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30日，《人民文學》編輯部派我去上海組稿。經《上海文藝》編輯部陸𠔌葦聯繫，12月2日上午我去武康路113號拜望巴金。這是我第一次拜望巴老。
在此之前，我和巴金曾有過一面之緣——1966年6、7月間，巴金在京參加亞非作傢緊急會議。 有天晚上內蒙古烏蘭牧騎和廣州軍區海上文化宣傳隊為會議演出舞蹈歌唱節目，幾位在中國作協外事委員會工作的鄰居叫我去觀看。那時《文藝報》剛被迫停刊，因我曾采訪過烏蘭牧騎，也就去了。在巴金等人進場入坐時，有人介紹我認識巴金，巴金熱情地同我握手，我告訴他《文藝報》已停刊，他點點頭說知道了。
這次去看他，主要是請他為《人民文學》賜稿。在此之前，《人民文學》編輯給他寫過信，我也寫過。當時茅盾曾準備為《人民文學》寫一組短篇新作漫評，我們為他準備了一份短篇小說選目。記得我將這份選目同時寄給了巴金。1977年9月22日巴金給我回過信。我離京前，編輯部再三叮囑，這次一定要約請到巴金為我們寫的，即便短小的隨感也好。
上午10點到巴金傢。巴老已坐在客廳沙發上。他身着藍色的中山裝，雖有一頭白發，但無老態，從沙發上起來嚮我們熱情握手。我望着他，寬寬的前額下面戴着一副黑邊眼鏡，鏡片後是一雙透着智慧而有神的眼睛。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精神尚好。陽光照拂在他的臉上。巴老不時問我點情況。關於給《人民文學》寫稿，他說寫了有合適的就給你們。並請我代嚮光年、文井同志問好（張光年當時已出任《人民文學》主編，嚴文井任副主編）。
巴老激動地談起老捨，他說讀了《人民文學》前不久發表的《詩二首——老捨同志遺作》。我詳細告訴他發表這兩首詩的情況。為了促使老捨盡早恢復名譽和落實政策，1977年9月，有天上午張光年同志突然叫我去他傢，佈置我馬上去老捨傢，請老捨夫人鬍隰青提供一篇老捨生前未發表的短文，體裁不限，散文、隨筆、詩歌、快板都可以。下午我去東城豐富鬍同老捨傢，鬍隰青和老捨長女舒濟在四處攤滿的被抄傢退回的書稿中尋找，第二天才找出老捨1965年寫的兩首短詩的手稿，一首題為《昔年》，一首題為《今日》。光年同志决定以《詩二首——老捨遺作》為題在第10期發表，並决定用手跡刊出。在刊物付印時，光年同志親自看了編輯部加的說明，在老捨名字後面加了“同志”兩字，他說，老捨本來就是同志，好同志。好同志被弄成不是同志，蒙冤而死，是一大悲劇！所以現在必須鄭重標明“老捨同志”。光年同志又决定《人民文學》1978年3、4、5三期將連續發表老捨生前未竟稿——9萬字的小說《正紅旗下》。巴老說：你們這樣做對！老捨同志屈死這麽多年了，怎麽死的至今我都不清楚。我非常懷念他。
巴老又關心地問起阿英同志的後事。1977年6月18日阿英在京逝世，次日巴金和羅蓀聯名給阿英傢屬發去唁電並送了花圈。我告訴巴老，6月28日阿英追悼會，文藝界去了很多人，郭老、茅公、葉聖老、鬍愈老都出席了。茅公在休息室同葉聖老、鬍愈老談話時，還把我叫去問告訴沒告訴巴金，我說巴老已發來唁電還送了花圈。巴老1977年9月12日在給我的信中說：“讀到悼詞仿佛見到阿英同志的微笑，對他的評價是公平的，他的確為中國人民文藝事業做過不少好事。他的藏書不少，希望不會散失。”
巴金和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有客人來，𠔌葦示意該告辭了。我們正要起身時，見到巴金女兒李小林、祝鴻生夫婦。巴金說前不久小林去北京，你們見過了。他笑着說，你們是編輯同行，以後要多聯繫。我和小林他們在庭院裏又聊了一會，小林他們下午回杭州。那次在上海，我呆了半個月。見巴老前後，看望了於伶、柯靈、鐘望陽、羅蓀、王西彥、吳強、杜宣、茹志鵑等。
沒料到，八天之後我又見到巴老。但不是在他傢，是在一次會議上。《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袁鷹等三位同志來滬，準備在文學界和藝術界分別開座談會。袁鷹從羅蓀同志處知道我正在上海，與我聯繫上，請我參加10日上午在東湖招待所召開的文學界的座談會，並叫我早點到，說巴老要來。巴金準時，和鐘望陽、羅蓀、洪澤一同來的。袁鷹和我在門口迎候。巴老一見我就說：又見到你了。座談會的主旨是嚮“文藝黑綫專政論”開火。與會者，如李俊民、王西彥、薑彬、柯靈、茹志鵑、草嬰、包文棣等都相繼發了言。在羅蓀發言後，巴金講了話，看來他有準備。拿着稿紙，他激動地說，“文藝黑綫專政論”的實質是“瘋狂打擊和迫害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拼湊起他們的幫派體係”，堅决主張“對‘四人幫’的餘黨、爪牙、幫派體係”“一定要‘斬草除根’”、“除惡務盡”。巴金的這個發言後來以《除惡務盡，不留後患——揭批“四人幫”炮製“文藝黑綫專政論”的罪行》為題，發表在同月26日《人民日報》上。散會後，巴老說，下次北京見！
在此之前，我和巴金曾有過一面之緣——1966年6、7月間，巴金在京參加亞非作傢緊急會議。 有天晚上內蒙古烏蘭牧騎和廣州軍區海上文化宣傳隊為會議演出舞蹈歌唱節目，幾位在中國作協外事委員會工作的鄰居叫我去觀看。那時《文藝報》剛被迫停刊，因我曾采訪過烏蘭牧騎，也就去了。在巴金等人進場入坐時，有人介紹我認識巴金，巴金熱情地同我握手，我告訴他《文藝報》已停刊，他點點頭說知道了。
這次去看他，主要是請他為《人民文學》賜稿。在此之前，《人民文學》編輯給他寫過信，我也寫過。當時茅盾曾準備為《人民文學》寫一組短篇新作漫評，我們為他準備了一份短篇小說選目。記得我將這份選目同時寄給了巴金。1977年9月22日巴金給我回過信。我離京前，編輯部再三叮囑，這次一定要約請到巴金為我們寫的，即便短小的隨感也好。
上午10點到巴金傢。巴老已坐在客廳沙發上。他身着藍色的中山裝，雖有一頭白發，但無老態，從沙發上起來嚮我們熱情握手。我望着他，寬寬的前額下面戴着一副黑邊眼鏡，鏡片後是一雙透着智慧而有神的眼睛。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精神尚好。陽光照拂在他的臉上。巴老不時問我點情況。關於給《人民文學》寫稿，他說寫了有合適的就給你們。並請我代嚮光年、文井同志問好（張光年當時已出任《人民文學》主編，嚴文井任副主編）。
巴老激動地談起老捨，他說讀了《人民文學》前不久發表的《詩二首——老捨同志遺作》。我詳細告訴他發表這兩首詩的情況。為了促使老捨盡早恢復名譽和落實政策，1977年9月，有天上午張光年同志突然叫我去他傢，佈置我馬上去老捨傢，請老捨夫人鬍隰青提供一篇老捨生前未發表的短文，體裁不限，散文、隨筆、詩歌、快板都可以。下午我去東城豐富鬍同老捨傢，鬍隰青和老捨長女舒濟在四處攤滿的被抄傢退回的書稿中尋找，第二天才找出老捨1965年寫的兩首短詩的手稿，一首題為《昔年》，一首題為《今日》。光年同志决定以《詩二首——老捨遺作》為題在第10期發表，並决定用手跡刊出。在刊物付印時，光年同志親自看了編輯部加的說明，在老捨名字後面加了“同志”兩字，他說，老捨本來就是同志，好同志。好同志被弄成不是同志，蒙冤而死，是一大悲劇！所以現在必須鄭重標明“老捨同志”。光年同志又决定《人民文學》1978年3、4、5三期將連續發表老捨生前未竟稿——9萬字的小說《正紅旗下》。巴老說：你們這樣做對！老捨同志屈死這麽多年了，怎麽死的至今我都不清楚。我非常懷念他。
巴老又關心地問起阿英同志的後事。1977年6月18日阿英在京逝世，次日巴金和羅蓀聯名給阿英傢屬發去唁電並送了花圈。我告訴巴老，6月28日阿英追悼會，文藝界去了很多人，郭老、茅公、葉聖老、鬍愈老都出席了。茅公在休息室同葉聖老、鬍愈老談話時，還把我叫去問告訴沒告訴巴金，我說巴老已發來唁電還送了花圈。巴老1977年9月12日在給我的信中說：“讀到悼詞仿佛見到阿英同志的微笑，對他的評價是公平的，他的確為中國人民文藝事業做過不少好事。他的藏書不少，希望不會散失。”
巴金和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有客人來，𠔌葦示意該告辭了。我們正要起身時，見到巴金女兒李小林、祝鴻生夫婦。巴金說前不久小林去北京，你們見過了。他笑着說，你們是編輯同行，以後要多聯繫。我和小林他們在庭院裏又聊了一會，小林他們下午回杭州。那次在上海，我呆了半個月。見巴老前後，看望了於伶、柯靈、鐘望陽、羅蓀、王西彥、吳強、杜宣、茹志鵑等。
沒料到，八天之後我又見到巴老。但不是在他傢，是在一次會議上。《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袁鷹等三位同志來滬，準備在文學界和藝術界分別開座談會。袁鷹從羅蓀同志處知道我正在上海，與我聯繫上，請我參加10日上午在東湖招待所召開的文學界的座談會，並叫我早點到，說巴老要來。巴金準時，和鐘望陽、羅蓀、洪澤一同來的。袁鷹和我在門口迎候。巴老一見我就說：又見到你了。座談會的主旨是嚮“文藝黑綫專政論”開火。與會者，如李俊民、王西彥、薑彬、柯靈、茹志鵑、草嬰、包文棣等都相繼發了言。在羅蓀發言後，巴金講了話，看來他有準備。拿着稿紙，他激動地說，“文藝黑綫專政論”的實質是“瘋狂打擊和迫害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拼湊起他們的幫派體係”，堅决主張“對‘四人幫’的餘黨、爪牙、幫派體係”“一定要‘斬草除根’”、“除惡務盡”。巴金的這個發言後來以《除惡務盡，不留後患——揭批“四人幫”炮製“文藝黑綫專政論”的罪行》為題，發表在同月26日《人民日報》上。散會後，巴老說，下次北京見！
1979年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和第三次中國作協會員代表大會同時在京召開。
這是文藝界一次空前盛大的會師。在粉碎罪惡滔天的“四人幫”之後的三年，曾經遭受過嚴重迫害和摧殘的文藝工作者以更大的銳氣和堅定的信心，重新彙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旗下，共同來總結30年來的文藝工作的基本經驗，商討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繁榮文藝事業。廣大的文藝工作者正是懷着這樣興奮的心情和熱切的希望來參加這次會議。
我從《文藝報》被抽調到大會起草簡報處工作。會議期間，分配我聯繫華東六省市，重點聯繫上海團和安徽團。10月27日上午8時30分，我剛上會就接到曹禺電話，要我告訴他巴金明天抵京的航班和時間。
上海團原計12點半左右到達，11點半羅蓀、張僖同志，還有早到的吳強乘坐一輛車去機場，曹禺自己去了機場。因大霧，航班起飛晚了半個多小時，巴老乘曹禺車到國務院招待所已兩點多。我5點半到一招802室看望巴老。我是帶着任務去的。上午處裏開會，商定今晚出來第一期簡報內容，分配我采訪上海團團長巴金和安徽團團長賴少其，請他們談點這次會議的希望。巴老見到我後，說，先吃飯，吃了飯再談。飯後我在巴老房間裏對他作了第一次采訪，談了近１小時，但上簡報內容，他衹同意了幾句話：“我希望大會能將大傢不同的意見都談完，不能做結論的先別忙着做結論，大傢齊心創造一個好的氣氛，好好寫作。”
巴老愛看電影。他每次來京開會，會餘，除看望朋友，白天或晚上有電影他都盡量抽時間去看，除會議上安排的外，他也喜歡找片子看。上世紀70年代末，北京有關單位經常舉辦所謂觀看內參片活動。為他找票的人，除曹禺、羅蓀外，我也算一個。巴老出去看電影，一般都會有車接送，但有時純屬他個人的娛樂活動，他不要車，那時沒有出租車，坐公共汽車是常事。巴老說，在上海他一個人會坐公共汽車，路熟，距離也比較近，而北京路太不熟，又太遠。因此，他獨自外出看電影，總需要人陪着。在我的印象裏，在京幾乎都是小林陪同，有幾次我畫了路綫圖給小林，告訴她該乘哪路車，在哪個站下。
巴老28日說好，會議上如沒有什麽必須參加的會，明天可以安排去看電影。29日下午5時我到一招，同巴老吃晚飯，陪巴老和小林去交道口北兵馬司三機部禮堂看美國片《緊急下潛》。我們散步到動物園，乘103路電車，到中國美術館再換104路電車。車內人不擁擠，巴老一上車就有座位，我和小林站着，小林緊緊地護着巴老。巴老說，北京能看到的外國影片比上海多。看完電影後，我又按原綫送巴老小林回住所。
我記得此前不久，巴金和茅盾曾同場看過一次電影。作協組織去北京電影製片廠小放映室觀看墨西哥電影《蘑菇人》，據說這部片子有性描寫，所以控製人數極嚴，文聯、作協請的都是些領導。張僖同志原安排我去接送巴老，臨時又叫我去陪茅公。他說茅公有車，你跟他車去，主要是攙扶他。我騎車到後園恩寺茅公傢，茅公已經知道我要來。在車上茅公問我今天還有誰去？我說巴金會去。到了放映室，巴金見到了茅公，而且他們坐在一起。我本是坐在後排的，張僖說你坐在離茅公近些，萬一他中間要去上厠所，要人攙扶。看來茅公愛看這部片子，他時而與巴金耳語。在送茅公回傢的路上，茅公說：文學作品中不寫人，不寫人的情感、性欲，是激動不了人的。寫情愛不等於就是寫“黃”，看你怎麽寫？他說，巴金受外國文學影響深，他會喜歡看這類片子。
10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開幕式。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嚮大會作了祝辭。“祝辭”闡明了新時期文藝的方針、政策和任務，回答了大傢關心的、正在思考的一係列重大問題，指明了文藝發展的新的廣阔的道路。代表們普遍反應，“祝辭”體現了黨中央對我們文藝事業的無比關懷和殷切期望，使我們明確了前進的方向。10月31日上午，各代表團分組討論小平同志“祝辭”的重要精神。我參加了上海團的討論。
巴老在討論會上發言，激動地談了許多心裏話。我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去上海團聽會，巴金同志發言精彩。”在討論總結過去30年文藝工作的經驗和教訓時，他說：“舊賬不要算，但是一定要搞清楚。衹有這樣，才能有利於總結經驗教訓。要搞清楚，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如果這個不搞清楚，會後還是會跟風嚮走。這樣，文藝怎麽能繁榮。”會後上海團整理送交簡報處的會議發言摘要並沒有摘錄多少巴老關於文藝民主與法製發言內容。我問巴老，他說，關於文藝的民主與法製問題將另找機會談。
這是文藝界一次空前盛大的會師。在粉碎罪惡滔天的“四人幫”之後的三年，曾經遭受過嚴重迫害和摧殘的文藝工作者以更大的銳氣和堅定的信心，重新彙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旗下，共同來總結30年來的文藝工作的基本經驗，商討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繁榮文藝事業。廣大的文藝工作者正是懷着這樣興奮的心情和熱切的希望來參加這次會議。
我從《文藝報》被抽調到大會起草簡報處工作。會議期間，分配我聯繫華東六省市，重點聯繫上海團和安徽團。10月27日上午8時30分，我剛上會就接到曹禺電話，要我告訴他巴金明天抵京的航班和時間。
上海團原計12點半左右到達，11點半羅蓀、張僖同志，還有早到的吳強乘坐一輛車去機場，曹禺自己去了機場。因大霧，航班起飛晚了半個多小時，巴老乘曹禺車到國務院招待所已兩點多。我5點半到一招802室看望巴老。我是帶着任務去的。上午處裏開會，商定今晚出來第一期簡報內容，分配我采訪上海團團長巴金和安徽團團長賴少其，請他們談點這次會議的希望。巴老見到我後，說，先吃飯，吃了飯再談。飯後我在巴老房間裏對他作了第一次采訪，談了近１小時，但上簡報內容，他衹同意了幾句話：“我希望大會能將大傢不同的意見都談完，不能做結論的先別忙着做結論，大傢齊心創造一個好的氣氛，好好寫作。”
巴老愛看電影。他每次來京開會，會餘，除看望朋友，白天或晚上有電影他都盡量抽時間去看，除會議上安排的外，他也喜歡找片子看。上世紀70年代末，北京有關單位經常舉辦所謂觀看內參片活動。為他找票的人，除曹禺、羅蓀外，我也算一個。巴老出去看電影，一般都會有車接送，但有時純屬他個人的娛樂活動，他不要車，那時沒有出租車，坐公共汽車是常事。巴老說，在上海他一個人會坐公共汽車，路熟，距離也比較近，而北京路太不熟，又太遠。因此，他獨自外出看電影，總需要人陪着。在我的印象裏，在京幾乎都是小林陪同，有幾次我畫了路綫圖給小林，告訴她該乘哪路車，在哪個站下。
巴老28日說好，會議上如沒有什麽必須參加的會，明天可以安排去看電影。29日下午5時我到一招，同巴老吃晚飯，陪巴老和小林去交道口北兵馬司三機部禮堂看美國片《緊急下潛》。我們散步到動物園，乘103路電車，到中國美術館再換104路電車。車內人不擁擠，巴老一上車就有座位，我和小林站着，小林緊緊地護着巴老。巴老說，北京能看到的外國影片比上海多。看完電影後，我又按原綫送巴老小林回住所。
我記得此前不久，巴金和茅盾曾同場看過一次電影。作協組織去北京電影製片廠小放映室觀看墨西哥電影《蘑菇人》，據說這部片子有性描寫，所以控製人數極嚴，文聯、作協請的都是些領導。張僖同志原安排我去接送巴老，臨時又叫我去陪茅公。他說茅公有車，你跟他車去，主要是攙扶他。我騎車到後園恩寺茅公傢，茅公已經知道我要來。在車上茅公問我今天還有誰去？我說巴金會去。到了放映室，巴金見到了茅公，而且他們坐在一起。我本是坐在後排的，張僖說你坐在離茅公近些，萬一他中間要去上厠所，要人攙扶。看來茅公愛看這部片子，他時而與巴金耳語。在送茅公回傢的路上，茅公說：文學作品中不寫人，不寫人的情感、性欲，是激動不了人的。寫情愛不等於就是寫“黃”，看你怎麽寫？他說，巴金受外國文學影響深，他會喜歡看這類片子。
10月30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開幕式。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嚮大會作了祝辭。“祝辭”闡明了新時期文藝的方針、政策和任務，回答了大傢關心的、正在思考的一係列重大問題，指明了文藝發展的新的廣阔的道路。代表們普遍反應，“祝辭”體現了黨中央對我們文藝事業的無比關懷和殷切期望，使我們明確了前進的方向。10月31日上午，各代表團分組討論小平同志“祝辭”的重要精神。我參加了上海團的討論。
巴老在討論會上發言，激動地談了許多心裏話。我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去上海團聽會，巴金同志發言精彩。”在討論總結過去30年文藝工作的經驗和教訓時，他說：“舊賬不要算，但是一定要搞清楚。衹有這樣，才能有利於總結經驗教訓。要搞清楚，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如果這個不搞清楚，會後還是會跟風嚮走。這樣，文藝怎麽能繁榮。”會後上海團整理送交簡報處的會議發言摘要並沒有摘錄多少巴老關於文藝民主與法製發言內容。我問巴老，他說，關於文藝的民主與法製問題將另找機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