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行和他的三個兄弟是三十年改革史上第一個成為“首富”的民營企業傢。他是四川新津人， 2001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首富，2002年中國十大經濟年度人物。
雖然低調，但劉永行這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中國企業傢實際上在企業界有着非常廣的人脈和聲譽。身為中國優秀和領先的民營企業——希望集團和東方希望集團的董事長，並兼任國內數十傢大型企業的董事長，劉永行的企業經營理念和企業經營思想在海內外廣受關註。著名的華人跨國公司正大集團的董事長謝國民認為，中國企業傢中最值得欽佩的兩個人，一個是王石，一個就是劉永行。
雖然挂名希望集團的董事長。但事實上，劉永行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東方希望集團的經營上。這個到現在還保持着傢族製治理結構的公司是一個具有三大事業的跨行業、跨地域和跨國界的公司。經營着從飼料、鋁土礦開發、電解鋁冶煉、發電、賴氨酸製造、工業上遊原料PTA製造等十多個行業大大小小上百傢企業，而且旗下所有的企業在當地都有着良好的效益和經營口碑。在二十多年的從商生涯中，劉永行領導着東方希望集團經歷了無數次的轉型、失敗、奮進和崛起，到2008年，一直有想法為臺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打工”的劉永行被國內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南方周末》以“成為王永慶”這樣的文章標題給予贊譽。
劉永行之低調，從他的自我稱謂裏可見一斑。與其他企業傢和政府官員們在事業或仕途成功之後紛紛花時間和精力去名校進修以獲得博士、碩士頭銜不同，劉永行在所有的演講中，都稱自己是大專生。而事實上，當年以老三屆畢業的劉永行是一個智商極高的優秀學生。1978年首次高考恢復後，他即以全縣理科第一名的成績，名列高考榜首。衹不過因為家庭出身不好，無法進入他理想中的一流大學學習，而衹是在四川本地的一所師範學校念完了大專。而在數十年的經商生涯中，他刻苦自學，手不釋捲，在所有經歷過的行業中，都有專傢之稱。而令業者吃驚的是，就是這樣一個頂級富豪和優秀企業傢，還保持着清教徒式的作風——經商數十年不抽煙不喝酒，甚至不唱歌不跳舞。最大的樂趣是陪太太逛超市，觀察超市內産品和陳列的變化。
2004年，劉永行經過六年的長考進入其第二産業——鋁電復合體産業。而其間正遇上中央政府對整個經濟中的過熱現象的宏觀調控。事實上，這正是劉永行在整個經商過程中最大弱項的體現——作為一個標準的企業傢，劉永行對於政治動嚮的敏感性是他最弱的一項。這使東方希望集團二十年保持了穩健發展的道路，但也使他在其第二産業的進入時間點把握上迎面與中國特色的有形之手撞了個滿懷。由於其為純粹的民族資本，並有着高標準的建設要求和極其經濟的循環經濟自我要求，東方希望的包頭鋁電復合體項目終得以在宏觀調控最嚴厲的2004年生存了下來，並得到了發展。不過東方希望集團也付出了代價——原定為100萬噸的建設規模被壓縮為50萬噸，沒有實現完全的經濟運行。
作為一個從無到有自我奮鬥起來的中國民營企業傢，劉永行的人生近乎傳奇。除了刻苦和努力之外，他幾乎沒有任何優勢——早年身患腿疾，經商早期又因為過度勞累而使腿疾加重而幾乎影響行走。同時性格較為內嚮，早年說話略有口吃。但經過長期的自我矯正，他不僅完全剋服了所有的弱點，而且腿疾也傳奇一般地被治好——靠的衹是中國本土的醫術和他近乎殘酷的自我鍛煉。
也許這個企業傢的一生，衹能用他在經商最艱難的時刻在一次會議上的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一個努力為自己的使命而奮鬥的人，上帝都會為他讓路。
下文為劉永行的創業回憶。
雖然低調，但劉永行這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中國企業傢實際上在企業界有着非常廣的人脈和聲譽。身為中國優秀和領先的民營企業——希望集團和東方希望集團的董事長，並兼任國內數十傢大型企業的董事長，劉永行的企業經營理念和企業經營思想在海內外廣受關註。著名的華人跨國公司正大集團的董事長謝國民認為，中國企業傢中最值得欽佩的兩個人，一個是王石，一個就是劉永行。
雖然挂名希望集團的董事長。但事實上，劉永行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東方希望集團的經營上。這個到現在還保持着傢族製治理結構的公司是一個具有三大事業的跨行業、跨地域和跨國界的公司。經營着從飼料、鋁土礦開發、電解鋁冶煉、發電、賴氨酸製造、工業上遊原料PTA製造等十多個行業大大小小上百傢企業，而且旗下所有的企業在當地都有着良好的效益和經營口碑。在二十多年的從商生涯中，劉永行領導着東方希望集團經歷了無數次的轉型、失敗、奮進和崛起，到2008年，一直有想法為臺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打工”的劉永行被國內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南方周末》以“成為王永慶”這樣的文章標題給予贊譽。
劉永行之低調，從他的自我稱謂裏可見一斑。與其他企業傢和政府官員們在事業或仕途成功之後紛紛花時間和精力去名校進修以獲得博士、碩士頭銜不同，劉永行在所有的演講中，都稱自己是大專生。而事實上，當年以老三屆畢業的劉永行是一個智商極高的優秀學生。1978年首次高考恢復後，他即以全縣理科第一名的成績，名列高考榜首。衹不過因為家庭出身不好，無法進入他理想中的一流大學學習，而衹是在四川本地的一所師範學校念完了大專。而在數十年的經商生涯中，他刻苦自學，手不釋捲，在所有經歷過的行業中，都有專傢之稱。而令業者吃驚的是，就是這樣一個頂級富豪和優秀企業傢，還保持着清教徒式的作風——經商數十年不抽煙不喝酒，甚至不唱歌不跳舞。最大的樂趣是陪太太逛超市，觀察超市內産品和陳列的變化。
2004年，劉永行經過六年的長考進入其第二産業——鋁電復合體産業。而其間正遇上中央政府對整個經濟中的過熱現象的宏觀調控。事實上，這正是劉永行在整個經商過程中最大弱項的體現——作為一個標準的企業傢，劉永行對於政治動嚮的敏感性是他最弱的一項。這使東方希望集團二十年保持了穩健發展的道路，但也使他在其第二産業的進入時間點把握上迎面與中國特色的有形之手撞了個滿懷。由於其為純粹的民族資本，並有着高標準的建設要求和極其經濟的循環經濟自我要求，東方希望的包頭鋁電復合體項目終得以在宏觀調控最嚴厲的2004年生存了下來，並得到了發展。不過東方希望集團也付出了代價——原定為100萬噸的建設規模被壓縮為50萬噸，沒有實現完全的經濟運行。
作為一個從無到有自我奮鬥起來的中國民營企業傢，劉永行的人生近乎傳奇。除了刻苦和努力之外，他幾乎沒有任何優勢——早年身患腿疾，經商早期又因為過度勞累而使腿疾加重而幾乎影響行走。同時性格較為內嚮，早年說話略有口吃。但經過長期的自我矯正，他不僅完全剋服了所有的弱點，而且腿疾也傳奇一般地被治好——靠的衹是中國本土的醫術和他近乎殘酷的自我鍛煉。
也許這個企業傢的一生，衹能用他在經商最艱難的時刻在一次會議上的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一個努力為自己的使命而奮鬥的人，上帝都會為他讓路。
下文為劉永行的創業回憶。
1979年的春節對於我來說是一個難過的年，我們傢從農民手裏買的一直鵝因為繩子鬆開了而跑了——我的孩子還和它一起玩耍過，我們找啊找，最終沒有找到那衹鵝——這意味着我們這一年春節的肉食沒了着落。但過年孩子總還是要吃點肉，因此在鄰居的鼓勵下，我在街頭擺了一個地攤，想用從小就有的無綫電修理手藝賺點過年的肉食錢。但結果卻大出我的意外，一個春節我賺到了足足三百塊人民幣。後來我跟傢人分析得出結論，是因為這一年農業大豐收，又開始了承包製，農民們有很多都買了傢用電器，而春節的時候平時在修無綫電的那些修理工又都回傢去了，因此我的生意就格外好，不僅賺到了過節的錢，而且賺到了我們傢半年的生活費。
這一年其實我還是個學生，1978年鄧小平啓動了高考改革，原本出身不好的我在父親的鼓勵甚至是斥責之下參加了考試，考出了全縣第二名的成績。結果卻衹被錄取在成都師專數學係，雖然不情願，但我還是去了學校上學。而在1979年，我已經是一個大二的學生，又負擔着家庭生活，因此格外艱難。
春節賺到這份額外的錢使我悟到了一個道理，那就是這個社會上可以賺到錢的地方，在於短缺。而且從此我就存了一份心，要下海自己幹。
畢業之後，我分配在本縣的教育局下屬的電教隊工作。但在大學裏，我已經通過鑽圖書館接觸到的西方的很多理論和現象剌激了我，使我不滿足於平淡的生活，因此我總在和幾個兄弟一起討論自己可以幹些什麽。一開始我們想辦一個電子廠，甚至自己動手組裝了一個音箱到市場上去賣，也有人要買。但這個辦廠計劃因為當時的計劃經濟控製而胎死腹中。
第一次的失敗之後，1981年我們又開始了一次嘗試。因為我的父母在縣城附近教書，在農村裏有着相當的威望，所以我們兄弟四個决定到農村去創業，因為我們討論出來的可能是，當時做工業品沒有多少空間，整個流通體係都還是國有的，國有的商店裏不可能讓我們做的任何一件産品進入，而農民則不一樣，衹要讓他們賺錢，他們會願意和你做生意。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選擇了養雞。這個生意一開始還不錯，但最後卻因為我們想做筆大生意而毀在一個外行的農民養殖戶那裏。那個叫尹志國的農民，賒賬拿走了我們的小雞，但因為自己沒有養過雞，所以所有的小雞先後都死了。這使我們的創業陷入了睏局，現金流完全斷了——因為沒有多少錢，我們養雞的種蛋也是賒的，尹志國訂的小雞數量很大，而我們下的資金也很大。這一下，不僅讓我們不能周轉，而且那麽多小雞要不要接着養下去都是一個問題。
在睏難的時候，我們曾經想過逃離。但四兄弟商量之後，我們還是選擇了堅持，為了堅持，我們最後是把小雞賣到了成都城裏，最後勉強保本，結束了第一次創業之旅。
這一年其實我還是個學生，1978年鄧小平啓動了高考改革，原本出身不好的我在父親的鼓勵甚至是斥責之下參加了考試，考出了全縣第二名的成績。結果卻衹被錄取在成都師專數學係，雖然不情願，但我還是去了學校上學。而在1979年，我已經是一個大二的學生，又負擔着家庭生活，因此格外艱難。
春節賺到這份額外的錢使我悟到了一個道理，那就是這個社會上可以賺到錢的地方，在於短缺。而且從此我就存了一份心，要下海自己幹。
畢業之後，我分配在本縣的教育局下屬的電教隊工作。但在大學裏，我已經通過鑽圖書館接觸到的西方的很多理論和現象剌激了我，使我不滿足於平淡的生活，因此我總在和幾個兄弟一起討論自己可以幹些什麽。一開始我們想辦一個電子廠，甚至自己動手組裝了一個音箱到市場上去賣，也有人要買。但這個辦廠計劃因為當時的計劃經濟控製而胎死腹中。
第一次的失敗之後，1981年我們又開始了一次嘗試。因為我的父母在縣城附近教書，在農村裏有着相當的威望，所以我們兄弟四個决定到農村去創業，因為我們討論出來的可能是，當時做工業品沒有多少空間，整個流通體係都還是國有的，國有的商店裏不可能讓我們做的任何一件産品進入，而農民則不一樣，衹要讓他們賺錢，他們會願意和你做生意。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選擇了養雞。這個生意一開始還不錯，但最後卻因為我們想做筆大生意而毀在一個外行的農民養殖戶那裏。那個叫尹志國的農民，賒賬拿走了我們的小雞，但因為自己沒有養過雞，所以所有的小雞先後都死了。這使我們的創業陷入了睏局，現金流完全斷了——因為沒有多少錢，我們養雞的種蛋也是賒的，尹志國訂的小雞數量很大，而我們下的資金也很大。這一下，不僅讓我們不能周轉，而且那麽多小雞要不要接着養下去都是一個問題。
在睏難的時候，我們曾經想過逃離。但四兄弟商量之後，我們還是選擇了堅持，為了堅持，我們最後是把小雞賣到了成都城裏，最後勉強保本，結束了第一次創業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