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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第1节:前言(1)
  001前言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它在2007年1月22日的一期上,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两位作者,《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助理迈克尔•艾里奥特(Michael Elliott)和《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西蒙•艾里特(Simon elegant),为这期封面写出的故事长达11页,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纪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中国正将它的经济影响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我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但是存心把它写出,是过去两年的事。在这之前,我用了大约18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6个月调查联想集团。这两个机构都在中关村,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公司,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公司。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而把大部分中关村的故事抛诸身后。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第2节:前言(2)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过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节奏也更快。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成者少,败者多。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中间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赴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他们已经走了27年,直到今天。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关村有什么高科技?应当说,在对它的种种批评中,这是客气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人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就要死亡"。这个说法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它"已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比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这种舆论自2004年春天以来特别强大,以至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全都理直气壮,实际进程中则充斥着相互对立的证据。这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生动,富有冲突、悬念和戏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有:我们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术浪潮是怎样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也经历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吗?它有原罪吗?有欺骗吗?有无法无天吗?有勾心斗角吗?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样递进?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者只不过是个大集市?它究竟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政府应当介入吗?应当干预吗?应当凭借行政权力去支持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吗?如果不应当,那么怎样制止它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如果应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经过气了吗?"海归"将要成为它的主力军吗?当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之时,它还是小公司的天堂吗?它还是新技术的发源地吗?它还是国家创新的一面旗帜吗?它将会成为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吗?也许,它的历史已经中断,将被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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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关村而言,要想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生机勃勃充满变化的新世界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中国独有,而且全世界难能有二。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从官方立场上看,它作为科技园的历史是从1988年开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间研究者看来,自从陈春先1980年自行其是地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中关村的新革命就已经开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我常常想,也许叙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会更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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