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由廉静、陆华、郭锦华等同志牵头，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研究室全体同志参加编写的“百位艺术家口述”系列即将付梓的喜讯，我感到分外振奋。在拜金主义越来越严重地腐蚀我国出版业（尤其是文艺书籍出版业），相当多的出版社对红色文艺经典冷漠得令人心寒的今天，依然还有像中国书店出版社这样的出版单位毅然甩掉金钱的羁绊，郑重其事地对红色文艺经典及红色文艺家鼎力相助，显示出健康、向上、进步的力量势不可挡。这怎能不让大家喜出望外？！作为与她们曾一起共事过十多年的老大哥，我又怎能不为姐妹们击节喝彩！
　　我之所以快慰地答应为本书写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是真正吮吸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特别是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的乳汁长大最后走上文艺之路的。读三年级时，我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10岁的娃娃也像延安、张家口演出队和白山艺校的成年文艺工作者一样，演出过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及《刘胡兰》、《互助》、《喜》等歌剧。这些剧目的剧情、人物，迄今还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的主要插曲，我还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来。到了中学，我又如饥似渴地赏读了孙犁、赵树理、马烽等作家的小说，刘白羽、周而复、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作品，贺敬之、李季、郭小川等诗人的诗歌。这些作家、诗人的朴素、健康、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精品佳作，在我年幼稚嫩的心里，最早地栽下了茁壮而厚实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根苗，使我更加具体而形象地理解了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我们谆谆的教导：“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教导牢牢地凝铸在我的心中，使我受益了大半辈子，对我文艺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对经过革命战争的磨炼与考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老一代红色文艺家，从小就怀有无限尊崇、仰慕的感情。我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比作是老一代红色文艺家的后代。如今孩子长大了，应该对教诲、关爱、扶持自己学会说话、走路、立身行事的长者予以报答了。

　　我全神贯注地研读了本书所选的所有文艺家的真知良言。他们倾诉的字字句句，无不充溢着对革命领袖无比忠诚的真情；在漫长而坎坷的革命征程中，他们首先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然后才当一个作家、艺术家的革命情操；时时刻刻听从党召唤，一生的全部事业都由党安排的高风亮节；他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与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同他们水乳交融，心心相印，然后创作出真正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理想和愿望的传世之作的历史性贡献；他们对待文艺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勇于探索和求新的进取精神，都为我们决心建设和捍卫社会主义文艺道路的晚生后学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最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幸福与自豪的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伟大人物，也是这个世纪世界历史上最具人格力量的巨人之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是划时代的新美学。本书中许多艺术家都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在那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里，毛主席同他们亲密无间的交往，温馨难忘的同志友情。且不说他同性情豪爽坦诚的萧军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像知心朋友一般写信嘱告萧军要“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才能安心立命。”也不赘述为了开好文艺座谈会，他三番两次找欧阳山、草明谈心，请他们代自己搜集反面的意见，更不多加描摹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创作出《晋察冀的乡村》等剧作时，他亲笔写信，向艺术家们致以诚挚祝贺的炽烈感情，让我们还是随便摘出年轻的摄影师而后成了著名电影导演的凌子风同志的一段动人的回忆吧：
　　我就住在主席隔壁小屋。我正常工作。半夜我正在睡觉，警卫员来了，敲门叫我赶快起来，到主席那儿去。
　　主席要了解情况。
　　说着说着要吃饭了，主席说：“吃饭，吃饭。”用一个小茶缸子，盛半缸子酒，主席说：“喝点酒吧。”我说：“我不喝酒。”
　　这段朴素无华的回忆文字，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一般目睹了毛主席那温慈谦和、平等待人，与普通文艺工作者情同手足的音容笑貌，也真切地感受到大导演凌子风对毛主席无尽的思念、挚爱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