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政要与经济特区的创办
1997年，深圳人叶旭全、蒋开儒作词的一首《春天的故事》唱红了神州大地，开篇便是话说20年前的事情，春天里，“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从那以后，在世界的东方便呈现出一个令人瞩目的现代神话。回首往事，有心人不禁会问，那位老人为什么不偏不倚地选择在中国的南海边“画圈”呢？故事要从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开始说起。
1978年，当真理标准的讨论被蒙上阴影时，邓小平发话了：“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了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此刻，全世界的镜头几乎同时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对于邓小平的复出，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曾这样说：“我觉得中国很幸福，有这么一个人，非常实际。”的确，邓小平很直爽地对韩谈到中国的问题：“我们过去有这些问题，没有搞好，现在有经验了，知道怎么做了。50年代的看法、政策不适合于80年代，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两个月的小孩子要吃奶，你不可能给他肉吃，但是到了18岁，他要吃肉哇。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得清楚。”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原本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经他一说化解得如此的浅显。由此看来，关于解决“肉”的问题，在邓小平的心里似乎早已有了办法。
在着手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他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在与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的座谈会上，邓小平说过：“有了这样杰出的人才，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被科学界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这次会上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此，科学、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了被尊重的位置，大批科技人员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一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引出如此轰动的效应，甚至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而根本则在于是否定“两个凡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
对于“两个凡是”，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在他还没有复出之前，也就是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开过之后，4月10日，邓小平就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如果说这是邓小平比较含蓄地用“完整、准确”的概念批驳了“两个凡是”的话，那么，5月19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主要领导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态度就很明确了。
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若干场合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指责。然而，“青山遮不住”，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中央省级报刊发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达650多篇，一时间，真理标准的问题成了人人关注的讨论热点。
关键时刻，邓小平发了话：不卷入，本身也是卷入；又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并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8月11日起，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月27日，第一个表态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其次是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第三个表态的是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从此学术观点转变为了政治态度。“天平”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1997年，深圳人叶旭全、蒋开儒作词的一首《春天的故事》唱红了神州大地，开篇便是话说20年前的事情，春天里，“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从那以后，在世界的东方便呈现出一个令人瞩目的现代神话。回首往事，有心人不禁会问，那位老人为什么不偏不倚地选择在中国的南海边“画圈”呢？故事要从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开始说起。
1978年，当真理标准的讨论被蒙上阴影时，邓小平发话了：“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了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此刻，全世界的镜头几乎同时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对于邓小平的复出，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曾这样说：“我觉得中国很幸福，有这么一个人，非常实际。”的确，邓小平很直爽地对韩谈到中国的问题：“我们过去有这些问题，没有搞好，现在有经验了，知道怎么做了。50年代的看法、政策不适合于80年代，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两个月的小孩子要吃奶，你不可能给他肉吃，但是到了18岁，他要吃肉哇。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得清楚。”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原本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经他一说化解得如此的浅显。由此看来，关于解决“肉”的问题，在邓小平的心里似乎早已有了办法。
在着手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他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在与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的座谈会上，邓小平说过：“有了这样杰出的人才，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被科学界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这次会上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此，科学、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了被尊重的位置，大批科技人员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一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引出如此轰动的效应，甚至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而根本则在于是否定“两个凡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
对于“两个凡是”，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在他还没有复出之前，也就是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开过之后，4月10日，邓小平就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如果说这是邓小平比较含蓄地用“完整、准确”的概念批驳了“两个凡是”的话，那么，5月19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主要领导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态度就很明确了。
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若干场合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指责。然而，“青山遮不住”，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中央省级报刊发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达650多篇，一时间，真理标准的问题成了人人关注的讨论热点。
关键时刻，邓小平发了话：不卷入，本身也是卷入；又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并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8月11日起，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月27日，第一个表态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其次是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第三个表态的是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从此学术观点转变为了政治态度。“天平”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当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意识到大好时机正向中国走来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理性的想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毛泽东也曾想过，但他让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以及其他中国人足足等了20年。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尚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国际风云态势却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封闭20余年的中国正面临着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再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好时机。时不我待，邓小平已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其实，20年前的中国也曾面临过一个极好的机会。那是1955年的“亚非会议”前，受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富豪商贾纷纷将大笔的资金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自由香港，短期内，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富贾们将资金移至香港后，除部分低息贷给当地企业用外，剩下的部分，一时间竟很难找到用户。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1954年的11月份）来到了位于珠江口的广州，当时的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林李明和港澳工委的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郑重地向毛主席汇报了香港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听后说：好！外国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办一个轻工业工厂企业所需的钱，贷款也好，投资也好，两三年之内就能赚回来，再还给人家……说到这，毛泽东吸了口烟说：“机会难求！”
毛泽东也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过《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提到：“从现有材料来看，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4年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分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毛泽东还认为：应“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毛泽东与陶铸临别时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据说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可见，对外开放，在中国的高层领导者当中，早已有过想法，只是……
1978年一年之中，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这一年当中，中国还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交往呈现出了少有的活跃景象。通过这些访问，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眼界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尤其是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落差感更加强烈了。“机遇难求！”中国再也不能坐失良机了。
在日本的几天里，邓小平曾感叹说：“中国荒废了10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我们落后了20年。”当看到日本工厂生产汽车的能力是中国长春一汽汽车生产能力的几十倍时，他对日本工厂的主人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
统一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代表团终于踏出了国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召开了一个延期十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而此会之前的那个务虚会却鲜为人知。真理找到了，习仲勋等人的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也要到了手，邓小平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代表团兵分几路进行考察。一个是4月份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经贸考察组，在对港澳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后，形成了一份具有开拓性的经济考察报告；另一个代表团便是以谷牧为团长的共和国第一个政府考察团。几乎是同期，还有一个由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
谷牧率领的考察团是由三十多位身着统一颜色的中山装人士组成的，其中包括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国家计委王全国等一些部长和几位沿海地区的省市负责人，其中还有李灏、王维成、胡光宝等同志。考察团名义上是礼节性访问，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一次实地考察。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尚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国际风云态势却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封闭20余年的中国正面临着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再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好时机。时不我待，邓小平已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其实，20年前的中国也曾面临过一个极好的机会。那是1955年的“亚非会议”前，受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富豪商贾纷纷将大笔的资金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自由香港，短期内，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富贾们将资金移至香港后，除部分低息贷给当地企业用外，剩下的部分，一时间竟很难找到用户。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1954年的11月份）来到了位于珠江口的广州，当时的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林李明和港澳工委的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郑重地向毛主席汇报了香港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听后说：好！外国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办一个轻工业工厂企业所需的钱，贷款也好，投资也好，两三年之内就能赚回来，再还给人家……说到这，毛泽东吸了口烟说：“机会难求！”
毛泽东也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过《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提到：“从现有材料来看，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4年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分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毛泽东还认为：应“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毛泽东与陶铸临别时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据说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可见，对外开放，在中国的高层领导者当中，早已有过想法，只是……
1978年一年之中，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这一年当中，中国还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交往呈现出了少有的活跃景象。通过这些访问，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眼界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尤其是对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落差感更加强烈了。“机遇难求！”中国再也不能坐失良机了。
在日本的几天里，邓小平曾感叹说：“中国荒废了10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我们落后了20年。”当看到日本工厂生产汽车的能力是中国长春一汽汽车生产能力的几十倍时，他对日本工厂的主人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
统一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代表团终于踏出了国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召开了一个延期十多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而此会之前的那个务虚会却鲜为人知。真理找到了，习仲勋等人的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也要到了手，邓小平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代表团兵分几路进行考察。一个是4月份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经贸考察组，在对港澳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后，形成了一份具有开拓性的经济考察报告；另一个代表团便是以谷牧为团长的共和国第一个政府考察团。几乎是同期，还有一个由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
谷牧率领的考察团是由三十多位身着统一颜色的中山装人士组成的，其中包括轻工部杨波、水电部钱正英、农业部张根生、国家计委王全国等一些部长和几位沿海地区的省市负责人，其中还有李灏、王维成、胡光宝等同志。考察团名义上是礼节性访问，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一次实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