞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这个不搞清楚，会后还是会跟风向走。这样，文艺怎么能繁荣。”会后上海团整理送交简报处的会议发言摘要并没有摘录多少巴老关于文艺民主与法制发言内容。我问巴老，他说，关于文艺的民主与法制问题将另找机会谈。
这是文艺界一次空前盛大的会师。在粉碎罪恶滔天的“四人帮”之后的三年，曾经遭受过严重迫害和摧残的文艺工作者以更大的锐气和坚定的信心，重新汇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旗下，共同来总结30年来的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商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艺事业。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正是怀着这样兴奋的心情和热切的希望来参加这次会议。
我从《文艺报》被抽调到大会起草简报处工作。会议期间，分配我联系华东六省市，重点联系上海团和安徽团。10月27日上午8时30分，我刚上会就接到曹禺电话，要我告诉他巴金明天抵京的航班和时间。
上海团原计12点半左右到达，11点半罗荪、张僖同志，还有早到的吴强乘坐一辆车去机场，曹禺自己去了机场。因大雾，航班起飞晚了半个多小时，巴老乘曹禺车到国务院招待所已两点多。我5点半到一招802室看望巴老。我是带着任务去的。上午处里开会，商定今晚出来第一期简报内容，分配我采访上海团团长巴金和安徽团团长赖少其，请他们谈点这次会议的希望。巴老见到我后，说，先吃饭，吃了饭再谈。饭后我在巴老房间里对他作了第一次采访，谈了近１小时，但上简报内容，他只同意了几句话：“我希望大会能将大家不同的意见都谈完，不能做结论的先别忙着做结论，大家齐心创造一个好的气氛，好好写作。”
巴老爱看电影。他每次来京开会，会余，除看望朋友，白天或晚上有电影他都尽量抽时间去看，除会议上安排的外，他也喜欢找片子看。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有关单位经常举办所谓观看内参片活动。为他找票的人，除曹禺、罗荪外，我也算一个。巴老出去看电影，一般都会有车接送，但有时纯属他个人的娱乐活动，他不要车，那时没有出租车，坐公共汽车是常事。巴老说，在上海他一个人会坐公共汽车，路熟，距离也比较近，而北京路太不熟，又太远。因此，他独自外出看电影，总需要人陪着。在我的印象里，在京几乎都是小林陪同，有几次我画了路线图给小林，告诉她该乘哪路车，在哪个站下。
巴老28日说好，会议上如没有什么必须参加的会，明天可以安排去看电影。29日下午5时我到一招，同巴老吃晚饭，陪巴老和小林去交道口北兵马司三机部礼堂看美国片《紧急下潜》。我们散步到动物园，乘103路电车，到中国美术馆再换104路电车。车内人不拥挤，巴老一上车就有座位，我和小林站着，小林紧紧地护着巴老。巴老说，北京能看到的外国影片比上海多。看完电影后，我又按原线送巴老小林回住所。
我记得此前不久，巴金和茅盾曾同场看过一次电影。作协组织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小放映室观看墨西哥电影《蘑菇人》，据说这部片子有性描写，所以控制人数极严，文联、作协请的都是些领导。张僖同志原安排我去接送巴老，临时又叫我去陪茅公。他说茅公有车，你跟他车去，主要是搀扶他。我骑车到后园恩寺茅公家，茅公已经知道我要来。在车上茅公问我今天还有谁去？我说巴金会去。到了放映室，巴金见到了茅公，而且他们坐在一起。我本是坐在后排的，张僖说你坐在离茅公近些，万一他中间要去上厕所，要人搀扶。看来茅公爱看这部片子，他时而与巴金耳语。在送茅公回家的路上，茅公说：文学作品中不写人，不写人的情感、性欲，是激动不了人的。写情爱不等于就是写“黄”，看你怎么写？他说，巴金受外国文学影响深，他会喜欢看这类片子。
10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开幕式。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祝辞。“祝辞”阐明了新时期文艺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回答了大家关心的、正在思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新的广阔的道路。代表们普遍反应，“祝辞”体现了党中央对我们文艺事业的无比关怀和殷切期望，使我们明确了前进的方向。10月31日上午，各代表团分组讨论小平同志“祝辞”的重要精神。我参加了上海团的讨论。
巴老在讨论会上发言，激动地谈了许多心里话。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去上海团听会，巴金同志发言精彩。”在讨论总结过去30年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时，他说：“旧账不要算，但是一定要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要搞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这个不搞清楚，会后还是会跟风向走。这样，文艺怎么能繁荣。”会后上海团整理送交简报处的会议发言摘要并没有摘录多少巴老关于文艺民主与法制发言内容。我问巴老，他说，关于文艺的民主与法制问题将另找机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