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狄更斯
我以花季的憧憬、青春的热情和壮年的成熟，书写着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疯狂、迷惘、痛苦、挣扎和思考。实践让我变得坚强、勇敢和无畏，我想只有在社会的大学里，才会留给人这样的激情、智慧和创造力。
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我第一次在公众前做演讲，是在6岁那一年。
那年，幼儿园要办一个欢送小学生的仪式，我平时比较活泼，就被选为代表演讲。可对于一个6岁的“娃儿”而言，逻辑思维还是一片空白，演讲显然是个巨大的挑战，更何况对着比自己年长的学姐、师兄！不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都非做不可，劳动人民也特能发挥聪明才智，我当时的班主任便出了个主意：我记不住演讲词没关系，她能记得住。于是等到欢送仪式的那天，我怯生生地站到了台上，她则躲到后面，当我紧张地面对着几十号人的时候，班主任便在后面逐句念演讲词，于是，在我6岁那年，我用清脆的童声完成了首次表演，当我结束“朗诵”时，台下所有的人都在为我鼓掌。
人们都对人生的第一次经历印象特深，我也如此，这个发生在1957年的演讲事件至今仍令我回味。有时候我常常想，如果人生真有宿命的话，我一生的跌宕起伏，大概从那个时候便注定了，因为从那之后，我在各种舞台上进行各种表演，面对着无数人演讲，从未胆怯过。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毕竟只是跨出了一小步而已。回到家中，父母表扬了我，我也乐滋滋了好几天，不久这事就结束了。
我家当时住在上海传统的弄堂里，父母是从江苏无锡、常州过来的“打工族”，等我长大懂事之后，母亲曾细数过父母们来上海的坎坷命运：我的祖父在他36岁那年患上伤寒不治身亡，曾祖父受不起打击，第二天也离开了人世—于是便在同一天里，发生了两口棺材一起出殡的人间悲剧。曾祖父与祖父的同时离去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原本还殷实的“书香门第”家庭陷入极贫的困境。为了维持生计，我的大姑被送到有钱人家当童养媳，父亲和二姑则远离家乡来到上海做工。
父母的相识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当时母亲也因父母已亡只身到上海打工，她和我二姑同在一个工厂，同住一个宿舍。苦难的命运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让我父母最终结为伴侣，他们一生同在上海国棉31厂里工作，期间同读夜校，入党提干，生儿育女，置房治家。母亲是车间的工段长兼党支部书记，父亲则是工厂的副总工程师兼机修车间主任，一直做到退休，因此我童年的很多记忆都源自纱厂对面的那间小屋。
对于很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而言，那可是一段艰苦而甜蜜的日子，生活条件尚艰苦，之后的自然灾害和动荡还是未知，大家简单又快乐地生活着，鲜有对生活不满的。我家那时的房子不大，我是家里的长女，下有一个妹妹和弟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不甚艰苦也不甚富裕，感觉特融洽和谐。这种情况一方面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的生活品德，也让我一生都受益无穷。
尽管那时还小，但父母好学的精神却令我印象深刻，也一直鼓舞着我—有时，他们双双上完夜校回来，一边洗衣服、做饭、做各种家务，一边还拿着书，讨论着课堂上的试题、背数学公式。每每见这情景，我也总会掺和进去，用“X+Y=X”的童声，闹得家里满屋欢笑。
父母是一对异常勤恳的人，他们在生育3个儿女的同时，还坚持读完了夜校的高中，一直读到大专。从我记事开始，《解放日报》和《支部生活》便一路陪着我成长。熟悉我的人很欣赏我的学习能力和进取精神，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是源自我的父母。
—狄更斯
我以花季的憧憬、青春的热情和壮年的成熟，书写着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疯狂、迷惘、痛苦、挣扎和思考。实践让我变得坚强、勇敢和无畏，我想只有在社会的大学里，才会留给人这样的激情、智慧和创造力。
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我第一次在公众前做演讲，是在6岁那一年。
那年，幼儿园要办一个欢送小学生的仪式，我平时比较活泼，就被选为代表演讲。可对于一个6岁的“娃儿”而言，逻辑思维还是一片空白，演讲显然是个巨大的挑战，更何况对着比自己年长的学姐、师兄！不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都非做不可，劳动人民也特能发挥聪明才智，我当时的班主任便出了个主意：我记不住演讲词没关系，她能记得住。于是等到欢送仪式的那天，我怯生生地站到了台上，她则躲到后面，当我紧张地面对着几十号人的时候，班主任便在后面逐句念演讲词，于是，在我6岁那年，我用清脆的童声完成了首次表演，当我结束“朗诵”时，台下所有的人都在为我鼓掌。
人们都对人生的第一次经历印象特深，我也如此，这个发生在1957年的演讲事件至今仍令我回味。有时候我常常想，如果人生真有宿命的话，我一生的跌宕起伏，大概从那个时候便注定了，因为从那之后，我在各种舞台上进行各种表演，面对着无数人演讲，从未胆怯过。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毕竟只是跨出了一小步而已。回到家中，父母表扬了我，我也乐滋滋了好几天，不久这事就结束了。
我家当时住在上海传统的弄堂里，父母是从江苏无锡、常州过来的“打工族”，等我长大懂事之后，母亲曾细数过父母们来上海的坎坷命运：我的祖父在他36岁那年患上伤寒不治身亡，曾祖父受不起打击，第二天也离开了人世—于是便在同一天里，发生了两口棺材一起出殡的人间悲剧。曾祖父与祖父的同时离去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原本还殷实的“书香门第”家庭陷入极贫的困境。为了维持生计，我的大姑被送到有钱人家当童养媳，父亲和二姑则远离家乡来到上海做工。
父母的相识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当时母亲也因父母已亡只身到上海打工，她和我二姑同在一个工厂，同住一个宿舍。苦难的命运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让我父母最终结为伴侣，他们一生同在上海国棉31厂里工作，期间同读夜校，入党提干，生儿育女，置房治家。母亲是车间的工段长兼党支部书记，父亲则是工厂的副总工程师兼机修车间主任，一直做到退休，因此我童年的很多记忆都源自纱厂对面的那间小屋。
对于很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而言，那可是一段艰苦而甜蜜的日子，生活条件尚艰苦，之后的自然灾害和动荡还是未知，大家简单又快乐地生活着，鲜有对生活不满的。我家那时的房子不大，我是家里的长女，下有一个妹妹和弟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不甚艰苦也不甚富裕，感觉特融洽和谐。这种情况一方面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的生活品德，也让我一生都受益无穷。
尽管那时还小，但父母好学的精神却令我印象深刻，也一直鼓舞着我—有时，他们双双上完夜校回来，一边洗衣服、做饭、做各种家务，一边还拿着书，讨论着课堂上的试题、背数学公式。每每见这情景，我也总会掺和进去，用“X+Y=X”的童声，闹得家里满屋欢笑。
父母是一对异常勤恳的人，他们在生育3个儿女的同时，还坚持读完了夜校的高中，一直读到大专。从我记事开始，《解放日报》和《支部生活》便一路陪着我成长。熟悉我的人很欣赏我的学习能力和进取精神，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是源自我的父母。
早当家的孩子
父母留给我的财产远远不止好学的精神。他们勤俭持家，对自己总是省了又省，对孩子要求也很严格。我和妹妹一直想买条真丝围巾，母亲总也不舍得，有几次在百货公司的柜台前，妹妹哭着不肯走，大家都好奇地看着我们，但母亲还是硬起心肠拉我们离开。一直等到我们读中学，母亲才了却我们的心愿，这件事令我一生印象深刻。
与此相比，母亲对亲戚、对邻居却非常大度和大气。那时我们家做好吃的，每次父母总要让我们先端给邻居家，亲戚家的红白喜事妈妈总是给得最多。妈妈从小就没少对我们唠叨“行得春风有夏雨”，人要多为别人着想，他们才会在你有难时帮助你。当时我家隔壁邻居有十几口人，妈妈做馄饨，买3斤皮儿包好，2斤送给他们，1斤留给自己吃；家里有好东西，妈妈也总先给人家吃。父母都是非常本分的人，忠厚、善良、诚实。他们把工厂的事看得比家里的事还大，爸爸负责的机修车间维持着这个8000人大厂的24小时运转，白天忙完了，晚上工厂一有停电、停水、停气的事，马上会有人到我家来叫，爸爸总是二话不说就去“救火”。妈妈的工作需要三班倒，非常辛苦，爸爸便带着我们3个孩子，尽量多做些家务好让妈妈多休息。可没想到，妈妈却经常把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家访，关心车间的姐妹们。
我从小就在父母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氛围中成长。父母对党和工作忠诚的品德终身教育和影响着我。即使我后来当上牛奶公司和光明乳业的总经理，每星期去看望父母，母亲也总会给我讲述《支部生活》中的故事，告诫我权力越大越要廉洁奉公。在母亲重病的两年内，她最关心的依然是我的工作，她盼着我去看望她，但刚坐下又催着我快走，为女儿这样操心让我感慨万千。
在工作和事业上，父母为我树立了榜样，同时，他们也从小锻炼我动手的能力。10岁的那年暑假，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佳芬，你是家里的长女，这个暑假就由你来当家吧！”听到母亲的建议我不禁一愣，但因为逞能和好奇的活跃性格，我就应承了下来。于是，还只会简单算术的我便掌控了全家每个月30元的伙食费，也由此开始了当家算账的“理财生涯”。后来我明白，这其实是很锻炼孩子管理意识的一种方法，比如当时分配到每天是一块钱的菜钱，我负责买菜，于是我便需要算计如何合理利用这一块钱，哪天若买了带鱼，便不得再买其他肉禽了；只有在星期天要改善一下伙食才多买些荤菜，这其实是最本色的管理培训。由于第一个月的出色表现，父母对我非常满意，因此从10岁开始，每年暑假都会由我当家。
除了那么早便成为小当家之外，母亲也很注重对我们生活能力的锻炼，我们3个孩子除了要学会洗衣做饭，她还悉心指导我们学做衣服、做鞋。在20世纪50~60年代，家家户户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于是母亲便铺好鞋底，要求我们每人都一针针地纳鞋底，她负责监督。我们三个孩子便硬着头皮做，可弟弟实在太小，连拿针都不像那么回事儿，因此我做完了自己的“功课”后，转而帮他扎，一旁监督的母亲也当做没看见我们的互助。我从小就心灵手巧，会织一手好毛衣，但母亲却认为还不够，她希望我们能全面发展。她要我们学缝纫，并花大价钱买来了缝纫机，坐在旁边亲自督战，指挥我们上领口、装袖笼，结果我们粗粗拉拉勉强拼成了一件衬衣，根本就没法穿，母亲不但没批评，还当宝贝似的赞赏和鼓励着我们，这令我深受感动，之后缝纫的本领突飞猛进，学会的这些技能甚至帮助我置办了结婚时的部分嫁妆。但我知道母亲留给我的最为重要的财富，是培养了我不奢空谈、动手实干的基本素质，使我懂得了要想干好一件事必须不断鼓励人的道理。
在父母的刻意培养和鼓励之下，我活泼好动和独立自主的个性也在不断成长着，这时学校成了我另一个舞台。我在父母工厂的子弟学校完成了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学业。在学校里，我始终是各方面的活跃分子，我把在家里当家做主的精神搬到了学校，一直担任着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长，也曾是区少年宫指挥班、合唱班、舞蹈班的小队员，活泼的性格令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我，只要有活动都忘不了我。等到小学毕业时，历史的脚步已经迈进了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刚刚经历了经济的起伏：和苏联交恶、大批苏联专家撤援；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刚刚开始并“渐入佳境”……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事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但对于当时尚且年幼又生活在已初露经济中心端倪的上海的我而言，一切都还是那般遥远—我更加乐观活泼，而我的兴趣更广泛了。小学毕业后，我考进了上海杨浦区宁国中学，开始了两年的中学生涯。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会文体委员，又加入了学校朗诵队，完全沉浸在充满着青春的激荡气息的世界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异常兴奋地跟着初三年级的大同学“闹革命”。我们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是其中的一员，却不曾想，到最后自己竟成了批斗的对象。那是红卫兵成立几个月后的一天，班里的红卫兵开会，会上突然要我交出红袖章，我拼命护着红袖章，问为什么，他们说：“王佳芬，你妈妈在工厂里有大字报，你是混到我们红卫兵队伍里的黑五类！”我一听这话顿感天崩地裂，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当原来的红卫兵战友都用敌对的眼光注视着我时，我害怕了，颤颤抖抖地交出了红袖章，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教室，在学校的长廊边痛哭了很久很久。
晚上回到家，爸爸问我：“你的红袖章呢？”我抽泣着说：“他们不让我当红卫兵了，红袖章给他们拿走了！”父亲“唉”地叹了一声说，“大人的事为什么总要殃及孩子？”其实那时父母比我更难受，他们在厂里接受批判，白天批判完了，晚上回家还得写批斗稿、写检讨。父亲看着做三班倒辛苦不堪的母亲，不忍让她在精神上受更多的伤害，便把所有的批斗稿一个人全包了。父母那份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感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
“文化大革命”后，社会的风气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风暴由上而下，逐渐深远起来。学校停课闹革命，同学们都去各地大串联了，可父母坚决不让我去，于是我结合自己的特长，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天天下工厂演出，把16岁花季的热情化作歌舞，全奉献给那个火热的年代。在我的演出生涯中，最远曾到过嘉兴，因此嘉兴成了那时最远、最危险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书是读不成了，当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我也涌入了浩浩荡荡的浪潮中。
父母留给我的财产远远不止好学的精神。他们勤俭持家，对自己总是省了又省，对孩子要求也很严格。我和妹妹一直想买条真丝围巾，母亲总也不舍得，有几次在百货公司的柜台前，妹妹哭着不肯走，大家都好奇地看着我们，但母亲还是硬起心肠拉我们离开。一直等到我们读中学，母亲才了却我们的心愿，这件事令我一生印象深刻。
与此相比，母亲对亲戚、对邻居却非常大度和大气。那时我们家做好吃的，每次父母总要让我们先端给邻居家，亲戚家的红白喜事妈妈总是给得最多。妈妈从小就没少对我们唠叨“行得春风有夏雨”，人要多为别人着想，他们才会在你有难时帮助你。当时我家隔壁邻居有十几口人，妈妈做馄饨，买3斤皮儿包好，2斤送给他们，1斤留给自己吃；家里有好东西，妈妈也总先给人家吃。父母都是非常本分的人，忠厚、善良、诚实。他们把工厂的事看得比家里的事还大，爸爸负责的机修车间维持着这个8000人大厂的24小时运转，白天忙完了，晚上工厂一有停电、停水、停气的事，马上会有人到我家来叫，爸爸总是二话不说就去“救火”。妈妈的工作需要三班倒，非常辛苦，爸爸便带着我们3个孩子，尽量多做些家务好让妈妈多休息。可没想到，妈妈却经常把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家访，关心车间的姐妹们。
我从小就在父母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氛围中成长。父母对党和工作忠诚的品德终身教育和影响着我。即使我后来当上牛奶公司和光明乳业的总经理，每星期去看望父母，母亲也总会给我讲述《支部生活》中的故事，告诫我权力越大越要廉洁奉公。在母亲重病的两年内，她最关心的依然是我的工作，她盼着我去看望她，但刚坐下又催着我快走，为女儿这样操心让我感慨万千。
在工作和事业上，父母为我树立了榜样，同时，他们也从小锻炼我动手的能力。10岁的那年暑假，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佳芬，你是家里的长女，这个暑假就由你来当家吧！”听到母亲的建议我不禁一愣，但因为逞能和好奇的活跃性格，我就应承了下来。于是，还只会简单算术的我便掌控了全家每个月30元的伙食费，也由此开始了当家算账的“理财生涯”。后来我明白，这其实是很锻炼孩子管理意识的一种方法，比如当时分配到每天是一块钱的菜钱，我负责买菜，于是我便需要算计如何合理利用这一块钱，哪天若买了带鱼，便不得再买其他肉禽了；只有在星期天要改善一下伙食才多买些荤菜，这其实是最本色的管理培训。由于第一个月的出色表现，父母对我非常满意，因此从10岁开始，每年暑假都会由我当家。
除了那么早便成为小当家之外，母亲也很注重对我们生活能力的锻炼，我们3个孩子除了要学会洗衣做饭，她还悉心指导我们学做衣服、做鞋。在20世纪50~60年代，家家户户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于是母亲便铺好鞋底，要求我们每人都一针针地纳鞋底，她负责监督。我们三个孩子便硬着头皮做，可弟弟实在太小，连拿针都不像那么回事儿，因此我做完了自己的“功课”后，转而帮他扎，一旁监督的母亲也当做没看见我们的互助。我从小就心灵手巧，会织一手好毛衣，但母亲却认为还不够，她希望我们能全面发展。她要我们学缝纫，并花大价钱买来了缝纫机，坐在旁边亲自督战，指挥我们上领口、装袖笼，结果我们粗粗拉拉勉强拼成了一件衬衣，根本就没法穿，母亲不但没批评，还当宝贝似的赞赏和鼓励着我们，这令我深受感动，之后缝纫的本领突飞猛进，学会的这些技能甚至帮助我置办了结婚时的部分嫁妆。但我知道母亲留给我的最为重要的财富，是培养了我不奢空谈、动手实干的基本素质，使我懂得了要想干好一件事必须不断鼓励人的道理。
在父母的刻意培养和鼓励之下，我活泼好动和独立自主的个性也在不断成长着，这时学校成了我另一个舞台。我在父母工厂的子弟学校完成了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学业。在学校里，我始终是各方面的活跃分子，我把在家里当家做主的精神搬到了学校，一直担任着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长，也曾是区少年宫指挥班、合唱班、舞蹈班的小队员，活泼的性格令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我，只要有活动都忘不了我。等到小学毕业时，历史的脚步已经迈进了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刚刚经历了经济的起伏：和苏联交恶、大批苏联专家撤援；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刚刚开始并“渐入佳境”……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事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但对于当时尚且年幼又生活在已初露经济中心端倪的上海的我而言，一切都还是那般遥远—我更加乐观活泼，而我的兴趣更广泛了。小学毕业后，我考进了上海杨浦区宁国中学，开始了两年的中学生涯。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会文体委员，又加入了学校朗诵队，完全沉浸在充满着青春的激荡气息的世界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异常兴奋地跟着初三年级的大同学“闹革命”。我们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是其中的一员，却不曾想，到最后自己竟成了批斗的对象。那是红卫兵成立几个月后的一天，班里的红卫兵开会，会上突然要我交出红袖章，我拼命护着红袖章，问为什么，他们说：“王佳芬，你妈妈在工厂里有大字报，你是混到我们红卫兵队伍里的黑五类！”我一听这话顿感天崩地裂，眼泪“刷”地就下来了。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当原来的红卫兵战友都用敌对的眼光注视着我时，我害怕了，颤颤抖抖地交出了红袖章，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教室，在学校的长廊边痛哭了很久很久。
晚上回到家，爸爸问我：“你的红袖章呢？”我抽泣着说：“他们不让我当红卫兵了，红袖章给他们拿走了！”父亲“唉”地叹了一声说，“大人的事为什么总要殃及孩子？”其实那时父母比我更难受，他们在厂里接受批判，白天批判完了，晚上回家还得写批斗稿、写检讨。父亲看着做三班倒辛苦不堪的母亲，不忍让她在精神上受更多的伤害，便把所有的批斗稿一个人全包了。父母那份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感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
“文化大革命”后，社会的风气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风暴由上而下，逐渐深远起来。学校停课闹革命，同学们都去各地大串联了，可父母坚决不让我去，于是我结合自己的特长，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天天下工厂演出，把16岁花季的热情化作歌舞，全奉献给那个火热的年代。在我的演出生涯中，最远曾到过嘉兴，因此嘉兴成了那时最远、最危险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书是读不成了，当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我也涌入了浩浩荡荡的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