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從“大同”到“小康”
中國人起源於非洲嗎？
――“夏娃理論”質疑人類的起源是史前史首先要面臨的問題。神話和傳說、宗教和科學對此有五花八門的解釋。
基督教的《聖經》宣稱，上帝創造了人類，即亞當和夏娃。還說，上帝創造了人類後，人類都講同一種語言，後來人們通力協作，在巴比倫平原建造“通天塔”。上帝發現人類聯合起來的力量很可怕，於是使用壓力把人類分散於世界各地，並且讓他們講不同的語言，阻止他們互相溝通。
中國古代則有所謂盤古開天闢地、女媧造人的傳說。在人類還沒有出現以前，天和地連在一起，一片混沌。某一天，盤古突然醒來，用大板斧開天闢地，他的氣息化作風和雲，聲音變成雷電，左眼變成太陽，右眼變成月亮，頭髮鬍子化作星星。盤古開天闢地後，大地荒無人煙，天神女媧在清澈的水池邊用黃泥做成一個泥娃娃，泥娃娃變成了活生生的人，於是造出了許多男人、女人。這位人類之母還為男人和女人建立婚姻關係，生兒育女。
這當然是荒誕不經的神話。
近代以來，古人類學、考古學的研究，使我們對於古人類的起源，有了比較科學的認識：由猿到人，經歷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過程。就中國而言，已知的“直立人”有：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等；已知的“早期智人”有：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許傢窯人、馬壩人等；已知的“晚期智人”（現代人類）有：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等，這些構成了完整的中國古人類進化鏈。
然而，國際學術界關於“現代人類”的“單一起源論”，近來呼聲很高。他們根據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提出一種假設：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這就是所謂“夏娃理論”。這種“夏娃理論”認為，目前地球上的各個人種，都是二十萬年前某一個非洲女性祖先的後代，這個非洲女性祖先被稱為“夏娃”。“夏娃”的後代離開非洲，擴散到歐洲、亞洲等地，取代了當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歐洲、亞洲原先的早期智人並非現代人類的祖先，它們與現代人類之間沒有什麽關係。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及其全球合作夥伴，2001年在美國《科學》雜志上披露他們對一萬二千條染色體的研究結果，在東亞人身上發現了七萬九千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遺傳標記。這一課題組負責人金力認為，這是目前支持“東亞人非洲起源說”的有力證據，它進一步表明，來源於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來居住在亞洲的古人類。他們推論，東亞人的祖先大約是在六萬年前從非洲到達東南亞一帶，然後嚮北遷移至中國。
這種“夏娃理論”遭到中國古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質疑。最有代表性的是吳新智院士，他指出：在中國大地上，從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現代人類的化石表明，他們之間存在着明顯的連續進化，東亞的蒙古人種是從當地的古人類發展而來的，並非來自非洲。此外，中國的直立人與智人的舊石器文化，存在着明顯的前後連續性，根本沒有出現過由於人類滅絶而導致的文化中斷，根本不存在外來文化大規模取代原有文化的跡象。因此說非洲人取代中國大地上的早期智人而成為中國人的祖先的推論是難以成立的。
2002年，中國科學家對具有解剖學上現代人特徵的柳江人進行重新測定，得到的結論是：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約七萬年至十三萬年之間的華南地區，用有力的實證反駁了中國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的觀點。這一發現，顛覆了美國《科學》雜志2001年5月刊登的論文的說法。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黃慰文認為，用基因研究結果推測人類進化的過程，無論如何是間接的，而來自化石的證據是直接的。柳江人化石年代的測定，直接證明了在七萬年至十三萬年前或更早，柳江人已經生活在華南地區，不可能是在這之後纔從非洲遷移而來。
古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國大地上幾十個地點發現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構成了一條完整的中國古人類進化鏈，證明了中國古人類有着明顯的體質特徵的連續性。因此可以說，中國人的主體是東亞大陸的土著居民。
其實，在國際學術界，關於現代人類的産生，除了“單一起源論”，還有“多區起源論”。這種學說認為，地球上各地區的現代人類是從各地區的早期智人進化而來的。地球上的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都是相對獨立起源的，締造各種文明的古人類，理所當然應該是多元的――多區起源的。
看來，甚囂塵上的“人類起源非洲說”，日益面臨“多區起源論”的挑戰。千萬不要被聳人聽聞的新論、眼花繚亂的宣傳，迷惑了視綫。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迄今為止，非洲發現的古人類化石，歷史最為久遠。目前國際學術界較為普遍的看法是：大約距今七百萬年以前的非洲，開始出現了人的係統和猿的係統的分離；大約在距今二百五十萬年以前，在非洲誕生了最早的人類?―“能人”；大約在距今二百萬年以前，地球上出現了直立人，它的化石在非洲和亞洲都有發現。隨着時間的推移，將會有更多的發現，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確實，這一問題不僅學術界高度關註，而且新聞界也極為敏感，經常有最新研究成果在報端披露，並且配上奪人眼球的標題。以《文匯報》為例，2002年7月12日以引人註目的標題報道：“人類祖先在乍得？――最新發現的頭骨化石可能揭示謎底”。該文報道，在非洲中部的乍得，發現了被命名為“圖邁”的頭骨化石，科學家斷定它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人類頭骨化石。權威的《自然》雜志對此作這樣的評論：在人類進化史上，一千萬年前地球上有很多猿類；五百萬年前有了原始人類的留世記錄。在史前考古中，一千萬年至五百萬年之間，人類的始祖與猿分離，這一演進過程的物證卻少而又少。“圖邁”的發現，彌補了“缺失的一環”。但是也有科學家持有不同的看法，“圖邁”不僅不能填補“缺失的一環”，反而能夠說明原始人類演進的多樣化。人類的進化並非衹是一個單嚮的階梯，而可能展示出“茂密的圖譜”。
有意思的是，2002年10月9日《文匯報》報道“我科學家運用先進方法測定柳江人生存年代”的消息，用醒目的標題寫道：“中國人遠祖更可能在中國――這一結論使現代東亞人‘非洲起源’說受到挑戰”。該報道援引我國科學家的判斷，中國最早的古人類化石是二百萬年前的巫山人化石，在中國出土的各時期的古人類化石都有共同特徵，如鏟形門齒、長方形眼眶、扁平的臉等，這表明至少在二百萬年以來，中國人的進化是連續不斷的。
新聞界的高度關註，使這個離我們遙遠而枯燥的話題，透露出新鮮的活力。歷史誘人的魅力，以這樣的方式顯露無遺，我們真的需要對歷史颳目相看了。
中國人起源於非洲嗎？
――“夏娃理論”質疑人類的起源是史前史首先要面臨的問題。神話和傳說、宗教和科學對此有五花八門的解釋。
基督教的《聖經》宣稱，上帝創造了人類，即亞當和夏娃。還說，上帝創造了人類後，人類都講同一種語言，後來人們通力協作，在巴比倫平原建造“通天塔”。上帝發現人類聯合起來的力量很可怕，於是使用壓力把人類分散於世界各地，並且讓他們講不同的語言，阻止他們互相溝通。
中國古代則有所謂盤古開天闢地、女媧造人的傳說。在人類還沒有出現以前，天和地連在一起，一片混沌。某一天，盤古突然醒來，用大板斧開天闢地，他的氣息化作風和雲，聲音變成雷電，左眼變成太陽，右眼變成月亮，頭髮鬍子化作星星。盤古開天闢地後，大地荒無人煙，天神女媧在清澈的水池邊用黃泥做成一個泥娃娃，泥娃娃變成了活生生的人，於是造出了許多男人、女人。這位人類之母還為男人和女人建立婚姻關係，生兒育女。
這當然是荒誕不經的神話。
近代以來，古人類學、考古學的研究，使我們對於古人類的起源，有了比較科學的認識：由猿到人，經歷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過程。就中國而言，已知的“直立人”有：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等；已知的“早期智人”有：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許傢窯人、馬壩人等；已知的“晚期智人”（現代人類）有：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等，這些構成了完整的中國古人類進化鏈。
然而，國際學術界關於“現代人類”的“單一起源論”，近來呼聲很高。他們根據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提出一種假設：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這就是所謂“夏娃理論”。這種“夏娃理論”認為，目前地球上的各個人種，都是二十萬年前某一個非洲女性祖先的後代，這個非洲女性祖先被稱為“夏娃”。“夏娃”的後代離開非洲，擴散到歐洲、亞洲等地，取代了當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歐洲、亞洲原先的早期智人並非現代人類的祖先，它們與現代人類之間沒有什麽關係。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及其全球合作夥伴，2001年在美國《科學》雜志上披露他們對一萬二千條染色體的研究結果，在東亞人身上發現了七萬九千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遺傳標記。這一課題組負責人金力認為，這是目前支持“東亞人非洲起源說”的有力證據，它進一步表明，來源於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來居住在亞洲的古人類。他們推論，東亞人的祖先大約是在六萬年前從非洲到達東南亞一帶，然後嚮北遷移至中國。
這種“夏娃理論”遭到中國古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質疑。最有代表性的是吳新智院士，他指出：在中國大地上，從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現代人類的化石表明，他們之間存在着明顯的連續進化，東亞的蒙古人種是從當地的古人類發展而來的，並非來自非洲。此外，中國的直立人與智人的舊石器文化，存在着明顯的前後連續性，根本沒有出現過由於人類滅絶而導致的文化中斷，根本不存在外來文化大規模取代原有文化的跡象。因此說非洲人取代中國大地上的早期智人而成為中國人的祖先的推論是難以成立的。
2002年，中國科學家對具有解剖學上現代人特徵的柳江人進行重新測定，得到的結論是：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約七萬年至十三萬年之間的華南地區，用有力的實證反駁了中國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的觀點。這一發現，顛覆了美國《科學》雜志2001年5月刊登的論文的說法。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黃慰文認為，用基因研究結果推測人類進化的過程，無論如何是間接的，而來自化石的證據是直接的。柳江人化石年代的測定，直接證明了在七萬年至十三萬年前或更早，柳江人已經生活在華南地區，不可能是在這之後纔從非洲遷移而來。
古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國大地上幾十個地點發現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構成了一條完整的中國古人類進化鏈，證明了中國古人類有着明顯的體質特徵的連續性。因此可以說，中國人的主體是東亞大陸的土著居民。
其實，在國際學術界，關於現代人類的産生，除了“單一起源論”，還有“多區起源論”。這種學說認為，地球上各地區的現代人類是從各地區的早期智人進化而來的。地球上的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都是相對獨立起源的，締造各種文明的古人類，理所當然應該是多元的――多區起源的。
看來，甚囂塵上的“人類起源非洲說”，日益面臨“多區起源論”的挑戰。千萬不要被聳人聽聞的新論、眼花繚亂的宣傳，迷惑了視綫。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迄今為止，非洲發現的古人類化石，歷史最為久遠。目前國際學術界較為普遍的看法是：大約距今七百萬年以前的非洲，開始出現了人的係統和猿的係統的分離；大約在距今二百五十萬年以前，在非洲誕生了最早的人類?―“能人”；大約在距今二百萬年以前，地球上出現了直立人，它的化石在非洲和亞洲都有發現。隨着時間的推移，將會有更多的發現，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確實，這一問題不僅學術界高度關註，而且新聞界也極為敏感，經常有最新研究成果在報端披露，並且配上奪人眼球的標題。以《文匯報》為例，2002年7月12日以引人註目的標題報道：“人類祖先在乍得？――最新發現的頭骨化石可能揭示謎底”。該文報道，在非洲中部的乍得，發現了被命名為“圖邁”的頭骨化石，科學家斷定它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人類頭骨化石。權威的《自然》雜志對此作這樣的評論：在人類進化史上，一千萬年前地球上有很多猿類；五百萬年前有了原始人類的留世記錄。在史前考古中，一千萬年至五百萬年之間，人類的始祖與猿分離，這一演進過程的物證卻少而又少。“圖邁”的發現，彌補了“缺失的一環”。但是也有科學家持有不同的看法，“圖邁”不僅不能填補“缺失的一環”，反而能夠說明原始人類演進的多樣化。人類的進化並非衹是一個單嚮的階梯，而可能展示出“茂密的圖譜”。
有意思的是，2002年10月9日《文匯報》報道“我科學家運用先進方法測定柳江人生存年代”的消息，用醒目的標題寫道：“中國人遠祖更可能在中國――這一結論使現代東亞人‘非洲起源’說受到挑戰”。該報道援引我國科學家的判斷，中國最早的古人類化石是二百萬年前的巫山人化石，在中國出土的各時期的古人類化石都有共同特徵，如鏟形門齒、長方形眼眶、扁平的臉等，這表明至少在二百萬年以來，中國人的進化是連續不斷的。
新聞界的高度關註，使這個離我們遙遠而枯燥的話題，透露出新鮮的活力。歷史誘人的魅力，以這樣的方式顯露無遺，我們真的需要對歷史颳目相看了。
第二講 早期中華文明的輝煌
解讀“封建”的本意
――兼論“公社”、“井田”及其影響周朝建立以後，為了穩定新徵服的地區，實行大規模的“封建”。所謂“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國”、“封建親戚”。周朝一共“封建”了七十一國，其中少數是異姓諸侯，多數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諸侯，目的是“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用同姓諸侯構築一道屏障，來捍衛周天子的中央權威。
這就是當時所謂“封建”。
歐洲中世紀有“feudal system”或“feudalism”，近代日本學者在翻譯時，藉用周朝的“封建”一詞，譯作封建制度、封建主義。於是“封建”的含義發生了異化，現今人們習以為常地說“封建社會”時，已經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如果認真加以比較，與歐洲的feudalism時代相似的，是周朝建立以後的四五個世紀。秦朝以後的中國，很難說是feudalism時代。呂思勉《中國制度史》在論述“國體”時，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一）部落時代，（二）封建時代，（三）郡縣時代。他認為，秦以後，由封建時代進入郡縣時代，此後雖然出現了“封建的四次反動”，但都是失敗的嘗試。這種立論，顯然是從“封建”的本意出發的。
“封邦建國”既是鞏固和擴大周朝統治的手段，又是貴族內部權力和財産再分配的方式。雖然以姬姓貴族為主，在封建的七十一國之中姬姓占有五十三個之多，但是為了穩定大局，也封建了十八個異姓諸侯。一方面是為了安撫這些有功或有傳統勢力的異姓貴族，另一方面是為了利用異姓諸侯作為姬姓諸侯的屏障，控製戎狄蠻夷部落，擴大周朝的統治區域。
既然“封建”是權力和財産的再分配，它必須符合“禮”的規範。周天子的封建諸侯有一套隆重的“策命禮”，以顯示天子（即王）與諸侯邦國的聯繫。在太廟進行的策命禮儀，首先由周天子（即周王）嚮諸侯授予册封文書，然後由主管國土和人民的大臣嚮諸侯“授土”、“授民”，意味着把一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給了諸侯，周天子通過諸侯對那些地區實行間接的統治。周天子有權對諸侯邦國進行巡狩、賞罰；諸侯國有義務嚮周天子述職，並嚮周天子繳納貢賦；當諸侯邦國受到外來侵略或發生內訌時，周天子要給予保護或調解。
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諸侯，叫做“建國”；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卿、大夫，叫做“立傢”。這樣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狀的封建體製：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就天子與姬姓諸侯這一體係而言，封建與宗法有着密切關係。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國王），又是天下同姓（姬姓）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與血緣上的大宗，緊密結合，成為“封建”的精髓。
政治與血緣的結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實不然。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給諸侯叫做“建國”，諸侯授土授民給卿、大夫叫做“立傢”，因此對於士、庶民而言，就有“國”與“傢”的對立，他們把自己的宗族稱為“傢”，衹知效忠於“傢”，而不知效忠於“國”。這種離心力，是封建制度的致命弱點，導致分裂割據，與中央分庭抗禮。春秋戰國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封建的本質是分地分民，與它相聯繫的，必然是一種領主式的土地關係，具體表現為農村公社與井田。
西周時的“邑”、“裏”，就是農村公社。邑、裏奉祀社神的地方稱為“社”，於是乎邑、裏也稱為“社”。它們又與井田相關聯，《周禮》說：“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表明農村公社的土地分配方式是井田製。
農村公社的特點，就是土地公有，共同生産，共同消費。根據民族學家的調查，20世紀初的西雙版納傣族中還保留着農村公社的遺存，與遠古時期的情況極為相似。從《夏小正》、《管子》等典籍中，可以依稀看到它的影子。西周的井田制度，根據後人的追述，農村公社的氣息是相當濃厚的。由儒傢倫理培育出來的政治傢、思想傢，對它推崇備至，奉為理想主義的土地制度和政治模式。
孟子生活的時代，農村公社、井田制度已經分崩離析，這使他耿耿於懷。所以當一些國君嚮他徵求治國方略時，他總是說，要施仁政，而“仁政必自經界始”，也就是說，仁政的第一步就是恢復農村公社的井田制度。孟子關於井田制度有這樣的描述：“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傢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農田劃分成為棋盤狀，每傢農民必須優先共同耕種“公田”，然後纔可以耕種自傢的“私田”。由於每傢農民擁有同等數量的“私田”，所以過着沒有貧富分化的和諧生活。
領主土地關係的特徵，是農奴無償地替領主代耕公田，然後纔可以把自己那塊份地（私田）上的收穫歸於己有。這種方式當時叫做“藉”或“助”。《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氏、�Y梁、公羊三傢的註釋都說，在此之前沒有“稅畝”（徵收土地稅）這種方式，而是“藉而不稅”。所謂“藉”，就是“藉民力而耕公田”。由於�渲址絞接�來愈不適應生産力的發展，周宣王即位以後，宣佈“不藉千畝”，“初稅畝”這種新的方式取而代之。井田製終於走到了它的盡頭。後來商鞅變法，廢除井田製，是順應歷史潮流之舉。
後世儒傢學者鑒於土地私有造成的貧富分化，對已經消失的農村公社充滿嚮往、羨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傳何氏解詁》、韓嬰《韓詩外傳》對公社有許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組織生産之外，還保留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體主義互助習尚，“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於儒傢學者對農村公社與井田制度的理想主義回憶。
這種理想主義與秦漢以來的小農經濟形成鮮明的對照。小農經濟是以土地私有為前提的，必然伴隨土地買賣、兼併，以及貧富兩極分化。首先發難的是儒傢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他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深為不滿，認為這是商鞅廢除井田制度留下的後遺癥。解决這一社會問題的藥方，就是恢復井田制度。鑒於井田制度一時難以恢復，他提出一個折中主義的方案――“限田”，目的在於“塞兼併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過一定數量，貧窮者不至於沒有土地。在土地可以買賣的時代，“限田”不過是儒傢的平均主義理想而已，根本無法操作，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莽的帶有農業社會主義色彩的改革，重彈董仲舒的老調，再次顯示了儒傢那種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政治的致命傷。他頒布的“王田令”，是以贊美早已退出歷史舞臺的公社與井田為出發點的，主張取消土地私有製，把私有土地收歸國有，然後按照《周禮》的井田制度模式，實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這種看似很“革命”的主張，其實是歷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歸國有，禁止土地買賣，是企圖以國傢行政手段嚮經濟發號施令，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因此遭到全社會的一致反對。連農民也不買帳，這是為什麽？因為農民是小私有者，他們不願意自己的私有田産成為“國有”。王莽的“托古改製”以徹底失敗而告終，並未使後世的政治傢引以為戒。
有宋一代，小農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伴隨而來的兼併盛行，貧富分化加劇。不少著名的政治傢、思想傢以為是“田製不立”的結果。於是乎，恢復井田制度的議論如沉渣泛起一般，幾乎連綿不斷。即使被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傢”的王安石，對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與宋神宗議政時，建議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稅法”，似乎是這一主張的第一步。看來王安石與王莽是頗有一些共鳴之處的。新儒學大師朱熹也不見得高明，也主張恢復井田制度。他說：“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所謂“田盡歸官”，就是實行土地國有；所謂“索性火急做”，就是不要停留於口頭議論，要雷厲風行地實施。
為什麽人們的改革思路始終離不開井田制度，公社的幽靈如此難以擺脫？實在值得深思。
到了近代，“三農”問題尖銳化，上述思路再一次以高水平的形式重現。
解讀“封建”的本意
――兼論“公社”、“井田”及其影響周朝建立以後，為了穩定新徵服的地區，實行大規模的“封建”。所謂“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國”、“封建親戚”。周朝一共“封建”了七十一國，其中少數是異姓諸侯，多數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諸侯，目的是“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用同姓諸侯構築一道屏障，來捍衛周天子的中央權威。
這就是當時所謂“封建”。
歐洲中世紀有“feudal system”或“feudalism”，近代日本學者在翻譯時，藉用周朝的“封建”一詞，譯作封建制度、封建主義。於是“封建”的含義發生了異化，現今人們習以為常地說“封建社會”時，已經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如果認真加以比較，與歐洲的feudalism時代相似的，是周朝建立以後的四五個世紀。秦朝以後的中國，很難說是feudalism時代。呂思勉《中國制度史》在論述“國體”時，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一）部落時代，（二）封建時代，（三）郡縣時代。他認為，秦以後，由封建時代進入郡縣時代，此後雖然出現了“封建的四次反動”，但都是失敗的嘗試。這種立論，顯然是從“封建”的本意出發的。
“封邦建國”既是鞏固和擴大周朝統治的手段，又是貴族內部權力和財産再分配的方式。雖然以姬姓貴族為主，在封建的七十一國之中姬姓占有五十三個之多，但是為了穩定大局，也封建了十八個異姓諸侯。一方面是為了安撫這些有功或有傳統勢力的異姓貴族，另一方面是為了利用異姓諸侯作為姬姓諸侯的屏障，控製戎狄蠻夷部落，擴大周朝的統治區域。
既然“封建”是權力和財産的再分配，它必須符合“禮”的規範。周天子的封建諸侯有一套隆重的“策命禮”，以顯示天子（即王）與諸侯邦國的聯繫。在太廟進行的策命禮儀，首先由周天子（即周王）嚮諸侯授予册封文書，然後由主管國土和人民的大臣嚮諸侯“授土”、“授民”，意味着把一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給了諸侯，周天子通過諸侯對那些地區實行間接的統治。周天子有權對諸侯邦國進行巡狩、賞罰；諸侯國有義務嚮周天子述職，並嚮周天子繳納貢賦；當諸侯邦國受到外來侵略或發生內訌時，周天子要給予保護或調解。
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諸侯，叫做“建國”；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卿、大夫，叫做“立傢”。這樣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狀的封建體製：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就天子與姬姓諸侯這一體係而言，封建與宗法有着密切關係。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國王），又是天下同姓（姬姓）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與血緣上的大宗，緊密結合，成為“封建”的精髓。
政治與血緣的結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實不然。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給諸侯叫做“建國”，諸侯授土授民給卿、大夫叫做“立傢”，因此對於士、庶民而言，就有“國”與“傢”的對立，他們把自己的宗族稱為“傢”，衹知效忠於“傢”，而不知效忠於“國”。這種離心力，是封建制度的致命弱點，導致分裂割據，與中央分庭抗禮。春秋戰國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封建的本質是分地分民，與它相聯繫的，必然是一種領主式的土地關係，具體表現為農村公社與井田。
西周時的“邑”、“裏”，就是農村公社。邑、裏奉祀社神的地方稱為“社”，於是乎邑、裏也稱為“社”。它們又與井田相關聯，《周禮》說：“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表明農村公社的土地分配方式是井田製。
農村公社的特點，就是土地公有，共同生産，共同消費。根據民族學家的調查，20世紀初的西雙版納傣族中還保留着農村公社的遺存，與遠古時期的情況極為相似。從《夏小正》、《管子》等典籍中，可以依稀看到它的影子。西周的井田制度，根據後人的追述，農村公社的氣息是相當濃厚的。由儒傢倫理培育出來的政治傢、思想傢，對它推崇備至，奉為理想主義的土地制度和政治模式。
孟子生活的時代，農村公社、井田制度已經分崩離析，這使他耿耿於懷。所以當一些國君嚮他徵求治國方略時，他總是說，要施仁政，而“仁政必自經界始”，也就是說，仁政的第一步就是恢復農村公社的井田制度。孟子關於井田制度有這樣的描述：“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傢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農田劃分成為棋盤狀，每傢農民必須優先共同耕種“公田”，然後纔可以耕種自傢的“私田”。由於每傢農民擁有同等數量的“私田”，所以過着沒有貧富分化的和諧生活。
領主土地關係的特徵，是農奴無償地替領主代耕公田，然後纔可以把自己那塊份地（私田）上的收穫歸於己有。這種方式當時叫做“藉”或“助”。《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氏、�Y梁、公羊三傢的註釋都說，在此之前沒有“稅畝”（徵收土地稅）這種方式，而是“藉而不稅”。所謂“藉”，就是“藉民力而耕公田”。由於�渲址絞接�來愈不適應生産力的發展，周宣王即位以後，宣佈“不藉千畝”，“初稅畝”這種新的方式取而代之。井田製終於走到了它的盡頭。後來商鞅變法，廢除井田製，是順應歷史潮流之舉。
後世儒傢學者鑒於土地私有造成的貧富分化，對已經消失的農村公社充滿嚮往、羨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傳何氏解詁》、韓嬰《韓詩外傳》對公社有許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組織生産之外，還保留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體主義互助習尚，“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於儒傢學者對農村公社與井田制度的理想主義回憶。
這種理想主義與秦漢以來的小農經濟形成鮮明的對照。小農經濟是以土地私有為前提的，必然伴隨土地買賣、兼併，以及貧富兩極分化。首先發難的是儒傢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他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深為不滿，認為這是商鞅廢除井田制度留下的後遺癥。解决這一社會問題的藥方，就是恢復井田制度。鑒於井田制度一時難以恢復，他提出一個折中主義的方案――“限田”，目的在於“塞兼併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過一定數量，貧窮者不至於沒有土地。在土地可以買賣的時代，“限田”不過是儒傢的平均主義理想而已，根本無法操作，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莽的帶有農業社會主義色彩的改革，重彈董仲舒的老調，再次顯示了儒傢那種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政治的致命傷。他頒布的“王田令”，是以贊美早已退出歷史舞臺的公社與井田為出發點的，主張取消土地私有製，把私有土地收歸國有，然後按照《周禮》的井田制度模式，實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這種看似很“革命”的主張，其實是歷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歸國有，禁止土地買賣，是企圖以國傢行政手段嚮經濟發號施令，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因此遭到全社會的一致反對。連農民也不買帳，這是為什麽？因為農民是小私有者，他們不願意自己的私有田産成為“國有”。王莽的“托古改製”以徹底失敗而告終，並未使後世的政治傢引以為戒。
有宋一代，小農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伴隨而來的兼併盛行，貧富分化加劇。不少著名的政治傢、思想傢以為是“田製不立”的結果。於是乎，恢復井田制度的議論如沉渣泛起一般，幾乎連綿不斷。即使被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傢”的王安石，對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與宋神宗議政時，建議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稅法”，似乎是這一主張的第一步。看來王安石與王莽是頗有一些共鳴之處的。新儒學大師朱熹也不見得高明，也主張恢復井田制度。他說：“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所謂“田盡歸官”，就是實行土地國有；所謂“索性火急做”，就是不要停留於口頭議論，要雷厲風行地實施。
為什麽人們的改革思路始終離不開井田制度，公社的幽靈如此難以擺脫？實在值得深思。
到了近代，“三農”問題尖銳化，上述思路再一次以高水平的形式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