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简介
1978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MBA;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获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
1986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
198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
1987年学成归来后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第7、8、9、10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2005年在埃及亚历山大举行的第三世界科学院第16届大会上，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共出版了13本学术专著，其中《充分信息及国有企业改革》被翻译成英文、日文等在海外出版。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相继译成中文繁体字版、英、日、韩、法、越、俄文版等并被数次增订，被称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和转型的经典之作。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有突破性贡献，有关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
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农村改革和中国的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评为1980年至1998年间的经济学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国内经济学界仅林教授一人获得此奖；
其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荣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199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内经济学界最高奖）；
《技术变迁和家庭收入分配》一文被评为1999年度《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最佳论文；
还有多本著作分别获得北京市第4、5、6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著作一等奖。
林毅夫教授在国内外有众多兼职，并担任众多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
是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五”计划、“十一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世界银行顾问；
国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经济学家林毅夫访谈中国已进入200年来最有希望的时代您参加过多少次国家最高领导召集的座谈会？——“很多次了，难计其数吧”
1978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MBA;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获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
1986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
198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
1987年学成归来后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第7、8、9、10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2005年在埃及亚历山大举行的第三世界科学院第16届大会上，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共出版了13本学术专著，其中《充分信息及国有企业改革》被翻译成英文、日文等在海外出版。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相继译成中文繁体字版、英、日、韩、法、越、俄文版等并被数次增订，被称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和转型的经典之作。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有突破性贡献，有关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
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农村改革和中国的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评为1980年至1998年间的经济学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国内经济学界仅林教授一人获得此奖；
其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荣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199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内经济学界最高奖）；
《技术变迁和家庭收入分配》一文被评为1999年度《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最佳论文；
还有多本著作分别获得北京市第4、5、6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著作一等奖。
林毅夫教授在国内外有众多兼职，并担任众多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
是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五”计划、“十一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
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世界银行顾问；
国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经济学家林毅夫访谈中国已进入200年来最有希望的时代您参加过多少次国家最高领导召集的座谈会？——“很多次了，难计其数吧”
杨林林：林毅夫先生您好！
林毅夫：您好！
杨林林：能争取到您接受我的采访，很高兴。不容易啊（笑）。
林毅夫：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我手头的事情可能比较多一些。
杨林林：我给您传真的采访提纲您一定看过了？（林：对）那好，现在开始？（林：好）林毅夫先生，我来之前，特意到网上看了一下您的点击率，哎呀，很高的。我知道您有非常多的头衔，但是您曾经讲过，您最喜欢“经济学家”这个头衔。我现在想请您大致地数一数，您一共有多少个头衔（笑）？
林毅夫：这个，我自己没有数过呀（也笑了）。
杨林林：那您为什么会对“经济学家”这个头衔情有独钟？
林毅夫：因为实际上，我之所以能有其他的头衔，都因为我是经济学家。
杨林林：啊！——哈哈哈……！
林毅夫：如果我不是经济学家，那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哈哈哈……！但因为我是经济学家，所以做了很多的活动，带来了很多其他人没有的机会。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喜欢的不是经济学家这个称号，而是喜欢这个工作。因为经济学家的工作，是最直接的可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追求的“以天下为己任”这种抱负的，对不对？（杨：对）这是知识分子一向的胸怀，一向的抱负，这个跟“经世济民”是最接近的，经济不就是经世济民吗？这不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抱负吗？
杨林林：对。很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您多次参加过国家最高层领导召集的专家座谈会（林：对），先后一共有多少次了？
林毅夫：很多次了，难计其数吧（笑）。
杨林林：（跟林一起笑了）所以您有一个很充分的体会啊，就是您说过的“其实中央领导并不是总听经济学家的”？（林：嗯）那么……
林毅夫：也不能总听经济学家的（笑了）。
杨林林：（笑）为什么？
林毅夫：因为一般来讲，不是说“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意见”吗？您听到这个说法没有？
杨林林：（大笑不止）而且，即使是同一个经济学家，今天的意见和明天的意见可能还不一致呢。（林：就是啊）真难呀。（林：就是）对这一点，前一段时间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林：嗯）就是据说有一位专家呀，很善意地提醒国家高层领导人，说是“不要去听‘网民’的意见”。对这件事儿，您怎么看？
林毅夫：我想是这样子的，科学决策嘛，应该是“兼听则明”。但是到最后，应该还是决定于他自己对问题的判断——看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有多大？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困难？——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我觉得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网民”的意见，他们当然要听了，因为那反映了一种声音嘛！是“不平则鸣”的声音嘛。（杨：嗯）所以我觉得不能不听。但是问题的急迫性……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问题最急迫。但是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总是要有一个排序嘛，所以更不能“全听”。
杨林林：哦！——但是至少，高层领导人并没有只听“网民”的意见？（林：对，不是“只听”，当然不是）这一点是不是说，那位好心人的提醒……？
林毅夫：这个……每个人都从是自己的角度看问题的（跟杨一起笑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高层领导在科学决策这方面，倒是注意听取各方面意见的。您在《经济日报》嘛，您可以算一算，在我们的重大决策之前，党的内部有多少讨论，对不对？然后又要召集社会各界人士讨论，召集民主党派讨论，召集专家学者讨论……我想呢，每一个重要的决策，这样的讨论至少有10次以上吧。我说的这还是在政府自己的决策部门内部讨论之外的。在政府决策部门内部，还不晓得要经过多少次讨论！（杨：对）一般重要的文件，至少都是半年以上的准备期，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已经听过了多少意见？！好，这些过程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各方意见最终都是比较充分地反映出来了。我觉得，也应该让每个人有权利、有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但是到最后的决策，还是要根据领导人对问题的急迫性的判断，跟我们解决问题的条件是不是成熟，来决定什么时候做决策。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也是这样的，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嘛。您说“中国领导人对现实情况的掌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依据何在杨林林：您这个问题讲得很实际。（林：嗯）您还有一个说法，应该说是经验之谈了——您说的是，咱们国家的政治家对经济政策的考量，远远比经济学家的限制条件要多得多。这个“多得多”怎么讲？
林毅夫：因为经济学家所考虑的也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只有考虑“效率”，对不对？（杨：对）在考虑效率的时候，他所考虑的限制条件呢，并不完全充分。政治家就要考虑“效率”跟“公平”怎么平衡，当前的问题跟未来的问题怎样衔接，国内跟国外怎样取得平衡。（杨：嗯）所以他要掌握时机、掌握力度，还有可能产生的反响，这个决策跟下个决策怎么衔接的问题。经济学家通常不考虑这些问题。
杨林林：（笑）嗯。那反过来说，经济学家是不是应该善于“换位思考”，也替决策层考虑考虑？——从经济学的角度。
林毅夫：当然啦！每个经济学家都认为自己考虑得很具体、很周全（笑）。
林毅夫：您好！
杨林林：能争取到您接受我的采访，很高兴。不容易啊（笑）。
林毅夫：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我手头的事情可能比较多一些。
杨林林：我给您传真的采访提纲您一定看过了？（林：对）那好，现在开始？（林：好）林毅夫先生，我来之前，特意到网上看了一下您的点击率，哎呀，很高的。我知道您有非常多的头衔，但是您曾经讲过，您最喜欢“经济学家”这个头衔。我现在想请您大致地数一数，您一共有多少个头衔（笑）？
林毅夫：这个，我自己没有数过呀（也笑了）。
杨林林：那您为什么会对“经济学家”这个头衔情有独钟？
林毅夫：因为实际上，我之所以能有其他的头衔，都因为我是经济学家。
杨林林：啊！——哈哈哈……！
林毅夫：如果我不是经济学家，那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哈哈哈……！但因为我是经济学家，所以做了很多的活动，带来了很多其他人没有的机会。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喜欢的不是经济学家这个称号，而是喜欢这个工作。因为经济学家的工作，是最直接的可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追求的“以天下为己任”这种抱负的，对不对？（杨：对）这是知识分子一向的胸怀，一向的抱负，这个跟“经世济民”是最接近的，经济不就是经世济民吗？这不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抱负吗？
杨林林：对。很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您多次参加过国家最高层领导召集的专家座谈会（林：对），先后一共有多少次了？
林毅夫：很多次了，难计其数吧（笑）。
杨林林：（跟林一起笑了）所以您有一个很充分的体会啊，就是您说过的“其实中央领导并不是总听经济学家的”？（林：嗯）那么……
林毅夫：也不能总听经济学家的（笑了）。
杨林林：（笑）为什么？
林毅夫：因为一般来讲，不是说“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意见”吗？您听到这个说法没有？
杨林林：（大笑不止）而且，即使是同一个经济学家，今天的意见和明天的意见可能还不一致呢。（林：就是啊）真难呀。（林：就是）对这一点，前一段时间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林：嗯）就是据说有一位专家呀，很善意地提醒国家高层领导人，说是“不要去听‘网民’的意见”。对这件事儿，您怎么看？
林毅夫：我想是这样子的，科学决策嘛，应该是“兼听则明”。但是到最后，应该还是决定于他自己对问题的判断——看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有多大？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困难？——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我觉得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网民”的意见，他们当然要听了，因为那反映了一种声音嘛！是“不平则鸣”的声音嘛。（杨：嗯）所以我觉得不能不听。但是问题的急迫性……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问题最急迫。但是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总是要有一个排序嘛，所以更不能“全听”。
杨林林：哦！——但是至少，高层领导人并没有只听“网民”的意见？（林：对，不是“只听”，当然不是）这一点是不是说，那位好心人的提醒……？
林毅夫：这个……每个人都从是自己的角度看问题的（跟杨一起笑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高层领导在科学决策这方面，倒是注意听取各方面意见的。您在《经济日报》嘛，您可以算一算，在我们的重大决策之前，党的内部有多少讨论，对不对？然后又要召集社会各界人士讨论，召集民主党派讨论，召集专家学者讨论……我想呢，每一个重要的决策，这样的讨论至少有10次以上吧。我说的这还是在政府自己的决策部门内部讨论之外的。在政府决策部门内部，还不晓得要经过多少次讨论！（杨：对）一般重要的文件，至少都是半年以上的准备期，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已经听过了多少意见？！好，这些过程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各方意见最终都是比较充分地反映出来了。我觉得，也应该让每个人有权利、有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但是到最后的决策，还是要根据领导人对问题的急迫性的判断，跟我们解决问题的条件是不是成熟，来决定什么时候做决策。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也是这样的，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嘛。您说“中国领导人对现实情况的掌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依据何在杨林林：您这个问题讲得很实际。（林：嗯）您还有一个说法，应该说是经验之谈了——您说的是，咱们国家的政治家对经济政策的考量，远远比经济学家的限制条件要多得多。这个“多得多”怎么讲？
林毅夫：因为经济学家所考虑的也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只有考虑“效率”，对不对？（杨：对）在考虑效率的时候，他所考虑的限制条件呢，并不完全充分。政治家就要考虑“效率”跟“公平”怎么平衡，当前的问题跟未来的问题怎样衔接，国内跟国外怎样取得平衡。（杨：嗯）所以他要掌握时机、掌握力度，还有可能产生的反响，这个决策跟下个决策怎么衔接的问题。经济学家通常不考虑这些问题。
杨林林：（笑）嗯。那反过来说，经济学家是不是应该善于“换位思考”，也替决策层考虑考虑？——从经济学的角度。
林毅夫：当然啦！每个经济学家都认为自己考虑得很具体、很周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