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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霧裏行走，追逐着張愛玲的腳步；我的靈魂行走在天上，行走在上個世紀20年代的上海；我撥開迷霧，從天空俯視那庭院，聞到幽微的花香，聽見一個女孩子清泠的讀書聲。
這是1928年的上海，小小的張愛玲，那時還叫做張，拉着弟弟的手，坐在院子的花樹下讀書——我願意它是桃花，因為那個形容她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的鬍蘭成說過“桃花難畫，因要畫得它靜”；至於書麽，或許便是《紅樓夢》罷，那是她反反復復讀了一輩子的書，她說過第一次讀時纔八歲。
他們抱着母親從英國寄來的玩具，男孩子還戴着舶來品的草帽，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七歲，在一樹桃花下揚起純真童稚的臉，宛如天使。
我心動地聆聽。
——如果上帝在這個時候的天空經過，大概也會駐足傾聽。
她沒有弟弟美，神情也略顯呆滯，沒有弟弟那種討巧的乖恬。可是她的聲音抑揚頓挫，有着對文字天生的感知力與領悟力，滲透了靈性。
弟弟張子靜多少有些不專心，是在惦記保姆張幹為他預備了什麽樣的晚飯，也是在想媽媽到底什麽時候纔會回來——他已經想不起母親的模樣，甚至想不起“母親”這個詞所代表的具體含義——但總歸是一個好詞，是一件好事，不然不會一大傢子人這樣興頭頭地回到上海來，接駕一樣地等待母親的歸國。
連下人們都較從前勤快些，因為知道她們的女主人就要回來，小的保姆何幹和子靜的保姆張幹，早早地就替兩姐弟預備下了見面那天穿的衣裳，連被褥也都拿了出來晾着。滿院子拉着長桿短桿，曬着金絲銀綫的綾羅綢緞，發散着太陽的香氣，有種蓬勃富足的喜慶勁兒。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綉上，會清楚地感覺到太陽的光，是纖細熱烈的一條條。
天津傢裏的一切都成了過去——揮之不散的鴉片味，父親和姨奶奶的吵鬧，親戚們關於小公館的種種議論和鄙夷的眼神……這一切都扔在天津了，隔着一個海洋扔得遠遠的。他們從天津來上海時，輪船一路經過緑的海黑的海，走了好遠好久，把不快樂不光明都丟在了海那邊，怎麽也追不上來了。
從天津到上海，命運在這裏轉了一個彎兒，似乎是在嚮好裏轉，至少一度是這樣充滿着好轉的希望。
人總是喜歡新鮮的，有變化總是好的。等到母親回來，一切還會變得更好。
弟弟忽閃着他的長睫毛大眼睛，打斷姐姐的朗讀，不知道第幾百次地問：“媽媽長得好看嗎？”
“你又不是沒見過。”姐姐有些不耐煩地看着弟弟，“媽媽走的時候，你也有三歲了，一點都不記得？”
她可是記得很清楚的。記得母親上船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時聳動的肩，記得她穿的緑衣緑裙上釘有抽搐發光的小片子，她躺在那裏像船艙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緑色的小薄片一閃一閃，是海洋的無窮盡的顛簸悲慟。那汪洋的緑色看久了眼睛會盲，想忘也忘不了。
那一年，她四歲。
一個早慧的兒童多半是不快樂的。敏感，仿佛總是與傷感孿生。
母親給她拍過許多照片，照片裏的她大多不笑，圓頭圓腦，有着懷疑一切的目光。惟一笑得很燦爛的一張，便被母親很用心地着了色。
照片上的她生得面團團的，穿着藍緑色薄綢的衣裳，有着薄薄的紅唇——然而她明明記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綢領的淡藍色衣裳，印着一蓬蓬的白霧——藍緑是母親後來的着色，那是母親的藍緑色時期。
隔了許多許多年之後，她也會清楚地記着，那是一個北國的陰天下午，相當幽暗，母親把一張小書桌晾擱在裝着玻璃窗的狹窄的小洋臺上，很用心地替這張照片上色。雜亂的桌面上有黑鐵水彩畫顔料盒，細瘦的黑鐵管毛筆，一杯水——她記得這樣清楚，因為是記憶裏難得的母愛珍藏。
母親是時髦的，也是美麗的，總是不大容易高興。早晨，何幹抱了小到她的大銅床上，她總是顯出微微愕然的樣子，似乎一時想不起這個小小孩童是哪裏來的，她忍耐地看着那孩子爬在方格子青錦被上不知所云地背唐詩，要想好一會兒纔可以慢慢醒來——仿佛靈魂悠遊在天上，看見自己的肉身在俗世，多少有些不捨得，衹得無奈地還了魂——她於是顯出一點高興來，認真地教女兒認字塊，認兩個字之後，就給她吃兩塊緑豆糕。
我在霧裏行走，追逐着張愛玲的腳步；我的靈魂行走在天上，行走在上個世紀20年代的上海；我撥開迷霧，從天空俯視那庭院，聞到幽微的花香，聽見一個女孩子清泠的讀書聲。
這是1928年的上海，小小的張愛玲，那時還叫做張，拉着弟弟的手，坐在院子的花樹下讀書——我願意它是桃花，因為那個形容她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的鬍蘭成說過“桃花難畫，因要畫得它靜”；至於書麽，或許便是《紅樓夢》罷，那是她反反復復讀了一輩子的書，她說過第一次讀時纔八歲。
他們抱着母親從英國寄來的玩具，男孩子還戴着舶來品的草帽，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七歲，在一樹桃花下揚起純真童稚的臉，宛如天使。
我心動地聆聽。
——如果上帝在這個時候的天空經過，大概也會駐足傾聽。
她沒有弟弟美，神情也略顯呆滯，沒有弟弟那種討巧的乖恬。可是她的聲音抑揚頓挫，有着對文字天生的感知力與領悟力，滲透了靈性。
弟弟張子靜多少有些不專心，是在惦記保姆張幹為他預備了什麽樣的晚飯，也是在想媽媽到底什麽時候纔會回來——他已經想不起母親的模樣，甚至想不起“母親”這個詞所代表的具體含義——但總歸是一個好詞，是一件好事，不然不會一大傢子人這樣興頭頭地回到上海來，接駕一樣地等待母親的歸國。
連下人們都較從前勤快些，因為知道她們的女主人就要回來，小的保姆何幹和子靜的保姆張幹，早早地就替兩姐弟預備下了見面那天穿的衣裳，連被褥也都拿了出來晾着。滿院子拉着長桿短桿，曬着金絲銀綫的綾羅綢緞，發散着太陽的香氣，有種蓬勃富足的喜慶勁兒。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綉上，會清楚地感覺到太陽的光，是纖細熱烈的一條條。
天津傢裏的一切都成了過去——揮之不散的鴉片味，父親和姨奶奶的吵鬧，親戚們關於小公館的種種議論和鄙夷的眼神……這一切都扔在天津了，隔着一個海洋扔得遠遠的。他們從天津來上海時，輪船一路經過緑的海黑的海，走了好遠好久，把不快樂不光明都丟在了海那邊，怎麽也追不上來了。
從天津到上海，命運在這裏轉了一個彎兒，似乎是在嚮好裏轉，至少一度是這樣充滿着好轉的希望。
人總是喜歡新鮮的，有變化總是好的。等到母親回來，一切還會變得更好。
弟弟忽閃着他的長睫毛大眼睛，打斷姐姐的朗讀，不知道第幾百次地問：“媽媽長得好看嗎？”
“你又不是沒見過。”姐姐有些不耐煩地看着弟弟，“媽媽走的時候，你也有三歲了，一點都不記得？”
她可是記得很清楚的。記得母親上船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時聳動的肩，記得她穿的緑衣緑裙上釘有抽搐發光的小片子，她躺在那裏像船艙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緑色的小薄片一閃一閃，是海洋的無窮盡的顛簸悲慟。那汪洋的緑色看久了眼睛會盲，想忘也忘不了。
那一年，她四歲。
一個早慧的兒童多半是不快樂的。敏感，仿佛總是與傷感孿生。
母親給她拍過許多照片，照片裏的她大多不笑，圓頭圓腦，有着懷疑一切的目光。惟一笑得很燦爛的一張，便被母親很用心地着了色。
照片上的她生得面團團的，穿着藍緑色薄綢的衣裳，有着薄薄的紅唇——然而她明明記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綢領的淡藍色衣裳，印着一蓬蓬的白霧——藍緑是母親後來的着色，那是母親的藍緑色時期。
隔了許多許多年之後，她也會清楚地記着，那是一個北國的陰天下午，相當幽暗，母親把一張小書桌晾擱在裝着玻璃窗的狹窄的小洋臺上，很用心地替這張照片上色。雜亂的桌面上有黑鐵水彩畫顔料盒，細瘦的黑鐵管毛筆，一杯水——她記得這樣清楚，因為是記憶裏難得的母愛珍藏。
母親是時髦的，也是美麗的，總是不大容易高興。早晨，何幹抱了小到她的大銅床上，她總是顯出微微愕然的樣子，似乎一時想不起這個小小孩童是哪裏來的，她忍耐地看着那孩子爬在方格子青錦被上不知所云地背唐詩，要想好一會兒纔可以慢慢醒來——仿佛靈魂悠遊在天上，看見自己的肉身在俗世，多少有些不捨得，衹得無奈地還了魂——她於是顯出一點高興來，認真地教女兒認字塊，認兩個字之後，就給她吃兩塊緑豆糕。
——關於母親的記憶，統統和“緑”有關。
“你還記得緑豆糕嗎？”小循循善誘地提醒，“媽媽每次給我兩塊緑豆糕，我總是分一塊給你的。”
“我要吃緑豆糕。”子靜的心思立刻轉開去，但是嘩一下又改變了主意，“不，我更喜歡鬆子糖。”他說着，嘴角露出甜美的笑容來，仿佛已經吃到了鬆子糖。那是把鬆子仁舂成粉，再摻入冰糖屑做成的糖。他真是喜歡，仿佛生活的甜蜜全都濃縮在那裏，落實在那裏。
小時候，為着他體弱多病，得扣着吃，人們曾經嘗試在鬆子糖裏加了黃連汁喂給他，使他斷念，他大哭，把衹拳頭完全塞在嘴裏去，仍然要。於是他們又在拳頭上搽了黃連汁，他吮着拳頭，哭得更慘了——要想吃到香甜的鬆子糖，便要同時接受奇苦的黃連汁，這是他自小接受到的關於人生滋味的最直接的教育。然而這麽多年來，他也不改初衷。
“我想吃鬆子糖。”他再一次聲明，很認真地聲明。
“那你去找張幹要好了。” 小終於不耐煩了。八歲的女孩子和七歲的男孩，在心智上的距離天差地遠。她扔下弟弟，自己去陽臺上找父親。
父親獨自坐在陽臺上，頭上搭一塊濕手巾，兩眼直視，不知道他在看什麽——也許是在想象未來，也許是在面嚮死亡——因為打了過度的嗎啡針，他已經離死很近了，纔衹32歲，可是竟有了暮氣沉沉的況味。
小站在陽臺門口，試探地叫一聲：“爸爸。”
張廷重緩緩地回過頭，看見女兒，僵滯的臉上顯露出一絲歡喜，問：“做什麽？你弟弟呢？”
“他餓了，找張幹要吃的去了。”小湊近一些，“爸爸，你在看什麽？”
張廷重搖搖頭，卻反問：“你想媽媽嗎？”
“不知道。”小老老實實地回答。在她心目中，“媽媽”像一個符號多過像一個人，是高貴神秘而又遙不可及的，是每年傢人要她拍了照片遠寄重洋的接收人，也是逢年過節常常往中國郵寄禮物的投遞人——因為父親娶了姨太太，又抽上鴉片，她藉口小姑子出國留學需要女伴監護，同去了英國。一去四年。從那時起，人們便在等她回來，把等待當做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來上海後，更是每天從早到晚談論最多的話題便是“太太要回來了”，她隱隱地歡喜，可是想到那位高貴而遼遠的母親真要回來，要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不是一張照片，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多少又有點奇怪而不自在。
小問父親：“媽媽是不是真的就要回來了？”
“她回來，也可能還是會走的。”父親答非所問，又嘆了一口氣，不知是對自己還是對妻子嘆氣。
是他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去求妻子回來的，直到他答應戒煙，又攆走了姨太太，她纔終於肯答應。他當然是高興的，可是多少也會覺得挫敗，而且他對自己以後是不是真的可以戒掉煙癮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鴉片是鬼東西，任憑再大的煩惱再多的痛苦，一個煙泡滾幾滾，自然百病全消，萬慮齊除。傢勢一代不如一代，世道一時不如一時，景況一年比一年更不如意——若再沒了鴉片，還能叫日子嗎？
每個人都有些戒不掉的嗜好吧？人總得有個念心兒，纔會覺得活着的好。他的癮是鴉片，小的是書，子靜是鬆子糖，妻子黃逸梵呢？大概是上學吧。
說起來逸梵真是舊時代意義上標準的大傢閨秀，還從小纏足呢。像張傢這樣曾經顯赫的大傢族在民國後也都不講究那些了，妹妹張茂淵也是一雙天足，逸梵卻是三寸金蓮。
但就是這樣一個嫻靜的淑女，竟然一雙小腳跨洋越海，跑到英國留學去了，聽說和茂淵兩個跑到阿爾卑斯山滑雪，還滑得不賴呢——就這樣子一天天地飛遠，從他的身邊飛離了去，從他的家庭飛離了去，他們漸漸活在兩個世界裏。
記得當年結婚的時候，他們都還衹有19歲，金童玉女，一對璧人。男的風流瀟灑，女的清秀恬美，又都是名門後裔，旗鼓相當，端的惹人豔羨。那時候花前月下，他們都曾慶幸自己得到了傳說中的金玉良緣，遠遠好過他們的祖輩。
“你還記得緑豆糕嗎？”小循循善誘地提醒，“媽媽每次給我兩塊緑豆糕，我總是分一塊給你的。”
“我要吃緑豆糕。”子靜的心思立刻轉開去，但是嘩一下又改變了主意，“不，我更喜歡鬆子糖。”他說着，嘴角露出甜美的笑容來，仿佛已經吃到了鬆子糖。那是把鬆子仁舂成粉，再摻入冰糖屑做成的糖。他真是喜歡，仿佛生活的甜蜜全都濃縮在那裏，落實在那裏。
小時候，為着他體弱多病，得扣着吃，人們曾經嘗試在鬆子糖裏加了黃連汁喂給他，使他斷念，他大哭，把衹拳頭完全塞在嘴裏去，仍然要。於是他們又在拳頭上搽了黃連汁，他吮着拳頭，哭得更慘了——要想吃到香甜的鬆子糖，便要同時接受奇苦的黃連汁，這是他自小接受到的關於人生滋味的最直接的教育。然而這麽多年來，他也不改初衷。
“我想吃鬆子糖。”他再一次聲明，很認真地聲明。
“那你去找張幹要好了。” 小終於不耐煩了。八歲的女孩子和七歲的男孩，在心智上的距離天差地遠。她扔下弟弟，自己去陽臺上找父親。
父親獨自坐在陽臺上，頭上搭一塊濕手巾，兩眼直視，不知道他在看什麽——也許是在想象未來，也許是在面嚮死亡——因為打了過度的嗎啡針，他已經離死很近了，纔衹32歲，可是竟有了暮氣沉沉的況味。
小站在陽臺門口，試探地叫一聲：“爸爸。”
張廷重緩緩地回過頭，看見女兒，僵滯的臉上顯露出一絲歡喜，問：“做什麽？你弟弟呢？”
“他餓了，找張幹要吃的去了。”小湊近一些，“爸爸，你在看什麽？”
張廷重搖搖頭，卻反問：“你想媽媽嗎？”
“不知道。”小老老實實地回答。在她心目中，“媽媽”像一個符號多過像一個人，是高貴神秘而又遙不可及的，是每年傢人要她拍了照片遠寄重洋的接收人，也是逢年過節常常往中國郵寄禮物的投遞人——因為父親娶了姨太太，又抽上鴉片，她藉口小姑子出國留學需要女伴監護，同去了英國。一去四年。從那時起，人們便在等她回來，把等待當做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來上海後，更是每天從早到晚談論最多的話題便是“太太要回來了”，她隱隱地歡喜，可是想到那位高貴而遼遠的母親真要回來，要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不是一張照片，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多少又有點奇怪而不自在。
小問父親：“媽媽是不是真的就要回來了？”
“她回來，也可能還是會走的。”父親答非所問，又嘆了一口氣，不知是對自己還是對妻子嘆氣。
是他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去求妻子回來的，直到他答應戒煙，又攆走了姨太太，她纔終於肯答應。他當然是高興的，可是多少也會覺得挫敗，而且他對自己以後是不是真的可以戒掉煙癮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鴉片是鬼東西，任憑再大的煩惱再多的痛苦，一個煙泡滾幾滾，自然百病全消，萬慮齊除。傢勢一代不如一代，世道一時不如一時，景況一年比一年更不如意——若再沒了鴉片，還能叫日子嗎？
每個人都有些戒不掉的嗜好吧？人總得有個念心兒，纔會覺得活着的好。他的癮是鴉片，小的是書，子靜是鬆子糖，妻子黃逸梵呢？大概是上學吧。
說起來逸梵真是舊時代意義上標準的大傢閨秀，還從小纏足呢。像張傢這樣曾經顯赫的大傢族在民國後也都不講究那些了，妹妹張茂淵也是一雙天足，逸梵卻是三寸金蓮。
但就是這樣一個嫻靜的淑女，竟然一雙小腳跨洋越海，跑到英國留學去了，聽說和茂淵兩個跑到阿爾卑斯山滑雪，還滑得不賴呢——就這樣子一天天地飛遠，從他的身邊飛離了去，從他的家庭飛離了去，他們漸漸活在兩個世界裏。
記得當年結婚的時候，他們都還衹有19歲，金童玉女，一對璧人。男的風流瀟灑，女的清秀恬美，又都是名門後裔，旗鼓相當，端的惹人豔羨。那時候花前月下，他們都曾慶幸自己得到了傳說中的金玉良緣，遠遠好過他們的祖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