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的某个上午，一如往常被“囚禁”在电脑前，突然接到区号是石家庄的电话，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说，你好，我是张爱玲的堂弟。
我首先是惊奇一下，当然也有点半信半疑，但还是可以想象，几个月来一直在《燕赵都市报》上开专栏，讲述张爱玲的亲人们的人生，张家祖籍正是河北，那么，招来一个“张爱玲的堂弟”，就不足为奇了。
关键是，张爱玲的堂弟找我干吗呢？虽自认为下笔谨慎且充满善意，但既有的经验告诉我，被写体的感觉，和局外人的感觉，往往差了十万八千里，局外人觉得无伤大雅的轶闻，在当事人心中，没准就是讳莫如深的阴影，难不成，这位也是“寻仇”来了？
我还在细细揣度，便听见那边热情的声音，说，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十一叔说了句公道话，我看过的关于十一叔的文字里，没有谁提到他是爱张爱玲的，谢谢你看出这一点。
“十一叔”这称呼，让我想起《胭脂扣》里的十三少，那年头大约都是按照族中排序来称呼，如今想来，一个交际场合要接触到那么多数目字，一定让人晕头转向。不过，这位“十一叔”倒是指向明确，一定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我曾写到他和张爱玲之间那千疮百孔千转百合的爱，彼此默契的恩怨。
果然，这位来电者，张允傥先生，正是和张爱玲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弟，张志沂是他的堂叔，他幼年也在上海，6岁那年，和家门里另外两位兄弟去张志沂家拜年，每人得了100块银元的压岁钱，在当时，这是一个不菲的数额。
那是1942年，张爱玲早已搬走，他只见到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大家都喊他“tan先生”，他始终没闹清楚那个“tan”应该是哪个字，隐约感到是个诨号，好像是在嘲弄张子静的斯文孱弱。
他的印象中，张志沂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而堂婶孙用蕃也不像张爱玲书中描画得那么刁恶，是一个温柔的知书达理的女人，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角度，这都无所谓，但没有人看出张志沂对女儿的那份情感，让他觉得很遗憾。
他说，张爱玲离去之后，她的房子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摆设，谁也不许进去，连对孙用蕃都是禁区，只有张志沂没事时就会进去坐坐，发上一会儿愣。
张爱玲的文章中曾说，孙用蕃把她的东西都送了人，叫嚣着就当她死了，但对于七十二岁老人张允傥先生提供的这个细节，我还是决定采信，他没有必要对我撒这个谎，而张志沂对女儿的心情确实如此矛盾，他很有可能一方面任由妻子将张爱玲的东西送人，另一方面，又独留一隅，独自品味。
1951年，张先生最后一次来到十一叔家，却在巷口看见十一婶正在卖古董，见到他就说，别去看了，你十一叔现在太惨了！那时，张志沂已经家徒四壁，极度落魄，之后不久，张允傥就搬离了上海。
关于十一叔的往事，张先生就留下这么些柔和而又恍惚的记忆，他似乎有些抱歉，觉得不能为我提供更多，说族中还有一位张辅合先生，现居鞍山，对张家往事特别知情，还曾编过一部家谱，他告诉了我张辅合先生的电话号码。
我迟迟没打那个号码，主动跟陌生人联络，我总有些心理压力，不知道对方性情如何，手边是否忙碌，是否愿意跟我交流，直拖到初秋，某个早晨，对自己说，好吧，今天一定要打这个电话了。
我首先是惊奇一下，当然也有点半信半疑，但还是可以想象，几个月来一直在《燕赵都市报》上开专栏，讲述张爱玲的亲人们的人生，张家祖籍正是河北，那么，招来一个“张爱玲的堂弟”，就不足为奇了。
关键是，张爱玲的堂弟找我干吗呢？虽自认为下笔谨慎且充满善意，但既有的经验告诉我，被写体的感觉，和局外人的感觉，往往差了十万八千里，局外人觉得无伤大雅的轶闻，在当事人心中，没准就是讳莫如深的阴影，难不成，这位也是“寻仇”来了？
我还在细细揣度，便听见那边热情的声音，说，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十一叔说了句公道话，我看过的关于十一叔的文字里，没有谁提到他是爱张爱玲的，谢谢你看出这一点。
“十一叔”这称呼，让我想起《胭脂扣》里的十三少，那年头大约都是按照族中排序来称呼，如今想来，一个交际场合要接触到那么多数目字，一定让人晕头转向。不过，这位“十一叔”倒是指向明确，一定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我曾写到他和张爱玲之间那千疮百孔千转百合的爱，彼此默契的恩怨。
果然，这位来电者，张允傥先生，正是和张爱玲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弟，张志沂是他的堂叔，他幼年也在上海，6岁那年，和家门里另外两位兄弟去张志沂家拜年，每人得了100块银元的压岁钱，在当时，这是一个不菲的数额。
那是1942年，张爱玲早已搬走，他只见到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大家都喊他“tan先生”，他始终没闹清楚那个“tan”应该是哪个字，隐约感到是个诨号，好像是在嘲弄张子静的斯文孱弱。
他的印象中，张志沂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而堂婶孙用蕃也不像张爱玲书中描画得那么刁恶，是一个温柔的知书达理的女人，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角度，这都无所谓，但没有人看出张志沂对女儿的那份情感，让他觉得很遗憾。
他说，张爱玲离去之后，她的房子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摆设，谁也不许进去，连对孙用蕃都是禁区，只有张志沂没事时就会进去坐坐，发上一会儿愣。
张爱玲的文章中曾说，孙用蕃把她的东西都送了人，叫嚣着就当她死了，但对于七十二岁老人张允傥先生提供的这个细节，我还是决定采信，他没有必要对我撒这个谎，而张志沂对女儿的心情确实如此矛盾，他很有可能一方面任由妻子将张爱玲的东西送人，另一方面，又独留一隅，独自品味。
1951年，张先生最后一次来到十一叔家，却在巷口看见十一婶正在卖古董，见到他就说，别去看了，你十一叔现在太惨了！那时，张志沂已经家徒四壁，极度落魄，之后不久，张允傥就搬离了上海。
关于十一叔的往事，张先生就留下这么些柔和而又恍惚的记忆，他似乎有些抱歉，觉得不能为我提供更多，说族中还有一位张辅合先生，现居鞍山，对张家往事特别知情，还曾编过一部家谱，他告诉了我张辅合先生的电话号码。
我迟迟没打那个号码，主动跟陌生人联络，我总有些心理压力，不知道对方性情如何，手边是否忙碌，是否愿意跟我交流，直拖到初秋，某个早晨，对自己说，好吧，今天一定要打这个电话了。
与张允傥先生的热情不同，张辅合先生的声音平稳而从容，说起张家往事，仿佛脑子里就有一部纪年，不，纪年还不够，他对那些细节，细节之后的人情世故，亦能娓娓道来，听他说话，如对这明晃晃的秋天，如观略略泛黄但韧性依旧的书卷，不由得要屏息静气。
谈及爱玲父亲与姑姑之间的那段官司，张辅合先生道出些内情。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她祖母死后，她姑姑和父亲便跟着异母兄生活，直到张爱玲的弟弟出生，才分了家，各自过活。可是那财产分得颇不公道，核心是一套宋版书的归属。张爱玲的父亲和姑姑联手，一道将她伯父告上法庭，原本是个十拿九稳的官司，但最后，张爱玲的伯父赢了。
张爱玲她爸临阵反戈，撇下妹妹，倒向异母兄，继母孙用蕃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说起这桩恩怨又是一堆车轱辘话，不管怎么说吧，张爱玲伯父张志潜昧下弟弟和妹妹的财产，这一丑恶行为是坐实了。
我曾与一位张氏家史研究者谈起这个，他站到张志潜立场上，气咻咻地说：“幸好没给他们，不然也是送进当铺。”他有点意气用事了，倒是张辅合先生说得清楚。
这批宋版书，原是张佩纶用李鞠耦的嫁妆，从前任舅子那里买来的，辛亥革命时，旧日的贵族从京城出逃，这批书辗转落到了于右任手中，看着都没可能再回来，尘埃落定之后，是张志潜写了信去要，这批书等于是失而复得，而张志潜功莫大焉。
张志潜向来作风强势，照顾家人，承担祭祀，编印父亲著作，有典型的家族中老大的做派，他决定留下这些书，既强词夺理，也自说自话，却不见得就那么黑暗肮脏，确实有珍惜父亲遗物的缘故，经济价值倒在其次，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将书一股脑儿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那是个让人放心的去处。
虽然这不足以让我认同张志潜的做法，但对他的形象有所改观，生活总有源源不尽的层次，须得一层层看下去。
那年，张爱玲“考证”出李家跟写《孽海花》的曾朴的交情，感到很得意；如今，跟张家两位老先生谈话，能得到这一鳞片爪的细节，我也很高兴。它使我穿越张爱玲笔下那清楚决绝的亲情世界，看到生活的混沌与丰富，而追问这个，也是张爱玲喜欢干的。
她的口号是要从传奇里看普通人，又从普通人身上看传奇，她习惯于严格地写实，唯恐有脱离了生活的荒腔走板。只是写到自己的家族，尽管力作公允，还是难免带点偏见，我这样热衷于探佚，我想她是会赞同的。
而我对于张爱玲的家事如此热衷，则因为，张爱玲所以能成为张爱玲，才华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在于她有那样一个沧桑堆积的家族背景。
她初露峥嵘时，傅雷这么形容广大读者的目瞪口呆，“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后来胡兰成初读她的小说，也有似真非真的魔幻之感——她那一手犀利又华丽的文字，实在不像出自二十出头的女生之手。
不过，天上或许可以掉下一个林妹妹，却掉不下一个张爱玲，她如此早熟，跟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有关，人来人往间，成就多少世故人心，我自己就是通过亲戚间噪噪切切的闲言碎语开始阅读理解人生的。她的祖父是晚清名臣张佩纶，曾外祖父是更有名的李鸿章，随着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故，昔日的辉煌已经变成“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的慨叹，但正是那夕阳余烬，照进张爱玲的字里行间，如飞金走彩，韵味无穷。
《金锁记》里七巧的原型，张爱玲称作“三妈妈”的，是李鸿章的孙媳妇；《创世纪》里紫薇的原型，是张爱玲的姨奶，李鸿章的小女儿；《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很有些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模样儿，《花凋》里的郑先生，那个“酒精里泡着的孩尸”，摆明了就是张爱玲的舅舅黄定柱，据说小说出来后，这位舅舅大发雷霆，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
写小说的张爱玲，就有这种见佛灭佛的狠劲儿，在旖旎的文字间杀伐决断，真得用她自己引用过的诗句：静静的杀机。
不过，若她的家族，只是作为她撷取写作素材的自留地，那么，她跟自己的被写体之间，总归是隔了一层，她的家族对她更深的意义是，起头就影响了她的心灵，她呼吸感知着那种氛围，形成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父亲的温度和遗少习气，母亲的激进与矫情，姑姑的真实和冷清，弟弟的可爱与软弱，随着时代的翻云覆雨，都推到了极致，张爱玲一路走来，遇见这样的亲人，才有这样的一个她，和这样的一些作品。
托马斯?沃尔夫说，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是他（她）本人的自传，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她）本人的心灵史。回望张爱玲的家事，对于更深刻地理解张爱玲，是有好处的，我梦想通过她的亲人，还原一个张爱玲的前世今生——别急着嘲笑我，我也知道是痴心妄想，我哪里能够做到还原呢？不过是用我自己的心，照一照罢了。
谈及爱玲父亲与姑姑之间的那段官司，张辅合先生道出些内情。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她祖母死后，她姑姑和父亲便跟着异母兄生活，直到张爱玲的弟弟出生，才分了家，各自过活。可是那财产分得颇不公道，核心是一套宋版书的归属。张爱玲的父亲和姑姑联手，一道将她伯父告上法庭，原本是个十拿九稳的官司，但最后，张爱玲的伯父赢了。
张爱玲她爸临阵反戈，撇下妹妹，倒向异母兄，继母孙用蕃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说起这桩恩怨又是一堆车轱辘话，不管怎么说吧，张爱玲伯父张志潜昧下弟弟和妹妹的财产，这一丑恶行为是坐实了。
我曾与一位张氏家史研究者谈起这个，他站到张志潜立场上，气咻咻地说：“幸好没给他们，不然也是送进当铺。”他有点意气用事了，倒是张辅合先生说得清楚。
这批宋版书，原是张佩纶用李鞠耦的嫁妆，从前任舅子那里买来的，辛亥革命时，旧日的贵族从京城出逃，这批书辗转落到了于右任手中，看着都没可能再回来，尘埃落定之后，是张志潜写了信去要，这批书等于是失而复得，而张志潜功莫大焉。
张志潜向来作风强势，照顾家人，承担祭祀，编印父亲著作，有典型的家族中老大的做派，他决定留下这些书，既强词夺理，也自说自话，却不见得就那么黑暗肮脏，确实有珍惜父亲遗物的缘故，经济价值倒在其次，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将书一股脑儿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那是个让人放心的去处。
虽然这不足以让我认同张志潜的做法，但对他的形象有所改观，生活总有源源不尽的层次，须得一层层看下去。
那年，张爱玲“考证”出李家跟写《孽海花》的曾朴的交情，感到很得意；如今，跟张家两位老先生谈话，能得到这一鳞片爪的细节，我也很高兴。它使我穿越张爱玲笔下那清楚决绝的亲情世界，看到生活的混沌与丰富，而追问这个，也是张爱玲喜欢干的。
她的口号是要从传奇里看普通人，又从普通人身上看传奇，她习惯于严格地写实，唯恐有脱离了生活的荒腔走板。只是写到自己的家族，尽管力作公允，还是难免带点偏见，我这样热衷于探佚，我想她是会赞同的。
而我对于张爱玲的家事如此热衷，则因为，张爱玲所以能成为张爱玲，才华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在于她有那样一个沧桑堆积的家族背景。
她初露峥嵘时，傅雷这么形容广大读者的目瞪口呆，“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后来胡兰成初读她的小说，也有似真非真的魔幻之感——她那一手犀利又华丽的文字，实在不像出自二十出头的女生之手。
不过，天上或许可以掉下一个林妹妹，却掉不下一个张爱玲，她如此早熟，跟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有关，人来人往间，成就多少世故人心，我自己就是通过亲戚间噪噪切切的闲言碎语开始阅读理解人生的。她的祖父是晚清名臣张佩纶，曾外祖父是更有名的李鸿章，随着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故，昔日的辉煌已经变成“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的慨叹，但正是那夕阳余烬，照进张爱玲的字里行间，如飞金走彩，韵味无穷。
《金锁记》里七巧的原型，张爱玲称作“三妈妈”的，是李鸿章的孙媳妇；《创世纪》里紫薇的原型，是张爱玲的姨奶，李鸿章的小女儿；《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很有些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模样儿，《花凋》里的郑先生，那个“酒精里泡着的孩尸”，摆明了就是张爱玲的舅舅黄定柱，据说小说出来后，这位舅舅大发雷霆，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
写小说的张爱玲，就有这种见佛灭佛的狠劲儿，在旖旎的文字间杀伐决断，真得用她自己引用过的诗句：静静的杀机。
不过，若她的家族，只是作为她撷取写作素材的自留地，那么，她跟自己的被写体之间，总归是隔了一层，她的家族对她更深的意义是，起头就影响了她的心灵，她呼吸感知着那种氛围，形成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父亲的温度和遗少习气，母亲的激进与矫情，姑姑的真实和冷清，弟弟的可爱与软弱，随着时代的翻云覆雨，都推到了极致，张爱玲一路走来，遇见这样的亲人，才有这样的一个她，和这样的一些作品。
托马斯?沃尔夫说，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是他（她）本人的自传，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她）本人的心灵史。回望张爱玲的家事，对于更深刻地理解张爱玲，是有好处的，我梦想通过她的亲人，还原一个张爱玲的前世今生——别急着嘲笑我，我也知道是痴心妄想，我哪里能够做到还原呢？不过是用我自己的心，照一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