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闻一多是有代表性的。他的代表性体现在他的复杂性上。他曾经和他所处的时代发生过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他和他的时代共同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个对政治生活没有兴趣的人，但最终却为政治所缠绕，以致在很多人眼中，他已不是一个学者，而成了一个斗士；他已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是一个战士。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闻一多，真正的闻一多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难以和他所处的时代完全达成同一的人。虽然他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辞世，但从出生到他最终的结局中，人们仍不难看出，一个生活在当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　　闻一多去世的时候还不足48岁。用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1] 梁实秋是闻一多清华时代的朋友，也是抗战前一直和他保持着友谊的人。他对闻一多的评价，人们可以不认同，但在许多同时代朋友的回忆中，他的回忆却最有人情、最合常理，也最让人难忘。　　闻一多，湖北浠水人[2]，生于1899年11月24日，最初的名字是“亦多”。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名字只一个“多”字，“一多”是他“五四”运动以后才用的名字。[3]　　闻一多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乡绅人家，大家庭人口众多，子弟们受的都是旧式的教育。闻一多出身乡绅之家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代表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气质的就是那些乡绅之家。中国早期留学生的家庭背景中，出身于乡绅之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乡绅之家的子弟，一般来说，经济上还说得过去，重要的是，乡绅作为地方上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的代表，往往最能够体现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化。闻一多读书的时候，他进的学校已经不是传统的私塾，而是改良以后的私塾。当时，闻一多就既读“子曰诗云”，同时也学博物、算术、美术，而且还用上了当时的新式教材。从这个经历可以看出，闻一多虽然受的是旧式教育，但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旧式教育。季镇淮在《闻朱年谱》中就说：“这是先生接触新思潮的开始。”闻一多在11岁时，已可以读到当时代表新时代潮流的书刊。其弟闻家驷回忆说：我们家庭“比较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读到《东方杂志》和《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4]　　少年时，闻一多就喜欢读书和美术，很具有艺术气质。而他后来的诗人和学者生涯，与他早年的出身不无关系。闻一多身上，具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由于他们出身乡绅之家，如果用阶级的观点分析，他们的内里应是和底层人民对立的，但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那些出身富有的知识分子，对于底层贫民却总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同情，他们在面对贫民的时候，也总是有一种负罪感，好像自己已有的一切都是不应该的，这一点，从鲁迅的《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变化，与他的这种心理并非没有关系。过去，人们总是说闻一多的转变是因为读了《新华日报》和其他一些来自延安的书籍才发生变化的，或许有这些因素，但这些因素之所以能起作用，究其根源还在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自己出身的那种负罪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个优点，但也是一个缺点，当他们对于底层贫民过分有负罪感时，他们的感情就很容易冲动，因此也就难以在这种冲动中保持理性。　　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非常低，他说：“还有一点，以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办法，别人一概不成。这种想法是错的。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成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起，却没想到人民一觉醒，一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一班人活不好，吃不好，联大再好，也没有用的。我们是知识分子，应有我们的天职。我们享受好，义务也多，我们要努力。但以为自己努力就成了，就根本错！……因为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所以越压迫，越吃苦，报复起来就越厉害！因此我希望诸位无论干那种工作，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学生。这不该看成普通的谦虚，一种做人的手段，因为我们确实不如他们。不但口里说，而且心理也硬是要想：我们是不如他们的。我们的知识是一种脏物，是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得来的。”[5] 对人民的过分崇拜，使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非常偏颇。1945年他曾写过一篇题为《战后的文化——官僚笼断与知识分子笼断》的文章，虽说此文只是一个提纲性的东西，字句也不完整，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闻一多的知识分子观。他说：　　发表了人民 农民战争 民主革命战争　　人民不但赢得了胜利，扭转了历史，并且历史一向是人民创造的　　……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才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过去的错误——“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治人” 文化属于劳心者，为了劳心者，出自劳心者　　新认识——文化归荣于人民 文化非知识分子的专制品 打破垄断局面　　物质基础的创造者　　上层文化的直接创造者——知识分子只负润色之责，注入毒素，腐化作用　　解除人民痛苦增加生产加强物质基础使知识分子便于发展　　这些认识，对于了解闻一多后来的变化都有帮助，因为从这些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中，能够看出当时闻一多内心世界的矛盾。他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对于自己的这种身份却总有一种不认同感，也正因为这个底色，他才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以致让他许多早年的朋友都不无困惑。　　出身乡绅之家的闻一多，在他少年的时候，生活是相对优越的，这样的生活，对他个性和思想的形成都有影响。他在抗战前的生活也很优越和平静，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相当不错。他后来发生的变化，有他生活上出现反差所带来的直接表现。出身富有家庭的人，多数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才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中，人们总能感到一种崇高感，他们并不是因为贫穷得生活不下去才选择了某种革命理想，闻一多就是这样。人们可以不赞成闻一多的政治选择，但他选择中的那种献身精神和他对于专制的反感，却永远让人生出敬意，这或许就是闻一多的现代意义。从一定角度讲，闻一多的困惑，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惑，闻一多的理想，亦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　　[1]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2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2] 今湖北蕲水县巴河镇望天湖畔闻家铺。　　[3]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第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4]《闻一多纪念文集》第373页，三联书店，1980年。　　[5]《闻一多年谱长编》第8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