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在我提笔写这篇《开头的话》的时候，离开这本书的脱稿又有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多月里面，我和几位朋友在羁押中的生活和以前差不多。关于我自己在这时期内的“工作”，完成了两本书，除这本《经历》外，还有一本是《萍踪忆语》；随后把我从香港回上海后所发表的文章略加整理，编成一书，名叫《展望》；同时看了十几本书。我个人在这几个月羁押中所得的只是这一点点微小的收获；但是睁开眼看看中国时局的变化，却有了值得特别注意的新的形势——渐渐地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依政府当局的表示，在国际主张参加集体安全，也就是参加反侵略的阵线；在国内主张保全国力以救亡图存；关于民族敌人的侵略，加强保全领土主权的决心；关于国民大会和制宪问题，准备有所改进；关于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材和开放言论，也有比较具体的表示。事实上的表现虽还有待于全国上下的继续努力，但是一线曙光的显露，却已给予国事前途以转机的可能性。这可能性的大小，全视今后全国上下努力程度为转移。我们国民此后应该格外努力的是：一方面要从种种工作上更充实团结御侮的内容；一方面要用种种方法督促并协助政府实现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忠实执行，对于民众救国运动的民权有切实的保障，正所以增加全国一致救亡的力量，所以这两方面实在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也许可以作为本书立场和主张的补充。
　　关于这本《经历》，还有几句话想附带提及的，就是这本书并非什么自传，我也够不上有什么自传，只不过就我二十年来的生活过程中抽出一些关于就学就业的经历片段，和关心我的好友们谈谈，其中或者不无一些可供青年朋友们的参考，如此而已。这本书的写成，也许还靠我的被捕，因为在外面也许有更重要的文字要写，没有时间来写这样的书；而且在羁押中写别的著作，参考材料不易带，只有写这样回想的东西，比较地便当些，所以无意中居然把它写完了。
　　我很愉快地有机会把同时被捕的几位朋友的可贵的经历记下来，为本书增光不少。我近来发现自己对于写传记的兴趣特别浓厚，这几篇关于几位朋友的记述，便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写的。关于传记，我以前只是用过因公和落霞的笔名，替《生活》周刊写过几篇名人小传，后来编译过一本二十万字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但是最近才深切地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很想以后再多多研究历史，勉励自己做个传记家，更希望能有机会替民族解放的斗士们多著几本有声有色的传记。我是个新闻记者，就记者的立场说，虽在不自由的境域中，写了关于这几位朋友的记述，对于新闻记者的“任务”总算也尽了一些，因为所记关于这几位朋友的生平，也就等于访问记。同时我应该乘此机会谢谢这几位朋友。
　　我们在羁押中，除看书写作和运动外，大家对各种问题也时有讨论。关于讨论问题，我们的“家长”常说起两句话，那就是“主张坚决，态度和平”。我觉得这两句话实在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所以特别提出来转赠给读者诸友。这里所谓主张，当然是指合理的切于现实的主张；如果现实变化了，主张需要修正，或甚至更换，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所谓和平是指在讨论或说服的时候，用不着面红耳赤，大声咆哮，因为这并不能丝毫增加你的理由!
　　最后我要践约报告读者诸友的，是我和同时被捕的几位朋友已于四月三日经江苏高等法院提起公诉了。这是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公诉的结果怎样，将来有机会时再奉告吧。

　　曾经偶然在西报上的“补白”里看到这两句怪有趣的话：
　　“A gossip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others；a bore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himself ”
　　如把这两句话勉强译成中文，大意也许可以这样说：“喜欢闲谈的人，就是对你瞎谈着别人的事情；令人讨厌的人，就是对你尽谈着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说“勉强译成”，因为一种文字的幽默意味，最难一点不走漏地译成别一种文字，但是无论如何，大意是可以明白的了。我尤其注意第二句，即“令人讨厌的人，就是对你尽谈着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一个人谈到自己的事情，往往要啰啰嗦嗦地拖泥带水地说个不完，使人听了感觉到厌烦，诸君也许已经有过这样听得不耐烦的经验吧。我有鉴于此，所以向来对于“自述”一类的文字不愿写。
　　最近因为在香港办了几个月的报，回到上海以后，有不少朋友问起在香港的情形，我便写了好几篇《在香港的经历》(登在《生活星期刊》)，原来不过随笔写来，拉杂谈谈而已，不料有好多读者写信来勉励我要多写一些，大概还不觉得怎样厌烦；但是在香港几个月的经历就不过那一些，所以登了九期就把它结束了。可是经了读者的这样怂恿，我又转着念头，想要尝试写几篇《二十年来的经历》，不知道要不要引起诸君的厌烦。倘若读者听得厌烦，我希望不客气地写信来警告一下，我便可提早结束，或不再写下去。
　　我这二十年来的经历，想从小学时代谈起。当时我所进的是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是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我们那一级的主任教员是沈永癯先生，他教我们国文和历史——我最感兴趣的科目。他那样讲解得清晰有条理，课本以外所供给的参考材料的丰富，都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尤其受他的熏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爱。我这里所谓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的服饰并不华丽，但是非常整洁，和我所不喜欢的蓬头垢面的自命名士派的恰恰相反。他对于所教授的科目有着充分的准备，我对于他所教的科目有任何疑难，他都能给我以满意的解释。他教得非常认真，常常好像生怕我们有一句一字不明了；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他并没有什么呆板的信条教给我，但是他在举止言行上给我的现成的榜样，是我终身所不能忘的。我自己做事，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这虽然是做事的人所应该有的起码的条件，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忘却永癯先生给我的模范。此外令我倾倒的是他的和蔼可亲的音容。他对于学生总是和颜悦色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动过气；我上他的课，比上任何人的课都来得愉快。但是他所以得到学生的敬爱，并不是由于姑息，随便，拆烂污，却是由于认真而又不致令人难堪。我当时敬爱这位先生的热度可以说是很高很高，但是并未曾对他表示过我的这样的心意，现在这位良师已去世多年了，可是我一生不能忘记他。
　　当时我们的一级里只有二十个同学，因为人数少，彼此的个性相知很深，现在有的做医生，有的做律师，有的做工程师，有的服务于邮政局。陆鼎揆律师也是当时同级里的同学之一。在国文一课，我们俩是劲敌。每星期有一次作文，永癯先生批卷很严；最好的文章，他在题目上加三圈，其次的加两圈，再次的加一圈。此外仅于一篇之中比较有精彩的句子的点断处加双圈。每次文卷发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像急不可待地探听谁有着三圈，谁有着两圈，谁有着一圈，乃至于下课后争相比较句子点断处的双圈谁多。有的同学紧紧地把文卷藏在课桌的抽屉里，压在重重的课本下，生怕有人去偷看它，那很显然地是一个双圈都没有!当时我们那种竞赛得津津有味的神情，大家都感觉到深切的兴趣。有了这样的竞赛，每星期都受着推动一次，大家都的确容易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