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是一個盛産人物傳記的國度，史書中紀傳體捲帙浩繁。要說大手筆，還得推漢代司馬遷的《史記》，獨特瑰異，不可方思。單說一點，他常將人物合傳，例如《老子韓非列傳》、《孫子吳起列傳》等等；有時竟將異代之人合傳，例如《屈原賈生列傳》。為什麽這樣寫？大約如他自述所說，想“通古今之變”。用現在的說法，是做“縱嚮比較”。有一個“通”字貫穿，則史識自然不凡。至於其文風，發於情，肆於心，氣韻充沛，搖蕩感激，簡直是在做詩，讓讀者生出豐富的聯想，無窮的感慨。難怪魯迅先生贊為“絶唱”，比做“無韻之離騷”。
傢族是人類一個非常基本的元素，人類的很多活動與傢族有關，人的一生受家庭、傢族的影響很大，在宗法社會的古代中國尤其如此。史書中本紀、世傢之類名目，不一而足。一個傢族內，甚至一傢內同時出現幾位傑出人才、權勢人物，並不罕見。皇權的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以及外戚專權、裙帶風盛，造就很多傢族式名人顯赫一時。但如今多淹沒在歷史的舊賬本中，不大有人問津了。倒是飽學之士，文採風流，名篇傳世，膾炙人口，至今令人誦讀之下，不勝追慕。古代有三曹、二陸、三蘇、三袁……現代則有周氏兄弟。
既然異代之人可以合傳，那麽將祖孫、父子、兄弟或姐妹等具有親緣關係的人合傳也就不悖於體式了。然而不然，異代之人或多相同之處，親戚之間倒往往缺少合傳的理由，不能因為是祖孫父子兄弟姐妹就一定要捉在一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道路，也因此各有特點，各有自己的獨特貢獻。明代的三兄弟作傢，所謂“公安三袁”（湖北公安縣人氏），大哥宗道，二弟宏道，三弟中道。學問文章各有造詣，皆足名傢，但文學史上也衹是重點推崇排行第二的宏道（中郎）。史書上也少見將三兄弟合傳的文字。
本書所寫的三兄弟，依長幼順序，是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周建人，籍貫浙江紹興。他們生活在近現代社會從舊體製嚮現代化轉型的時期。不斷的戰亂和外敵入侵，不斷的革命運動，出乎意料地造成了一個文化的繁榮期。就在這樣的時代，文壇上出現了兄弟文豪，意義重大，引動時人的註意，也受到後世文學史傢的關註。
三兄弟中，魯迅名聲最著，被譽為中國新文化的代表。他早年激烈反傳統，掊擊舊物，張揚新文明。其實，二弟周作人何嘗不是如此。不過，實際上，他們同傳統的聯繫是非常緊密的。當文學革命運動聲勢漸消，他們又都嚮傳統投去重新審視的眼光。排斥、揚棄、認同、回歸，是轉型期的文化人的必經之路，雖然這種認同和回歸是有選擇的，就像西方的文藝復興所做的那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周作人提倡小品文、推崇袁中郎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自己和哥哥魯迅也像明代的袁氏兄弟一樣在文學史上是劃時代的人物呢？我們不能胡亂猜測，但可以看到，他在題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演講中，嘗試在他所處的時代和袁氏三兄弟所處的時代之間尋找連接點和可比性。他直接將新文學運動——他本人就是這成就的最傑出的代表之一——與明代的文學運動和袁氏兄弟等人的文學成就聯繫起來。不但文學運動的主張和趨勢相同，就連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
然而，在他發表這次著名的學術演講的時候，三兄弟的關係已經破裂。三弟建人不願意依附兩個兄長，早已離開了兄弟聚居的大家庭，魯迅和周作人因為種種原因反目成仇。本來是聚居一處，兄弟怡怡，聯合譯書、著作，互相幫助，而且已經有合譯的著作出版，不幸這勢頭剛剛開始就不得不結束了。
周作人的演講在對新文學進行評價時，很少提到自己兄長的名字。本來，總結新文學的成就，是不能回避魯迅的，但他的長篇演講中衹有一次提到大哥的名字。並且，對魯迅的文學成就，特別是小說創作，幾乎沒有做什麽論述；相反，對他自己的幾個弟子卻多加褒奬。同樣，魯迅晚年也很少評價周作人，一方面固然是由於避嫌，另一方面不能不說是心存芥蒂。魯迅衹有一次在答外國記者問時將弟弟的散文成就列為現代第一，其他差不多都是私下發表看法。魯迅和周作人失和後再未相見，作人和建人分離後也很少見面，即使見面留下的也衹有不快和哀傷。他們無論如何剋製，恩怨的波濤仍不免從文字中流露出來，後來的讀者從中不難揣摩他們的情緒變化和心路歷程。
中國是一個盛産人物傳記的國度，史書中紀傳體捲帙浩繁。要說大手筆，還得推漢代司馬遷的《史記》，獨特瑰異，不可方思。單說一點，他常將人物合傳，例如《老子韓非列傳》、《孫子吳起列傳》等等；有時竟將異代之人合傳，例如《屈原賈生列傳》。為什麽這樣寫？大約如他自述所說，想“通古今之變”。用現在的說法，是做“縱嚮比較”。有一個“通”字貫穿，則史識自然不凡。至於其文風，發於情，肆於心，氣韻充沛，搖蕩感激，簡直是在做詩，讓讀者生出豐富的聯想，無窮的感慨。難怪魯迅先生贊為“絶唱”，比做“無韻之離騷”。
傢族是人類一個非常基本的元素，人類的很多活動與傢族有關，人的一生受家庭、傢族的影響很大，在宗法社會的古代中國尤其如此。史書中本紀、世傢之類名目，不一而足。一個傢族內，甚至一傢內同時出現幾位傑出人才、權勢人物，並不罕見。皇權的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以及外戚專權、裙帶風盛，造就很多傢族式名人顯赫一時。但如今多淹沒在歷史的舊賬本中，不大有人問津了。倒是飽學之士，文採風流，名篇傳世，膾炙人口，至今令人誦讀之下，不勝追慕。古代有三曹、二陸、三蘇、三袁……現代則有周氏兄弟。
既然異代之人可以合傳，那麽將祖孫、父子、兄弟或姐妹等具有親緣關係的人合傳也就不悖於體式了。然而不然，異代之人或多相同之處，親戚之間倒往往缺少合傳的理由，不能因為是祖孫父子兄弟姐妹就一定要捉在一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道路，也因此各有特點，各有自己的獨特貢獻。明代的三兄弟作傢，所謂“公安三袁”（湖北公安縣人氏），大哥宗道，二弟宏道，三弟中道。學問文章各有造詣，皆足名傢，但文學史上也衹是重點推崇排行第二的宏道（中郎）。史書上也少見將三兄弟合傳的文字。
本書所寫的三兄弟，依長幼順序，是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周建人，籍貫浙江紹興。他們生活在近現代社會從舊體製嚮現代化轉型的時期。不斷的戰亂和外敵入侵，不斷的革命運動，出乎意料地造成了一個文化的繁榮期。就在這樣的時代，文壇上出現了兄弟文豪，意義重大，引動時人的註意，也受到後世文學史傢的關註。
三兄弟中，魯迅名聲最著，被譽為中國新文化的代表。他早年激烈反傳統，掊擊舊物，張揚新文明。其實，二弟周作人何嘗不是如此。不過，實際上，他們同傳統的聯繫是非常緊密的。當文學革命運動聲勢漸消，他們又都嚮傳統投去重新審視的眼光。排斥、揚棄、認同、回歸，是轉型期的文化人的必經之路，雖然這種認同和回歸是有選擇的，就像西方的文藝復興所做的那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周作人提倡小品文、推崇袁中郎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自己和哥哥魯迅也像明代的袁氏兄弟一樣在文學史上是劃時代的人物呢？我們不能胡亂猜測，但可以看到，他在題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演講中，嘗試在他所處的時代和袁氏三兄弟所處的時代之間尋找連接點和可比性。他直接將新文學運動——他本人就是這成就的最傑出的代表之一——與明代的文學運動和袁氏兄弟等人的文學成就聯繫起來。不但文學運動的主張和趨勢相同，就連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
然而，在他發表這次著名的學術演講的時候，三兄弟的關係已經破裂。三弟建人不願意依附兩個兄長，早已離開了兄弟聚居的大家庭，魯迅和周作人因為種種原因反目成仇。本來是聚居一處，兄弟怡怡，聯合譯書、著作，互相幫助，而且已經有合譯的著作出版，不幸這勢頭剛剛開始就不得不結束了。
周作人的演講在對新文學進行評價時，很少提到自己兄長的名字。本來，總結新文學的成就，是不能回避魯迅的，但他的長篇演講中衹有一次提到大哥的名字。並且，對魯迅的文學成就，特別是小說創作，幾乎沒有做什麽論述；相反，對他自己的幾個弟子卻多加褒奬。同樣，魯迅晚年也很少評價周作人，一方面固然是由於避嫌，另一方面不能不說是心存芥蒂。魯迅衹有一次在答外國記者問時將弟弟的散文成就列為現代第一，其他差不多都是私下發表看法。魯迅和周作人失和後再未相見，作人和建人分離後也很少見面，即使見面留下的也衹有不快和哀傷。他們無論如何剋製，恩怨的波濤仍不免從文字中流露出來，後來的讀者從中不難揣摩他們的情緒變化和心路歷程。
寫作三兄弟合傳的念頭來自我閱讀過程中的一點感想，乃是有感於兄弟之間這種恩怨和他們那差別很大的命運。閱讀了兄弟三人的著作，在兄弟之間進行比較，並且將他們與現代文學史上其他作傢做比較後，我愈加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對中國文學的傑出貢獻，愈感到有寫作合傳的必要。
為歷史人物做傳，不是做詩。自忖沒有司馬子長的筆力，還是老老實實地從材料出發，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為妙，寧可缺少文采。
二
本書的傳主既是這麽多，再加上他們的親屬、朋友、老師、學生等等，形成了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時間跨度超過百年。然而篇幅有限，衹能集中記述三兄弟及相關人物事件，因此難免失之簡略。在努力為讀者提供一個較為全面地瞭解三兄弟的生平和思想的綫索的同時，作者的主要意圖是強調他們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和影響。他們所進行的啓蒙活動，他們豐富的思想成果，他們那些文學價值極高的文字，他們的人生道路給予後人的啓示，都為今天和未來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藉鑒。
中國文藝復興的道路，應該從他們那一代人的經驗裏尋找起點。
我們嚮來把周氏兄弟這一代文化人看成啓蒙主義者，把五四運動比做西方的啓蒙運動。魯迅兄弟，還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把當時的中國視為沒有一絲亮光的“鐵屋子”，屋裏的人全都睡熟了，將要死滅。而他們自己有幸最先醒來，懷着救國救民的宏願，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大聲吶喊，喚醒昏睡的人們，起來把鐵屋毀壞，獲得解放，從而享受自由和光明。兩個弟弟在魯迅的引導下，也都投身這項工作。
但是後來，他們對啓蒙運動的結果感到失望，因為吶喊之聲如入荒漠，得不到回應。社會改造的巨大任務，錯綜復雜，非讀書做文章的人所能單獨完成。於是他們的角色從以救民於水火為己任的社會中堅，漸漸變為以自知和知人為前提、以獨善其身為必要條件、以改良人性和批評社會為奮鬥目標的知識分子，取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
朝代更迭，往往帶來王綱鬆弛。戰國時代，群雄爭霸，百傢爭鳴，産生了許多傑出的思想傢，至今仍具有經典價值。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産生巨人的時代。漢朝末年，國傢分裂，又出現了自覺的文人群體。按照對這一時期文學深有研究的魯迅的說法，文人獲得了獨立意識和自由精神。魏文帝曹丕說“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被視為文藝獨立於政治的宣言。魯迅一生服膺魏晉文學，狠下過研究功夫，思想和文風都深受影響，以至於二十年代有人對他的學問文章下了這樣的評語：“托尼學說，魏晉文章。”（“托”指托爾斯泰，“尼”為尼采）。在那篇著名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演講中，他深刻地揭示文藝與社會對立時文人的處境和心態，到上海後發表的演講《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做了精闢的闡述。直到晚年，他對魏晉文學中表現的獨立精神的高度評價也沒有改變。
這兩個令人神往的時代過後，中國人一步步陷入科舉制度的圈套不能自拔。社會上人們普遍做着升官發財、作威作福的美夢，熱衷於建功立業的實際政治操作，而忽視了文化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有對政治實施監督和批評的巨大作用。這是中國思想畸形發展的結果，是深可痛心的。
清末民初的學子，由於科舉考試的廢止，有些沒有參加科舉考試或者曾參加而未考中（周氏兄弟正是如此），後來入新式學堂或者留洋求學，追求新的知識。有相當一部分回國後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獲得了較大的自由度。在西方，大學是研究學術、批評社會和監督政府的重鎮，它産生或者包容各種思想、學說。五四時代，國立的北京大學就頗為“西化”，采取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教師在課堂上既可以講忠君愛國，也可以講無政府主義。
帝製滅亡，共和脆弱，軍閥割據混戰，政府頻繁更迭，在一嚮對民衆思想控製嚴密的中國，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比較寬鬆的環境，使新文化運動得以發生和發展。
為歷史人物做傳，不是做詩。自忖沒有司馬子長的筆力，還是老老實實地從材料出發，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為妙，寧可缺少文采。
二
本書的傳主既是這麽多，再加上他們的親屬、朋友、老師、學生等等，形成了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時間跨度超過百年。然而篇幅有限，衹能集中記述三兄弟及相關人物事件，因此難免失之簡略。在努力為讀者提供一個較為全面地瞭解三兄弟的生平和思想的綫索的同時，作者的主要意圖是強調他們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和影響。他們所進行的啓蒙活動，他們豐富的思想成果，他們那些文學價值極高的文字，他們的人生道路給予後人的啓示，都為今天和未來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藉鑒。
中國文藝復興的道路，應該從他們那一代人的經驗裏尋找起點。
我們嚮來把周氏兄弟這一代文化人看成啓蒙主義者，把五四運動比做西方的啓蒙運動。魯迅兄弟，還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把當時的中國視為沒有一絲亮光的“鐵屋子”，屋裏的人全都睡熟了，將要死滅。而他們自己有幸最先醒來，懷着救國救民的宏願，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大聲吶喊，喚醒昏睡的人們，起來把鐵屋毀壞，獲得解放，從而享受自由和光明。兩個弟弟在魯迅的引導下，也都投身這項工作。
但是後來，他們對啓蒙運動的結果感到失望，因為吶喊之聲如入荒漠，得不到回應。社會改造的巨大任務，錯綜復雜，非讀書做文章的人所能單獨完成。於是他們的角色從以救民於水火為己任的社會中堅，漸漸變為以自知和知人為前提、以獨善其身為必要條件、以改良人性和批評社會為奮鬥目標的知識分子，取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
朝代更迭，往往帶來王綱鬆弛。戰國時代，群雄爭霸，百傢爭鳴，産生了許多傑出的思想傢，至今仍具有經典價值。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産生巨人的時代。漢朝末年，國傢分裂，又出現了自覺的文人群體。按照對這一時期文學深有研究的魯迅的說法，文人獲得了獨立意識和自由精神。魏文帝曹丕說“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被視為文藝獨立於政治的宣言。魯迅一生服膺魏晉文學，狠下過研究功夫，思想和文風都深受影響，以至於二十年代有人對他的學問文章下了這樣的評語：“托尼學說，魏晉文章。”（“托”指托爾斯泰，“尼”為尼采）。在那篇著名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演講中，他深刻地揭示文藝與社會對立時文人的處境和心態，到上海後發表的演講《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做了精闢的闡述。直到晚年，他對魏晉文學中表現的獨立精神的高度評價也沒有改變。
這兩個令人神往的時代過後，中國人一步步陷入科舉制度的圈套不能自拔。社會上人們普遍做着升官發財、作威作福的美夢，熱衷於建功立業的實際政治操作，而忽視了文化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有對政治實施監督和批評的巨大作用。這是中國思想畸形發展的結果，是深可痛心的。
清末民初的學子，由於科舉考試的廢止，有些沒有參加科舉考試或者曾參加而未考中（周氏兄弟正是如此），後來入新式學堂或者留洋求學，追求新的知識。有相當一部分回國後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獲得了較大的自由度。在西方，大學是研究學術、批評社會和監督政府的重鎮，它産生或者包容各種思想、學說。五四時代，國立的北京大學就頗為“西化”，采取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教師在課堂上既可以講忠君愛國，也可以講無政府主義。
帝製滅亡，共和脆弱，軍閥割據混戰，政府頻繁更迭，在一嚮對民衆思想控製嚴密的中國，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比較寬鬆的環境，使新文化運動得以發生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