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继《激荡三十年》后溯源历史，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企业史三部曲”又添新翼
全新视角解读中国百年孤独，在历史沉浮中找寻失落的企业家精神
前瞻“五四运动”90周年庆典，引领回顾历史浪潮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吴晓波著写的《激荡三十年》风靡2008，而今余音尚未散尽，吴晓波记述百年中国企业史的新著《跌荡一百年》（上卷）再度出版，在2009年全国书市召开前夕，该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并将在北京书市期间面向全国发布。
回顾2008年中国图书市场，由吴晓波著写的《激荡三十年》可谓刮起了一股“激荡”旋风，其在2007年1月和2008年1月分别推出上下卷，引领了三十年庆典的浪潮，是众多报刊杂志、影视电台制作同类节目的脚本之作，上海的东方卫视和第一财经电视台专门以“激荡”为名，制作了30集大型电视片。2008年初，该书获“和讯年度财经图书大奖”，组委会对此书的评价是：“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改革的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而吴晓波的浪漫主义情怀显然还在延续。此次推出的《跌荡一百年》记述了从1870-1977年中国企业的历程。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吴晓波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与文字魅力，试图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
“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而史景迁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他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三百八十九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这是一些十分暧昧的、具有冲突和互补性的结论，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吴晓波用他最擅长的描述，开始了他的记述。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以往草莽生长、只顾前进的发展方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打造“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企业与社会的矛盾日益突出，每每有不和谐之音出现，这便促使企业家与社会都需要认真探讨自己的角色。在此情形下，近来日益风行的读史潮流，便被很多人理解为这种需求的反映，而吴晓波从企业史发展的角度直面解读中国企业家成长历程，更是为众多找寻自我成长基因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深度读本。而包括《新周刊》在内的众多媒体，也在2008年度纷纷推出解读企业家“男三号”现象的专题，更为理解为重新定义企业价值的积极信号。
2009年是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庆典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五四运动”正是开启了中国迈向现代化旅程的第一步，而从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追溯企业历史，也许方能解开中国企业成长的基因。“我做企业史三部曲，是想沿着一个一直被遗忘的视角，为众多现世寻找方向的人提供一条逻辑。”吴晓波如是说。
全新视角解读中国百年孤独，在历史沉浮中找寻失落的企业家精神
前瞻“五四运动”90周年庆典，引领回顾历史浪潮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吴晓波著写的《激荡三十年》风靡2008，而今余音尚未散尽，吴晓波记述百年中国企业史的新著《跌荡一百年》（上卷）再度出版，在2009年全国书市召开前夕，该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并将在北京书市期间面向全国发布。
回顾2008年中国图书市场，由吴晓波著写的《激荡三十年》可谓刮起了一股“激荡”旋风，其在2007年1月和2008年1月分别推出上下卷，引领了三十年庆典的浪潮，是众多报刊杂志、影视电台制作同类节目的脚本之作，上海的东方卫视和第一财经电视台专门以“激荡”为名，制作了30集大型电视片。2008年初，该书获“和讯年度财经图书大奖”，组委会对此书的评价是：“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改革的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而吴晓波的浪漫主义情怀显然还在延续。此次推出的《跌荡一百年》记述了从1870-1977年中国企业的历程。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吴晓波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与文字魅力，试图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
“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而史景迁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他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三百八十九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这是一些十分暧昧的、具有冲突和互补性的结论，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吴晓波用他最擅长的描述，开始了他的记述。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以往草莽生长、只顾前进的发展方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打造“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企业与社会的矛盾日益突出，每每有不和谐之音出现，这便促使企业家与社会都需要认真探讨自己的角色。在此情形下，近来日益风行的读史潮流，便被很多人理解为这种需求的反映，而吴晓波从企业史发展的角度直面解读中国企业家成长历程，更是为众多找寻自我成长基因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深度读本。而包括《新周刊》在内的众多媒体，也在2008年度纷纷推出解读企业家“男三号”现象的专题，更为理解为重新定义企业价值的积极信号。
2009年是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庆典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五四运动”正是开启了中国迈向现代化旅程的第一步，而从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追溯企业历史，也许方能解开中国企业成长的基因。“我做企业史三部曲，是想沿着一个一直被遗忘的视角，为众多现世寻找方向的人提供一条逻辑。”吴晓波如是说。
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
—曾国藩，1869年
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的后花园。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困坐愁城。
在过去的16年里，曾国藩靠团练湘军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国（1851-1864），将一个看上去即将覆灭的帝国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同治中兴”。上年，他由两江总督调任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可谓圣眷正隆。但是，进入中央枢纽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根烂叶败，国政匡废，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他对赵烈文说，当今之世已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到处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尽管它也时常被战争、饥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扰，不过，却始终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从容。辽阔的疆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让它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愈合能力，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恐慌、破败和孤立。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次年，英国舰队攻击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溃败。中英开战之时，国人对英人了解之偏缺让人咂舌。中方主将林则徐认定英国士兵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因此只长于海战，一登岸来就“一仆不能复起”，任人宰割。他在1839年9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代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大人已是举国最“开化”的官员，以此“知彼”，焉能不败？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在一艘叫做“皋华丽”号的英舰上签署，清廷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并赔偿巨款。从这个原本称为“万年条约”的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步入了屈辱的100年。在一个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国突然变得无比的惊惶和不自信。
1872年3月20日，曾国藩在抑郁中病逝。半年后的9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旧金山来电”，报道第一批中国政府派送的留学生坐船到了美国。新闻称：“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到美国访问过的中国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为中国官员的教师陪同他们。朝廷拨出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这条快电有两个小小的错误，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许因为他们留着辫子，所以实在很难进行辨认。其次，他们也不是经过精心选拔的、最优秀的中国少年，30人中有24个来自广东，其中更有多名都来自香山乡村。事实上，负责选拔事务的官员根本找不到愿意让孩子远渡重洋去留学的富足家庭，只好在南方勉强凑到了一些贫穷子弟。临行之前，所有孩子的父亲都要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押签字。在这些学生中，日后最出名的是修建了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曾国藩，1869年
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的后花园。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困坐愁城。
在过去的16年里，曾国藩靠团练湘军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国（1851-1864），将一个看上去即将覆灭的帝国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同治中兴”。上年，他由两江总督调任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可谓圣眷正隆。但是，进入中央枢纽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根烂叶败，国政匡废，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他对赵烈文说，当今之世已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到处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尽管它也时常被战争、饥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扰，不过，却始终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从容。辽阔的疆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让它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愈合能力，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恐慌、破败和孤立。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次年，英国舰队攻击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溃败。中英开战之时，国人对英人了解之偏缺让人咂舌。中方主将林则徐认定英国士兵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因此只长于海战，一登岸来就“一仆不能复起”，任人宰割。他在1839年9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代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大人已是举国最“开化”的官员，以此“知彼”，焉能不败？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在一艘叫做“皋华丽”号的英舰上签署，清廷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并赔偿巨款。从这个原本称为“万年条约”的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步入了屈辱的100年。在一个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国突然变得无比的惊惶和不自信。
1872年3月20日，曾国藩在抑郁中病逝。半年后的9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旧金山来电”，报道第一批中国政府派送的留学生坐船到了美国。新闻称：“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到美国访问过的中国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为中国官员的教师陪同他们。朝廷拨出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这条快电有两个小小的错误，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许因为他们留着辫子，所以实在很难进行辨认。其次，他们也不是经过精心选拔的、最优秀的中国少年，30人中有24个来自广东，其中更有多名都来自香山乡村。事实上，负责选拔事务的官员根本找不到愿意让孩子远渡重洋去留学的富足家庭，只好在南方勉强凑到了一些贫穷子弟。临行之前，所有孩子的父亲都要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押签字。在这些学生中，日后最出名的是修建了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