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苍茫忆故人：二流堂纪事 何物“二流堂”其時，苗子、鬱風夫婦適來港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他們極力慫恿我寫一篇，從我的角度來談“二流堂”。我不敢寫，因為它既無政治意識，又無學術性，刊載在那樣的刊物上，不大合適。“二流堂”究竟是什麽，正如祖光所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但政治庸人們對“二流堂”的宣傳，卻是自五十年代以來最成功的宣傳範例，此後便江河日下。
戈貝爾的“謊言重複一千遍便成事實”的伎倆已破産，人們已學會從反面去找出真實。
我從未渲染“二流堂”，但當友人嚮人們介紹的時候，我便受到不應有的肅然起敬，使我面紅耳赤，狼狽不堪，衹是這幾年臉皮纔厚一點。
它使得一位知名的澳洲漢文學家白傑明要以“二流堂”為內容著書立說；兩位法國專傢白霞夫婦聲稱馬上就要加入“二流堂”。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間，白傑明由《大公報》副刊主編潘際炯兄陪同到我在香港的住處，滿臉不平之氣，問我，“二流堂”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他要寫一本書嚮全世界控訴這一荒唐事件。叫我怎麽說呢，我衹有嬉皮笑臉嚮他說：“本來無一物，何處落塵埃。”然後撿了兩份刊登《砸爛中國裴多菲俱樂部“二流堂”》和《文化部為“二流堂”問題平反》的《人民日報》，幾份“文革”時期的小報，還有祖光的一首詩：
中年煩惱少年狂，
南北東西當故鄉；
血雨腥風渾細事，
荊天棘地作尋常；
年查歲審都成罪，
戲語閑談盡上綱；
寄意兒孫戒玩笑，
一生誤我“二流堂”。
那是一九七二年底兩個穿解放軍服裝的“中央專案組”人員到幹校逼他寫“二流堂”材料時他寫下的。這兩個人接着又找我再寫“二流堂”材料，我給寫了一份。兩天後，他們退還我，叫我抄在一種特製的稿紙上，這種稿紙的格子就和印《劉少奇罪證》的稿紙一樣，我的原稿則多處被用鉛筆修改，“是”改為“不”，“不”改為“是”，但我仍照我所寫的抄，取稿時一人拍案大怒，並找我的“上司”細聲指示。
夏衍老人出獄後，我曾將此事告訴他，他說:“項莊舞劍，意在周公。”
兩位法國專傢白霞夫婦，其中白霞曾為我主編的《新天地畫報》翻譯白樺的詩，一九八二年我在我傢斜對過的翠華樓設便宴請“二流堂” 諸友，她在席上宣稱要加入“二流堂”。我說:“敝堂從未有洋人入堂，此事需請示才能定奪。”她說:“我一定今晚就要加入。”楊憲益不知是否是有意為我解圍，藉口酒太少(酒樓竟無酒)，將趙、白霞、丁聰、馮亦代、陸浮等大批人捲到他傢繼續盡醉。
“二流堂”雖與我直接相聯，但因為它後來的聲名煊赫，名震一時，我也不敢包說，還是先聽聽有關知情的人們評說議論罷。
夏 衍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的妻子帶了子女到重慶來了，一傢四口，就不能再擠在文工會的會客室裏了，唐瑜給我在臨江路附近的一個大雜院裏擠出了一間小屋，我們就在那裏暫時安頓下來。沒有門牌，為了寄信方便，我在屋前竪了一塊木板，上面寫了“依廬”這樣一個很好聽的名字，還養了一頭名叫來福的狗，我們一傢在這裏一直住到抗戰勝利。《戲劇春秋》、《離離草》、《芳草天涯》這幾個劇本，都是在這間風雨茅廬中寫的。
“依廬”這兩間房子從租地皮、設計到施工，都是唐瑜一手經辦的，我一分錢也沒有花，一分力也沒有出。文藝戲劇界朋友們，稱贊他居然成了一個建築師，他也對造房子發生了興趣。不久之後，他又狠了狠心，把他原來在昆明和夏雲瑚合資經營的一傢電影院的股本轉讓給別人，用這筆錢又在離“依廬”不遠的坡下租了一塊地，親自繪圖設計，又造了一間可以住十多個人的大房子，呼朋引類，讓當時沒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進去，這就是“文革”中喧鬧過一陣的所謂“二流堂”。唐瑜搬到“二流堂”去之後，他又把我隔壁那一間房子無償讓給了進步的奧地利醫生弗裏茨·揚生。當時住在“二流堂”的，有吳祖光、高汾、呂恩、盛傢倫、方菁、瀋求我，他們之中，除高汾是新聞記者之外，其他都是沒有固定職業的文藝界的個體戶。這些人都有專業，如吳祖光是劇作傢，方菁是畫傢，盛傢倫是音樂傢，呂恩是演員等等。戰時的重慶談不上有文藝界集會的地方，朋友們碰頭主要的方法是泡茶館，加上當時茶館裏幾乎都有“莫談國事”的招貼，現在有了這樣一所可以高談闊論的地方，有時候唐瑜還會請喝咖啡，於是，很自然地這地方就成了進步文化人碰頭集會的地方。這“二流堂”所在地可能是一塊風水很好的福地，因為在這兒住過的人，除盛傢倫在五十年代去世外，其他的人都還能活到現在。（見夏衍：《懶尋舊夢錄》）
盛傢倫
這裏就是“北京二流堂”，戴浩已經給你堂主留下公館。［唐瑜按 ：我到北京時，戴浩在棲鳳樓下給我留了一套帶大廳、睡房、浴室、院子的房子。那時我在部隊宿舍，此屋一直空置。後來八一廠嚮蘇聯訂購的電影材料，衹來了一批亂七八糟的藥粉，無處堆放，把這一百餘米的房屋堆滿了。鄰居《新民報》的職員寫信到軍委告狀，說我在棲鳳樓搞囤積居奇。藥粉搬出後，此屋乃讓與苗子、鬱風入住。前屋廂房住吳祖光、新鳳霞，樓上住盛傢倫、戴浩、虞靜子。］
徐 冰
他每次碰到我都要問 ：“你有什麽睏難沒有，看我能不能幫助你?”一九六○年，正是餓肚時期，影協搞了一批參考片，想促進創作人員參考、研究、討論。他給我每月搞到一批面粉、豬肉、油、蛋、糖、煙等，他說 ：“你再搞個‘二流堂’吧。”於是影協闢了一個小賣部，每次放映參考片便有一批“義務工”包餃子、賣煙等。邊座談邊吃點心。
廖承志
在看參考片時，他說 ：“你又搞‘二流堂’。”然後在我耳旁輕聲說：“你真是死不改悔。”說完哈哈大笑。當然，沒有多久，運動說來就來，那些吃過餃子的人有一些便給我貼了大字報。
潘漢年
一九六三年假釋，在我傢遇到孫師毅，有一次他們談到“二流堂” 和吳祖光被整的事。潘說：“其實唐瑜的哥更像‘二流堂’主，‘皖南事變’後，他在香港給旅港劇人協會一筆開辦費，在仰光不僅對一批人免費吃住，後來還發零用費、製服裝。”［按：潘漢年在港與我哥談在仰光挂一塊空招牌，由我挂名當總經理。招牌挂出後，重慶文工會、製片廠，陸續來了金小言、攝影師吳蔚雲、張光宇、丁聰、鬍考等，聯華四廠的攝影師和導演；鬍考是從延安來的。買賣也撞上門來了。有一批汽車期貨急要出手，我哥答應調動一筆款子，兩個月的時間。賺了不小一筆錢，便買了一個小印刷廠、小機器廠和一批香港影片、蘇聯影片(後來我把這批片子用流動放映隊到小市鎮、農村巡回放映)。吳蔚雲在機器廠研製幻燈機。這時又來了趙和他的前妻、張光年、李凌，我們原擬合作出版一個刊物叫《南風》，後來因故停止，李凌則到小印刷廠編輯出版《新音樂》；趙留下其妻，自己當獨行俠去了。仰光忽然來了一個騙子冒名常任俠在騙華僑捐款，張光年便離去並與該騙子筆戰。當時還有徐邁進在仰光。他是正式由地下黨派去的。］
周恩來
他初次在北平見夏衍時問：“‘二流堂’那些人回來了沒有?”“文革”中，他有一次嚮紅衛兵說：“‘二流堂’是一些文化人在那裏聚會的地方，不是一個組織，有人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二流堂’，整無産階級司令部的所謂黑材料，那不行。”
陳曼雲
解放後，她看到我在後海旁建一座花園洋房，那時劉少奇曾提出鼓勵私人自建房屋，我買了一畝多地，本想送給新影，錢筱璋不願接受，我又自己設計修建。雲姐說：“剛反‘二流堂’，你又建這個大廳，又有鞦韆，又有花圃、花池、葡萄架，太招搖了。”她於是介紹一個印尼華僑十五間房子給我換，並付補差。
夏 衍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的妻子帶了子女到重慶來了，一傢四口，就不能再擠在文工會的會客室裏了，唐瑜給我在臨江路附近的一個大雜院裏擠出了一間小屋，我們就在那裏暫時安頓下來。沒有門牌，為了寄信方便，我在屋前竪了一塊木板，上面寫了“依廬”這樣一個很好聽的名字，還養了一頭名叫來福的狗，我們一傢在這裏一直住到抗戰勝利。《戲劇春秋》、《離離草》、《芳草天涯》這幾個劇本，都是在這間風雨茅廬中寫的。
“依廬”這兩間房子從租地皮、設計到施工，都是唐瑜一手經辦的，我一分錢也沒有花，一分力也沒有出。文藝戲劇界朋友們，稱贊他居然成了一個建築師，他也對造房子發生了興趣。不久之後，他又狠了狠心，把他原來在昆明和夏雲瑚合資經營的一傢電影院的股本轉讓給別人，用這筆錢又在離“依廬”不遠的坡下租了一塊地，親自繪圖設計，又造了一間可以住十多個人的大房子，呼朋引類，讓當時沒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進去，這就是“文革”中喧鬧過一陣的所謂“二流堂”。唐瑜搬到“二流堂”去之後，他又把我隔壁那一間房子無償讓給了進步的奧地利醫生弗裏茨·揚生。當時住在“二流堂”的，有吳祖光、高汾、呂恩、盛傢倫、方菁、瀋求我，他們之中，除高汾是新聞記者之外，其他都是沒有固定職業的文藝界的個體戶。這些人都有專業，如吳祖光是劇作傢，方菁是畫傢，盛傢倫是音樂傢，呂恩是演員等等。戰時的重慶談不上有文藝界集會的地方，朋友們碰頭主要的方法是泡茶館，加上當時茶館裏幾乎都有“莫談國事”的招貼，現在有了這樣一所可以高談闊論的地方，有時候唐瑜還會請喝咖啡，於是，很自然地這地方就成了進步文化人碰頭集會的地方。這“二流堂”所在地可能是一塊風水很好的福地，因為在這兒住過的人，除盛傢倫在五十年代去世外，其他的人都還能活到現在。（見夏衍：《懶尋舊夢錄》）
盛傢倫
這裏就是“北京二流堂”，戴浩已經給你堂主留下公館。［唐瑜按 ：我到北京時，戴浩在棲鳳樓下給我留了一套帶大廳、睡房、浴室、院子的房子。那時我在部隊宿舍，此屋一直空置。後來八一廠嚮蘇聯訂購的電影材料，衹來了一批亂七八糟的藥粉，無處堆放，把這一百餘米的房屋堆滿了。鄰居《新民報》的職員寫信到軍委告狀，說我在棲鳳樓搞囤積居奇。藥粉搬出後，此屋乃讓與苗子、鬱風入住。前屋廂房住吳祖光、新鳳霞，樓上住盛傢倫、戴浩、虞靜子。］
徐 冰
他每次碰到我都要問 ：“你有什麽睏難沒有，看我能不能幫助你?”一九六○年，正是餓肚時期，影協搞了一批參考片，想促進創作人員參考、研究、討論。他給我每月搞到一批面粉、豬肉、油、蛋、糖、煙等，他說 ：“你再搞個‘二流堂’吧。”於是影協闢了一個小賣部，每次放映參考片便有一批“義務工”包餃子、賣煙等。邊座談邊吃點心。
廖承志
在看參考片時，他說 ：“你又搞‘二流堂’。”然後在我耳旁輕聲說：“你真是死不改悔。”說完哈哈大笑。當然，沒有多久，運動說來就來，那些吃過餃子的人有一些便給我貼了大字報。
潘漢年
一九六三年假釋，在我傢遇到孫師毅，有一次他們談到“二流堂” 和吳祖光被整的事。潘說：“其實唐瑜的哥更像‘二流堂’主，‘皖南事變’後，他在香港給旅港劇人協會一筆開辦費，在仰光不僅對一批人免費吃住，後來還發零用費、製服裝。”［按：潘漢年在港與我哥談在仰光挂一塊空招牌，由我挂名當總經理。招牌挂出後，重慶文工會、製片廠，陸續來了金小言、攝影師吳蔚雲、張光宇、丁聰、鬍考等，聯華四廠的攝影師和導演；鬍考是從延安來的。買賣也撞上門來了。有一批汽車期貨急要出手，我哥答應調動一筆款子，兩個月的時間。賺了不小一筆錢，便買了一個小印刷廠、小機器廠和一批香港影片、蘇聯影片(後來我把這批片子用流動放映隊到小市鎮、農村巡回放映)。吳蔚雲在機器廠研製幻燈機。這時又來了趙和他的前妻、張光年、李凌，我們原擬合作出版一個刊物叫《南風》，後來因故停止，李凌則到小印刷廠編輯出版《新音樂》；趙留下其妻，自己當獨行俠去了。仰光忽然來了一個騙子冒名常任俠在騙華僑捐款，張光年便離去並與該騙子筆戰。當時還有徐邁進在仰光。他是正式由地下黨派去的。］
周恩來
他初次在北平見夏衍時問：“‘二流堂’那些人回來了沒有?”“文革”中，他有一次嚮紅衛兵說：“‘二流堂’是一些文化人在那裏聚會的地方，不是一個組織，有人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二流堂’，整無産階級司令部的所謂黑材料，那不行。”
陳曼雲
解放後，她看到我在後海旁建一座花園洋房，那時劉少奇曾提出鼓勵私人自建房屋，我買了一畝多地，本想送給新影，錢筱璋不願接受，我又自己設計修建。雲姐說：“剛反‘二流堂’，你又建這個大廳，又有鞦韆，又有花圃、花池、葡萄架，太招搖了。”她於是介紹一個印尼華僑十五間房子給我換，並付補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