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鼕……
—狄更斯
我以花季的憧憬、青春的熱情和壯年的成熟，書寫着那個年代知識青年的瘋狂、迷惘、痛苦、掙紮和思考。實踐讓我變得堅強、勇敢和無畏，我想衹有在社會的大學裏，纔會留給人這樣的激情、智慧和創造力。
人生的第一次演講
我第一次在公衆前做演講，是在6歲那一年。
那年，幼兒園要辦一個歡送小學生的儀式，我平時比較活潑，就被選為代表演講。可對於一個6歲的“娃兒”而言，邏輯思維還是一片空白，演講顯然是個巨大的挑戰，更何況對着比自己年長的學姐、師兄！不過那個時代的很多事情都非做不可，勞動人民也特能發揮聰明才智，我當時的班主任便出了個主意：我記不住演講詞沒關係，她能記得住。於是等到歡送儀式的那天，我怯生生地站到了臺上，她則躲到後面，當我緊張地面對着幾十號人的時候，班主任便在後面逐句念演講詞，於是，在我6歲那年，我用清脆的童聲完成了首次表演，當我結束“朗誦”時，臺下所有的人都在為我鼓掌。
人們都對人生的第一次經歷印象特深，我也如此，這個發生在1957年的演講事件至今仍令我回味。有時候我常常想，如果人生真有宿命的話，我一生的跌宕起伏，大概從那個時候便註定了，因為從那之後，我在各種舞臺上進行各種表演，面對着無數人演講，從未膽怯過。但對於當時的我而言，這畢竟衹是跨出了一小步而已。回到傢中，父母表揚了我，我也樂滋滋了好幾天，不久這事就結束了。
我傢當時住在上海傳統的弄堂裏，父母是從江蘇無錫、常州過來的“打工族”，等我長大懂事之後，母親曾細數過父母們來上海的坎坷命運：我的祖父在他36歲那年患上傷寒不治身亡，曾祖父受不起打擊，第二天也離開了人世—於是便在同一天裏，發生了兩口棺材一起出殯的人間悲劇。曾祖父與祖父的同時離去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使原本還殷實的“書香門第”家庭陷入極貧的睏境。為了維持生計，我的大姑被送到有錢人傢當童養媳，父親和二姑則遠離家乡來到上海做工。
父母的相識就發生在這個時期，當時母親也因父母已亡衹身到上海打工，她和我二姑同在一個工廠，同住一個宿舍。苦難的命運和對未來生活的嚮往讓我父母最終結為伴侶，他們一生同在上海國棉31廠裏工作，期間同讀夜校，入黨提幹，生兒育女，置房治傢。母親是車間的工段長兼黨支部書記，父親則是工廠的副總工程師兼機修車間主任，一直做到退休，因此我童年的很多記憶都源自紗廠對面的那間小屋。
對於很多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的人而言，那可是一段艱苦而甜蜜的日子，生活條件尚艱苦，之後的自然災害和動蕩還是未知，大傢簡單又快樂地生活着，鮮有對生活不滿的。我傢那時的房子不大，我是傢裏的長女，下有一個妹妹和弟弟，一傢五口其樂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不甚艱苦也不甚富裕，感覺特融洽和諧。這種情況一方面給了我很好的成長環境，另一方面，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展現的生活品德，也讓我一生都受益無窮。
儘管那時還小，但父母好學的精神卻令我印象深刻，也一直鼓舞着我—有時，他們雙雙上完夜校回來，一邊洗衣服、做飯、做各種傢務，一邊還拿着書，討論着課堂上的試題、背數學公式。每每見這情景，我也總會摻和進去，用“X+Y=X”的童聲，鬧得傢裏滿屋歡笑。
父母是一對異常勤懇的人，他們在生育3個兒女的同時，還堅持讀完了夜校的高中，一直讀到大專。從我記事開始，《解放日報》和《支部生活》便一路陪着我成長。熟悉我的人很欣賞我的學習能力和進取精神，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我這種鍥而不捨的學習精神，是源自我的父母。
—狄更斯
我以花季的憧憬、青春的熱情和壯年的成熟，書寫着那個年代知識青年的瘋狂、迷惘、痛苦、掙紮和思考。實踐讓我變得堅強、勇敢和無畏，我想衹有在社會的大學裏，纔會留給人這樣的激情、智慧和創造力。
人生的第一次演講
我第一次在公衆前做演講，是在6歲那一年。
那年，幼兒園要辦一個歡送小學生的儀式，我平時比較活潑，就被選為代表演講。可對於一個6歲的“娃兒”而言，邏輯思維還是一片空白，演講顯然是個巨大的挑戰，更何況對着比自己年長的學姐、師兄！不過那個時代的很多事情都非做不可，勞動人民也特能發揮聰明才智，我當時的班主任便出了個主意：我記不住演講詞沒關係，她能記得住。於是等到歡送儀式的那天，我怯生生地站到了臺上，她則躲到後面，當我緊張地面對着幾十號人的時候，班主任便在後面逐句念演講詞，於是，在我6歲那年，我用清脆的童聲完成了首次表演，當我結束“朗誦”時，臺下所有的人都在為我鼓掌。
人們都對人生的第一次經歷印象特深，我也如此，這個發生在1957年的演講事件至今仍令我回味。有時候我常常想，如果人生真有宿命的話，我一生的跌宕起伏，大概從那個時候便註定了，因為從那之後，我在各種舞臺上進行各種表演，面對着無數人演講，從未膽怯過。但對於當時的我而言，這畢竟衹是跨出了一小步而已。回到傢中，父母表揚了我，我也樂滋滋了好幾天，不久這事就結束了。
我傢當時住在上海傳統的弄堂裏，父母是從江蘇無錫、常州過來的“打工族”，等我長大懂事之後，母親曾細數過父母們來上海的坎坷命運：我的祖父在他36歲那年患上傷寒不治身亡，曾祖父受不起打擊，第二天也離開了人世—於是便在同一天裏，發生了兩口棺材一起出殯的人間悲劇。曾祖父與祖父的同時離去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使原本還殷實的“書香門第”家庭陷入極貧的睏境。為了維持生計，我的大姑被送到有錢人傢當童養媳，父親和二姑則遠離家乡來到上海做工。
父母的相識就發生在這個時期，當時母親也因父母已亡衹身到上海打工，她和我二姑同在一個工廠，同住一個宿舍。苦難的命運和對未來生活的嚮往讓我父母最終結為伴侶，他們一生同在上海國棉31廠裏工作，期間同讀夜校，入黨提幹，生兒育女，置房治傢。母親是車間的工段長兼黨支部書記，父親則是工廠的副總工程師兼機修車間主任，一直做到退休，因此我童年的很多記憶都源自紗廠對面的那間小屋。
對於很多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的人而言，那可是一段艱苦而甜蜜的日子，生活條件尚艱苦，之後的自然災害和動蕩還是未知，大傢簡單又快樂地生活着，鮮有對生活不滿的。我傢那時的房子不大，我是傢裏的長女，下有一個妹妹和弟弟，一傢五口其樂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不甚艱苦也不甚富裕，感覺特融洽和諧。這種情況一方面給了我很好的成長環境，另一方面，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展現的生活品德，也讓我一生都受益無窮。
儘管那時還小，但父母好學的精神卻令我印象深刻，也一直鼓舞着我—有時，他們雙雙上完夜校回來，一邊洗衣服、做飯、做各種傢務，一邊還拿着書，討論着課堂上的試題、背數學公式。每每見這情景，我也總會摻和進去，用“X+Y=X”的童聲，鬧得傢裏滿屋歡笑。
父母是一對異常勤懇的人，他們在生育3個兒女的同時，還堅持讀完了夜校的高中，一直讀到大專。從我記事開始，《解放日報》和《支部生活》便一路陪着我成長。熟悉我的人很欣賞我的學習能力和進取精神，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我這種鍥而不捨的學習精神，是源自我的父母。
早當傢的孩子
父母留給我的財産遠遠不止好學的精神。他們勤儉持傢，對自己總是省了又省，對孩子要求也很嚴格。我和妹妹一直想買條真絲圍巾，母親總也不捨得，有幾次在百貨公司的櫃臺前，妹妹哭着不肯走，大傢都好奇地看着我們，但母親還是硬起心腸拉我們離開。一直等到我們讀中學，母親纔了卻我們的心願，這件事令我一生印象深刻。
與此相比，母親對親戚、對鄰居卻非常大度和大氣。那時我們傢做好吃的，每次父母總要讓我們先端給鄰居傢，親戚傢的紅白喜事媽媽總是給得最多。媽媽從小就沒少對我們嘮叨“行得春風有夏雨”，人要多為別人着想，他們纔會在你有難時幫助你。當時我傢隔壁鄰居有十幾口人，媽媽做餛飩，買3斤皮兒包好，2斤送給他們，1斤留給自己吃；傢裏有好東西，媽媽也總先給人傢吃。父母都是非常本分的人，忠厚、善良、誠實。他們把工廠的事看得比傢裏的事還大，爸爸負責的機修車間維持着這個8000人大廠的24小時運轉，白天忙完了，晚上工廠一有停電、停水、停氣的事，馬上會有人到我傢來叫，爸爸總是二話不說就去“救火”。媽媽的工作需要三班倒，非常辛苦，爸爸便帶着我們3個孩子，盡量多做些傢務好讓媽媽多休息。可沒想到，媽媽卻經常把省下來的時間用於傢訪，關心車間的姐妹們。
我從小就在父母熱愛工作熱愛生活的氛圍中成長。父母對黨和工作忠誠的品德終身教育和影響着我。即使我後來當上牛奶公司和光明乳業的總經理，每星期去看望父母，母親也總會給我講述《支部生活》中的故事，告誡我權力越大越要廉潔奉公。在母親重病的兩年內，她最關心的依然是我的工作，她盼着我去看望她，但剛坐下又催着我快走，為女兒這樣操心讓我感慨萬千。
在工作和事業上，父母為我樹立了榜樣，同時，他們也從小鍛煉我動手的能力。10歲的那年暑假，有一天，母親對我說：“佳芬，你是傢裏的長女，這個暑假就由你來當傢吧！”聽到母親的建議我不禁一愣，但因為逞能和好奇的活躍性格，我就應承了下來。於是，還衹會簡單算術的我便掌控了全家每個月30元的伙食費，也由此開始了當傢算賬的“理財生涯”。後來我明白，這其實是很鍛煉孩子管理意識的一種方法，比如當時分配到每天是一塊錢的菜錢，我負責買菜，於是我便需要算計如何合理利用這一塊錢，哪天若買了帶魚，便不得再買其他肉禽了；衹有在星期天要改善一下伙食纔多買些葷菜，這其實是最本色的管理培訓。由於第一個月的出色表現，父母對我非常滿意，因此從10歲開始，每年暑假都會由我當傢。
除了那麽早便成為小當傢之外，母親也很註重對我們生活能力的鍛煉，我們3個孩子除了要學會洗衣做飯，她還悉心指導我們學做衣服、做鞋。在20世紀50~60年代，傢傢戶戶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於是母親便鋪好鞋底，要求我們每人都一針針地納鞋底，她負責監督。我們三個孩子便硬着頭皮做，可弟弟實在太小，連拿針都不像那麽回事兒，因此我做完了自己的“功課”後，轉而幫他紮，一旁監督的母親也當做沒看見我們的互助。我從小就心靈手巧，會織一手好毛衣，但母親卻認為還不夠，她希望我們能全面發展。她要我們學縫紉，並花大價錢買來了縫紉機，坐在旁邊親自督戰，指揮我們上領口、裝袖籠，結果我們粗粗拉拉勉強拼成了一件襯衣，根本就沒法穿，母親不但沒批評，還當寶貝似的贊賞和鼓勵着我們，這令我深受感動，之後縫紉的本領突飛猛進，學會的這些技能甚至幫助我置辦了結婚時的部分嫁妝。但我知道母親留給我的最為重要的財富，是培養了我不奢空談、動手實幹的基本素質，使我懂得了要想幹好一件事必須不斷鼓勵人的道理。
在父母的刻意培養和鼓勵之下，我活潑好動和獨立自主的個性也在不斷成長着，這時學校成了我另一個舞臺。我在父母工廠的子弟學校完成了從幼兒園到小學的學業。在學校裏，我始終是各方面的活躍分子，我把在傢裏當傢做主的精神搬到了學校，一直擔任着少先隊的中隊長、大隊長，也曾是區少年宮指揮班、合唱班、舞蹈班的小隊員，活潑的性格令老師和同學們都很喜歡我，衹要有活動都忘不了我。等到小學畢業時，歷史的腳步已經邁進了20世紀60年代，這段時間內，中國剛剛經歷了經濟的起伏：和蘇聯交惡、大批蘇聯專傢撤援；三年自然災害；人民公社與“大躍進”剛剛開始並“漸入佳境”……這些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事件，如此深刻地影響着這個世界，但對於當時尚且年幼又生活在已初露經濟中心端倪的上海的我而言，一切都還是那般遙遠—我更加樂觀活潑，而我的興趣更廣泛了。小學畢業後，我考進了上海楊浦區寧國中學，開始了兩年的中學生涯。在學校裏，我是學生會文體委員，又加入了學校朗誦隊，完全沉浸在充滿着青春的激蕩氣息的世界裏。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也異常興奮地跟着初三年級的大同學“鬧革命”。我們學校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我是其中的一員，卻不曾想，到最後自己竟成了批鬥的對象。那是紅衛兵成立幾個月後的一天，班裏的紅衛兵開會，會上突然要我交出紅袖章，我拼命護着紅袖章，問為什麽，他們說：“王佳芬，你媽媽在工廠裏有大字報，你是混到我們紅衛兵隊伍裏的黑五類！”我一聽這話頓感天崩地裂，眼淚“刷”地就下來了。我實在是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但當原來的紅衛兵戰友都用敵對的眼光註視着我時，我害怕了，顫顫抖抖地交出了紅袖章，踉踉蹌蹌地走出了教室，在學校的長廊邊痛哭了很久很久。
晚上回到傢，爸爸問我：“你的紅袖章呢？”我抽泣着說：“他們不讓我當紅衛兵了，紅袖章給他們拿走了！”父親“唉”地嘆了一聲說，“大人的事為什麽總要殃及孩子？”其實那時父母比我更難受，他們在廠裏接受批判，白天批判完了，晚上回傢還得寫批鬥稿、寫檢討。父親看着做三班倒辛苦不堪的母親，不忍讓她在精神上受更多的傷害，便把所有的批鬥稿一個人全包了。父母那份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感情，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那個時代留給我的最珍貴的遺産。
“文化大革命”後，社會的風氣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場風暴由上而下，逐漸深遠起來。學校停課鬧革命，同學們都去各地大串聯了，可父母堅决不讓我去，於是我結合自己的特長，參加了學校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天天下工廠演出，把16歲花季的熱情化作歌舞，全奉獻給那個火熱的年代。在我的演出生涯中，最遠曾到過嘉興，因此嘉興成了那時最遠、最危險的記憶。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書是讀不成了，當1968年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我也涌入了浩浩蕩蕩的浪潮中。
父母留給我的財産遠遠不止好學的精神。他們勤儉持傢，對自己總是省了又省，對孩子要求也很嚴格。我和妹妹一直想買條真絲圍巾，母親總也不捨得，有幾次在百貨公司的櫃臺前，妹妹哭着不肯走，大傢都好奇地看着我們，但母親還是硬起心腸拉我們離開。一直等到我們讀中學，母親纔了卻我們的心願，這件事令我一生印象深刻。
與此相比，母親對親戚、對鄰居卻非常大度和大氣。那時我們傢做好吃的，每次父母總要讓我們先端給鄰居傢，親戚傢的紅白喜事媽媽總是給得最多。媽媽從小就沒少對我們嘮叨“行得春風有夏雨”，人要多為別人着想，他們纔會在你有難時幫助你。當時我傢隔壁鄰居有十幾口人，媽媽做餛飩，買3斤皮兒包好，2斤送給他們，1斤留給自己吃；傢裏有好東西，媽媽也總先給人傢吃。父母都是非常本分的人，忠厚、善良、誠實。他們把工廠的事看得比傢裏的事還大，爸爸負責的機修車間維持着這個8000人大廠的24小時運轉，白天忙完了，晚上工廠一有停電、停水、停氣的事，馬上會有人到我傢來叫，爸爸總是二話不說就去“救火”。媽媽的工作需要三班倒，非常辛苦，爸爸便帶着我們3個孩子，盡量多做些傢務好讓媽媽多休息。可沒想到，媽媽卻經常把省下來的時間用於傢訪，關心車間的姐妹們。
我從小就在父母熱愛工作熱愛生活的氛圍中成長。父母對黨和工作忠誠的品德終身教育和影響着我。即使我後來當上牛奶公司和光明乳業的總經理，每星期去看望父母，母親也總會給我講述《支部生活》中的故事，告誡我權力越大越要廉潔奉公。在母親重病的兩年內，她最關心的依然是我的工作，她盼着我去看望她，但剛坐下又催着我快走，為女兒這樣操心讓我感慨萬千。
在工作和事業上，父母為我樹立了榜樣，同時，他們也從小鍛煉我動手的能力。10歲的那年暑假，有一天，母親對我說：“佳芬，你是傢裏的長女，這個暑假就由你來當傢吧！”聽到母親的建議我不禁一愣，但因為逞能和好奇的活躍性格，我就應承了下來。於是，還衹會簡單算術的我便掌控了全家每個月30元的伙食費，也由此開始了當傢算賬的“理財生涯”。後來我明白，這其實是很鍛煉孩子管理意識的一種方法，比如當時分配到每天是一塊錢的菜錢，我負責買菜，於是我便需要算計如何合理利用這一塊錢，哪天若買了帶魚，便不得再買其他肉禽了；衹有在星期天要改善一下伙食纔多買些葷菜，這其實是最本色的管理培訓。由於第一個月的出色表現，父母對我非常滿意，因此從10歲開始，每年暑假都會由我當傢。
除了那麽早便成為小當傢之外，母親也很註重對我們生活能力的鍛煉，我們3個孩子除了要學會洗衣做飯，她還悉心指導我們學做衣服、做鞋。在20世紀50~60年代，傢傢戶戶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於是母親便鋪好鞋底，要求我們每人都一針針地納鞋底，她負責監督。我們三個孩子便硬着頭皮做，可弟弟實在太小，連拿針都不像那麽回事兒，因此我做完了自己的“功課”後，轉而幫他紮，一旁監督的母親也當做沒看見我們的互助。我從小就心靈手巧，會織一手好毛衣，但母親卻認為還不夠，她希望我們能全面發展。她要我們學縫紉，並花大價錢買來了縫紉機，坐在旁邊親自督戰，指揮我們上領口、裝袖籠，結果我們粗粗拉拉勉強拼成了一件襯衣，根本就沒法穿，母親不但沒批評，還當寶貝似的贊賞和鼓勵着我們，這令我深受感動，之後縫紉的本領突飛猛進，學會的這些技能甚至幫助我置辦了結婚時的部分嫁妝。但我知道母親留給我的最為重要的財富，是培養了我不奢空談、動手實幹的基本素質，使我懂得了要想幹好一件事必須不斷鼓勵人的道理。
在父母的刻意培養和鼓勵之下，我活潑好動和獨立自主的個性也在不斷成長着，這時學校成了我另一個舞臺。我在父母工廠的子弟學校完成了從幼兒園到小學的學業。在學校裏，我始終是各方面的活躍分子，我把在傢裏當傢做主的精神搬到了學校，一直擔任着少先隊的中隊長、大隊長，也曾是區少年宮指揮班、合唱班、舞蹈班的小隊員，活潑的性格令老師和同學們都很喜歡我，衹要有活動都忘不了我。等到小學畢業時，歷史的腳步已經邁進了20世紀60年代，這段時間內，中國剛剛經歷了經濟的起伏：和蘇聯交惡、大批蘇聯專傢撤援；三年自然災害；人民公社與“大躍進”剛剛開始並“漸入佳境”……這些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事件，如此深刻地影響着這個世界，但對於當時尚且年幼又生活在已初露經濟中心端倪的上海的我而言，一切都還是那般遙遠—我更加樂觀活潑，而我的興趣更廣泛了。小學畢業後，我考進了上海楊浦區寧國中學，開始了兩年的中學生涯。在學校裏，我是學生會文體委員，又加入了學校朗誦隊，完全沉浸在充滿着青春的激蕩氣息的世界裏。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也異常興奮地跟着初三年級的大同學“鬧革命”。我們學校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我是其中的一員，卻不曾想，到最後自己竟成了批鬥的對象。那是紅衛兵成立幾個月後的一天，班裏的紅衛兵開會，會上突然要我交出紅袖章，我拼命護着紅袖章，問為什麽，他們說：“王佳芬，你媽媽在工廠裏有大字報，你是混到我們紅衛兵隊伍裏的黑五類！”我一聽這話頓感天崩地裂，眼淚“刷”地就下來了。我實在是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但當原來的紅衛兵戰友都用敵對的眼光註視着我時，我害怕了，顫顫抖抖地交出了紅袖章，踉踉蹌蹌地走出了教室，在學校的長廊邊痛哭了很久很久。
晚上回到傢，爸爸問我：“你的紅袖章呢？”我抽泣着說：“他們不讓我當紅衛兵了，紅袖章給他們拿走了！”父親“唉”地嘆了一聲說，“大人的事為什麽總要殃及孩子？”其實那時父母比我更難受，他們在廠裏接受批判，白天批判完了，晚上回傢還得寫批鬥稿、寫檢討。父親看着做三班倒辛苦不堪的母親，不忍讓她在精神上受更多的傷害，便把所有的批鬥稿一個人全包了。父母那份惺惺相惜、相濡以沫的感情，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那個時代留給我的最珍貴的遺産。
“文化大革命”後，社會的風氣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場風暴由上而下，逐漸深遠起來。學校停課鬧革命，同學們都去各地大串聯了，可父母堅决不讓我去，於是我結合自己的特長，參加了學校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天天下工廠演出，把16歲花季的熱情化作歌舞，全奉獻給那個火熱的年代。在我的演出生涯中，最遠曾到過嘉興，因此嘉興成了那時最遠、最危險的記憶。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書是讀不成了，當1968年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我也涌入了浩浩蕩蕩的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