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这本书，我再次感受了当年走进中南海进行采访的岁月……
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场景，一片灿烂辉煌却充满苦涩的情感世界在眼前一一地展现。
回想当年写这些领袖作品时，心里就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中南海里无小事，高层人物无平淡。写领袖毕竟不同于写其他人，领导人既是普通人，更多的却是特殊人，要将特殊人写出来得到普通人的认可和喜爱，这就需要我们撰稿人既要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又要具备“一览众山小”的冷静视角。写作期间，我时常被伟人们的高风亮节所感召，为他们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然而也时常被他们的寻常生活细节吸引，比如家庭的繁琐，疾病的折磨，难言的心思等。
我的理解，领袖之所以为“领袖”，也是由“领”与“袖”组合而成的，“领”是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统帅之气，“袖”便是食五谷度岁月的凡人之心。所以我笔下的领袖便有了“领”与“袖”的性格特点。
这里要说的还有一些遗憾，此书既然为“跨出中南海”，那么与其配套应该还有“走进中南海”。种种原因，不得已而为之，只能用跨出红墙的形式来回首红墙内的往事了。
岁月如梭，转眼又要迎来一个又一个凝重且难忘的纪念日——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立8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所以说，一个特殊年代往往决定人物的特殊命运。这部书里描写了多位政治人物的命运故事，不仅真实记录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建党、建国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同时也记录了一批风云人物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顾保孜
2005.11
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场景，一片灿烂辉煌却充满苦涩的情感世界在眼前一一地展现。
回想当年写这些领袖作品时，心里就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中南海里无小事，高层人物无平淡。写领袖毕竟不同于写其他人，领导人既是普通人，更多的却是特殊人，要将特殊人写出来得到普通人的认可和喜爱，这就需要我们撰稿人既要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又要具备“一览众山小”的冷静视角。写作期间，我时常被伟人们的高风亮节所感召，为他们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然而也时常被他们的寻常生活细节吸引，比如家庭的繁琐，疾病的折磨，难言的心思等。
我的理解，领袖之所以为“领袖”，也是由“领”与“袖”组合而成的，“领”是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统帅之气，“袖”便是食五谷度岁月的凡人之心。所以我笔下的领袖便有了“领”与“袖”的性格特点。
这里要说的还有一些遗憾，此书既然为“跨出中南海”，那么与其配套应该还有“走进中南海”。种种原因，不得已而为之，只能用跨出红墙的形式来回首红墙内的往事了。
岁月如梭，转眼又要迎来一个又一个凝重且难忘的纪念日——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立8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所以说，一个特殊年代往往决定人物的特殊命运。这部书里描写了多位政治人物的命运故事，不仅真实记录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励精图治，呕心沥血的建党、建国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同时也记录了一批风云人物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顾保孜
2005.11
我和顾保孜女士合作写书多年，也出版作品多部，然而为她的作品写序言却是第一次。认识保孜是在1981年，那时她才20出头。因为她和我爱人是亲戚，来我家的时间比较多。那时我就发觉，她对领袖的照片很感兴趣，总是想方设法让我多讲讲中南海里的故事。时间一长，她对我的经历和照片就熟悉了。1991年，尽管她还很年轻，我考虑再三，还是将我的第一部书交给她写。结果她用很短的时间就写出来了，那就是在1992年畅销中国大地的《红墙里的瞬间》。因为那个年代还不时兴在书里配图，所以那本书只有文字没有照片。
写镜头内外的故事却没有照片插图，这让顾保孜耿耿于怀。直到1998年初出版了《红镜头》，遗憾才得以补偿。
经历写成书，更使我对往事历历在目，无法忘怀。我常常想起当摄影记者跟随领袖的岁月。我从1960年元旦起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负责拍摄总理各项活动的新闻照片。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排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我也随着被编为3号组，并且将“3”这个数字标在相机镜头的左上角，底片一出来，就知道出自谁的手。
莫不是和“3”有缘？一次出访，我在异国他乡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杜三（后来为使书面文字有严肃感，就更名为杜山）。这个拾来的名字，在中南海里竟然比我的真名叫得还响亮。
说出来没人相信，这个名字是周恩来总理幽默的结果。
1963年年底，周恩来总理由陈毅外长陪同出访亚非欧14国，我随同拍摄采访。几内亚是最后访问的一个国家，到达时已经是1964年的年初。北京正是冰封大地的隆冬季节，可是位于赤道的几内亚却是另一个世界。太阳对这片土地格外厚爱，一年四季都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之下。白天热了一天，到了傍晚，周总理提议大家散散步。我提着相机，跟着总理走出宾馆。我们在椰林大道上漫步，眺望蔚蓝色的大海，感受阵阵扑面的热风……这独特的热带风光，只有在静静的傍晚才能充分地领略。
走着走着，周总理止住脚步，望望陈毅的秘书杜易，又看看正在一边抢镜头的我，说：“陈老总，你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嗯？”平时周总理很少开玩笑，陈老总没注意总理那幽默的眼神，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就是嘛！这么多天在非洲转，硬是把人都晒黑喽！”
周总理朝我招招手：“老杜你过来，过来！陈老总的秘书叫杜易（一）……你嘛——叫杜三……”
总理话没说完，陈老总哈哈大笑了起来：“一二三，正好正好，杜氏家族。”
大家被陈老总滑稽的川腔逗得直乐。
“我有那么黑吗？”我用手摸摸自己的脸，也跟着笑了起来。
回国后，“杜三”这个名字也带回了中南海。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找“杜三”，家人愣了，谁叫“杜三”啊？我只好指指自己：“杜三就是我！”
不过，周恩来和我们说话并不全是和风细雨、妙趣横生的轻松话题。有时也十分严厉，甚至近至苛刻。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能理解，总理之所以这样严厉、这样严格，完全因为他所肩负的重任和面临的场合，他自己不能出差错，同时也不能允许身边的工作人员出差错。
1972年是我国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也是繁忙的一年。
记者们最喜欢重大新闻层出不穷，外交活动一多，记者就活跃了，搞得中南海的警卫人员大伤脑筋，每次活动各家媒体都派记者，拍摄现场往往是乱糟糟的。周总理见记者一窝峰似的采访外宾，直皱眉头，多次指示警卫局要想尽办法维持好秩序,但收效不大。后来，周总理指示成立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让我担任组长，将电影、电视、摄影统一管理起来。各报社统一用协作小组提供的新闻资料，其他记者就不能随便出入现场采访了。
我记得协作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就出师不利，受到总理严厉的批评。那是一次欢送宴会，周总理和阿富汗大使握手，他发现没有记者拍照，就叫我们的一个记者过来照一张。周总理在国际交往中特别讲究细节，注意平等待人，哪怕是不易察觉的小事，也容不得半点马虎。可是周总理叫了几次，记者也没有过来。总理立即叫宴会厅的服务员把我找来。
我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朝周总理坐的主桌跑去，还没有站稳脚，周总理劈头就说：“你关键时刻不起作用！”
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问个明白，可一看总理异常严肃的模样又不敢往下问了。别看我们平时在总理跟前无拘无束，总理真的一生气，给着谁都害怕。我站在那儿暗暗思忖：总理发火肯定有原因。果然，总理把事情一说，我也吓了一跳：会有这事？
我终于在宴会厅的一个角落找到了那个记者。记者知道自己闯了祸，见我来了，满脸委屈地说：“不是不照，是礼宾司的人交代，让我只照周总理和叙利亚大使握手的镜头，没想到周总理和阿富汗大使握手也要照相，恰巧机子里又没有胶卷了。”
我听了哭笑不得，摄影记者有照相机没胶卷，不是和士兵打仗带枪不带子弹一样吗？再说，周总理和谁握手都要照，活动结束，照片要作为礼品赠送大使们的，这是多年的规矩了，漏一个镜头都不好办。
我们在一边说话，周总理的注意力也跟了过来，他一会儿扭过头来朝我们这边望望，那严肃的目光，望得我心里乱跳。过了一会儿，周总理招手叫我过去，我紧张地回到总理身边。
“怎么？还不服气吗？”
“不是不服气，他的机子里没有胶卷了。”
总理一听提高了声调：“什——么？这不是奇闻？摄影记者的机子里没有胶卷了，这样能当记者吗？能工作吗？”
“是的，他知道错了，正在作检讨！”我赶紧为记者开脱。
“回去检查！还有你，也要检查。在资本主义国家，记者是争先恐后抢镜头，你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记者这碗饭好吃，是不是？我要你检查，是要你把记者都管起来。”
还有一次，周总理会见外宾时，要拍摄一张主宾合影。他曾经要求我们在进行外事拍摄前要用英语讲一句“请注意”，我们都学会了这句英语，周总理也挺满意。可是这次不知那个记者是忘了还是没有重视，按快门时用汉语说了声“请注意”，就拍照了。
周总理气坏了。外宾一走，总理的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很大的半圆孤:“你们要练兵到八达岭练去！这里是国际场合，不是练兵的地方！”
无论大场合还是小活动，周总理总是心细如发，时时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摄影记者的关心更是令人感动。
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领导人是很不容易的，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常常走到城楼栏杆前，向群众挥手致意。这时，镜头就无法拍摄他们的正面像，我们只好将一半身子悬到栏杆外面。有一次，我悬着身子刚对好焦距，突然觉得有人用手紧紧拽着我的衣角，我怕按快门时手动，就直叫：“别拽别拽，再拽镜头就虚了。”可是身后的手却越拽越紧。我还以为是警卫的同志，站直身子正想叫唤，话到嘴边僵住了——不是别人，是周总理！
“要镜头不要命了，掉下去怎么办？”周总理轻声却十分严厉地责备我。
我也算是个硬汉子，经历过很多坎坷，都没有落过泪，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周总理充满爱意的责备，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城楼上照相，周总理多少次拽过我，我已经无法说清楚，但我知道，周总理的手一直温暖着我的记忆，为我的生命留下了一段温暖的岁月。
前不久，我又登上天安门城楼，站立在栏杆前，双手在滑滑的栏杆上抚摸良久……
写到这里，我才想起来这是在写序，不是在写回忆，说得太远了。在此希望顾保孜女士的新书能给读者带来美好的回忆，并从中得到乐趣。
杜修贤
2005.11
写镜头内外的故事却没有照片插图，这让顾保孜耿耿于怀。直到1998年初出版了《红镜头》，遗憾才得以补偿。
经历写成书，更使我对往事历历在目，无法忘怀。我常常想起当摄影记者跟随领袖的岁月。我从1960年元旦起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负责拍摄总理各项活动的新闻照片。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排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我也随着被编为3号组，并且将“3”这个数字标在相机镜头的左上角，底片一出来，就知道出自谁的手。
莫不是和“3”有缘？一次出访，我在异国他乡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杜三（后来为使书面文字有严肃感，就更名为杜山）。这个拾来的名字，在中南海里竟然比我的真名叫得还响亮。
说出来没人相信，这个名字是周恩来总理幽默的结果。
1963年年底，周恩来总理由陈毅外长陪同出访亚非欧14国，我随同拍摄采访。几内亚是最后访问的一个国家，到达时已经是1964年的年初。北京正是冰封大地的隆冬季节，可是位于赤道的几内亚却是另一个世界。太阳对这片土地格外厚爱，一年四季都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之下。白天热了一天，到了傍晚，周总理提议大家散散步。我提着相机，跟着总理走出宾馆。我们在椰林大道上漫步，眺望蔚蓝色的大海，感受阵阵扑面的热风……这独特的热带风光，只有在静静的傍晚才能充分地领略。
走着走着，周总理止住脚步，望望陈毅的秘书杜易，又看看正在一边抢镜头的我，说：“陈老总，你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嗯？”平时周总理很少开玩笑，陈老总没注意总理那幽默的眼神，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就是嘛！这么多天在非洲转，硬是把人都晒黑喽！”
周总理朝我招招手：“老杜你过来，过来！陈老总的秘书叫杜易（一）……你嘛——叫杜三……”
总理话没说完，陈老总哈哈大笑了起来：“一二三，正好正好，杜氏家族。”
大家被陈老总滑稽的川腔逗得直乐。
“我有那么黑吗？”我用手摸摸自己的脸，也跟着笑了起来。
回国后，“杜三”这个名字也带回了中南海。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找“杜三”，家人愣了，谁叫“杜三”啊？我只好指指自己：“杜三就是我！”
不过，周恩来和我们说话并不全是和风细雨、妙趣横生的轻松话题。有时也十分严厉，甚至近至苛刻。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能理解，总理之所以这样严厉、这样严格，完全因为他所肩负的重任和面临的场合，他自己不能出差错，同时也不能允许身边的工作人员出差错。
1972年是我国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也是繁忙的一年。
记者们最喜欢重大新闻层出不穷，外交活动一多，记者就活跃了，搞得中南海的警卫人员大伤脑筋，每次活动各家媒体都派记者，拍摄现场往往是乱糟糟的。周总理见记者一窝峰似的采访外宾，直皱眉头，多次指示警卫局要想尽办法维持好秩序,但收效不大。后来，周总理指示成立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让我担任组长，将电影、电视、摄影统一管理起来。各报社统一用协作小组提供的新闻资料，其他记者就不能随便出入现场采访了。
我记得协作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就出师不利，受到总理严厉的批评。那是一次欢送宴会，周总理和阿富汗大使握手，他发现没有记者拍照，就叫我们的一个记者过来照一张。周总理在国际交往中特别讲究细节，注意平等待人，哪怕是不易察觉的小事，也容不得半点马虎。可是周总理叫了几次，记者也没有过来。总理立即叫宴会厅的服务员把我找来。
我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朝周总理坐的主桌跑去，还没有站稳脚，周总理劈头就说：“你关键时刻不起作用！”
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问个明白，可一看总理异常严肃的模样又不敢往下问了。别看我们平时在总理跟前无拘无束，总理真的一生气，给着谁都害怕。我站在那儿暗暗思忖：总理发火肯定有原因。果然，总理把事情一说，我也吓了一跳：会有这事？
我终于在宴会厅的一个角落找到了那个记者。记者知道自己闯了祸，见我来了，满脸委屈地说：“不是不照，是礼宾司的人交代，让我只照周总理和叙利亚大使握手的镜头，没想到周总理和阿富汗大使握手也要照相，恰巧机子里又没有胶卷了。”
我听了哭笑不得，摄影记者有照相机没胶卷，不是和士兵打仗带枪不带子弹一样吗？再说，周总理和谁握手都要照，活动结束，照片要作为礼品赠送大使们的，这是多年的规矩了，漏一个镜头都不好办。
我们在一边说话，周总理的注意力也跟了过来，他一会儿扭过头来朝我们这边望望，那严肃的目光，望得我心里乱跳。过了一会儿，周总理招手叫我过去，我紧张地回到总理身边。
“怎么？还不服气吗？”
“不是不服气，他的机子里没有胶卷了。”
总理一听提高了声调：“什——么？这不是奇闻？摄影记者的机子里没有胶卷了，这样能当记者吗？能工作吗？”
“是的，他知道错了，正在作检讨！”我赶紧为记者开脱。
“回去检查！还有你，也要检查。在资本主义国家，记者是争先恐后抢镜头，你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记者这碗饭好吃，是不是？我要你检查，是要你把记者都管起来。”
还有一次，周总理会见外宾时，要拍摄一张主宾合影。他曾经要求我们在进行外事拍摄前要用英语讲一句“请注意”，我们都学会了这句英语，周总理也挺满意。可是这次不知那个记者是忘了还是没有重视，按快门时用汉语说了声“请注意”，就拍照了。
周总理气坏了。外宾一走，总理的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很大的半圆孤:“你们要练兵到八达岭练去！这里是国际场合，不是练兵的地方！”
无论大场合还是小活动，周总理总是心细如发，时时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摄影记者的关心更是令人感动。
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领导人是很不容易的，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常常走到城楼栏杆前，向群众挥手致意。这时，镜头就无法拍摄他们的正面像，我们只好将一半身子悬到栏杆外面。有一次，我悬着身子刚对好焦距，突然觉得有人用手紧紧拽着我的衣角，我怕按快门时手动，就直叫：“别拽别拽，再拽镜头就虚了。”可是身后的手却越拽越紧。我还以为是警卫的同志，站直身子正想叫唤，话到嘴边僵住了——不是别人，是周总理！
“要镜头不要命了，掉下去怎么办？”周总理轻声却十分严厉地责备我。
我也算是个硬汉子，经历过很多坎坷，都没有落过泪，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周总理充满爱意的责备，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城楼上照相，周总理多少次拽过我，我已经无法说清楚，但我知道，周总理的手一直温暖着我的记忆，为我的生命留下了一段温暖的岁月。
前不久，我又登上天安门城楼，站立在栏杆前，双手在滑滑的栏杆上抚摸良久……
写到这里，我才想起来这是在写序，不是在写回忆，说得太远了。在此希望顾保孜女士的新书能给读者带来美好的回忆，并从中得到乐趣。
杜修贤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