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文學>> 哲学思考>> 王蒙 Wang Meng   中國 China   現代中國   (1934年十月15日)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
  作為一個年近七旬的寫過點文字也見過點世面的正在老去的人,我能給你們一點忠告、一點經驗、一點建議嗎?
我為什麽沒有自殺?
  某種情況下,我甚至要說,恰恰是在身處逆境之時,學習的條件最好,心最專,效果最好。順境時人容易浮躁,周圍常常會有各種朋友、跟隨者、慕名者、請教者;順境時你常常忙於說話、寫字、發表意見、教授旁人、好為人師;順境時常常自我感覺良好,志得意滿,看到的是旁人的失缺;順境時你必須滿足社會與衆人對你的期待,你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去做旁人要你做的事情,比如出席某些活動、儀式而目的僅僅是為了表示你確已出席。而逆境時、被晾到一邊時、“不可接觸”時、“不準革命”時,正是不受幹擾地求學的良機、深思的良機、總結經驗教訓的良機,是嚴格地清醒地審視自己反省自身解剖自身的良機,是補充自己、壯大自身、使自身成長、使自身更新的良機,是學大知識、獲大本領、得大徹大悟的最好契機。
  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我身在新疆維吾爾民族聚居的農村,又處在極“左”的狂熱之時,由於我在當時被錯誤地列入另册,不能寫作,不能在任何單位上班工作,也不能正常參加社會活動……當然無法有任何作為,甚至看來似乎也沒有辦法光明正大地學習。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與農村幹部群衆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上。怎麽樣學習毛主席著作呢?學維吾爾文版的。我用維吾爾語背誦下了老三篇,背誦下了一大批毛主席語錄。一次我大聲朗讀《紀念白求恩》,房東老大娘甚至以為是廣播電臺的播音。這說明我讀得是怎樣的字正腔圓一絲不苟。
  有些外國朋友不理解我怎麽可能在那種條件下在新疆一口氣生活了16年,沒有發瘋也沒有自殺。他們詢問我在新疆16年做了些什麽,言外之意那麽長的時間,你的生活將會是怎樣地空虛和痛苦。我半開玩笑地回答說:“我是讀維吾爾語的博士後啊,兩年預科,五年本科,三年碩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後,不是整整16年嗎?”
  任何表述都不是面面俱到的,我無意用這樣的說法來掩蓋我與很多同命運的其中有不少是優秀的人士在那個年代的經歷的悲劇性,也無意提倡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然而我以為確有真正的精神真正的勝利,不是僅僅用一種類似兒子打老子的譫語欺騙與麻醉自己,而善於在一切逆境中學習,通過學習發展和壯大自己,憧憬着準備着未來,為最後的不僅是精神的而且是全面的勝利打下基礎。這樣的學習同時也是對於製造苦難製造不義嫉賢妒能動不動欲置人於死地的壞人的最好回答。
  至於為什麽沒有瘋狂也沒有自殺,當然還因為我的“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我的對於生活對於人衆(例如維吾爾農民)的愛,還由於正是我自己從童年和少年就選擇了革命,包括革命的麯折和艱難,是我自己選擇的,它並不完全是外來的與異己的強加的災難,這樣思考就會舒服一點,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會強一些。有一些激烈的評者總是責備我沒有像他們希望的那樣采取對歷史和現狀無情的决絶態度,對不起了,道不同不相為謀,我的起點、出發點、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歡那些欺世盜名的大言。
多幾種生存與創造的“武器”
  從這裏便要說到學習語言的問題。談到學習,沒有比學習語言更重要的了。多學一種語言,不僅是多打開一扇窗子,多一種獲取知識的橋梁,而且是多一個世界,多一個頭腦,多一重生命。
  至少在我們國傢,有一種或多種拒絶學習語言的理論或說詞。年輕的時候,我的一位極好學的朋友曾經對我講述了他不學習外語的“理由”,他說學外語太費時間,而他太忙碌;他說時代的發展趨勢是翻譯愈來愈發達和及時,因此他不如坐待翻譯的幫助,而把寶貴的時間用到別處去。
  然而,他應該明白通過翻譯交流和學習與直接從原文交流和學習,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思想、感情、人類的一切知性悟性感性活動直至神經反射都與語言密不可分,思想的最最精微的部分,感情的最最深邃的部分,學理的最最精彩的部分與頓悟的最最奧秘的部分都與原文緊密聯繫在一起。讓我們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不要說中文譯西文或西文譯中文了,讓我們試着把老子的《道德經》譯成白話文吧,讓我們試着把唐詩宋詞譯成當代粵語吧,它能夠傳達出多少原文的神韻與精微?
  再有大量事例已經證明,翻譯是帶着理解和解釋的翻譯,而愈是要害問題上,翻譯愈是受自己即翻譯者本人的歷史、地域、處境與知識結構乃至個性的局限,愈是重要的命題和精彩的作品愈是要不斷地翻譯,不斷地修正翻譯,不斷地在理解上從而在翻譯上出新。一個確實希望有所作為有所發現發明創造的學人,哪有衹滿足於讓翻譯牽着鼻子走的道理?
  有一種故意誇大其詞的聽起來很嚇人也很荒謬的說法,但也並非完全是無稽之談,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切問題其實都是來自翻譯,例如我們把democracy譯作民主,把dictatorship譯成專政,這都不甚對。人們望本國之文而生發外來詞之意,這就産生了無數麻煩。再如衆所周知的列寧的名著《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近二十餘年來則譯為《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並從而在解釋上有寬與嚴乃至極“左”與非極“左”的區別。這些對於不懂原文的人來說,衹能任翻譯、任懂該種語言的人牽着鼻子走。一個希望學習追求真理的人,一個希望有所貢獻有所創造的人,能夠允許自己始終處在這樣被動的局面嗎?
  還有一種最最奇怪最最愚昧的說法,似乎不學外語是愛國的表現。他們說:“我是中國人,學外語做什麽?”瞧,積極學外語的人有不想再做中國人之嫌呢。“文革”當中倒是有這樣的以無知為榮的事兒,誰如果是“老粗”,沒上過幾年學,那反而是政治上可靠的標志。真是可恥呀!難道祖國希望於她的兒女們是封閉和無知的嗎?這樣的鬍說八道我連評論他們的興趣都沒有了。
  有人說自己的中文太好了,或者太熱愛母語中文了,所以不想學或學也學不好外語,這也是荒謬的。外語與母語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促進相得益彰的。衹有比較過母語與外語的人才能真正認識自身的母語的全部特點,才能從比較中得到啓示得到聯想,從而大大擴張與深化對於母語並且對於外語的理解與感受。
  母語好比是家乡、傢園,外語好比是世界。走嚮世界才能更好地瞭解家乡,熱愛家乡,建設更美好的傢園。走嚮世界與熱愛家乡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補的。
  類似的理論我也不止聽一個懂某一門外語而口語不好的人講過:“我們是中國人嘛,我們講英語就是帶中國味兒的嘛,非學得那麽像外國人幹什麽?”甚至還有人堂而皇之地寫文章,說是將來中國國際地位高了,大傢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講洋涇浜式英語,全世界就會風行洋涇浜式英語。天啊,幸虧中國現在還不是頭號大國,已經開始計劃用洋涇浜式英語一統天下了,是不是還要用大清國的朝儀或者“文革”中的早請示晚匯報一統天下呢?學語言就要盡量學好,口語和文字都要學。你的語言學得愈好就愈有利於交流,有利於真正地弘揚中華悠久的文明傳統,有利於消除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偏見與誤解,也有利於消除國人對於外部世界的偏見與誤解,有利於博採衆長為壯大與發展自身而用,至少也有利於樹立改革開放的優美形象。當然,如果您限於先天後天條件實在學不好外語,那也沒有什麽了不起,湊湊合合也照樣革命照樣建設社會主義照樣做官照樣評職稱拿學位——不行委托外語好的哥們兒替你寫幾頁英語論文稿前言或簡介就是了,但是請不要製造愚蠢的不學與學不好外語有理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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