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已經發覺：人真是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因此，我從未認為哪個人特別無趣。墨守成規的也好，傳統的也罷，甚至是極其無聊的人，若談起自己做的事、熟知的東西，或是興趣所在，無不散發出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每個人自此成為一個獨特的個體。有一個人最初給我的印象似乎呆板無聊，滿嘴廢話，讓人呵欠連連。這人是新英格蘭小鎮的銀行傢。可是，突然間他話鋒一轉，談到扣子的演變史，細說這個小東西的發明、形狀、材質、功能和用途等，卻叫我大開眼界。在談論這主題時，他那熾熱的情感直逼偉大的抒情詩人。不過，我覺得有意思的，倒不是話題本身，而是他這個人。在一剎那間，他已變成一個相當獨特的人。
本書的目的就在刻畫一些特別的人，以及他們的特立獨行。
從我寫第一本書開始（大約是50年前）至今，我所寫的一切無不強調人的多變、多元，以及獨特之處。
《旁觀者》這本書是為我自己而作。然而這是一本有關“人”的書，不是以我自己為主題。英國版的書名副標題——“記錄其他人物以及我所歷經的時代”（Other Lives and My Times）將本書主旨一語道盡。在我的著作中，沒有一本反芻的時間像這本這麽長——20年來，這些人物一直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行、住、坐、臥，無所不在；也沒有一本書這麽快就問世了——從我坐在打字機前寫下第一個字，到完成全書，不到一年的光景。這本書雖不是我“最重要”的著作，卻是我個人最喜愛的一本。
讀者的反應顯然也是如此。本書的成功，真是令人高興的事，從新版的發行就知道了，不必多加解釋。但是，最讓我感動的，還是常有讀者寫信給我，或參加會議時告訴我：“你的著作，我幾乎都讀過了，對我的幫助相當大，特別是在工作上。但是，在你這麽多作品裏，《旁觀者》給我的樂趣最多。”他們還常加上一句，“我之所以這麽喜歡，是因為其中的人物真是特別。”
本書可以說是一本短篇故事集，每一章都可個別獨立。我希望藉此呈現社會的圖像，捕捉並傳達這一代的人難以想像的那種神髓、韻味與感覺，比如兩次大戰間的歐洲、羅斯福的新政時期（New Deal years），以及第二次大戰剛結束時的美國。事實上，早在肯尼迪執政時，寫作此書的念頭已開始萌芽。那些年代對我的孩子、我的學生，以及許多年輕朋友而言，雖還不算“歷史”，卻已如吉亞述王國的尼尼微（Nineveh）和阿蘇爾（Assur）③般遇不可及。
關於這些年代的記事，史書、傳記和統計數字當然已多不勝數，但是“社會科學”是無法傳達出一個社會的內涵、風味以及現實的，正如光靠度量衡是無法說清一個人的長相與舉止；同理，一張彩色照片拍得再好，也無法傳達夏日親身倘祥在緑色山丘的感覺。衹有“社會圖像”中的人物才能反映出社會的相貌。
各個章節都是以人物為主，一個章節談到一個，頂多兩個。我之所以拿他們作為主題，因為這些人本身都是極為精彩的故事。結合起來，可印證一點：社會終究是由許許多多的個人和他們的故事組合而成的。
本書的目的就在刻畫一些特別的人，以及他們的特立獨行。
從我寫第一本書開始（大約是50年前）至今，我所寫的一切無不強調人的多變、多元，以及獨特之處。
《旁觀者》這本書是為我自己而作。然而這是一本有關“人”的書，不是以我自己為主題。英國版的書名副標題——“記錄其他人物以及我所歷經的時代”（Other Lives and My Times）將本書主旨一語道盡。在我的著作中，沒有一本反芻的時間像這本這麽長——20年來，這些人物一直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行、住、坐、臥，無所不在；也沒有一本書這麽快就問世了——從我坐在打字機前寫下第一個字，到完成全書，不到一年的光景。這本書雖不是我“最重要”的著作，卻是我個人最喜愛的一本。
讀者的反應顯然也是如此。本書的成功，真是令人高興的事，從新版的發行就知道了，不必多加解釋。但是，最讓我感動的，還是常有讀者寫信給我，或參加會議時告訴我：“你的著作，我幾乎都讀過了，對我的幫助相當大，特別是在工作上。但是，在你這麽多作品裏，《旁觀者》給我的樂趣最多。”他們還常加上一句，“我之所以這麽喜歡，是因為其中的人物真是特別。”
本書可以說是一本短篇故事集，每一章都可個別獨立。我希望藉此呈現社會的圖像，捕捉並傳達這一代的人難以想像的那種神髓、韻味與感覺，比如兩次大戰間的歐洲、羅斯福的新政時期（New Deal years），以及第二次大戰剛結束時的美國。事實上，早在肯尼迪執政時，寫作此書的念頭已開始萌芽。那些年代對我的孩子、我的學生，以及許多年輕朋友而言，雖還不算“歷史”，卻已如吉亞述王國的尼尼微（Nineveh）和阿蘇爾（Assur）③般遇不可及。
關於這些年代的記事，史書、傳記和統計數字當然已多不勝數，但是“社會科學”是無法傳達出一個社會的內涵、風味以及現實的，正如光靠度量衡是無法說清一個人的長相與舉止；同理，一張彩色照片拍得再好，也無法傳達夏日親身倘祥在緑色山丘的感覺。衹有“社會圖像”中的人物才能反映出社會的相貌。
各個章節都是以人物為主，一個章節談到一個，頂多兩個。我之所以拿他們作為主題，因為這些人本身都是極為精彩的故事。結合起來，可印證一點：社會終究是由許許多多的個人和他們的故事組合而成的。
我一直在尋找真正的老師。我不遺餘力地在探訪他們的身影，觀察他們教學的方式，並從中得到無窮的樂趣。我一聽說誰是“大師級”的老師，就設法溜進這位老師的課堂上旁聽、觀看。若是不得其門而入，也設法問學生，看這位老師是怎麽教的，他成功的地方在哪兒。
因此，多年來，“教學觀摩”一直是我最大的喜好。好比看精彩的運動比賽，絶無冷場。至今，這種觀察的興味仍不減當年。
有一件事，在我很小的時候知道了，那就是學生總是可以辨認出老師的好壞。有的衹是二流老師，但是舌燦蓮花，機智幽默，因此留給學生至為深刻的印象；有些則是頗負盛名的學者，但是不算是特別好的老師。但是，學生總可以識別出一流老師。第一流的老師並不經常廣受歡迎，事實上，大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並不一定能對學生造成衝擊力。但是，如果學生談到上某位老師的課：“我們學到很多。”這樣的話可以信賴，因為他們知道什麽樣纔是好老師。
我還發現，“老師”實在是不易定義。或者說，“教學得力的因素何在？”這樣的問題是沒有答案的。我從未看過做法完全相同的兩個老師，每個老師都有其獨特的表現方式。使一個老師成為第一流的方法，似乎對另一個老師來說完全沒用，而另一個老師或許也不會采用這種方式。這個現象真令人睏惑，至今我仍大惑不解。
※
有些老師是不用語言的，就像蘇菲老師。施納貝爾亦然。然而，同一時代還有兩位卓越的音樂老師卻很愛說話。過去50年來，在美國最厲害的鋼琴老師就是列維涅（Rosa Lhevinne），她上課老是說個不停，很少做示範；在老年成為美國首屈一指的聲樂老師的奧地利女高音勒曼（Lotte Lehmann）也是。
本世紀兩位卓越的物理學家也是偉大的老師：他們是哥本哈根的玻爾（Niels Bohr）⑧和費米（Ｅnrico Fermi）⑨。費米晚年時就在芝加哥教書，但是玻爾衹教天才學生。我聽物理係的學生說，即使是最有天分的學生，也發現玻爾幾乎讓人無法理解。玻爾在上課前亦下了很多的準備功夫，然而學生卻不能從他的授課和主持的學術研討會得到什麽。現代物理的第二代大師，從海森伯（Heisenberg）⑩到薛定諤（Schredinger），乃至奧本海默（OPPenheimer），在研究所深造時都接受過玻爾的指導，他們都把自己能成為科學家歸功於玻爾。相形之下，費米比較會教大學部的學生，特別是新生、不準備踏入物理這個領域的，或是從來沒有修過物理的學生。現代舞大師瑪莎·格雷厄姆（MarthaGraham）也是一位很厲害的老師，不管是初學者或是卓然有成的舞者，她都教得很好，而且用的是同一套教學法。
有些老師則比較會上大班課，在衆多學生的面前講課。富勒（Ｂuckminster Fuller）的課堂上足足有2000個學生，大傢可以連續7個小時目瞪口呆地聽他講課。有的老師則在教小班課時，比較得心應手，女高音勒曼就是最好的例子。還有些老師像馬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則在一對一教學時，教得最好。有一句老話說，最好的學校就是要“霍普金斯站一端，一個學生在另一頭”。然而，我本人還未見識過這樣的老師。好老師就像是節目主持人，他們需要觀衆。有的老師是用書寫的方式教學，而不是用口語。第二次大戰的美國將領馬歇爾（General Ｇeorge Marshall）就是一例，通用汽車（General Motos）總裁斯隆（Alfred Sloan）也是。斯隆的書信也匯集在他再版的書《我在通用的日子》（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當中；此書也是教學的大師之作、當然，教給我們基督教傳統的老師聖保羅（St. Paul），也是最偉大的老師，他是以書信教導後人的。
表演者的能力和教師的才能似乎沒有什麽相關，研究學同與教學或是技巧與教學之間也沒有關聯。在歐洲傳統中的大畫傢衹有了托列多（Tintoretto 1577～1640）的學生很多，但是沒有一個學生可以達到二流畫傢的水準。格列柯例外，所有大畫傢幾乎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平庸畫傢教出來的。儘管奧本海默是卓越的管理人才，卻未能臍身於相對論、量子物理和原子物理的偉人之列，但他卻是個天才老師，激發年輕一代美國物理學家的創造力，使他們發光發熱。像我這樣對物理一無所知的人，聆聽他在普林斯頓的講座，覺得眼前像是浮現出了壯麗的高山、大海。海頓、莫紮特和貝多芬在維也納時，也受教於一位偉大的老師——迪亞貝利（habelli），而他留給後世的不過是些枯燥無味的手指練習麯。再下一代的名師並不是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納，也非李斯特、柏遼茲，這些衹能算是不錯的老師，真正的名師是舒曼的遺孀剋拉拉（Ｃlara Schumann），她纔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鋼琴教師。
通過“教學觀摩”，我很早就下結論道：老師沒有一定的種類，也沒有完全正確的教學法——教學就像一種天賦，像貝多芬、盧本斯和愛因斯坦等那些與生俱來的奇才；教學是個人特質，和技巧和練習無關。
多年後，我又發現另一種老師。更正確的說法該是，他們會激發學生學習。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並非因為他們有特殊的天賦，而是憑藉着一種方法來導引學生學習，正如我小學四年級的老師埃爾莎小姐。他們發掘每個學生的長處，並為他們立下近期與遠程的目標，讓他們更上一層樓。然後，再針對每個學生的弱點下對策，使他們在發揮自己長處時，不至於受到弱處的牽製。這些老師並使學生從自己的表現中得到相當的回饋，進而培養自律、自我引導的能力。這樣的老師多半會鼓勵學生，而不是一味地批評，但是他們也不會濫用贊美的言辭，以不至失去刺激的效果。他們認為該給學生的主要奬勵就是滿足和成就感。他們並沒有“教”學生，而是為學生設計出學習的方法。因為總是采取一對一的方式，這種教學法幾乎適用於每一個學生。因此，教學並不是指某個學科的知識，或是所謂“溝通技巧”，而是一種特質。對蘇菲小姐那樣的老師而言，教書和人格特質有關；至於埃爾莎小姐，教學則是一種方法。
因此，多年來，“教學觀摩”一直是我最大的喜好。好比看精彩的運動比賽，絶無冷場。至今，這種觀察的興味仍不減當年。
有一件事，在我很小的時候知道了，那就是學生總是可以辨認出老師的好壞。有的衹是二流老師，但是舌燦蓮花，機智幽默，因此留給學生至為深刻的印象；有些則是頗負盛名的學者，但是不算是特別好的老師。但是，學生總可以識別出一流老師。第一流的老師並不經常廣受歡迎，事實上，大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並不一定能對學生造成衝擊力。但是，如果學生談到上某位老師的課：“我們學到很多。”這樣的話可以信賴，因為他們知道什麽樣纔是好老師。
我還發現，“老師”實在是不易定義。或者說，“教學得力的因素何在？”這樣的問題是沒有答案的。我從未看過做法完全相同的兩個老師，每個老師都有其獨特的表現方式。使一個老師成為第一流的方法，似乎對另一個老師來說完全沒用，而另一個老師或許也不會采用這種方式。這個現象真令人睏惑，至今我仍大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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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老師是不用語言的，就像蘇菲老師。施納貝爾亦然。然而，同一時代還有兩位卓越的音樂老師卻很愛說話。過去50年來，在美國最厲害的鋼琴老師就是列維涅（Rosa Lhevinne），她上課老是說個不停，很少做示範；在老年成為美國首屈一指的聲樂老師的奧地利女高音勒曼（Lotte Lehmann）也是。
本世紀兩位卓越的物理學家也是偉大的老師：他們是哥本哈根的玻爾（Niels Bohr）⑧和費米（Ｅnrico Fermi）⑨。費米晚年時就在芝加哥教書，但是玻爾衹教天才學生。我聽物理係的學生說，即使是最有天分的學生，也發現玻爾幾乎讓人無法理解。玻爾在上課前亦下了很多的準備功夫，然而學生卻不能從他的授課和主持的學術研討會得到什麽。現代物理的第二代大師，從海森伯（Heisenberg）⑩到薛定諤（Schredinger），乃至奧本海默（OPPenheimer），在研究所深造時都接受過玻爾的指導，他們都把自己能成為科學家歸功於玻爾。相形之下，費米比較會教大學部的學生，特別是新生、不準備踏入物理這個領域的，或是從來沒有修過物理的學生。現代舞大師瑪莎·格雷厄姆（MarthaGraham）也是一位很厲害的老師，不管是初學者或是卓然有成的舞者，她都教得很好，而且用的是同一套教學法。
有些老師則比較會上大班課，在衆多學生的面前講課。富勒（Ｂuckminster Fuller）的課堂上足足有2000個學生，大傢可以連續7個小時目瞪口呆地聽他講課。有的老師則在教小班課時，比較得心應手，女高音勒曼就是最好的例子。還有些老師像馬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則在一對一教學時，教得最好。有一句老話說，最好的學校就是要“霍普金斯站一端，一個學生在另一頭”。然而，我本人還未見識過這樣的老師。好老師就像是節目主持人，他們需要觀衆。有的老師是用書寫的方式教學，而不是用口語。第二次大戰的美國將領馬歇爾（General Ｇeorge Marshall）就是一例，通用汽車（General Motos）總裁斯隆（Alfred Sloan）也是。斯隆的書信也匯集在他再版的書《我在通用的日子》（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當中；此書也是教學的大師之作、當然，教給我們基督教傳統的老師聖保羅（St. Paul），也是最偉大的老師，他是以書信教導後人的。
表演者的能力和教師的才能似乎沒有什麽相關，研究學同與教學或是技巧與教學之間也沒有關聯。在歐洲傳統中的大畫傢衹有了托列多（Tintoretto 1577～1640）的學生很多，但是沒有一個學生可以達到二流畫傢的水準。格列柯例外，所有大畫傢幾乎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平庸畫傢教出來的。儘管奧本海默是卓越的管理人才，卻未能臍身於相對論、量子物理和原子物理的偉人之列，但他卻是個天才老師，激發年輕一代美國物理學家的創造力，使他們發光發熱。像我這樣對物理一無所知的人，聆聽他在普林斯頓的講座，覺得眼前像是浮現出了壯麗的高山、大海。海頓、莫紮特和貝多芬在維也納時，也受教於一位偉大的老師——迪亞貝利（habelli），而他留給後世的不過是些枯燥無味的手指練習麯。再下一代的名師並不是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納，也非李斯特、柏遼茲，這些衹能算是不錯的老師，真正的名師是舒曼的遺孀剋拉拉（Ｃlara Schumann），她纔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鋼琴教師。
通過“教學觀摩”，我很早就下結論道：老師沒有一定的種類，也沒有完全正確的教學法——教學就像一種天賦，像貝多芬、盧本斯和愛因斯坦等那些與生俱來的奇才；教學是個人特質，和技巧和練習無關。
多年後，我又發現另一種老師。更正確的說法該是，他們會激發學生學習。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並非因為他們有特殊的天賦，而是憑藉着一種方法來導引學生學習，正如我小學四年級的老師埃爾莎小姐。他們發掘每個學生的長處，並為他們立下近期與遠程的目標，讓他們更上一層樓。然後，再針對每個學生的弱點下對策，使他們在發揮自己長處時，不至於受到弱處的牽製。這些老師並使學生從自己的表現中得到相當的回饋，進而培養自律、自我引導的能力。這樣的老師多半會鼓勵學生，而不是一味地批評，但是他們也不會濫用贊美的言辭，以不至失去刺激的效果。他們認為該給學生的主要奬勵就是滿足和成就感。他們並沒有“教”學生，而是為學生設計出學習的方法。因為總是采取一對一的方式，這種教學法幾乎適用於每一個學生。因此，教學並不是指某個學科的知識，或是所謂“溝通技巧”，而是一種特質。對蘇菲小姐那樣的老師而言，教書和人格特質有關；至於埃爾莎小姐，教學則是一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