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是台大学生的李敖，读到了一本《十年情场》的书，他发下誓愿，要为这个作者写一部传记。他甚至打算写作一部《中国性史》，以继承作者出版《性史》之后未竟的事业。令李敖仰慕并誓愿追随的这一人，就是五四一代素有性学博士之称的张竞生。后来，李敖把主张人体写生的画家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以及这位以出版《性史》而惹争端的张竞生，并称为“三大文妖”，不过他又说，“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为先知。”
是怎样的文妖，又是怎样的先知？广东作家张培忠在新近出版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中，对其一生的轨迹做了详实的叙述，还原了他作为20世纪美学家、哲学家以及性学启蒙家、乡村建设改革家的真实面貌，该书被视为纪念张竞生先生诞辰120周年难得的传记佳作。
1888年出生，1970年逝世，活过八十二岁的张竞生，历经了中国近现代史无数重大事件，与许多历史知名人物有过交集，从政治人物孙中山到风尘人物赛金花；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果入狱后，他是积极参与营救者；作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24岁时，他曾获孙中山委任，协助伍廷芳、汪精卫与袁世凯、唐绍仪谈判，促成清帝退位；留学法国归来，他曾对当时的广东省长陈炯明呈交过一份节育避孕建议书，却被弃之如敝屣。而作为一项政策的得出，张竞生比马寅初整整提前了37年；为助抗战，他曾亲自打制两把小银锄，分送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家乡饶平展开的乡村建设，他创下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蜚声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晏阳初之外的另一种模式；赛金花晚年陷入贫困，他和刘半农一起发起义捐；在自己的学校，明知有些是地下党，他还是为他们签下了保证书。
张竞生的人生，每一阶段都是迥然不同的人生断面，但人们记起的，只是他因出版《性史》而被称做性学博士的那一面。《性史》在张竞生的思想中，只是风俗调查的一部分，但它不见容于当时社会，因此也让他后来的杂志与出版事业屡屡受挫。本书难能可贵的是，对张竞生性学思想做了颇具学理的梳理，从张竞生青年时期的巴黎留学生涯中，找到一些启蒙的因子。比如德国人类学家施特拉茨的著作和几次浪漫情史对他的影响等。但同时，又写到了张竞生晚年对《性史》出版的反思。尽管如此，作者仍然认为，“从世界性学史的观点来看，这本小册子有着非凡的意义。它1951年被译成日文，1968年被译成英文，比改变美国的性学大师金赛发表《金赛性学报告》提前了二十二年。”
当年在北大首开性学讲座，将张竞生称为中国的性启蒙思想家绝不为过，同时他的一生的成就，又不局限在性学领域。就学术贡献来看，他的其它著作，其重要性也可以和他的性学等量齐观。在北大教逻辑学，他的《普遍的逻辑》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被誉为我国逻辑学的开山之作；卢梭的思想深深影响过他，他又是把卢梭的《忏悔录》翻译到中国的第一人；他最早规模展开世界名著译述计划，同时又最早发表人体裸体研究论文。
如此创下无数第一的张竞生，自己的人生大戏也无人能比。尤其是爱情大戏，唱得一波三折，颇具传奇性。张竞生的情史从留法开始，一直延续到晚年。很有意思的是，他的爱情实践，经常和他的爱情主张背道而驰。主张情人政治以及爱情因条件而变，但是当年的妻子褚松雪离他而去，他照旧黯然神伤。主张节育避孕，他却一口气让后来的黄冠南生了四五个孩子。黄冠南不堪政治压力，上吊自杀，之后他还有一位同居者，只生活了两个月，就与他不辞而别。
早年留学法国的风流才子，晚年成为彻头彻尾的老农。有人说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学者陈平原认为，恰是这个失败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北京晚报/孙小宁）
是怎样的文妖，又是怎样的先知？广东作家张培忠在新近出版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中，对其一生的轨迹做了详实的叙述，还原了他作为20世纪美学家、哲学家以及性学启蒙家、乡村建设改革家的真实面貌，该书被视为纪念张竞生先生诞辰120周年难得的传记佳作。
1888年出生，1970年逝世，活过八十二岁的张竞生，历经了中国近现代史无数重大事件，与许多历史知名人物有过交集，从政治人物孙中山到风尘人物赛金花；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果入狱后，他是积极参与营救者；作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24岁时，他曾获孙中山委任，协助伍廷芳、汪精卫与袁世凯、唐绍仪谈判，促成清帝退位；留学法国归来，他曾对当时的广东省长陈炯明呈交过一份节育避孕建议书，却被弃之如敝屣。而作为一项政策的得出，张竞生比马寅初整整提前了37年；为助抗战，他曾亲自打制两把小银锄，分送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家乡饶平展开的乡村建设，他创下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蜚声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晏阳初之外的另一种模式；赛金花晚年陷入贫困，他和刘半农一起发起义捐；在自己的学校，明知有些是地下党，他还是为他们签下了保证书。
张竞生的人生，每一阶段都是迥然不同的人生断面，但人们记起的，只是他因出版《性史》而被称做性学博士的那一面。《性史》在张竞生的思想中，只是风俗调查的一部分，但它不见容于当时社会，因此也让他后来的杂志与出版事业屡屡受挫。本书难能可贵的是，对张竞生性学思想做了颇具学理的梳理，从张竞生青年时期的巴黎留学生涯中，找到一些启蒙的因子。比如德国人类学家施特拉茨的著作和几次浪漫情史对他的影响等。但同时，又写到了张竞生晚年对《性史》出版的反思。尽管如此，作者仍然认为，“从世界性学史的观点来看，这本小册子有着非凡的意义。它1951年被译成日文，1968年被译成英文，比改变美国的性学大师金赛发表《金赛性学报告》提前了二十二年。”
当年在北大首开性学讲座，将张竞生称为中国的性启蒙思想家绝不为过，同时他的一生的成就，又不局限在性学领域。就学术贡献来看，他的其它著作，其重要性也可以和他的性学等量齐观。在北大教逻辑学，他的《普遍的逻辑》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被誉为我国逻辑学的开山之作；卢梭的思想深深影响过他，他又是把卢梭的《忏悔录》翻译到中国的第一人；他最早规模展开世界名著译述计划，同时又最早发表人体裸体研究论文。
如此创下无数第一的张竞生，自己的人生大戏也无人能比。尤其是爱情大戏，唱得一波三折，颇具传奇性。张竞生的情史从留法开始，一直延续到晚年。很有意思的是，他的爱情实践，经常和他的爱情主张背道而驰。主张情人政治以及爱情因条件而变，但是当年的妻子褚松雪离他而去，他照旧黯然神伤。主张节育避孕，他却一口气让后来的黄冠南生了四五个孩子。黄冠南不堪政治压力，上吊自杀，之后他还有一位同居者，只生活了两个月，就与他不辞而别。
早年留学法国的风流才子，晚年成为彻头彻尾的老农。有人说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学者陈平原认为，恰是这个失败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北京晚报/孙小宁）
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孤独的叛逆者，一个出师未捷便轰然倒下的寻梦人，一道欢快奔腾越过九曲十八涧的溪流，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曾在上个世纪20 年代“名满天下”的北大哲学教授张竞生，竟然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风光。
不过，单就“性学”、“计划生育”或“爱情大讨论”等立论，尚不足以穷尽张竞生五彩斑斓的一生；更何况，所谓“性博士”的命名，本身就有很浓厚的嘲讽意味。实际上，这是一个趣味极其广泛、讲究“体悟”与“会通”、刻意追求“读活书”，并以“鉴赏的态度”
看待人生的哲学家（张竞生：《两度旅欧回想录》及《爱的漩涡》）。有趣的是，此奇才之所以长期被埋没，政府迫害以及民众愚昧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此外，还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真正让张竞生“无地自容”的，正是占据20 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主流地位的五四新文化人及其后学。在一个专业化潮流已经形成的时代，蔑视“专家”，断然拒绝国人普遍信仰的“科学”与“哲学”，转而主张直觉、顿悟、情趣的“美的思想法”，就很难得到学界以及大众的认可。所谓“以‘美治主义’为社会一切事业组织上的根本政策”，虽妙不可言，可在我看来，却纯属乌托邦（张竞生：《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导言”对此有自省）。批判真假道学，主张“爱情四定则”，提倡“情人制”，或者编一套玄秘的“审美丛书”，这都没有问题，偶尔还能得到“何等痛快”的赞许（周作人：《沟沿通信之二》）；可出版“赤裸裸”的《性史》以及主编“专注性学”的《新文化》，却不可避免地会与主流学界反目成仇。
我并不否认，张竞生因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谈论“性教育”时，多想象与夸饰之词。也正是这一点，导致其在论战中不断败北。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敏感的卢梭与学识渊博的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之所以由合作走向冲突，原因既有政治立场的分歧，更包括性格与才情的差异。如此天性叛逆，自信而又孤僻，多情且又放诞，注定了张竞生一路走来，不可能步步莲花，反而是处处荆棘。好在张博士屡败屡战，勇气实在可嘉；而这背后的因素是：留学法国，学的是唯心论哲学，喜欢的是浪漫派文学，一生行事，师法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
照罗曼?罗兰的说法，卢梭的《忏悔录》“为小说的艺术打开探索内心生活的堂奥”，是“第一批浪漫主义者的母亲”（罗曼?罗兰：《卢梭的生平和著作》）；张竞生描述浪漫派之“幻想”、“反抗”、“直感”以及“极端的情感”，同样以卢梭为先导。这些“立身行事都要有特别处”、“爱恨都要到极点”的浪漫派文人，与国人之普遍推崇“中庸”，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们不能受人谅解的，就因太伟大与不肯依阿取容。他们受诅咒处，正是他们不可及处”——当张竞生写下这些热情洋溢的赞词时，当不无“夫子自道”且“自叹自怜”的意味（张竞生：《烂漫派概论》）。从早年的博士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到北大教书时的专著《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到离开学界后的译述《卢骚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烂漫派概论》、《伟大怪恶的艺术》，一直到晚年撰写“‘半自传式’的小品文”《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等，几乎张竞生所有的著译，都隐隐约约可见卢梭的影子。
不过，单就“性学”、“计划生育”或“爱情大讨论”等立论，尚不足以穷尽张竞生五彩斑斓的一生；更何况，所谓“性博士”的命名，本身就有很浓厚的嘲讽意味。实际上，这是一个趣味极其广泛、讲究“体悟”与“会通”、刻意追求“读活书”，并以“鉴赏的态度”
看待人生的哲学家（张竞生：《两度旅欧回想录》及《爱的漩涡》）。有趣的是，此奇才之所以长期被埋没，政府迫害以及民众愚昧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此外，还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真正让张竞生“无地自容”的，正是占据20 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主流地位的五四新文化人及其后学。在一个专业化潮流已经形成的时代，蔑视“专家”，断然拒绝国人普遍信仰的“科学”与“哲学”，转而主张直觉、顿悟、情趣的“美的思想法”，就很难得到学界以及大众的认可。所谓“以‘美治主义’为社会一切事业组织上的根本政策”，虽妙不可言，可在我看来，却纯属乌托邦（张竞生：《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导言”对此有自省）。批判真假道学，主张“爱情四定则”，提倡“情人制”，或者编一套玄秘的“审美丛书”，这都没有问题，偶尔还能得到“何等痛快”的赞许（周作人：《沟沿通信之二》）；可出版“赤裸裸”的《性史》以及主编“专注性学”的《新文化》，却不可避免地会与主流学界反目成仇。
我并不否认，张竞生因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谈论“性教育”时，多想象与夸饰之词。也正是这一点，导致其在论战中不断败北。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敏感的卢梭与学识渊博的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之所以由合作走向冲突，原因既有政治立场的分歧，更包括性格与才情的差异。如此天性叛逆，自信而又孤僻，多情且又放诞，注定了张竞生一路走来，不可能步步莲花，反而是处处荆棘。好在张博士屡败屡战，勇气实在可嘉；而这背后的因素是：留学法国，学的是唯心论哲学，喜欢的是浪漫派文学，一生行事，师法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
照罗曼?罗兰的说法，卢梭的《忏悔录》“为小说的艺术打开探索内心生活的堂奥”，是“第一批浪漫主义者的母亲”（罗曼?罗兰：《卢梭的生平和著作》）；张竞生描述浪漫派之“幻想”、“反抗”、“直感”以及“极端的情感”，同样以卢梭为先导。这些“立身行事都要有特别处”、“爱恨都要到极点”的浪漫派文人，与国人之普遍推崇“中庸”，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们不能受人谅解的，就因太伟大与不肯依阿取容。他们受诅咒处，正是他们不可及处”——当张竞生写下这些热情洋溢的赞词时，当不无“夫子自道”且“自叹自怜”的意味（张竞生：《烂漫派概论》）。从早年的博士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到北大教书时的专著《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到离开学界后的译述《卢骚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烂漫派概论》、《伟大怪恶的艺术》，一直到晚年撰写“‘半自传式’的小品文”《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等，几乎张竞生所有的著译，都隐隐约约可见卢梭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