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一生中打的奇特官司
李敖是台湾，恐怕也是全中国打官司最多的文人。从60年代起，他已与数十个单位和个人打过官司，而且他的官事名目繁多，无奇不有。有趣的是，别人害怕打官司，害怕进法庭，他却把打官司当乐趣，当角斗场，当评判台。他一人在法庭上，与许多权贵较量，与很多名流论战，而且精彩无比。
与胡秋原打了几十年的官司
60年代初，台湾文化界爆发了一场中西文化大论战。论战一方为“传统派”学者胡秋原、郑学稼、任卓宣、徐高阮等，另一方为“西化派”，其代表人物为李敖，许登源、居浩然、陆啸钊、李声庭等。
此次大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另一篇是李敖1962年2月发表在《文星》杂志第52期上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在此文中，李敖回顾、分析了近两三百年来，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次次失败的往事，猛烈抨击了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性、狭隘性，严厉地指责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那些代表人物在选择西方文明时，无所适从的落后意识。
李敖在文中说，自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300年来，朝代换了，可圣朝破邪的细菌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在思想上，中国不是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的跑道竞走的时候，中国人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时间尽管已过了300年，原在我们前面的，现在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我们还不肯快跑，还在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老祖宗曾不可一世，总想凭祖上的余荫沾光占便宜，总想凭祖传步伐迎头赶上，但又赶不上。
李敖认为，上述问题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是一种很严重的病象。他要为中国文化诊诊病。过去，虽然也有人诊过中国文化的病，因他们本身就是病人，自然看不清病象，弄不清病源。
他给中国文化诊断的病共有11种：
盲目排外的“义和团病”；
夸大狂的“中胜于西病”；
热衷比附的“古已有之病”；
充满谎言的“中土流传病”；
小心眼儿的“不得已病”；
善于巧饰的“酸葡萄病”；
最具蛊或人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浅薄的“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意识空虚的“挟外自重病”；
梦呓狂的“大团圆病”；
虚骄的“超越前进病”。
以上11种病中，1至6 种是力主排斥西方文化的，觉得西方文化没有好的和可取的，中国不需吸取、接受西方文化；7至8 种病是主张利用西方文化；比前6 种病开化，也较斯文，但繁杂的中西文化被他们从简单整齐的公式里一套，手一拍，大功告成了；最后两种病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最时髦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盲目夸大风气，已洋溢在一些青年的头脑里，与高调刺耳地成正比地蔓延。
李敖诊断出上述11种病后，又挖出病源有4项：一是泛祖宗主义；二是浅尝辄止的毛病；三是和经济背景脱节；四是不了解文化特质。
在此文中，李敖点了40余个台湾政要和文化名人的名字，如陶希圣、张其昀、陈立夫、刘哲、陈启天、任卓宣、胡秋原、郑学稼、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徐道邻、萨孟武等。
在文末，李敖放胆地说：要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向那些现代化国家直接地学，亦步亦趋地学，维妙维肖地学，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它都是不切实际的。
李敖力主“全盘西化”的文字，显然太偏激了，也为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有长有短，正确的态度应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如果中国对本民族的文化完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全般否定，全部接受外来文化，不但行不通，现代化也难以成功。
李敖是台湾，恐怕也是全中国打官司最多的文人。从60年代起，他已与数十个单位和个人打过官司，而且他的官事名目繁多，无奇不有。有趣的是，别人害怕打官司，害怕进法庭，他却把打官司当乐趣，当角斗场，当评判台。他一人在法庭上，与许多权贵较量，与很多名流论战，而且精彩无比。
与胡秋原打了几十年的官司
60年代初，台湾文化界爆发了一场中西文化大论战。论战一方为“传统派”学者胡秋原、郑学稼、任卓宣、徐高阮等，另一方为“西化派”，其代表人物为李敖，许登源、居浩然、陆啸钊、李声庭等。
此次大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另一篇是李敖1962年2月发表在《文星》杂志第52期上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在此文中，李敖回顾、分析了近两三百年来，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次次失败的往事，猛烈抨击了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性、狭隘性，严厉地指责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那些代表人物在选择西方文明时，无所适从的落后意识。
李敖在文中说，自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300年来，朝代换了，可圣朝破邪的细菌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在思想上，中国不是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的跑道竞走的时候，中国人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时间尽管已过了300年，原在我们前面的，现在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我们还不肯快跑，还在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老祖宗曾不可一世，总想凭祖上的余荫沾光占便宜，总想凭祖传步伐迎头赶上，但又赶不上。
李敖认为，上述问题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是一种很严重的病象。他要为中国文化诊诊病。过去，虽然也有人诊过中国文化的病，因他们本身就是病人，自然看不清病象，弄不清病源。
他给中国文化诊断的病共有11种：
盲目排外的“义和团病”；
夸大狂的“中胜于西病”；
热衷比附的“古已有之病”；
充满谎言的“中土流传病”；
小心眼儿的“不得已病”；
善于巧饰的“酸葡萄病”；
最具蛊或人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浅薄的“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意识空虚的“挟外自重病”；
梦呓狂的“大团圆病”；
虚骄的“超越前进病”。
以上11种病中，1至6 种是力主排斥西方文化的，觉得西方文化没有好的和可取的，中国不需吸取、接受西方文化；7至8 种病是主张利用西方文化；比前6 种病开化，也较斯文，但繁杂的中西文化被他们从简单整齐的公式里一套，手一拍，大功告成了；最后两种病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最时髦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盲目夸大风气，已洋溢在一些青年的头脑里，与高调刺耳地成正比地蔓延。
李敖诊断出上述11种病后，又挖出病源有4项：一是泛祖宗主义；二是浅尝辄止的毛病；三是和经济背景脱节；四是不了解文化特质。
在此文中，李敖点了40余个台湾政要和文化名人的名字，如陶希圣、张其昀、陈立夫、刘哲、陈启天、任卓宣、胡秋原、郑学稼、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徐道邻、萨孟武等。
在文末，李敖放胆地说：要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向那些现代化国家直接地学，亦步亦趋地学，维妙维肖地学，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它都是不切实际的。
李敖力主“全盘西化”的文字，显然太偏激了，也为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有长有短，正确的态度应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如果中国对本民族的文化完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全般否定，全部接受外来文化，不但行不通，现代化也难以成功。
《给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发表，迅即在台湾掀起大波，被李敖点名批评的那些政要和知名学者，纷纷在台湾《政治评论》、《世界评论》、《民主评论》上发表文章，抨击、反驳李敖文中的观点。
李敖对此早有准备，马上又在《文星》杂志上写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文化太保谈梅毒》、《由一丝不挂谈起》等文，对驳斥他的人，一一进行反击。因此，沉寂10余年的台湾文坛，热闹非凡。
与李敖论战的主要对手是台湾“立法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
胡秋原，原名曾佑、业崇，字石朋，生于1901年，湖北黄陂县人，少年时代在黄陂、武汉读书，后入武昌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学习，1933年参加“闽变”，任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闽变”失败后去香港，后又去新加坡、印度、埃及、英国、苏联、美国，1936年回国，依附蒋介石政权，1949年又去香港，1950年由陶希圣担保进入台湾，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立法委员”等职，还创办过《祖国》、《民主政治》、《文化评论》，1963年在国民党的资助下创办《中华》杂志。胡秋原少年得志，成名较早，30年代因主张和提倡“文艺自由论”，受过鲁迅的批判。胡秋原著作甚多，比较有影响的有《唯物史观艺术论》、《民族文学论》、《文学艺术论集》、《古代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英雄传》、《俄帝侵华史纲》等。
胡秋原之所以要与李敖展开论战，是因为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点了胡秋原的名，并将他列为“超越前进病”中。李敖批评胡秋原的这种观点是“传统派”中的一个派，实质上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的。
李敖在文中说：这种虚骄又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人，他们的好高鹜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
胡秋原认为自己是知名学者，加上个性又强，难以容忍李敖的批评。他将李敖的文章连看了几遍，认为通篇是胡说八道，而且极为猖狂、无知。对这样的人，应坚决予以回击。
他一鼓作气写了长达6万余字的文章《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发表在《文星》第53 期上。胡秋原在文中说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并武断地说：“如本‘国’青年皆学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
胡秋原在文中也用了“小军阀”、“骷髅姿态”、“文化废人”等带刺激性的语言攻击李敖。他恐怕没有想到，李敖的个性比他还强，用情绪化的语言攻击李敖，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李敖当然不会让胡秋原攻击他。
他马上在《文星》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驳胡秋原。在文中，李敖还揭发胡秋原的学术著作《唯物史观艺术论》，是在反蒋介石人士主持的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的。
胡秋原看到李敖此文后，大为恼火。
他感到，《文星》系李敖主持的杂志，决定转移战场，将文章投到《世界评论》等杂志。他在一系列文章中，猛烈攻击李敖。
1962年，他发表在《世界评论》杂志第三、四、五期上的《文化问题无战事》一文，长达7万字，对李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除此之外，他还对在《文星》杂志上写过文章的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儿子居浩然及殷海光的学生许登源、洪成完也进行了点名批评。
当时，居浩然在英国伦敦。他虽然还不认识李敖，对李敖文章的观点却是赞成的。
1962年8月，居浩然得知胡秋原在报刊上写文章攻击了他，非常气愤，特地写了一篇反击胡秋原的文章寄给《文星》杂志，《文星》于9月1日刊出。
在这篇文章中，居浩然提到了胡秋原最忌讳的30年代参加过“闽变”的事情。所谓“闽变”，又称“福建事迹”，是指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内以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为首的一批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士，联合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的反蒋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收买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蔡廷锴、蒋光鼐逃往香港，19 路军的番号也被蒋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收编。胡秋原参加了此次事变，并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文化官员。此后，国民党内称此次事变为“闽变”叛国事件。胡秋原进入台湾后，台湾一些依附蒋政权的高级知识分子因对胡参加“闽变”一直耿耿于怀，不大与他来往。因此，参加过当年的“闽变”，对胡秋原来说，一直是他的痛处，非常害怕人再提起它。
李敖对此早有准备，马上又在《文星》杂志上写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文化太保谈梅毒》、《由一丝不挂谈起》等文，对驳斥他的人，一一进行反击。因此，沉寂10余年的台湾文坛，热闹非凡。
与李敖论战的主要对手是台湾“立法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
胡秋原，原名曾佑、业崇，字石朋，生于1901年，湖北黄陂县人，少年时代在黄陂、武汉读书，后入武昌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学习，1933年参加“闽变”，任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闽变”失败后去香港，后又去新加坡、印度、埃及、英国、苏联、美国，1936年回国，依附蒋介石政权，1949年又去香港，1950年由陶希圣担保进入台湾，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立法委员”等职，还创办过《祖国》、《民主政治》、《文化评论》，1963年在国民党的资助下创办《中华》杂志。胡秋原少年得志，成名较早，30年代因主张和提倡“文艺自由论”，受过鲁迅的批判。胡秋原著作甚多，比较有影响的有《唯物史观艺术论》、《民族文学论》、《文学艺术论集》、《古代中国文化及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英雄传》、《俄帝侵华史纲》等。
胡秋原之所以要与李敖展开论战，是因为李敖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中，点了胡秋原的名，并将他列为“超越前进病”中。李敖批评胡秋原的这种观点是“传统派”中的一个派，实质上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的。
李敖在文中说：这种虚骄又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这种新文化的创造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人，他们的好高鹜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
胡秋原认为自己是知名学者，加上个性又强，难以容忍李敖的批评。他将李敖的文章连看了几遍，认为通篇是胡说八道，而且极为猖狂、无知。对这样的人，应坚决予以回击。
他一鼓作气写了长达6万余字的文章《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发表在《文星》第53 期上。胡秋原在文中说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并武断地说：“如本‘国’青年皆学李敖，我承认‘中国’无望”。
胡秋原在文中也用了“小军阀”、“骷髅姿态”、“文化废人”等带刺激性的语言攻击李敖。他恐怕没有想到，李敖的个性比他还强，用情绪化的语言攻击李敖，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李敖当然不会让胡秋原攻击他。
他马上在《文星》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驳胡秋原。在文中，李敖还揭发胡秋原的学术著作《唯物史观艺术论》，是在反蒋介石人士主持的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的。
胡秋原看到李敖此文后，大为恼火。
他感到，《文星》系李敖主持的杂志，决定转移战场，将文章投到《世界评论》等杂志。他在一系列文章中，猛烈攻击李敖。
1962年，他发表在《世界评论》杂志第三、四、五期上的《文化问题无战事》一文，长达7万字，对李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除此之外，他还对在《文星》杂志上写过文章的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儿子居浩然及殷海光的学生许登源、洪成完也进行了点名批评。
当时，居浩然在英国伦敦。他虽然还不认识李敖，对李敖文章的观点却是赞成的。
1962年8月，居浩然得知胡秋原在报刊上写文章攻击了他，非常气愤，特地写了一篇反击胡秋原的文章寄给《文星》杂志，《文星》于9月1日刊出。
在这篇文章中，居浩然提到了胡秋原最忌讳的30年代参加过“闽变”的事情。所谓“闽变”，又称“福建事迹”，是指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内以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为首的一批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士，联合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的反蒋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收买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蔡廷锴、蒋光鼐逃往香港，19 路军的番号也被蒋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收编。胡秋原参加了此次事变，并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文化官员。此后，国民党内称此次事变为“闽变”叛国事件。胡秋原进入台湾后，台湾一些依附蒋政权的高级知识分子因对胡参加“闽变”一直耿耿于怀，不大与他来往。因此，参加过当年的“闽变”，对胡秋原来说，一直是他的痛处，非常害怕人再提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