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7月19日，原微软副总裁李开复博士跳槽到Google公司，引起了包括《纽约时报》等全球上万家媒体的追逐报道，也在国内引爆了一场关于职业道德的大讨论。如今，李开复博士亲自撰写的第一本中文图书--《做最好的自己》将于9月25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这本图书中，李开复博士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事业成功的经验，提出了"成功同心圆"的法则，希望以自己的经验来帮助中国青少年成为"一个做最好的自己"。本报今日特刊载前国务委员宋健同志专门为本书撰写的《传承爱心》代序，以飨广大读者。
　　传承爱心
　　--《做最好的自己》代序
　　宋健（前国务委员）
　　李开复博士，刚及不惑之年，已在信息技术领域教学、科研中取得了杰出成就，对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98年到北京创办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现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历任世界多个著名信息技术公司的高级领导人，正值事业旭日东升之际，他不遗余力地投身于中国的人才培养和科技教育事业。他为青年学子们写了一系列文章--《我的人才观》，《给中国大学生的一封信》，《科技·人才·教育》等，谆谆叙解科学技术对国家强盛和现代社会的重要，历述亲身经验，指点事业成功的规律和达到卓越的途径。他还开办了"开复学生网"，在网上与中国青少年谈心释疑。
　　李开复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不是在特定企业，而是向青年一代传承知识和经验。这是因为他从旅美30多年的切身经历和中外历史的对比中，看到了"一个理智、自信、充满活力的亚洲大国的和平崛起和她开明的治国方针以及勤奋、向上、坚持不懈的拼搏精神"。对故土炊烟的眷恋和悌善爱心引发了他向青年学子传授知识、经验和指点津梁的激情。
　　记得那是2003年10月，中国工程院王淀佐副院长和我在出席美国国家工程院年会之后，顺访了位于西雅图市的微软公司总部。开复亲自安排和陪同会见了当代青年IT英雄比尔·盖茨和微软奠基人之一的R·拉希德教授，进行了令人愉快的交谈。开复还安排了与一批来自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座谈会。这都增加了我们对IT产业的了解。
　　在访美之前的9月30日，我访问了开复于1998年创办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倾听过张亚勤、沈向洋和张宏江等院长关于微软企业文化的诉说，有了初步印象。当亲自看到在研究院工作的青年学子们宽松的工作环境、奋然向上的事业追求和愉悦的精神面貌，我真是被感动了。
　　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出现，蓦然改变了世界，迅速发展到信息化社会，出现了全新的信息文明。开始时这种变革是局部的，为完成特定任务而创造的。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大和网络的出现，信息技术中出现了大系统。像Windows这样的大型操作系统，要控制程序、管理资源、联结网络和人机交换等，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从设计、编制、测试到可用产品，需数千人数年之劳作才能实现。今天的信息技术，和航天、三峡、粒子加速器等一样，已变成大科学、大工程、大系统。人们习惯认为对大工程或大系统的管理需要的是铁的纪律、细密的专业分工、坚硬的时间表和严明的阶次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整体）。提倡的是限制自我，以至用"自我牺牲"的精神去服从大局。

　　大自然启示我们，世界的人口越多，个人所能分享的自由越少。例如，18世纪以前，当世界人口只有5.5亿（1650年），中国人口1.9亿（清，1757年）时，人们可以在地球上自由迁徙。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人口达到60亿，中国12亿，到处人满为患，各国都采取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发明了复杂的签证程序，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同样，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科学、工程和社会组织中，系统越大或工程越大，对局部组件的功能限制就越严格，子件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是不可避免的，否则系统的总体功能就会丧失、瘫痪而出现导致衰亡的混乱。动物器官的分工、不同细胞的功能特化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最高启示。在如今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多元和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在功能高度特化、组成极为复杂的科学工程系统中，为达到系统的优越性能，对局部、子系统、组件不能没有制约，不能没有纪律。纪律规范和制度是绝对必需的。另一方面，只讲整体的需要，过分强调全局的性能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引向总体管理的独裁和专制，扼杀分系统、子系统和个人的些许自由和创造性，窒息了机体进步的动源，也必导致整个系统的停滞、腐朽、僵化和衰亡。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近代社会组织或者工程科学史中都提供了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个规律。
　　地球史上中生代侏罗纪、白垩纪中恣意横行、统治过地球1.5亿年之久的恐龙，正是由于它们那庞大笨重又僵化了的机体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进化，所以走向了衰亡灭绝，不管地球环境大变动是由小天体撞击地球，还是火山爆发或者由于宇宙环境变化而引起的。这在地质学界和生命科学界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现代系统工程始终处于两难之中，很难找到既保证系统整体功能优化，又能使子系统和组分发挥进步的能动性，这个问题至今是系统科学中的难题。
　　我们在研究院看到了另一种被称之为企业文化的管理模式：形成诚信、友谊、和谐、主动协同、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鼓励人人创造，个个创新，提倡做得比过去更好，更能满足用户的需求的那种奋进精神。
　　在那里工作的中国学子们愉悦地诉说他们的工作佳境和实现了的创造发明，为推动信息产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而意气风发。我们未来得及去了解在微软的大系统总体是如何协调的，是否也有"坚硬"的时间表和对个人创新的"限制"。开复讲的"要的是有用的创新，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是否也是一种必要的限制，我不敢断言。无论如何，那种鼓励人人创新，提倡每个环节都追求卓越的风尚会更好地发挥每一位参加大工程的工程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提高全系统的功能会提供更多的选择。这可能是最终达到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放手创新的理想境界的重要步骤。总体和组分同时进化，就会避免恐龙灭绝这种悲剧的发生。
　　开复热心于培育中国第一流人才，是出自对中国青年学子们的信心。我想起了1995年曾在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9月号）上见到某君JeffWise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是否亚洲人更聪明些？》文中说，经过多次符合科学标准的测试统计表明，亚洲人特别是华裔子弟的智商都较高：日本人是103，美国人101-102，中国人110。JeffWise说，研究人员进行过多次不同规模的测试，结果都大同小异。在科学界有争论的问题是，即使这类些微差别确实存在，是否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和贡献？众多的历史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智商还不是智慧，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最多是间接的。每一个人都在社会群体中生活和工作，随社会进步而生存、成长和奉献。如果闭于自我，封于幽室，凝结于隘事，看不到大局，至死不识社会进步大潮，那么即使智商高一点，只能称之为小聪明，反而做出许多傻事、蠢事、坏事，像红楼梦里的那个王熙凤，聪明反被聪明误。真正有智慧的人识大局、知环境、认航向，尊重别人、善于共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才智，在为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企业、事业做出贡献的过程中达到卓越。在琐事碎物方面即使糊涂些，也不是笨的表现。这大概是宋·苏轼所说"大智若愚"的含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