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是一个盛产人物传记的国度，史书中纪传体卷帙浩繁。要说大手笔，还得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独特瑰异，不可方思。单说一点，他常将人物合传，例如《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等；有时竟将异代之人合传，例如《屈原贾生列传》。为什么这样写？大约如他自述所说，想“通古今之变”。用现在的说法，是做“纵向比较”。有一个“通”字贯穿，则史识自然不凡。至于其文风，发于情，肆于心，气韵充沛，摇荡感激，简直是在做诗，让读者生出丰富的联想，无穷的感慨。难怪鲁迅先生赞为“绝唱”，比做“无韵之离骚”。
家族是人类一个非常基本的元素，人类的很多活动与家族有关，人的一生受家庭、家族的影响很大，在宗法社会的古代中国尤其如此。史书中本纪、世家之类名目，不一而足。一个家族内，甚至一家内同时出现几位杰出人才、权势人物，并不罕见。皇权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及外戚专权、裙带风盛，造就很多家族式名人显赫一时。但如今多淹没在历史的旧账本中，不大有人问津了。倒是饱学之士，文采风流，名篇传世，脍炙人口，至今令人诵读之下，不胜追慕。古代有三曹、二陆、三苏、三袁……现代则有周氏兄弟。
既然异代之人可以合传，那么将祖孙、父子、兄弟或姐妹等具有亲缘关系的人合传也就不悖于体式了。然而不然，异代之人或多相同之处，亲戚之间倒往往缺少合传的理由，不能因为是祖孙父子兄弟姐妹就一定要捉在一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道路，也因此各有特点，各有自己的独特贡献。明代的三兄弟作家，所谓“公安三袁”（湖北公安县人氏），大哥宗道，二弟宏道，三弟中道。学问文章各有造诣，皆足名家，但文学史上也只是重点推崇排行第二的宏道（中郎）。史书上也少见将三兄弟合传的文字。
本书所写的三兄弟，依长幼顺序，是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籍贯浙江绍兴。他们生活在近现代社会从旧体制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不断的战乱和外敌入侵，不断的革命运动，出乎意料地造成了一个文化的繁荣期。就在这样的时代，文坛上出现了兄弟文豪，意义重大，引动时人的注意，也受到后世文学史家的关注。
三兄弟中，鲁迅名声最著，被誉为中国新文化的代表。他早年激烈反传统，掊击旧物，张扬新文明。其实，二弟周作人何尝不是如此。不过，实际上，他们同传统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当文学革命运动声势渐消，他们又都向传统投去重新审视的眼光。排斥、扬弃、认同、回归，是转型期的文化人的必经之路，虽然这种认同和回归是有选择的，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所做的那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周作人提倡小品文、推崇袁中郎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和哥哥鲁迅也像明代的袁氏兄弟一样在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人物呢？我们不能胡乱猜测，但可以看到，他在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演讲中，尝试在他所处的时代和袁氏三兄弟所处的时代之间寻找连接点和可比性。他直接将新文学运动——他本人就是这成就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与明代的文学运动和袁氏兄弟等人的文学成就联系起来。不但文学运动的主张和趋势相同，就连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
然而，在他发表这次著名的学术演讲的时候，三兄弟的关系已经破裂。三弟建人不愿意依附两个兄长，早已离开了兄弟聚居的大家庭，鲁迅和周作人因为种种原因反目成仇。本来是聚居一处，兄弟怡怡，联合译书、著作，互相帮助，而且已经有合译的著作出版，不幸这势头刚刚开始就不得不结束了。
周作人的演讲在对新文学进行评价时，很少提到自己兄长的名字。本来，总结新文学的成就，是不能回避鲁迅的，但他的长篇演讲中只有一次提到大哥的名字。并且，对鲁迅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小说创作，几乎没有做什么论述；相反，对他自己的几个弟子却多加褒奖。同样，鲁迅晚年也很少评价周作人，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避嫌，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是心存芥蒂。鲁迅只有一次在答外国记者问时将弟弟的散文成就列为现代第一，其他差不多都是私下发表看法。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后再未相见，作人和建人分离后也很少见面，即使见面留下的也只有不快和哀伤。他们无论如何克制，恩怨的波涛仍不免从文字中流露出来，后来的读者从中不难揣摩他们的情绪变化和心路历程。
中国是一个盛产人物传记的国度，史书中纪传体卷帙浩繁。要说大手笔，还得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独特瑰异，不可方思。单说一点，他常将人物合传，例如《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等；有时竟将异代之人合传，例如《屈原贾生列传》。为什么这样写？大约如他自述所说，想“通古今之变”。用现在的说法，是做“纵向比较”。有一个“通”字贯穿，则史识自然不凡。至于其文风，发于情，肆于心，气韵充沛，摇荡感激，简直是在做诗，让读者生出丰富的联想，无穷的感慨。难怪鲁迅先生赞为“绝唱”，比做“无韵之离骚”。
家族是人类一个非常基本的元素，人类的很多活动与家族有关，人的一生受家庭、家族的影响很大，在宗法社会的古代中国尤其如此。史书中本纪、世家之类名目，不一而足。一个家族内，甚至一家内同时出现几位杰出人才、权势人物，并不罕见。皇权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以及外戚专权、裙带风盛，造就很多家族式名人显赫一时。但如今多淹没在历史的旧账本中，不大有人问津了。倒是饱学之士，文采风流，名篇传世，脍炙人口，至今令人诵读之下，不胜追慕。古代有三曹、二陆、三苏、三袁……现代则有周氏兄弟。
既然异代之人可以合传，那么将祖孙、父子、兄弟或姐妹等具有亲缘关系的人合传也就不悖于体式了。然而不然，异代之人或多相同之处，亲戚之间倒往往缺少合传的理由，不能因为是祖孙父子兄弟姐妹就一定要捉在一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道路，也因此各有特点，各有自己的独特贡献。明代的三兄弟作家，所谓“公安三袁”（湖北公安县人氏），大哥宗道，二弟宏道，三弟中道。学问文章各有造诣，皆足名家，但文学史上也只是重点推崇排行第二的宏道（中郎）。史书上也少见将三兄弟合传的文字。
本书所写的三兄弟，依长幼顺序，是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籍贯浙江绍兴。他们生活在近现代社会从旧体制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不断的战乱和外敌入侵，不断的革命运动，出乎意料地造成了一个文化的繁荣期。就在这样的时代，文坛上出现了兄弟文豪，意义重大，引动时人的注意，也受到后世文学史家的关注。
三兄弟中，鲁迅名声最著，被誉为中国新文化的代表。他早年激烈反传统，掊击旧物，张扬新文明。其实，二弟周作人何尝不是如此。不过，实际上，他们同传统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当文学革命运动声势渐消，他们又都向传统投去重新审视的眼光。排斥、扬弃、认同、回归，是转型期的文化人的必经之路，虽然这种认同和回归是有选择的，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所做的那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周作人提倡小品文、推崇袁中郎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和哥哥鲁迅也像明代的袁氏兄弟一样在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人物呢？我们不能胡乱猜测，但可以看到，他在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演讲中，尝试在他所处的时代和袁氏三兄弟所处的时代之间寻找连接点和可比性。他直接将新文学运动——他本人就是这成就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与明代的文学运动和袁氏兄弟等人的文学成就联系起来。不但文学运动的主张和趋势相同，就连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
然而，在他发表这次著名的学术演讲的时候，三兄弟的关系已经破裂。三弟建人不愿意依附两个兄长，早已离开了兄弟聚居的大家庭，鲁迅和周作人因为种种原因反目成仇。本来是聚居一处，兄弟怡怡，联合译书、著作，互相帮助，而且已经有合译的著作出版，不幸这势头刚刚开始就不得不结束了。
周作人的演讲在对新文学进行评价时，很少提到自己兄长的名字。本来，总结新文学的成就，是不能回避鲁迅的，但他的长篇演讲中只有一次提到大哥的名字。并且，对鲁迅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小说创作，几乎没有做什么论述；相反，对他自己的几个弟子却多加褒奖。同样，鲁迅晚年也很少评价周作人，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避嫌，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是心存芥蒂。鲁迅只有一次在答外国记者问时将弟弟的散文成就列为现代第一，其他差不多都是私下发表看法。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后再未相见，作人和建人分离后也很少见面，即使见面留下的也只有不快和哀伤。他们无论如何克制，恩怨的波涛仍不免从文字中流露出来，后来的读者从中不难揣摩他们的情绪变化和心路历程。
写作三兄弟合传的念头来自我阅读过程中的一点感想，乃是有感于兄弟之间这种恩怨和他们那差别很大的命运。阅读了兄弟三人的著作，在兄弟之间进行比较，并且将他们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家做比较后，我愈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愈感到有写作合传的必要。
为历史人物做传，不是做诗。自忖没有司马子长的笔力，还是老老实实地从材料出发，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妙，宁可缺少文采。
二
本书的传主既是这么多，再加上他们的亲属、朋友、老师、学生等等，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时间跨度超过百年。然而篇幅有限，只能集中记述三兄弟及相关人物事件，因此难免失之简略。在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全面地了解三兄弟的生平和思想的线索的同时，作者的主要意图是强调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他们所进行的启蒙活动，他们丰富的思想成果，他们那些文学价值极高的文字，他们的人生道路给予后人的启示，都为今天和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应该从他们那一代人的经验里寻找起点。
我们向来把周氏兄弟这一代文化人看成启蒙主义者，把五四运动比做西方的启蒙运动。鲁迅兄弟，还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把当时的中国视为没有一丝亮光的“铁屋子”，屋里的人全都睡熟了，将要死灭。而他们自己有幸最先醒来，怀着救国救民的宏愿，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大声呐喊，唤醒昏睡的人们，起来把铁屋毁坏，获得解放，从而享受自由和光明。两个弟弟在鲁迅的引导下，也都投身这项工作。
但是后来，他们对启蒙运动的结果感到失望，因为呐喊之声如入荒漠，得不到回应。社会改造的巨大任务，错综复杂，非读书做文章的人所能单独完成。于是他们的角色从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的社会中坚，渐渐变为以自知和知人为前提、以独善其身为必要条件、以改良人性和批评社会为奋斗目标的知识分子，取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朝代更迭，往往带来王纲松弛。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鸣，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至今仍具有经典价值。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汉朝末年，国家分裂，又出现了自觉的文人群体。按照对这一时期文学深有研究的鲁迅的说法，文人获得了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魏文帝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被视为文艺独立于政治的宣言。鲁迅一生服膺魏晋文学，狠下过研究功夫，思想和文风都深受影响，以至于二十年代有人对他的学问文章下了这样的评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托”指托尔斯泰，“尼”为尼采）。在那篇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他深刻地揭示文艺与社会对立时文人的处境和心态，到上海后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直到晚年，他对魏晋文学中表现的独立精神的高度评价也没有改变。
这两个令人神往的时代过后，中国人一步步陷入科举制度的圈套不能自拔。社会上人们普遍做着升官发财、作威作福的美梦，热衷于建功立业的实际政治操作，而忽视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有对政治实施监督和批评的巨大作用。这是中国思想畸形发展的结果，是深可痛心的。
清末民初的学子，由于科举考试的废止，有些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或者曾参加而未考中（周氏兄弟正是如此），后来入新式学堂或者留洋求学，追求新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回国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西方，大学是研究学术、批评社会和监督政府的重镇，它产生或者包容各种思想、学说。五四时代，国立的北京大学就颇为“西化”，采取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师在课堂上既可以讲忠君爱国，也可以讲无政府主义。
帝制灭亡，共和脆弱，军阀割据混战，政府频繁更迭，在一向对民众思想控制严密的中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使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和发展。
为历史人物做传，不是做诗。自忖没有司马子长的笔力，还是老老实实地从材料出发，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妙，宁可缺少文采。
二
本书的传主既是这么多，再加上他们的亲属、朋友、老师、学生等等，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时间跨度超过百年。然而篇幅有限，只能集中记述三兄弟及相关人物事件，因此难免失之简略。在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全面地了解三兄弟的生平和思想的线索的同时，作者的主要意图是强调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他们所进行的启蒙活动，他们丰富的思想成果，他们那些文学价值极高的文字，他们的人生道路给予后人的启示，都为今天和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应该从他们那一代人的经验里寻找起点。
我们向来把周氏兄弟这一代文化人看成启蒙主义者，把五四运动比做西方的启蒙运动。鲁迅兄弟，还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把当时的中国视为没有一丝亮光的“铁屋子”，屋里的人全都睡熟了，将要死灭。而他们自己有幸最先醒来，怀着救国救民的宏愿，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大声呐喊，唤醒昏睡的人们，起来把铁屋毁坏，获得解放，从而享受自由和光明。两个弟弟在鲁迅的引导下，也都投身这项工作。
但是后来，他们对启蒙运动的结果感到失望，因为呐喊之声如入荒漠，得不到回应。社会改造的巨大任务，错综复杂，非读书做文章的人所能单独完成。于是他们的角色从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的社会中坚，渐渐变为以自知和知人为前提、以独善其身为必要条件、以改良人性和批评社会为奋斗目标的知识分子，取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朝代更迭，往往带来王纲松弛。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鸣，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至今仍具有经典价值。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汉朝末年，国家分裂，又出现了自觉的文人群体。按照对这一时期文学深有研究的鲁迅的说法，文人获得了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魏文帝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被视为文艺独立于政治的宣言。鲁迅一生服膺魏晋文学，狠下过研究功夫，思想和文风都深受影响，以至于二十年代有人对他的学问文章下了这样的评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托”指托尔斯泰，“尼”为尼采）。在那篇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他深刻地揭示文艺与社会对立时文人的处境和心态，到上海后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直到晚年，他对魏晋文学中表现的独立精神的高度评价也没有改变。
这两个令人神往的时代过后，中国人一步步陷入科举制度的圈套不能自拔。社会上人们普遍做着升官发财、作威作福的美梦，热衷于建功立业的实际政治操作，而忽视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有对政治实施监督和批评的巨大作用。这是中国思想畸形发展的结果，是深可痛心的。
清末民初的学子，由于科举考试的废止，有些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或者曾参加而未考中（周氏兄弟正是如此），后来入新式学堂或者留洋求学，追求新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回国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西方，大学是研究学术、批评社会和监督政府的重镇，它产生或者包容各种思想、学说。五四时代，国立的北京大学就颇为“西化”，采取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师在课堂上既可以讲忠君爱国，也可以讲无政府主义。
帝制灭亡，共和脆弱，军阀割据混战，政府频繁更迭，在一向对民众思想控制严密的中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使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