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這本書，我再次感受了當年走進中南海進行采訪的歲月……
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和場景，一片燦爛輝煌卻充滿苦澀的情感世界在眼前一一地展現。
回想當年寫這些領袖作品時，心裏就有一種說不清的感受。中南海裏無小事，高層人物無平淡。寫領袖畢竟不同於寫其他人，領導人既是普通人，更多的卻是特殊人，要將特殊人寫出來得到普通人的認可和喜愛，這就需要我們撰稿人既要有一種“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又要具備“一覽衆山小”的冷靜視角。寫作期間，我時常被偉人們的高風亮節所感召，為他們無私無畏的精神所感動，然而也時常被他們的尋常生活細節吸引，比如家庭的繁瑣，疾病的折磨，難言的心思等。
我的理解，領袖之所以為“領袖”，也是由“領”與“袖”組合而成的，“領”是叱咤風雲、指點江山的統帥之氣，“袖”便是食五穀度歲月的凡人之心。所以我筆下的領袖便有了“領”與“袖”的性格特點。
這裏要說的還有一些遺憾，此書既然為“跨出中南海”，那麽與其配套應該還有“走進中南海”。種種原因，不得已而為之，衹能用跨出紅墻的形式來回首紅墻內的往事了。
歲月如梭，轉眼又要迎來一個又一個凝重且難忘的紀念日——毛澤東主席逝世30周年；中國共産黨建立85周年，紅軍長徵勝利70周年……所以說，一個特殊年代往往决定人物的特殊命運。這部書裏描寫了多位政治人物的命運故事，不僅真實記錄了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勵精圖治，嘔心瀝血的建黨、建國的心路歷程，反映了他們有血有肉的真情實感，同時也記錄了一批風雲人物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顧保孜
2005.11
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和場景，一片燦爛輝煌卻充滿苦澀的情感世界在眼前一一地展現。
回想當年寫這些領袖作品時，心裏就有一種說不清的感受。中南海裏無小事，高層人物無平淡。寫領袖畢竟不同於寫其他人，領導人既是普通人，更多的卻是特殊人，要將特殊人寫出來得到普通人的認可和喜愛，這就需要我們撰稿人既要有一種“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又要具備“一覽衆山小”的冷靜視角。寫作期間，我時常被偉人們的高風亮節所感召，為他們無私無畏的精神所感動，然而也時常被他們的尋常生活細節吸引，比如家庭的繁瑣，疾病的折磨，難言的心思等。
我的理解，領袖之所以為“領袖”，也是由“領”與“袖”組合而成的，“領”是叱咤風雲、指點江山的統帥之氣，“袖”便是食五穀度歲月的凡人之心。所以我筆下的領袖便有了“領”與“袖”的性格特點。
這裏要說的還有一些遺憾，此書既然為“跨出中南海”，那麽與其配套應該還有“走進中南海”。種種原因，不得已而為之，衹能用跨出紅墻的形式來回首紅墻內的往事了。
歲月如梭，轉眼又要迎來一個又一個凝重且難忘的紀念日——毛澤東主席逝世30周年；中國共産黨建立85周年，紅軍長徵勝利70周年……所以說，一個特殊年代往往决定人物的特殊命運。這部書裏描寫了多位政治人物的命運故事，不僅真實記錄了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勵精圖治，嘔心瀝血的建黨、建國的心路歷程，反映了他們有血有肉的真情實感，同時也記錄了一批風雲人物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
顧保孜
2005.11
我和顧保孜女士合作寫書多年，也出版作品多部，然而為她的作品寫序言卻是第一次。認識保孜是在1981年，那時她纔20出頭。因為她和我愛人是親戚，來我傢的時間比較多。那時我就發覺，她對領袖的照片很感興趣，總是想方設法讓我多講講中南海裏的故事。時間一長，她對我的經歷和照片就熟悉了。1991年，儘管她還很年輕，我考慮再三，還是將我的第一部書交給她寫。結果她用很短的時間就寫出來了，那就是在1992年暢銷中國大地的《紅墻裏的瞬間》。因為那個年代還不時興在書裏配圖，所以那本書衹有文字沒有照片。
寫鏡頭內外的故事卻沒有照片插圖，這讓顧保孜耿耿於懷。直到1998年初出版了《紅鏡頭》，遺憾纔得以補償。
經歷寫成書，更使我對往事歷歷在目，無法忘懷。我常常想起當攝影記者跟隨領袖的歲月。我從1960年元旦起擔任周恩來總理的專職攝影記者，負責拍攝總理各項活動的新聞照片。按照當時中央領導人排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我也隨着被編為3號組，並且將“3”這個數字標在相機鏡頭的左上角，底片一出來，就知道出自誰的手。
莫不是和“3”有緣？一次出訪，我在異國他鄉得了一個響亮的名字--杜三（後來為使書面文字有嚴肅感，就更名為杜山）。這個拾來的名字，在中南海裏竟然比我的真名叫得還響亮。
說出來沒人相信，這個名字是周恩來總理幽默的結果。
1963年年底，周恩來總理由陳毅外長陪同出訪亞非歐14國，我隨同拍攝采訪。幾內亞是最後訪問的一個國傢，到達時已經是1964年的年初。北京正是冰封大地的隆鼕季節，可是位於赤道的幾內亞卻是另一個世界。太陽對這片土地格外厚愛，一年四季都在燦爛的陽光照耀之下。白天熱了一天，到了傍晚，周總理提議大傢散散步。我提着相機，跟着總理走出賓館。我們在椰林大道上漫步，眺望蔚藍色的大海，感受陣陣撲面的熱風……這獨特的熱帶風光，衹有在靜靜的傍晚才能充分地領略。
走着走着，周總理止住腳步，望望陳毅的秘書杜易，又看看正在一邊搶鏡頭的我，說：“陳老總，你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嗯？”平時周總理很少開玩笑，陳老總沒註意總理那幽默的眼神，一本正經地回答說：“就是嘛！這麽多天在非洲轉，硬是把人都曬黑嘍！”
周總理朝我招招手：“老杜你過來，過來！陳老總的秘書叫杜易（一）……你嘛——叫杜三……”
總理話沒說完，陳老總哈哈大笑了起來：“一二三，正好正好，杜氏傢族。”
大傢被陳老總滑稽的川腔逗得直樂。
“我有那麽黑嗎？”我用手摸摸自己的臉，也跟着笑了起來。
回國後，“杜三”這個名字也帶回了中南海。有人打電話到傢裏找“杜三”，傢人愣了，誰叫“杜三”啊？我衹好指指自己：“杜三就是我！”
不過，周恩來和我們說話並不全是和風細雨、妙趣橫生的輕鬆話題。有時也十分嚴厲，甚至近至苛刻。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能理解，總理之所以這樣嚴厲、這樣嚴格，完全因為他所肩負的重任和面臨的場合，他自己不能出差錯，同時也不能允許身邊的工作人員出差錯。
1972年是我國外交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也是繁忙的一年。
記者們最喜歡重大新聞層出不窮，外交活動一多，記者就活躍了，搞得中南海的警衛人員大傷腦筋，每次活動各傢媒體都派記者，拍攝現場往往是亂糟糟的。周總理見記者一窩峰似的采訪外賓，直皺眉頭，多次指示警衛局要想盡辦法維持好秩序,但收效不大。後來，周總理指示成立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讓我擔任組長，將電影、電視、攝影統一管理起來。各報社統一用協作小組提供的新聞資料，其他記者就不能隨便出入現場采訪了。
我記得協作小組成立後的第一次活動就出師不利，受到總理嚴厲的批評。那是一次歡送宴會，周總理和阿富汗大使握手，他發現沒有記者拍照，就叫我們的一個記者過來照一張。周總理在國際交往中特別講究細節，註意平等待人，哪怕是不易察覺的小事，也容不得半點馬虎。可是周總理叫了幾次，記者也沒有過來。總理立即叫宴會廳的服務員把我找來。
我不知出了什麽事，趕緊朝周總理坐的主桌跑去，還沒有站穩腳，周總理劈頭就說：“你關鍵時刻不起作用！”
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想問個明白，可一看總理異常嚴肅的模樣又不敢往下問了。別看我們平時在總理跟前無拘無束，總理真的一生氣，給着誰都害怕。我站在那兒暗暗思忖：總理發火肯定有原因。果然，總理把事情一說，我也嚇了一跳：會有這事？
我終於在宴會廳的一個角落找到了那個記者。記者知道自己闖了禍，見我來了，滿臉委屈地說：“不是不照，是禮賓司的人交代，讓我衹照周總理和敘利亞大使握手的鏡頭，沒想到周總理和阿富汗大使握手也要照相，恰巧機子裏又沒有膠捲了。”
我聽了哭笑不得，攝影記者有照相機沒膠捲，不是和士兵打仗帶槍不帶子彈一樣嗎？再說，周總理和誰握手都要照，活動結束，照片要作為禮品贈送大使們的，這是多年的規矩了，漏一個鏡頭都不好辦。
我們在一邊說話，周總理的註意力也跟了過來，他一會兒扭過頭來朝我們這邊望望，那嚴肅的目光，望得我心裏亂跳。過了一會兒，周總理招手叫我過去，我緊張地回到總理身邊。
“怎麽？還不服氣嗎？”
“不是不服氣，他的機子裏沒有膠捲了。”
總理一聽提高了聲調：“什——麽？這不是奇聞？攝影記者的機子裏沒有膠捲了，這樣能當記者嗎？能工作嗎？”
“是的，他知道錯了，正在作檢討！”我趕緊為記者開脫。
“回去檢查！還有你，也要檢查。在資本主義國傢，記者是爭先恐後搶鏡頭，你們是社會主義公有製，記者這碗飯好吃，是不是？我要你檢查，是要你把記者都管起來。”
還有一次，周總理會見外賓時，要拍攝一張主賓合影。他曾經要求我們在進行外事拍攝前要用英語講一句“請註意”，我們都學會了這句英語，周總理也挺滿意。可是這次不知那個記者是忘了還是沒有重視，按快門時用漢語說了聲“請註意”，就拍照了。
周總理氣壞了。外賓一走，總理的手在空中畫了一個很大的半圓孤:“你們要練兵到八達嶺練去！這裏是國際場合，不是練兵的地方！”
無論大場合還是小活動，周總理總是心細如發，時時關心身邊的工作人員，對攝影記者的關心更是令人感動。
在天安門城樓上拍攝領導人是很不容易的，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常常走到城樓欄桿前，嚮群衆揮手致意。這時，鏡頭就無法拍攝他們的正面像，我們衹好將一半身子懸到欄桿外面。有一次，我懸着身子剛對好焦距，突然覺得有人用手緊緊拽着我的衣角，我怕按快門時手動，就直叫：“別拽別拽，再拽鏡頭就虛了。”可是身後的手卻越拽越緊。我還以為是警衛的同志，站直身子正想叫喚，話到嘴邊僵住了——不是別人，是周總理！
“要鏡頭不要命了，掉下去怎麽辦？”周總理輕聲卻十分嚴厲地責備我。
我也算是個硬漢子，經歷過很多坎坷，都沒有落過淚，這時我的眼睛濕潤了。周總理充滿愛意的責備，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在城樓上照相，周總理多少次拽過我，我已經無法說清楚，但我知道，周總理的手一直溫暖着我的記憶，為我的生命留下了一段溫暖的歲月。
前不久，我又登上天安門城樓，站立在欄桿前，雙手在滑滑的欄桿上撫摸良久……
寫到這裏，我纔想起來這是在寫序，不是在寫回憶，說得太遠了。在此希望顧保孜女士的新書能給讀者帶來美好的回憶，並從中得到樂趣。
杜修賢
2005.11
寫鏡頭內外的故事卻沒有照片插圖，這讓顧保孜耿耿於懷。直到1998年初出版了《紅鏡頭》，遺憾纔得以補償。
經歷寫成書，更使我對往事歷歷在目，無法忘懷。我常常想起當攝影記者跟隨領袖的歲月。我從1960年元旦起擔任周恩來總理的專職攝影記者，負責拍攝總理各項活動的新聞照片。按照當時中央領導人排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我也隨着被編為3號組，並且將“3”這個數字標在相機鏡頭的左上角，底片一出來，就知道出自誰的手。
莫不是和“3”有緣？一次出訪，我在異國他鄉得了一個響亮的名字--杜三（後來為使書面文字有嚴肅感，就更名為杜山）。這個拾來的名字，在中南海裏竟然比我的真名叫得還響亮。
說出來沒人相信，這個名字是周恩來總理幽默的結果。
1963年年底，周恩來總理由陳毅外長陪同出訪亞非歐14國，我隨同拍攝采訪。幾內亞是最後訪問的一個國傢，到達時已經是1964年的年初。北京正是冰封大地的隆鼕季節，可是位於赤道的幾內亞卻是另一個世界。太陽對這片土地格外厚愛，一年四季都在燦爛的陽光照耀之下。白天熱了一天，到了傍晚，周總理提議大傢散散步。我提着相機，跟着總理走出賓館。我們在椰林大道上漫步，眺望蔚藍色的大海，感受陣陣撲面的熱風……這獨特的熱帶風光，衹有在靜靜的傍晚才能充分地領略。
走着走着，周總理止住腳步，望望陳毅的秘書杜易，又看看正在一邊搶鏡頭的我，說：“陳老總，你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嗯？”平時周總理很少開玩笑，陳老總沒註意總理那幽默的眼神，一本正經地回答說：“就是嘛！這麽多天在非洲轉，硬是把人都曬黑嘍！”
周總理朝我招招手：“老杜你過來，過來！陳老總的秘書叫杜易（一）……你嘛——叫杜三……”
總理話沒說完，陳老總哈哈大笑了起來：“一二三，正好正好，杜氏傢族。”
大傢被陳老總滑稽的川腔逗得直樂。
“我有那麽黑嗎？”我用手摸摸自己的臉，也跟着笑了起來。
回國後，“杜三”這個名字也帶回了中南海。有人打電話到傢裏找“杜三”，傢人愣了，誰叫“杜三”啊？我衹好指指自己：“杜三就是我！”
不過，周恩來和我們說話並不全是和風細雨、妙趣橫生的輕鬆話題。有時也十分嚴厲，甚至近至苛刻。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能理解，總理之所以這樣嚴厲、這樣嚴格，完全因為他所肩負的重任和面臨的場合，他自己不能出差錯，同時也不能允許身邊的工作人員出差錯。
1972年是我國外交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也是繁忙的一年。
記者們最喜歡重大新聞層出不窮，外交活動一多，記者就活躍了，搞得中南海的警衛人員大傷腦筋，每次活動各傢媒體都派記者，拍攝現場往往是亂糟糟的。周總理見記者一窩峰似的采訪外賓，直皺眉頭，多次指示警衛局要想盡辦法維持好秩序,但收效不大。後來，周總理指示成立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讓我擔任組長，將電影、電視、攝影統一管理起來。各報社統一用協作小組提供的新聞資料，其他記者就不能隨便出入現場采訪了。
我記得協作小組成立後的第一次活動就出師不利，受到總理嚴厲的批評。那是一次歡送宴會，周總理和阿富汗大使握手，他發現沒有記者拍照，就叫我們的一個記者過來照一張。周總理在國際交往中特別講究細節，註意平等待人，哪怕是不易察覺的小事，也容不得半點馬虎。可是周總理叫了幾次，記者也沒有過來。總理立即叫宴會廳的服務員把我找來。
我不知出了什麽事，趕緊朝周總理坐的主桌跑去，還沒有站穩腳，周總理劈頭就說：“你關鍵時刻不起作用！”
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想問個明白，可一看總理異常嚴肅的模樣又不敢往下問了。別看我們平時在總理跟前無拘無束，總理真的一生氣，給着誰都害怕。我站在那兒暗暗思忖：總理發火肯定有原因。果然，總理把事情一說，我也嚇了一跳：會有這事？
我終於在宴會廳的一個角落找到了那個記者。記者知道自己闖了禍，見我來了，滿臉委屈地說：“不是不照，是禮賓司的人交代，讓我衹照周總理和敘利亞大使握手的鏡頭，沒想到周總理和阿富汗大使握手也要照相，恰巧機子裏又沒有膠捲了。”
我聽了哭笑不得，攝影記者有照相機沒膠捲，不是和士兵打仗帶槍不帶子彈一樣嗎？再說，周總理和誰握手都要照，活動結束，照片要作為禮品贈送大使們的，這是多年的規矩了，漏一個鏡頭都不好辦。
我們在一邊說話，周總理的註意力也跟了過來，他一會兒扭過頭來朝我們這邊望望，那嚴肅的目光，望得我心裏亂跳。過了一會兒，周總理招手叫我過去，我緊張地回到總理身邊。
“怎麽？還不服氣嗎？”
“不是不服氣，他的機子裏沒有膠捲了。”
總理一聽提高了聲調：“什——麽？這不是奇聞？攝影記者的機子裏沒有膠捲了，這樣能當記者嗎？能工作嗎？”
“是的，他知道錯了，正在作檢討！”我趕緊為記者開脫。
“回去檢查！還有你，也要檢查。在資本主義國傢，記者是爭先恐後搶鏡頭，你們是社會主義公有製，記者這碗飯好吃，是不是？我要你檢查，是要你把記者都管起來。”
還有一次，周總理會見外賓時，要拍攝一張主賓合影。他曾經要求我們在進行外事拍攝前要用英語講一句“請註意”，我們都學會了這句英語，周總理也挺滿意。可是這次不知那個記者是忘了還是沒有重視，按快門時用漢語說了聲“請註意”，就拍照了。
周總理氣壞了。外賓一走，總理的手在空中畫了一個很大的半圓孤:“你們要練兵到八達嶺練去！這裏是國際場合，不是練兵的地方！”
無論大場合還是小活動，周總理總是心細如發，時時關心身邊的工作人員，對攝影記者的關心更是令人感動。
在天安門城樓上拍攝領導人是很不容易的，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常常走到城樓欄桿前，嚮群衆揮手致意。這時，鏡頭就無法拍攝他們的正面像，我們衹好將一半身子懸到欄桿外面。有一次，我懸着身子剛對好焦距，突然覺得有人用手緊緊拽着我的衣角，我怕按快門時手動，就直叫：“別拽別拽，再拽鏡頭就虛了。”可是身後的手卻越拽越緊。我還以為是警衛的同志，站直身子正想叫喚，話到嘴邊僵住了——不是別人，是周總理！
“要鏡頭不要命了，掉下去怎麽辦？”周總理輕聲卻十分嚴厲地責備我。
我也算是個硬漢子，經歷過很多坎坷，都沒有落過淚，這時我的眼睛濕潤了。周總理充滿愛意的責備，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在城樓上照相，周總理多少次拽過我，我已經無法說清楚，但我知道，周總理的手一直溫暖着我的記憶，為我的生命留下了一段溫暖的歲月。
前不久，我又登上天安門城樓，站立在欄桿前，雙手在滑滑的欄桿上撫摸良久……
寫到這裏，我纔想起來這是在寫序，不是在寫回憶，說得太遠了。在此希望顧保孜女士的新書能給讀者帶來美好的回憶，並從中得到樂趣。
杜修賢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