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政要與經濟特區的創辦
1997年，深圳人葉旭全、蔣開儒作詞的一首《春天的故事》唱紅了神州大地，開篇便是話說20年前的事情，春天裏，“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從那以後，在世界的東方便呈現出一個令人矚目的現代神話。回首往事，有心人不禁會問，那位老人為什麽不偏不倚地選擇在中國的南海邊“畫圈”呢？故事要從那個“乍暖還寒”的時節開始說起。
1978年，當真理標準的討論被蒙上陰影時，鄧小平發話了：“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1977年7月30日，鄧小平出現在了北京國際足球邀請賽的看臺上。此刻，全世界的鏡頭幾乎同時聚焦在他一個人的身上。對於鄧小平的復出，著名英籍作傢韓素音曾這樣說：“我覺得中國很幸福，有這麽一個人，非常實際。”的確，鄧小平很直爽地對韓談到中國的問題：“我們過去有這些問題，沒有搞好，現在有經驗了，知道怎麽做了。50年代的看法、政策不適合於80年代，好像一個小孩子，一個兩個月的小孩子要吃奶，你不可能給他肉吃，但是到了18歲，他要吃肉哇。這個問題我們要看得清楚。”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實際，原本是非常復雜的問題，經他一說化解得如此的淺顯。由此看來，關於解决“肉”的問題，在鄧小平的心裏似乎早已有了辦法。
在着手進行撥亂反正的同時，他主動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在與33位著名科學家、教授及科學和教育部門的負責人的座談會上，鄧小平說過：“有了這樣傑出的人才，帶動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我願意當大傢的後勤部長。”他是要從根本上解决問題。
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被科學界稱為“科學的春天”的全國科學大會，這次會上他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從此，科學、知識分子又重新回到了被尊重的位置，大批科技人員逐步走上了領導崗位。
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大討論。一篇文章之所以能夠引出如此轟動的效應，甚至是一場錯綜復雜的鬥爭，而根本則在於是否定“兩個凡是”還是堅持“兩個凡是”。
對於“兩個凡是”，鄧小平的態度始終是明確的。在他還沒有復出之前，也就是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開過之後，4月10日，鄧小平就緻信華國鋒、葉劍英、黨中央：“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推嚮前進。”如果說這是鄧小平比較含蓄地用“完整、準確”的概念批駁了“兩個凡是”的話，那麽，5月19日，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主要領導人時說：“文章符合馬剋思列寧主義嘛，扳不倒嘛！”態度就很明確了。
當時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指示中央宣傳部門對這場討論“不表態”、“不介入”，同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若幹場合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指責。然而，“青山遮不住”，據不完全統計，到1978年底，中央省級報刊發表的真理標準討論的文章達650多篇，一時間，真理標準的問題成了人人關註的討論熱點。
關鍵時刻，鄧小平發了話：不捲入，本身也是捲入；又說，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深刻地闡述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基本觀點，尖銳地批評了個人崇拜、教條主義和唯心論，並號召要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8月11日起，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和軍區負責人先後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8月27日，第一個表態的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汪鋒，其次是福建省委書記廖志高，第三個表態的是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從此學術觀點轉變為了政治態度。“天平”就擺在了人們的面前。
1997年，深圳人葉旭全、蔣開儒作詞的一首《春天的故事》唱紅了神州大地，開篇便是話說20年前的事情，春天裏，“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從那以後，在世界的東方便呈現出一個令人矚目的現代神話。回首往事，有心人不禁會問，那位老人為什麽不偏不倚地選擇在中國的南海邊“畫圈”呢？故事要從那個“乍暖還寒”的時節開始說起。
1978年，當真理標準的討論被蒙上陰影時，鄧小平發話了：“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1977年7月30日，鄧小平出現在了北京國際足球邀請賽的看臺上。此刻，全世界的鏡頭幾乎同時聚焦在他一個人的身上。對於鄧小平的復出，著名英籍作傢韓素音曾這樣說：“我覺得中國很幸福，有這麽一個人，非常實際。”的確，鄧小平很直爽地對韓談到中國的問題：“我們過去有這些問題，沒有搞好，現在有經驗了，知道怎麽做了。50年代的看法、政策不適合於80年代，好像一個小孩子，一個兩個月的小孩子要吃奶，你不可能給他肉吃，但是到了18歲，他要吃肉哇。這個問題我們要看得清楚。”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實際，原本是非常復雜的問題，經他一說化解得如此的淺顯。由此看來，關於解决“肉”的問題，在鄧小平的心裏似乎早已有了辦法。
在着手進行撥亂反正的同時，他主動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在與33位著名科學家、教授及科學和教育部門的負責人的座談會上，鄧小平說過：“有了這樣傑出的人才，帶動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我願意當大傢的後勤部長。”他是要從根本上解决問題。
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被科學界稱為“科學的春天”的全國科學大會，這次會上他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從此，科學、知識分子又重新回到了被尊重的位置，大批科技人員逐步走上了領導崗位。
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大討論。一篇文章之所以能夠引出如此轟動的效應，甚至是一場錯綜復雜的鬥爭，而根本則在於是否定“兩個凡是”還是堅持“兩個凡是”。
對於“兩個凡是”，鄧小平的態度始終是明確的。在他還沒有復出之前，也就是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開過之後，4月10日，鄧小平就緻信華國鋒、葉劍英、黨中央：“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推嚮前進。”如果說這是鄧小平比較含蓄地用“完整、準確”的概念批駁了“兩個凡是”的話，那麽，5月19日，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主要領導人時說：“文章符合馬剋思列寧主義嘛，扳不倒嘛！”態度就很明確了。
當時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指示中央宣傳部門對這場討論“不表態”、“不介入”，同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若幹場合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指責。然而，“青山遮不住”，據不完全統計，到1978年底，中央省級報刊發表的真理標準討論的文章達650多篇，一時間，真理標準的問題成了人人關註的討論熱點。
關鍵時刻，鄧小平發了話：不捲入，本身也是捲入；又說，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深刻地闡述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基本觀點，尖銳地批評了個人崇拜、教條主義和唯心論，並號召要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8月11日起，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和軍區負責人先後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8月27日，第一個表態的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汪鋒，其次是福建省委書記廖志高，第三個表態的是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從此學術觀點轉變為了政治態度。“天平”就擺在了人們的面前。
當新中國第二代領導人意識到大好時機正嚮中國走來的時候，産生了一個非常理性的想法：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毛澤東也曾想過，但他讓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以及其他中國人足足等了20年。
20世紀70年代末，國內尚在沸沸揚揚的爭論聲中，國際風雲態勢卻為中國發展提供了機遇。封閉20餘年的中國正面臨着世界許多發達國傢的再次産業結構調整的好時機。時不我待，鄧小平已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這是時代發展的趨勢。
其實，20年前的中國也曾面臨過一個極好的機會。那是1955年的“亞非會議”前，受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的富豪商賈紛紛將大筆的資金轉移到了相對安全的自由香港，短期內，香港幾乎變成了“金港”。富賈們將資金移至香港後，除部分低息貸給當地企業用外，剩下的部分，一時間竟很難找到用戶。
毛澤東就是在這個時候（1954年的11月份）來到了位於珠江口的廣州，當時的廣東省委負責人陶鑄、林李明和港澳工委的負責人饒彰風、黃施民鄭重地嚮毛主席匯報了香港的經濟形勢。毛澤東聽後說：好！外國的遊資這麽多，可以利用嘛。辦一個輕工業工廠企業所需的錢，貸款也好，投資也好，兩三年之內就能賺回來，再還給人傢……說到這，毛澤東吸了口煙說：“機會難求！”
毛澤東也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過《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其中提到：“從現有材料來看，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和積纍一般都很快，全部投産以後，4年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外，還可以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這樣好的事情為什麽不做？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分鐘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采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毛澤東還認為：應“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
毛澤東與陶鑄臨別時說：“你們的想法不錯，寫個報告，我把意見帶回北京去商量。”據說廣東省委的報告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但一直沒有得到正式的回覆。可見，對外開放，在中國的高層領導者當中，早已有過想法，衹是……
1978年一年之中，鄧小平連續四次出訪，先後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朝鮮、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傢。這一年當中，中國還有13位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的領導人，先後21次訪問了51個國傢。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對外交往呈現出了少有的活躍景象。通過這些訪問，中國高層領導人的眼界一下子變得開闊了，尤其是對於中國與發達國傢之間的落差感更加強烈了。“機遇難求！”中國再也不能坐失良機了。
在日本的幾天裏，鄧小平曾感嘆說：“中國荒廢了10年，在此期間，日本等其他國傢進步了。因此我們落後了20年。”當看到日本工廠生産汽車的能力是中國長春一汽汽車生産能力的幾十倍時，他對日本工廠的主人說：“我懂得了什麽是現代化了……”
統一穿着中山裝的中國代表團終於踏出了國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央召開了一個延期十多天的中央工作會議，而此會之前的那個務虛會卻鮮為人知。真理找到了，習仲勳等人的廣東先行一步的政策也要到了手，鄧小平果斷地說：深圳，就叫特區吧！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𠔌牧根據中央的意圖，派代表團兵分幾路進行考察。一個是4月份委派國傢計委和外貿部組織的港澳經貿考察組，在對港澳地區進行了實地考察研究後，形成了一份具有開拓性的經濟考察報告；另一個代表團便是以𠔌牧為團長的共和國第一個政府考察團。幾乎是同期，還有一個由李一氓擔任團長的中共代表團考察了南斯拉夫。
𠔌牧率領的考察團是由三十多位身着統一顔色的中山裝人士組成的，其中包括輕工部楊波、水電部錢正英、農業部張根生、國傢計委王全國等一些部長和幾位沿海地區的省市負責人，其中還有李灝、王維成、鬍光寶等同志。考察團名義上是禮節性訪問，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夕，對資本主義國傢經濟的一次實地考察。
20世紀70年代末，國內尚在沸沸揚揚的爭論聲中，國際風雲態勢卻為中國發展提供了機遇。封閉20餘年的中國正面臨着世界許多發達國傢的再次産業結構調整的好時機。時不我待，鄧小平已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這是時代發展的趨勢。
其實，20年前的中國也曾面臨過一個極好的機會。那是1955年的“亞非會議”前，受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的富豪商賈紛紛將大筆的資金轉移到了相對安全的自由香港，短期內，香港幾乎變成了“金港”。富賈們將資金移至香港後，除部分低息貸給當地企業用外，剩下的部分，一時間竟很難找到用戶。
毛澤東就是在這個時候（1954年的11月份）來到了位於珠江口的廣州，當時的廣東省委負責人陶鑄、林李明和港澳工委的負責人饒彰風、黃施民鄭重地嚮毛主席匯報了香港的經濟形勢。毛澤東聽後說：好！外國的遊資這麽多，可以利用嘛。辦一個輕工業工廠企業所需的錢，貸款也好，投資也好，兩三年之內就能賺回來，再還給人傢……說到這，毛澤東吸了口煙說：“機會難求！”
毛澤東也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過《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其中提到：“從現有材料來看，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和積纍一般都很快，全部投産以後，4年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外，還可以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這樣好的事情為什麽不做？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分鐘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采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毛澤東還認為：應“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
毛澤東與陶鑄臨別時說：“你們的想法不錯，寫個報告，我把意見帶回北京去商量。”據說廣東省委的報告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但一直沒有得到正式的回覆。可見，對外開放，在中國的高層領導者當中，早已有過想法，衹是……
1978年一年之中，鄧小平連續四次出訪，先後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朝鮮、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傢。這一年當中，中國還有13位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的領導人，先後21次訪問了51個國傢。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對外交往呈現出了少有的活躍景象。通過這些訪問，中國高層領導人的眼界一下子變得開闊了，尤其是對於中國與發達國傢之間的落差感更加強烈了。“機遇難求！”中國再也不能坐失良機了。
在日本的幾天裏，鄧小平曾感嘆說：“中國荒廢了10年，在此期間，日本等其他國傢進步了。因此我們落後了20年。”當看到日本工廠生産汽車的能力是中國長春一汽汽車生産能力的幾十倍時，他對日本工廠的主人說：“我懂得了什麽是現代化了……”
統一穿着中山裝的中國代表團終於踏出了國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中央召開了一個延期十多天的中央工作會議，而此會之前的那個務虛會卻鮮為人知。真理找到了，習仲勳等人的廣東先行一步的政策也要到了手，鄧小平果斷地說：深圳，就叫特區吧！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𠔌牧根據中央的意圖，派代表團兵分幾路進行考察。一個是4月份委派國傢計委和外貿部組織的港澳經貿考察組，在對港澳地區進行了實地考察研究後，形成了一份具有開拓性的經濟考察報告；另一個代表團便是以𠔌牧為團長的共和國第一個政府考察團。幾乎是同期，還有一個由李一氓擔任團長的中共代表團考察了南斯拉夫。
𠔌牧率領的考察團是由三十多位身着統一顔色的中山裝人士組成的，其中包括輕工部楊波、水電部錢正英、農業部張根生、國傢計委王全國等一些部長和幾位沿海地區的省市負責人，其中還有李灝、王維成、鬍光寶等同志。考察團名義上是禮節性訪問，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夕，對資本主義國傢經濟的一次實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