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中国在所谓郡县制的制度中，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雇员，拿工资办事，办不好事则被炒，当然也可能因此丢了吃饭的家伙。仅仅在这后一点上，皇帝和官员的关系，不像老板和雇员。所以，虽然清末以来，人们一直批判君主专制，批判皇帝的家天下，但皇帝自己在多数的时间其实明白，这个天下的实际主人，并不是只有他自己。汉代皇帝就明确说，他是与二千石（郡太守）共天下，后来又说，是跟士大夫共天下。直到清代，皇帝也不敢公开说，天下就是他们爱新觉罗一家的。从治理角度，国家和乱治兴衰，很大程度上要看官员的素质和能力。既然官僚体制和体制内的人，是国家政治好坏的关键，所以，选拔官员，就成为政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将选举，看得这么重要。
通过选举，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跟考试相联系的士大夫阶层，考试的金字塔，类似于士大夫或者说士人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有机地将王朝政治和民间社会联系到一起，民间社会，完全认可这个制度，以至于在民间的戏曲中，科举和状元，成为非常时髦的内容。在王朝正常运转的时候，起到稳定作用，在王朝兴替之际，谁能迅速重建考试机制，谁就意味着具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古代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制度的弊病，在于考试选官制度，跟学校的教育制度相捆绑，以至于扼杀了科学技术进入正规教育的可能。恰由于这个弊病，使得中国在被西方拖入近代世界体系的时刻，显得格外的被动，当然，科举制度也格外受到抨击。废科举是中国在现代化选择中的一种无奈，也是对自己传统制度的一种误读，废科举导致的是传统秩序的深度瓦解，但是新制度却长期空位，清亡之后的长时期乱相，究其根本，跟废科举不无关系。民国政府在新式学校制度和文官考试制度重建上的努力，虽然有成效，但却抵消不了传统秩序紊乱带来的恶果，当中国不得不走向以剧烈变革为标志的道路时，传统和现代的所有因素，都被放置在一个新的框架内重新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高校的全国性和实质性调整，新的全国范围的高考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科举的复兴。考试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标准，考上的人，只要毕业，就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设立了全国统一的考试机构，统一出题，严格考试程序和纪律。
无疑，新的科举，尽管有着种种的弊病，非常不利于激发国家的创造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清末以来国人在新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方面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是，这种制度，对于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新的科举和与之配套的苏式大学教育形式，能够为新政权快速提供建设所需要的基本的技术人才和意识形态以及管理干部。
然而，这个苏式的官僚化、程式化的过程，被文革彻底打断，国家的整体秩序，被严重破坏，而官员选拔和教育体系的秩序，则被破坏得尤其厉害。再不好的秩序，也是一种秩序，而无秩序，对于国家政治经济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灾难。因此，文革结束后的高考恢复，对国家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本书所讲述的30年高考，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入人们的视野的。
显然，对于在这30年，尤其是高考刚恢复几年的人们来说，高考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这个制度，被赋予了原本不该有的意义，也背负了原本不该有的负担。从制度建设角度，高考恢复，并没有积极的建设性价值，仅仅是因为在废墟上的重建，所以作用格外巨大，但是恰是由于这一点，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都被遮蔽了，从清末以来人们对这种制度的反思，也被搁置。高考恢复，重建了人们对国家的信心，恢复了民间与官场的制度性联系，重建了人才选拔的程式化机制，当然，也恢复了中国的常态的教育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再一次将社会拉回到选举层面，使中国部分地恢复了选举社会的面目。
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中国在所谓郡县制的制度中，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雇员，拿工资办事，办不好事则被炒，当然也可能因此丢了吃饭的家伙。仅仅在这后一点上，皇帝和官员的关系，不像老板和雇员。所以，虽然清末以来，人们一直批判君主专制，批判皇帝的家天下，但皇帝自己在多数的时间其实明白，这个天下的实际主人，并不是只有他自己。汉代皇帝就明确说，他是与二千石（郡太守）共天下，后来又说，是跟士大夫共天下。直到清代，皇帝也不敢公开说，天下就是他们爱新觉罗一家的。从治理角度，国家和乱治兴衰，很大程度上要看官员的素质和能力。既然官僚体制和体制内的人，是国家政治好坏的关键，所以，选拔官员，就成为政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将选举，看得这么重要。
通过选举，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跟考试相联系的士大夫阶层，考试的金字塔，类似于士大夫或者说士人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有机地将王朝政治和民间社会联系到一起，民间社会，完全认可这个制度，以至于在民间的戏曲中，科举和状元，成为非常时髦的内容。在王朝正常运转的时候，起到稳定作用，在王朝兴替之际，谁能迅速重建考试机制，谁就意味着具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古代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制度的弊病，在于考试选官制度，跟学校的教育制度相捆绑，以至于扼杀了科学技术进入正规教育的可能。恰由于这个弊病，使得中国在被西方拖入近代世界体系的时刻，显得格外的被动，当然，科举制度也格外受到抨击。废科举是中国在现代化选择中的一种无奈，也是对自己传统制度的一种误读，废科举导致的是传统秩序的深度瓦解，但是新制度却长期空位，清亡之后的长时期乱相，究其根本，跟废科举不无关系。民国政府在新式学校制度和文官考试制度重建上的努力，虽然有成效，但却抵消不了传统秩序紊乱带来的恶果，当中国不得不走向以剧烈变革为标志的道路时，传统和现代的所有因素，都被放置在一个新的框架内重新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高校的全国性和实质性调整，新的全国范围的高考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科举的复兴。考试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标准，考上的人，只要毕业，就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设立了全国统一的考试机构，统一出题，严格考试程序和纪律。
无疑，新的科举，尽管有着种种的弊病，非常不利于激发国家的创造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清末以来国人在新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方面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是，这种制度，对于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新的科举和与之配套的苏式大学教育形式，能够为新政权快速提供建设所需要的基本的技术人才和意识形态以及管理干部。
然而，这个苏式的官僚化、程式化的过程，被文革彻底打断，国家的整体秩序，被严重破坏，而官员选拔和教育体系的秩序，则被破坏得尤其厉害。再不好的秩序，也是一种秩序，而无秩序，对于国家政治经济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灾难。因此，文革结束后的高考恢复，对国家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本书所讲述的30年高考，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入人们的视野的。
显然，对于在这30年，尤其是高考刚恢复几年的人们来说，高考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这个制度，被赋予了原本不该有的意义，也背负了原本不该有的负担。从制度建设角度，高考恢复，并没有积极的建设性价值，仅仅是因为在废墟上的重建，所以作用格外巨大，但是恰是由于这一点，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都被遮蔽了，从清末以来人们对这种制度的反思，也被搁置。高考恢复，重建了人们对国家的信心，恢复了民间与官场的制度性联系，重建了人才选拔的程式化机制，当然，也恢复了中国的常态的教育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再一次将社会拉回到选举层面，使中国部分地恢复了选举社会的面目。
然而，这30年的中国，毕竟是在迅速地向西方靠拢，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这种变相科举的制度，以及相关联的大学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愈发显现出其无法跟世界接轨的问题，其最大的问题，是扼杀在现代社会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再一次面临清末民初的困境，改革势所难免。
马国川、赵学勤先生编写的这本书，用直白的语言，清晰地理出了30年高考的脉络，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铺垫，这是一种反思，基于历史层面的反思。显然，非常有益。作者命我这个并非专门研究教育的人做序，盛情之下，只好应命，但愿，这个不是序的序，没有为这本很不错的书添乱。
张 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07年4月19日
引子：废除科举后的70年沧桑风雨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东方大清王朝紧闭的大门被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中央帝国""老大帝国"美梦被隆隆的炮声击碎。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惨痛的教训中发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缘于人才不足，人才不足源于教育制度的落后。甲午海战，日本的胜利，对中国政界及知识界影响甚大。中国上下变法之声愈强。严复说当时"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张之洞在《劝学篇·序》里也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对于教育制度的反思，落脚于对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的批判上。
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１０月，风雨飘摇中欲图振拔的清政府谕令从丙午（即公元1906年）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是中国在1905年最大的新闻，它的轰动是世界性的。此诏书宣告了中国延续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封建专制的人才基础--科举制度，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想想吧，改革科举制是戊戌变法中的一项内容，但慈禧老佛爷一句话就使它中途夭折。这时，老佛爷还活着，袁世凯的一句话就废了它。这袁世凯还了得吗！
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当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把这一事件同清廷即将开展的宪政改革顺理成章地捆绑在一起："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辛亥革命后，莫理循在袁世凯总统府中，做了外籍政治顾问。
废除科举之后，那些把科举作为人生追求的读书人如丧考妣，认为断送了人生出路。但更多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了洋务求新人士已经兴办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公学等现代高校。这些学堂实行自主招生，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施行的是各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为政，各家独立自主命题。由于是各自为政，那些参与命题的老学究们有时还会开开倒车。比如，北平一所医学院招生，国文考试题目是《卞壶不苟好时论》，题目出自《晋书》。可是，立志做医生的学生又有几个读过《晋书》呢？只好全体交了白卷。
不过大势所趋，新式考试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蔡元培还是翰林，但他们都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冯友兰的话说，"北京大学基本上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学校"，但考试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当时北大的高考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别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总是逃不掉的；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则要考数学。
马国川、赵学勤先生编写的这本书，用直白的语言，清晰地理出了30年高考的脉络，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铺垫，这是一种反思，基于历史层面的反思。显然，非常有益。作者命我这个并非专门研究教育的人做序，盛情之下，只好应命，但愿，这个不是序的序，没有为这本很不错的书添乱。
张 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07年4月19日
引子：废除科举后的70年沧桑风雨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东方大清王朝紧闭的大门被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中央帝国""老大帝国"美梦被隆隆的炮声击碎。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惨痛的教训中发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缘于人才不足，人才不足源于教育制度的落后。甲午海战，日本的胜利，对中国政界及知识界影响甚大。中国上下变法之声愈强。严复说当时"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张之洞在《劝学篇·序》里也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对于教育制度的反思，落脚于对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的批判上。
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１０月，风雨飘摇中欲图振拔的清政府谕令从丙午（即公元1906年）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是中国在1905年最大的新闻，它的轰动是世界性的。此诏书宣告了中国延续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封建专制的人才基础--科举制度，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想想吧，改革科举制是戊戌变法中的一项内容，但慈禧老佛爷一句话就使它中途夭折。这时，老佛爷还活着，袁世凯的一句话就废了它。这袁世凯还了得吗！
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当年，《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把这一事件同清廷即将开展的宪政改革顺理成章地捆绑在一起："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辛亥革命后，莫理循在袁世凯总统府中，做了外籍政治顾问。
废除科举之后，那些把科举作为人生追求的读书人如丧考妣，认为断送了人生出路。但更多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了洋务求新人士已经兴办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和上海马相伯创建的"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公学等现代高校。这些学堂实行自主招生，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施行的是各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为政，各家独立自主命题。由于是各自为政，那些参与命题的老学究们有时还会开开倒车。比如，北平一所医学院招生，国文考试题目是《卞壶不苟好时论》，题目出自《晋书》。可是，立志做医生的学生又有几个读过《晋书》呢？只好全体交了白卷。
不过大势所趋，新式考试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蔡元培还是翰林，但他们都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冯友兰的话说，"北京大学基本上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学校"，但考试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当时北大的高考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别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总是逃不掉的；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则要考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