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剋思主義産生之後便對全人類的歷史進程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表現在共産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傢，也表現在非共産黨執政的資本主義國傢;不僅表現在經濟文化落後的發展中國傢，也表現在經濟文化先進的發達國傢。其實，在發達的西方國傢，馬剋思主義始終是最有影響的社會思潮之一。在這裏我僅想談談馬剋思主義對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巨大影響。
　　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是，不少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卓著的社會科學家都與馬剋思主義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馬剋思主義者”的稱號。美國的馬爾庫塞、法國的薩特和意大利的葛蘭西，都曾經是西方世界最有影響的學者和知識分子，而他們都被認為是“西方馬剋思主義者”。法國的解構主義大師德裏達、德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傢”哈貝馬斯、英國首相布萊爾的“精神導師”吉登斯和美國後現代主義代表人物詹姆遜等，都是現今公認的在國際上最有影響的著名學者，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執掌着社會科學的牛耳，而他們對馬剋思的思想在相當程度上持肯定的態度，其中有一些則被認為是西方的“馬剋思主義者”。
　　除了造就一批聲譽卓著的國際著名學者外，馬剋思主義對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學術流派的誕生;二是開拓了新的社會科學分支學科。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傢的社會科學盛行過許多思潮，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三種，即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馬剋思主義。所謂新馬剋思主義，就是西方學者試圖按照他們所理解的馬剋思主義理論對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傢現實作出新的理論解釋。新馬剋思主義是在經典馬剋思主義的直接影響下産生的，是經典馬剋思主義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傢的變種，這最集中地反映了馬剋思主義對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幾乎體現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主要領域，例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哲學、文學等，例如有所謂的新馬剋思主義經濟學、新馬剋思主義政治學、新馬剋思主義社會學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社會科學出現了許多新興的分支學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學科與馬剋思主義直接有關。例如，新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社會學，這是兩門極為重要並有深遠影響的新興學科，它們的産生與馬剋思主義有着深刻的淵源關係。以政治社會學為例，它有兩大理論來源，其一是馬剋思的理論，其二是韋伯的理論。美國著名的政治社會學家安·奧勒姆曾這樣說: “馬剋思可以說是政治社會學之父，正如奧古斯特·孔德可以稱為社會學之父一樣。毫無疑問，由於種種原因，馬剋思輕視了這個題目，但是，顯而易見，馬剋思創立了許多比任何熱衷於政治研究的社會學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戰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
　　馬剋思主義之所以對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具有如此深刻的影響，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馬剋思主義的方法論，如辯證法、唯物史觀、階級分析方法等本身對自然界和社會發展具有極強的解釋力，至今仍有着很強的生命力。二是馬剋思主義的價值觀，即消滅剝削和壓迫，充分發展人的個性，解放全人類，最終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仍然是許多進步的和正直的學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傑出的西方馬剋思主義學者不是死摳書本，而是始終站在時代和學術的前沿，對新出現的現實問題及時作出理論概括。
　　國外馬剋思主義者的許多觀點是我們所不能贊同的，但他們當中的有些人終生研讀馬剋思主義的經典文本，對馬剋思主義經典著作本身多有獨到的發現;有些人則將着眼點放在重大的現實問題和學術前沿問題上，對馬剋思主義的理論提出了富有時代意義的新解釋;有些人則用馬剋思主義的方法對當代資本主義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這些都非常值得稱道，也值得我們藉鑒。
　　馬剋思主義理論要與時俱進，一方面必須將馬剋思主義與現實密切結合，在實踐中推進馬剋思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必須充分吸納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其中當然包括國外學者對馬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剋思主義研究所國外馬剋思主義研究處的同志們，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合作，經過艱苦的努力，陸續推出“馬剋思主義研究譯叢”，所希望的也正是為國內有志於馬剋思主義研究的學者提供一些可資藉鑒的新視角、新觀點和新方法。中國的學者如果要無愧於“當代馬剋思主義學者”這個稱號，就必須在真正讀懂馬剋思主義原著的基礎上，始終站在時代和科學的前沿，善於吸收一切優秀的學術成果，用馬剋思主義的方法論和價值觀，而不是用它的個別條條或個別理論，去觀察和分析當代世界，特別是當代中國的重大現實問題。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於北京新風南裏寓所

　　2000年5月，本書作者之一大衛·科茲訪問了中國，並就蘇聯解體以及蘇聯存在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作了大量演講。在中國，人們對這兩個問題似乎有極大的興趣。這兩個問題構成了本書的主題。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表示有興趣將這本書介紹給中國讀者時，我們非常高興。
　　儘管中國的現代史與蘇聯的發展進程極為不同，但在這兩個國傢，共産黨在20世紀都通過國內革命奪取了政權，並追求建立社會主義的目標。在1985年蘇聯共産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開始對蘇聯體製進行激進改革的幾年以前，中國領導人就開始對中國經濟進行全面改革。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樣，蘇聯的改革導致了蘇聯解體並放棄了社會主義，同時伴隨着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的衰退。相反，中國的改革開啓了經濟迅速增長和現代化的進程。
　　儘管這兩個國傢改革的結果不同，蘇聯經驗中的某些方面與中國仍然是有關聯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有幾個不同的方面，其中一個方面是擴大市場力量在蘇聯經濟中的作用。其最初的想法是，在計劃經濟框架內極大地發揮市場作用將解决睏擾蘇聯經濟的各種問題，如缺乏效率問題，産品質量不合格問題，以及忽視消費者願望問題。正如我們在本書第5章所表明的那樣，在蘇聯經濟中讓市場的力量發揮作用産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
　　這些結果是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經濟上的結果就其本身而言沒有很大的意義，讓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在1988—1989年還部分地實行計劃的蘇聯經濟中引發了通貨膨脹和産品短缺。如果這些問題主要是由經濟的市場化所帶來的，那麽它們是不難解决的。最嚴重的是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問題，而不是經濟上的問題。讓市場發揮作用導致了新的富有的商業經營者，尤其是貿易和金融經營者階層的發展。這些新階層成員不滿於蘇聯體製下社會主義制度對其商業活動的限製，渴望從國傢的管製下解放出來，當1990—1991年親資本主義聯盟公開發展時，這個人數雖少但卻富有的新資本主義階層極為熱情地加入了這一聯盟。他們的個人財富使得他們的影響超過了其人數本身。
　　然而，在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這個新的富有的商業經營者階層並不是與社會主義進行鬥爭的主要力量，正像在本書第7章中所討論的那樣，在親資本主義聯盟中其他的團體起着更為主要的作用。市場化所産生的意識形態上的影響是最主要的因素，“影響”這個詞在此仍不足以表達其真實含義。讓市場發揮作用既是1989—1991年蘇聯意識形態發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結果: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在蘇聯知識界和部分蘇聯領導人中迅速擴散。
　　由於蘇聯尋求市場改革，一些試圖認識並證明市場化合理的改革者發現他們自己也為200年前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思想所吸引。這種思想認為:不受管製的市場交換經濟在各個方面都能保證經濟最好地運行;他們還進一步認為，國傢管製市場運行過程及其結果的任何努力，不論其意圖多好，都衹能使經濟運行更糟;最後，這種思想宣稱，衹要生産資料歸私人所有，那麽市場就能正確地發揮作用。由於這種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在蘇聯知識界的影響迅速上升，從而成為親資本主義聯盟的強有力武器，親資本主義聯盟以此指責贊成保留社會主義的任何主張，說其註定會帶來經濟上的失敗。在蘇聯解體前的18個月內，由於主流知識分子認為衹有基於私有財産和自由市場的體製才能拯救這個國傢，那些仍然支持社會主義的人被迫采取了守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早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後，資本主義國傢就拋棄了早期的不受管製的資本主義形式，並發展了各種形式的國傢對其經濟的管製措施。隨着國傢在經濟領域中的作用不斷加強，産生了一種新的國傢幹預主義思想，這種思想認為，衹有在積極的國傢管製之下，資本主義經濟才能有效運行。根據這種思想，國傢必須在諸如管製某些行業（尤其是金融部門）、穩定宏觀經濟、提供收入保障計劃、保護工人的安全與健康和保護自然環境等方面行使其職能。在過去的20年中，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現在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又開始流行起來，這導致了國傢管製經濟職能的減弱，但沒有一個工業資本主義國傢返回到盛行於19世紀英國和美國的相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形式。
　　中國的經濟改革包括極大地擴大市場的作用，不可否認，這已經導致了經濟的迅速增長。但是，如果中國想避免在蘇聯發生的災難性進程，那麽，蘇聯聽任與市場力量發揮作用相聯繫的政治和思想在社會主義制度內部任意發展這一教訓，還是值得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