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汽油馬車”是底特律的第一輛——在很長時間內也是惟一的一輛汽車。它被人們認為是討厭的東西，因為它的響聲很大，容易驚嚇馬匹。同時也會引起交通堵塞，因為無論何時我把它停在鎮上的什麽地方，在我把它開走之前，總有一大群人圍觀。在我離開哪怕衹有一分鐘的時間裏，總有一些好奇的人想去試着開動它。最後，我不得不帶上一條鏈子，不論我把它停在哪裏，都用鏈子把它鎖在電綫桿上。隨後，警察來找麻煩了，我不知道究竟為什麽——在我的印象中那時候好像還沒有限速的法律。但不管怎樣，我要從市長那兒得到特別的許可。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享受着作為美國惟一獲得駕駛執照的司機的殊榮。從1895年到1896年，我駕駛着那輛車跑了大約有1000英裏。後來，我把它以200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底特律的查爾斯·安斯利（Charles Ainsley）。這是我的第一筆買賣。我製造這輛車不是為了出售，而是為了實驗，但我還想製造另一輛新車。安斯利想買，我需要這筆錢，在價錢方面我們也毫不費周折地做成了這筆交易。
　　以這樣一種方式製造汽車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我期望着大批量地生産。但在此之前，我必須得有産品，這可着急不得，欲速則不達。1896年，我開始製造第二輛汽車。它與第一輛車很像，衹是輕一些。它同樣也是用傳送帶驅動——這點是我後來纔放棄的，因為傳送帶雖然很好，但在天熱時就不行。這正是我後來采用齒輪的原因。從這輛車身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與此同時，國內和國外的其他一些人也在製造汽車。1895年，我聽說有一輛來自德國的奔馳車在紐約的摩西商店（Macy’s Store）展覽。我專門跑過去參觀，結果發現它根本不值得一看。它也是用傳送帶驅動的，但比我的車重多了。我一直在為汽車的輕便而努力，而外國製造者們似乎從未重視過輕便意味着什麽。接着，我在自傢的車間裏又製造了3輛汽車，它們都在底特律行駛了數年。現在，我還擁有原來的第一輛汽車——幾年之後我把它從安斯利先生轉賣的那個人手中買了回來，花了100美元。
　　此時，汽車從衹要能走就成發展到了顯示速度的階段。剋利蘭德的亞歷山大·溫頓（Alexander Winton of Cleveland）——溫頓車的創造者，那時的全國賽車冠軍——他願意接受所有挑戰者的挑戰。我設計了一臺比我以前製造的更緊湊的雙缸密閉式發動機，把它裝在底盤架上。我發現這能獲得很快的速度，於是我便安排了一場與溫頓的比賽。我們在底特律的格羅斯角賽道（Grosse Point Track）相會。結果，我贏了。這是我的首次賽車比賽。
　　商業最令人吃驚的地方是，商人們往往把大量的註意力放在金錢上，衹把少量的註意力關註於服務，這在我看來是違反了自然程序的。自然程序中，金錢應該是作為勞動的結果而出現，不能放在勞動之前。商業的第二個特徵就是，衹要能賺錢就萬事大吉，能否提供更好的生産方式無關緊要。也就是說，一件東西的價值並不是看它能為大衆提供多少服務，而主要在於它能掙來多少錢，而對於顧客是否滿意並不特別在意，把東西賣給他們就完事了。一個心懷不滿的顧客並不被認為是一個信任被辜負了的人，而是被當作討厭的人，或者是為第一次就該做好的工作榨取第二次金錢的來源。比如，汽車一旦被賣出之後汽車製造商便不再關心它可能會發生什麽事情，不在乎它每跑一英裏耗費多少汽油，它確實能提供怎樣的服務也不重要。如果它損壞了，需要更換零部件，那麽這衹是購車人自己倒楣。所謂好的買賣就是以盡可能高的價錢把零件賣出去，這是基於這樣的理論：他已經買車，他迫切地需要零件，因此衹有乖乖地掏錢。
　　汽車業並不是建立在我所說的誠實的基礎之上，從生産的角度來看，也不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但它並不比一般的行業更糟糕。也許還有人記得，那個時期很多公司是受金融界支撐和扶持的，在此之前衹局限於鐵路業的銀行傢進入工業。無論何時，我的想法都是一樣的：如果一個人可以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他就應該會為此獲得回報，利潤和金錢自然會接踵而來；一個企業應該從小的地方做起，才能逐漸地發展壯大；沒有積纍就意味着浪費時間，意味着這個企業並不適合在這一行業中生存。不過在當時最受歡迎的計劃是，爭取最大額度的資本，然後售出全部股票和債券，在扣除股票和債券銷售的費用、宣傳費等各種開銷後，剩下的錢便勉強成為企業的資金。“好”的企業，就是能使股票和債券以最高的價格大量出售的企業。對企業來說，重要的是股票和債券而不是工作。我始終不明白，這些企業怎麽能夠指望一方面獲得最大的股利，同時又能以公平的價格出售産品。這真是天方夜譚！
　　那些自稱金融傢的人們說，他們的錢值6％或5％的利息。如果一個人嚮企業投資10萬美元的話，這個投資者就有權要求得到一筆收益，因為如果他不把錢投入企業，而是存入銀行或保險公司的話，也會得到某一固定的利息。因此，他們理應從企業的運作費用中獲取適當的收益，作為這筆錢的利息。這種想法是很多商業服務徹底失敗的根本原因。金錢並沒有特別的價值，它如果不作為流通貨幣，本身是不值錢的。金錢惟一的好處，就是用於購買勞動工具或原料，因此，如果一個人認為他的錢能夠獲得6％或5％的利息，他應該把錢投到真正能夠得到回報的地方，投入到工業中的錢不應該是利息，而應該成為生産的動力。所有的回報，都應該出現在生産之後，而並非生産之前。

　　商人們相信，通過註入資金，他們可以做任何事。如果第一筆資金沒有帶來收益，那就繼續註入資金。這種再次註入資金的過程，簡直就是把錢往水裏扔。大多數需要重新註入資金的情況，都是由於管理不善造成的。再投資的效果，衹不過是把糟糕的管理者們的管理時間延長了而已。這種權宜之計是投機金融傢們的伎倆，他們就像禿鷹一樣，專門去吃變質的肥肉。如果那些地方經營良好的話，他們是不會往裏面砸錢的。投機金融傢們認為他們投出去的錢正在使用中，這其實是一種幻覺。他們並沒有團结起來，而衹是把錢拿出來浪費而已。我絶不想為一個尚未開始工作便想着賺錢的銀行傢或金融傢工作。同時，在我看來，投機也絶非賺錢的正道。我希望能夠證明，真正的工商業的惟一的基礎就是服務，也衹有這樣才能夠賺大錢。
　　當一樁買賣完成時，廠傢和顧客的關係實際上並未結束，而恰恰是剛剛開始。以汽車為例，把汽車賣出去其實還衹是某種介紹而已。如果汽車不能提供服務的話，對廠傢來說它還不如沒作出這介紹，因為他將收穫最糟糕的廣告——一個心懷不滿的顧客。在汽車業的早期，有一種占主流的傾嚮認為把汽車賣出去就是真正的成就，而至於此後買主手裏的車會怎麽樣並不重要。這是目光短淺的銷售態度。就這點而言，我們後來對福特公司的銷售原則進行的大討論是正確的。汽車的價錢和質量無疑都有市場，並且潛力巨大，但我們所做的遠不止於這些。顧客一旦買了我們的車，他就被賦予了繼續使用那輛車的權利。因此，如果他的車出了任何問題，那都將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把這輛車修好，使其能夠重新使用。
　　在福特汽車的成功案例之中，早期的服務措施是一個顯著的因素。那個時期大多數昂貴的車都衹有很糟糕的售後服務。如果你的車壞了的話，你衹有依靠當地的修理工——這時你本來是有權利找廠傢的。如果當地的修理工是一位有遠見的人，手頭存有不少零部件（雖然就很多車輛來說，零部件是無法互換的），那對車主來說就是幸運的。但如果修理工是個沒有長遠打算的人，對汽車的瞭解又太少，並且貪念極盛，想從每一輛到他這裏來修理的汽車身上榨取一大筆錢，那麽，即使很輕微的損壞也要等上幾個星期，並且最終車主將被狠狠地敲掉一筆修理費。因此，有一段時間，修理工被視為汽車工業的最大威脅。甚至直到1910年和1911年，汽車車主仍被認定是應該被敲竹杠的有錢人。從一開始我們便直面這一問題並很好地解决了它，我們可不希望我們的銷售被愚蠢、貪婪的人所妨礙。這是幾年之前的事了。正是由於金融控製纔使得服務中斷，因為金融傢指望的是馬上得到美元。如果首先考慮的是掙到一定數量的錢，那麽除非是靠偶然碰中特別好的運氣，有多餘的錢用來提供服務，使執行人員有提供服務的機會，否則的話，企業的未來就要被今天所掙的美元斷送。
　　同時我還註意到，在很多從事工商業的人士當中有這樣一種傾嚮，就是認為他們的工作很辛苦。他們期待着有一天能夠不用工作，賦閑在傢依靠退休金而生活。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場越早結束越好的戰爭。這是又一個讓我無法理解的地方。生活並不是一場戰鬥，除非是與我們陷入垂頭喪氣的傾嚮作戰。如果腐朽也是一種成功的話，那每個人衹要忍受着無所事事的懶散就可以了。但假如發展纔是成功的標準，一個人就必須每天清晨精神抖擻地醒來，並且一整天都保持活力。有許多大企業早已成為“魔鬼”的代名詞，因為他們認為可以運用一貫僵化的管理辦法，把整個企業管理好。雖然那套管理辦法在過去是輝煌的，但現在它能否繼續輝煌，要看它能否與今天的變化保持一致，而不是奴隸般地聽命和尾隨着它的過去。生活，就我看來，不是停留於某地，而是永遠都在旅行。即使是那些最深切地感到自己是“安居下來的人”也並非安定下來——他很可能是倒退回去了。萬物皆流，其義如此。生活是流動着的，我們可以住在同一條街的同一個地方，但住在那裏的永遠不會是同一個人。
　　我註意到，人們出於認為生活是一場戰鬥、而這場戰鬥可能由於錯誤的舉動而失敗這樣的幻覺，所以熱愛着墨守成規。人們陷入半生不死的習慣泥沼。很少會有鞋匠用新的方式去補鞋，也很少有工匠願意在他的行當裏采納新的方法。習慣導致某種陳規，每種打破這種陳規的舉動都會被看作是自找麻煩。在進行一項有關工作方法的研究，以指導工人盡量減少無用的動作和疲勞時，反對最激烈的正是工人自己。雖然他們也懷疑這是一項想從他們身上榨取更多價值的舉動，但真正使他們惱火的是它將干涉他們久已養成的習慣。商人們正隨他們的經營走下坡路，因為他們是那麽喜歡陳舊的那一套，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這種人現在隨處可見。他們不知道昨日已逝，頭腦裏裝的仍然是陳年舊夢。這幾乎可以作為一條公式寫下來：當一個人開始想到他最終找到了他的方法時，他最好先認真檢查一下自己，看他的大腦的一些部分是否還醒着。當一個人感到他被生活“釘住”時，“前進的車輪”定會在下一輪將他毫不留情地拋下。
　　同時還有一種更深層的恐懼：怕成為傻瓜。因此很多人害怕被人認為是傻瓜。我想公衆觀念對那些需要它的人就像是一支強有力的監督力量。大多數人需要公衆輿論的限製，也許這是真的。公衆輿論能使一個人變得比他本身更好——即使不是在道德方面更好，至少在他的社會的某些方面會更好。為了正確的事情被當作傻瓜，並不是一件壞事。這種事情的最好之處在於這種傻瓜通常都能活得足夠久，來證明他們自己並不是傻瓜，或者他們開創的事業能持續得足夠久，證明他們並不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