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孔孟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閑。孔子令門人言志，衹有曾皙最得他的贊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月，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等辭句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沒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之中，“仁”之一字，出現了６６次，沒有兩個地方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係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産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的說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７０歲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裏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係內在的由自我産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子對“禮”非常尊重。孔子雖然稱贊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顔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顔淵厚葬；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值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着陽貨不在傢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玻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吊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於公元前５５１年，卒於公元前４７９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是戰國時代的前中段。《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３３６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６７年，又１１５年之後秦纔滅六國統一中國。在春秋的時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各小國各自為政，裏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級軍官的士，全部世襲，一切都按成規，也就是說，一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徵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
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點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不為己甚”是當日的一般趨勢。根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嚮主敵射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一下的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髮斑白的人，不拘為俘虜。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精神很相仿佛，雖然這些原則並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戰時間短促，參戰的人數受車數的限製。總之，春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性。但戰事本身，卻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性動蕩。
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日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閑雅代表着當日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剋己復禮”，顯示着過去的社會秩序仍可以恢復。他有時也發牢騷，說什麽“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１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復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更表現一腔復古的熱忱。
孟子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性”，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衹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說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分，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於一。”襄王又追着問：“孰能一之？”孟子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說過“地方百裏，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
孟子開始遊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間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的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歲以上的都要嚮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一起坑埋，所以這時已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斬首六萬”，“斬首七萬”，已經開始見於各國的記錄。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段話可能反映着當日各國備戰的情節，也可以說是他對當日國君草菅人命的一種控訴。他所說的“民有饑色，野有餓莩”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在宋朝以後，《孟子》成為《四書》之一，實際上它占《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筵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形容的影響。而亞聖以慈悲為懷的心腸，為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有感情性，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他的性善論必定帶着一種強迫性的推論。因人既生性為善，那麽強迫人們保持這種天性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兇年不免於死亡”，以及“省刑罰，薄稅斂”，在一個簡單的農業社會裏，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為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說的一樣，“盡信書不如無書”。
為什麽孔子和孟子之間會有這樣一股距離？為什麽春秋階段與戰國階段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別？為什麽中國會如此早熟——在紙張都未發明，文書尚用竹簡木片傳抄之際，即出現至聖亞聖，而且與孟子同一世紀即出現了秦始皇，且對此後的中國有决定性的影響？
對於上述諸問題的背景，前人已經說過：是因為華北黃土地帶，耕耘容易，農業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業開始通有無，社會的流動性大。加以鑄鐵技術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間，影響到農具和兵器等等。這些解答都有根據，但是卻沒有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歷史地理的特點。春秋戰國間劇烈的變化，百傢爭鳴，最後又以暴力完成統一，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其經過應在下節提到秦始皇的時候追論之。
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是一個令人尋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經過賈誼的責難。迄至近代，既受過章炳麟和蕭一山的恭維，也受過顧頡剛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們的好奇心不能因這樣的“褒貶”而滿足。假使我們撇開嬴政的個性與作為，單說中國在公元前２２１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誕生前約兩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並且此後以統一為常情，分裂為變態（縱使長期分裂，人心仍趨嚮統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統一為職志），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問，以歐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後，同樣由一個地方較偏僻，交通也不是頂便利的國傢（有如波蘭或保加利亞）作主，以幾代的經營，打敗英，德，法，意，奧和西班牙的聯軍，並吞他們的領土，斷絶他們各國皇室的繼承，並且將各國文字劃一為一種共通的書寫係統？這事不但在兩千年前不可能，即使兩千年後的拿破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頭。由此可知，中外歷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個性的問題。
１９７４年之後，“秦俑”出土，這更增加我們思考的機會。這批陶器塑像據估計約為六到七千個，個個不同。從臉上的表情，還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齡和性格。有時一人面目緊張，貼鄰一人則輕鬆而微笑，士兵的頭髮，好像根據“規定”剃束，但發辮之間，既大同又有小異之處。他們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圓釘。所穿的甲，鐵片以皮帶穿貫，都根據實物絲毫不苟的模製，步兵和騎兵的製服也不同。並且這幾千個塑像帶着戰車和兵器構成戰鬥隊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藝術和技術上的同一標準。這些地方，也使我們對秦始皇的為人，另有超過以往歷史評價的感想。
比如說，以今日科技之發達，我們要重新塑製這幾千個（也可能幾萬個，因為現在出土之秦俑，尚衹有驪山陵墓東部帶北的一角）陶俑，也勢必要組成委員會，由軍官，藝術傢，科學家，工程師集思廣益的研究設計，纔製造得出來。秦始皇既為一個“焚書坑儒”的專製魔王，為何有這樣的耐性？他為什麽不以軍事形式的雷同劃一為原則，將幾千個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製，有如波斯大流士宮殿前的裝潢，又有如羅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側面人像，成排結隊的出現，既不必講究生動，也毋須在藝術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權的話，為什麽不采取埃及的辦法，將人像塑成幾丈高，又設計為鳥頭人身，或照印度的辦法，造成三頭六臂？而偏偏像希臘雅典一樣，保存了集體作品之個別的美感？
這些問題，尚待研究。可是從新發現的資料來看，我們也敢確定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帶群衆性質的運動，有如陶希聖和瀋任遠的提議，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後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遊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
最近幾十年來地質學，氣象學和考古學的發現，也可以連貫到中國初期早熟的統一。中國文化發揚於黃河流域。黃河通過黃土地帶。黃土鋪蓋着華北幾省的廣大地區，土質鬆疏，經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黃河夾帶大量泥沙，隨時有阻塞河床，衝破河堤，淹沒人畜，損壞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無濟於事。本來世界主要河流夾帶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亞馬遜河夏季能帶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０年間在陝縣附近的觀測發現，黃河夾砂以重量計達４６％。夏季其中三個支流的夾砂量從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問題的嚴重和龐大了。
因為人口增加，農業技術之進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築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傢，還惡意的將災害加諸鄰國。公元前６５１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種古籍之中記載略有不同，有的是“無麯防”，“毋麯堤”，有的是“毋雍泉”或“無障𠔌”。到戰國期間，這問題加緊，公元前３３２年，趙國與齊魏作戰即曾將黃河河堤决潰以浸淹對方（見諸《史記》）。又《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亞聖自己就對白圭說：“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過矣１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並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和國後碣石頌秦德，自稱“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之始”，這都是確切的證據。
季候風與農業的關係，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嚮統一。中國農産區的雨量，８０％出現於夏季三個月內。季候風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有賴於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將這氣流升高，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這樣一來，下雨或不下雨，全靠兩種氣流適時適地的聚會。要是它們經常在一處碰頭，其地必有水災；反之即有旱災。《史記·貨殖列傳》裏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饑”，已經表現出中國初期農業的艱難。姚善友從《圖書集成》及其他資料統計，中國在民國前２２７０年，有旱災１３９２次，水災１６２１次，見於官方的報告（此外尚有蟲災，如“蜚”如“螟”，經常見諸《春秋》）。到災荒時，鄰國如不加接濟，是為“阻糴”，即可能發生戰事。各諸侯可能因婚姻細故，個人恩怨及擴大地盤的野心而動兵戈，參與的人民則更因饑荒所迫而活躍從事。上述的葵丘之會，也有“無遏糴”的彼此保證。《左傳》裏記載因糧食問題發生的爭執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鄭國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６４７年晉國發生饑荒，秦國予以接濟。次年秦國發生饑荒，晉國不感恩圖報，反而阻糴。因此兩國發生戰爭。敘事的時候，《左傳》也提到“天災流行，國傢代有”。這次戰爭，秦國勝利，俘虜晉候。恰巧次年晉國“又饑”，秦伯再加以接濟，並且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還有很多戰事，書中未敘明原因，根據我們現在推想，類似爭執必然不少。
從春秋到戰國，上述背景，衹能增加國與國間的衝突。根據周朝以前的規定，各國不能隨便築城設防。但這幾百年長期擾攘，卻大開各國違“禮”築城之門。有關的鄰國，則因對方設防而備感威脅，更要先發製人。凡此種種設施，都增加中央集權的趨嚮。過去通過貴族的間接管製，像歐洲騎士樣的職業軍人都成往跡。現今則衹有全面動員，履畝徵賦。而且大國控製資源愈多，對賑災恤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併。春秋時楚國和隨國衝突，一大一小即有“隨民餒，楚之贏”的說法，戰國的時候，梁惠王語孟子，“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經過如此的措施，他就覺得他的地盤應當擴大，人口應當增多。梁惠王個人的希望沒有達到，他的想法卻有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競爭之後，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嚮整個統一的趨勢。始皇滅六國的期間，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均是“大饑”，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嬴政又稱自己的功勞為“墮壞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食糧全部流通。這樣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極”。由此看來，再參閱戰國以降戰事的慘烈，和《孟子》經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雲霓”，“途有餓莩”，以及“兇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們無法責駡秦始皇，雖然我們無從贊同他焚書鉗製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動殘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無從“褒貶”之餘，我們衹好強調中國在公元之前統一，而且自嬴秦之後，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着。
還有一件事，我們無法忘記，即秦始皇是歷史上“萬裏長城”的首創者。這是嬴政統一中國之後命蒙恬率兵三十萬，收河南，伐匈奴，在團结對外的條件下，全面築城。此舉更表示他的極權政治，有實際的需要。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說。
１９７４年之後，“秦俑”出土，這更增加我們思考的機會。這批陶器塑像據估計約為六到七千個，個個不同。從臉上的表情，還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齡和性格。有時一人面目緊張，貼鄰一人則輕鬆而微笑，士兵的頭髮，好像根據“規定”剃束，但發辮之間，既大同又有小異之處。他們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圓釘。所穿的甲，鐵片以皮帶穿貫，都根據實物絲毫不苟的模製，步兵和騎兵的製服也不同。並且這幾千個塑像帶着戰車和兵器構成戰鬥隊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藝術和技術上的同一標準。這些地方，也使我們對秦始皇的為人，另有超過以往歷史評價的感想。
比如說，以今日科技之發達，我們要重新塑製這幾千個（也可能幾萬個，因為現在出土之秦俑，尚衹有驪山陵墓東部帶北的一角）陶俑，也勢必要組成委員會，由軍官，藝術傢，科學家，工程師集思廣益的研究設計，纔製造得出來。秦始皇既為一個“焚書坑儒”的專製魔王，為何有這樣的耐性？他為什麽不以軍事形式的雷同劃一為原則，將幾千個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製，有如波斯大流士宮殿前的裝潢，又有如羅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側面人像，成排結隊的出現，既不必講究生動，也毋須在藝術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權的話，為什麽不采取埃及的辦法，將人像塑成幾丈高，又設計為鳥頭人身，或照印度的辦法，造成三頭六臂？而偏偏像希臘雅典一樣，保存了集體作品之個別的美感？
這些問題，尚待研究。可是從新發現的資料來看，我們也敢確定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帶群衆性質的運動，有如陶希聖和瀋任遠的提議，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後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遊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
最近幾十年來地質學，氣象學和考古學的發現，也可以連貫到中國初期早熟的統一。中國文化發揚於黃河流域。黃河通過黃土地帶。黃土鋪蓋着華北幾省的廣大地區，土質鬆疏，經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黃河夾帶大量泥沙，隨時有阻塞河床，衝破河堤，淹沒人畜，損壞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無濟於事。本來世界主要河流夾帶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亞馬遜河夏季能帶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０年間在陝縣附近的觀測發現，黃河夾砂以重量計達４６％。夏季其中三個支流的夾砂量從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問題的嚴重和龐大了。
因為人口增加，農業技術之進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築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傢，還惡意的將災害加諸鄰國。公元前６５１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種古籍之中記載略有不同，有的是“無麯防”，“毋麯堤”，有的是“毋雍泉”或“無障𠔌”。到戰國期間，這問題加緊，公元前３３２年，趙國與齊魏作戰即曾將黃河河堤决潰以浸淹對方（見諸《史記》）。又《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亞聖自己就對白圭說：“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過矣１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並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和國後碣石頌秦德，自稱“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之始”，這都是確切的證據。
季候風與農業的關係，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嚮統一。中國農産區的雨量，８０％出現於夏季三個月內。季候風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有賴於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將這氣流升高，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這樣一來，下雨或不下雨，全靠兩種氣流適時適地的聚會。要是它們經常在一處碰頭，其地必有水災；反之即有旱災。《史記·貨殖列傳》裏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饑”，已經表現出中國初期農業的艱難。姚善友從《圖書集成》及其他資料統計，中國在民國前２２７０年，有旱災１３９２次，水災１６２１次，見於官方的報告（此外尚有蟲災，如“蜚”如“螟”，經常見諸《春秋》）。到災荒時，鄰國如不加接濟，是為“阻糴”，即可能發生戰事。各諸侯可能因婚姻細故，個人恩怨及擴大地盤的野心而動兵戈，參與的人民則更因饑荒所迫而活躍從事。上述的葵丘之會，也有“無遏糴”的彼此保證。《左傳》裏記載因糧食問題發生的爭執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鄭國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６４７年晉國發生饑荒，秦國予以接濟。次年秦國發生饑荒，晉國不感恩圖報，反而阻糴。因此兩國發生戰爭。敘事的時候，《左傳》也提到“天災流行，國傢代有”。這次戰爭，秦國勝利，俘虜晉候。恰巧次年晉國“又饑”，秦伯再加以接濟，並且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還有很多戰事，書中未敘明原因，根據我們現在推想，類似爭執必然不少。
從春秋到戰國，上述背景，衹能增加國與國間的衝突。根據周朝以前的規定，各國不能隨便築城設防。但這幾百年長期擾攘，卻大開各國違“禮”築城之門。有關的鄰國，則因對方設防而備感威脅，更要先發製人。凡此種種設施，都增加中央集權的趨嚮。過去通過貴族的間接管製，像歐洲騎士樣的職業軍人都成往跡。現今則衹有全面動員，履畝徵賦。而且大國控製資源愈多，對賑災恤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併。春秋時楚國和隨國衝突，一大一小即有“隨民餒，楚之贏”的說法，戰國的時候，梁惠王語孟子，“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經過如此的措施，他就覺得他的地盤應當擴大，人口應當增多。梁惠王個人的希望沒有達到，他的想法卻有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競爭之後，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嚮整個統一的趨勢。始皇滅六國的期間，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均是“大饑”，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嬴政又稱自己的功勞為“墮壞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食糧全部流通。這樣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極”。由此看來，再參閱戰國以降戰事的慘烈，和《孟子》經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雲霓”，“途有餓莩”，以及“兇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們無法責駡秦始皇，雖然我們無從贊同他焚書鉗製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動殘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無從“褒貶”之餘，我們衹好強調中國在公元之前統一，而且自嬴秦之後，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着。
還有一件事，我們無法忘記，即秦始皇是歷史上“萬裏長城”的首創者。這是嬴政統一中國之後命蒙恬率兵三十萬，收河南，伐匈奴，在團结對外的條件下，全面築城。此舉更表示他的極權政治，有實際的需要。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