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遠
　　在一次和清華校史專傢黃延復先生的聊天中，我們談及過去的教育和當下的教育。黃先生感慨地說：“在傢有父母，何必靠外人。”黃先生此語是有感而發：1949年以還，在大學結構上曾經有過兩次重大的調整，一次是在1952年，史稱“院係調整”，另一次大規模變動是上個世紀末的所謂“院校合併”。前者學習蘇聯，後者看似學習歐美，實則好大喜功。我想黃先生的意思是說“我們過去的大學本來有很好的傳統，何必總是去學習外國呢。”這本書，就是一本關於“過去的大學”的書。
　　過去的大學，大抵如一個人，時間久了，變形成種種個性，在校則成為校格。過去的大學生，從他的言談舉止就可以判斷出他是從哪個學校畢業的，就是因為有校格存焉。校格的養成，有賴於校長，所謂“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是過去的大學校長都有一種較高的自覺，那就是在一所大學篳路藍縷的開創時期發凡起例創建制度之後，將自己置於制度之下而非凌越於制度之上，比如北大的蔡元培、南開的張伯苓、光華的張壽鏞。曾經擔任過華中師範大學校長又對教育史素有研究的章開沅先生對此體會頗深，在前不久出版的《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係》中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校長責任重大，不僅其辦學理念、謀劃决策關係着學校的發展走嚮，而且其一言一行所體現的品格、作風，也悄然無聲地對衆多師生産生某些影響。”校格之養成，此之謂乎？
　　1949年之後，隨着環境的改變，過去大學的環境也隨之改變，一些大學消失了，如燕京大學、光華大學；一些大學改變了，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過去大學的流風遺韻，衹留在曾經在那裏讀過書的人們殘存的記憶或者後人的感念之中。198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鐘叔河與朱純二位先生所編的《過去的大學》，是我看到第一本有“普及意義”的“大學往事”，鐘先生乃當代出版大傢，編出書來自然有大匠之風，編書這種事，大學者不屑為，小學者不能為，以先生之學識、之地位而編《過去的大學》，其人文關懷，令後生如我者感佩不已。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陳平原先生編出一本《北大舊事》引起一時紙貴，謝泳先生有感於此，倡議編一本《清華舊事》，我不及二位先生的專深，衹好把過去存在過的大學籠而統之，編成這本《逝去的大學》。但是在私意中，也確認為中國除了北大與清華兩所至今仍受世人矚目的國立大學之外，一直被冷落的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也有值得感念之處，他們在北大與清華之外，也算是開闢了中國大學的“第三條道路”。
　　本書分三輯：第一輯“大學與校長”選取當時名勝一時的大學中最著名的校長，或敘述他們創建學校之時的艱辛，或敘述他們在大學生存環境發生轉變之際的境遇以及選擇。不僅記“其跡”，而且記“所以跡”。蔡元培、竺可楨、梅貽琦、張伯苓、司徒雷登、唐文治……這一串名單，可以作為過去大學校長的一個縮影，從中當可窺探出過去大學的發展史。第二輯“大學往事”，選取了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雲南大學等過去少為人提起的大學，這些大學至今多已不復存在，看看發生在過去這些校園裏的故事，當知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所在。第三輯“大學理念”是近年來時賢對於過去大學留下來的資源的一種梳理，可以看作是對當下教育的諫言。
　　記得蕭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過這樣一句話：一九四九之後，不作興把自己的書獻給誰了。工作之餘，我編了一本這樣的書，我也沒有想過把它獻給誰，如果非要把它獻給誰的話，我首先要獻給的是我自己。因為在讀大學的時候，我總想做個與衆不同的人，但是我把自己跟自己的那些同學比較，怎麽看怎麽像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後來我在書上讀到大師們的風流遺韻，不由得對養成他們的環境産生興趣，這也算這本書的由來。如果還要獻給誰的話，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正在大學裏讀書的莘莘學子以及跟我一樣曾經在校園裏讀過書並且迷惑過的人們，我們不能改變周圍的環境，但是我們能夠改變自己。
　　 （此文為《逝去的大學》一書序）
　　《逝去的大學》 陳遠 編 謝泳等著 同心出版社出版 2005年3月第一版

　　文/陳遠　　司徒雷登，1919年擔任新成立的燕京大學的校長，燕京大學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者　　燕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　　1918年，出生在中國杭州的美國人司徒雷登在南京躊躇滿志地度過了他人生中的第42個生日。他有理由躊躇滿志，因為從他1905年開始在中國傳教以來的活動以及收到的效果，不僅讓他所隸屬的美國南北長老會對他颳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聲譽。也是在這一年，位於北京的兩所教會大學（匯文大學和協和大學）籌劃醖釀已久的合併初步達成了一致。司徒雷登從來沒有想到，他之後的命運會與這所合併而成的燕京大學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是合二為一，彼此之間可以互為代名詞。然而，在當時別的人看來，出任這所還是將來時的燕京大學校長的最合適人選，則已經是非司徒雷登莫屬了。　　當年“學生志願參加海外傳教運動”的領袖羅撥·史庇爾（Robert E. Speer）認為“司徒雷登深切瞭解中國，於在華傳教人士中對中國青年最具影響力，而且才華與學養出衆，思想開朗，中外人士都心儀其人”。因此他“判斷”：“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學’（後改名燕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協會副總幹事布魯剋曼（F. S. Brockman）則推薦說：“司徒雷登的纔具足以出掌任何教會機構。他出身中國，此為其他同行所望塵莫及。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可稱一時無倆。他的心靈也屬難得的品質。我相信他舉世無仇敵。在未來的‘北京大學’裏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嚮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他去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對於這項任命卻並非心甘情願，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他說：“……我實在不願意去。我對金陵神學院的工作十分滿意，在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經得心應手，而且正在從事幾項寫作計劃。”他的許多朋友，也認為那幾乎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並且勸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即美國著名的《時代》周刊創辦人亨利·盧斯的父親）卻對他表示了支持，但是他同時提醒司徒雷登，在他應聘之前，應當仔細審查經費方面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一位燕京老教師的回憶中體會哈利·盧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貴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師）在她寫於1936年的《司徒雷登傳略》中回憶：“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我們很局促地住在城內，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衹有兩位中國人（陳在新博士與李榮芳博士）。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　　雖然司徒雷登對於這突如其來的任命並不情願，但是他並不是個畏懼睏難的人，同時，作為一個出生在中國並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的美國人，他認為創建一所新大學，可以更好地服務於中國，而且這個任務跟他服務於自己的祖國美國也沒有什麽衝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請，但是同時約定：他不管經費的事情。　　為燕京大學尋找新的地址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馬上任，出任燕京大學的校長。6月份他到達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後的第一次尷尬。那時候，五四運動結束不久，但是學生運動依然還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學生遊行示威的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後有一千多名學生遭當局逮捕。按照計劃，司徒雷登應於6月8日跟學生們正式見面，算是新校長的就職典禮。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釋放了被捕的學生。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沒有被捕的燕大學生，都滿懷熱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歡迎英雄們的光榮出獄，誰還顧得上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長？　　不過，讓司徒雷登頭疼的不是這突如其來的尷尬，這種局面對於熟悉中國形勢的他來說，也許是意料之中。　　雖然一開始曾經約定他不負責經費的問題，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長的位置，這個問題就會來睏擾他。在他後來的回憶錄裏，他回憶到：“當時學校一點現款都沒有。”而學校當前的情況卻需要更換一個更適合發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則沒有辦法發展。根據司徒雷登的學生韓迪厚回憶，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學是這樣的景象：那裏有五間課室。一間可容一百學生的飯廳，有時用這間大屋子開會，也有時用來講道。還有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另有網球場和籃球場。此外剛弄到手一座兩層的廠房，原是德國人建的，可以改作課堂和實驗室。　　沒有辦法，衹有自己來。那個不負責經費的約定對於他來說，不過是一紙空文。他開始在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的幫助下募捐資金。募捐資金難免遭逢尷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覺得，即使募捐不成，那麽也要和對方交為朋友，以便之後燕京大學的道路能夠更加順利。不過，他內心深處的感受，則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曾經感嘆：“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一類。”如今美麗的燕園還在，衹不過已經更名為北京大學。司徒雷登是怎樣找到了這個地方？又是如何把它變為燕京大學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憶錄中，司徒雷登記載了他尋找校址的過程：“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産。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麽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綫上，離城五公裏，由於那裏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裏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着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並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看上了這個地方，他找到了這塊地當時的主人——山西督軍陳樹藩。在和陳樹藩交涉的過程中，司徒雷登顯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種非凡交際能力，結果，這位督軍僅以六萬大洋的價格把這塊地讓了出來，不僅如此，他還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捐作為奬學金。但是司徒雷登的本領當然不僅僅表現在募捐上和尋找校址上，否則，他僅僅稱得上是燕京大學的一位精明的管傢，而不會成為它的靈魂人物。　　哈佛燕京學社　　過去的大學校長，往往把學校內知名教授的數量看得比什麽都要重要。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先生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有大師之謂也。與之相比，司徒雷登沒有說出過這樣的名言警句，但是在他心裏對於這一點卻深以為然。在燕京大學初創時期，他延請到了劉廷芳和洪業兩位名師，在他們的協助以及影響之下，一大批學術大師紛紛奔赴燕京，到上個世紀20年代，燕園之內已經是名師雲集，國文係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係則有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係則有張東蓀等名宿……名師出高徒，雷潔瓊、冰心、費孝通、侯仁之、王種翰等等，都是那一時期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