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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 Three Kingdoms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作者介绍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特点与质疑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3)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但是,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的丑事缄口无言,为之回护。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赵翼在回顾自《春秋》以来即有回护现象的存在,认为陈寿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于是赵翼列举一些例证,如汉献帝逊位之后,魏封其为山阳公,到他死时,才追谥为献帝,陈寿隐去曹王篡汉封山阳公一节,在《魏纪》中只称汉献帝。同样常道乡公逊位,为陈留王,到死时才追谥为元帝,陈寿也为之讳隐掩饰。司马师废齐王曹芳,《魏略》是这样记载的:“(司马)师遣郭一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日:‘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邪。’太后乃付以玺缓。”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司马师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陈寿《魏书》“反载太后之命,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关。”如此等等。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弑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见司马昭跋扈专横,专权祸国,心不能甘,“发甲兵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司马昭令贾充拒之,时府兵尚不敢动,贾充即令成倅、成济曰:‘公蓄养汝等,正为今日。’成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而陈寿《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命,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这样,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陈寿修史中的曲笔、回护的确存在,他显然是处在曹魏、西晋政权交替过程中的一种避祸方式,作为封建时代的史书,必然会对当权者有所回护,为尊者讳是无法超越的潜在规则。就是赵翼所肯定的秉笔直书的南史、董狐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赵盾弑君”(《左传·宣公二年》)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结论。他们立论的理由是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计贼”,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
  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裴松之介绍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三国志》裴松之注本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中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体、纪传体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三国志》裴注引用书目
  
  二画
   《九州岛春秋》(司马彪撰)
   《九州岛记》(荀绰撰。注:此书总名《九州岛记》,则分为《冀州记》、《兖州记》等各篇)
  三画
   《三辅决录》(赵岐撰)《三朝录》
   《三国评》(徐众撰)《山阳公载记》(乐资撰)
   《山涛启事》
  四画
   《太康三年地记》
   《文士传》
   (注:《曹休传》注中说是张隐所撰,《荀彧传》注中说是张衡所撰,《王粲传》注中说是张骘所撰,待考)
   《文章志》(挚虞撰) 《文章叙录》(荀勖撰)
   《孔氏谱》 《孔融集》
   《王氏谱》 《王朗家传》
   《王朗集》 《王弼传》(何劭撰)
  五画
   《世语》=《魏晋世语》(郭颁撰)
   《四体书势》(卫恒撰)
  六画
   《江表传》(虞溥撰) 《交广记》(王隐撰)
   《交广二州春秋》(王范撰)《先贤行状》
   《汝南先贤传》 《任嘏别传》
   《列书》《列异传》
   《决疑要注》(挚虞撰)《百官志》
   《百官名》
  七画
   《吴书》(韦曜撰。注:韦曜本名昭,晋朝史官避司马昭讳改)
   《吴历》(胡冲撰) 《吴录》(张勃撰)
   《吴纪》(环某撰) 《吴质别传》
   《序传》(司马彪撰)《阮氏谱》
   《志林》(虞喜撰)《杜氏新书》
  八画
   《辛宪英传》(夏侯湛撰) 《典略》(鱼豢撰)
   《邴原别传》 《明堂论》(蔡邕撰)
   《抱朴子》(葛洪撰) 《东阿王辩道论》
  九画
   《后汉书》(谢承撰) 《英雄记》
   《兖州记》(注:即《九州岛记》其中一篇)
   《风俗通》(应劭撰) 《胡氏谱》
   《姚信集》
  十画
   《晋纪》(干宝撰) 《晋书》(王隐撰)
   《晋书》(干宝撰) 《晋书》(虞预撰)
   《晋诸公赞》(傅畅撰) 《晋阳秋》(孙盛撰)
   《晋泰始起居注》 《晋惠帝起居注》(陆机撰)
   《益州耆旧传》 《益部耆旧传》(陈寿撰)
   《益部耆旧杂记》(陈寿撰。注:此书应为《耆旧传》之附录)
   《高贵乡公集》 《高士传》(皇甫谧撰)
   《烈女传》(皇甫谧撰) 《荀氏家传》
   《荀彧别传》 《袁氏世纪》
   《孙氏谱》 《孙资别传》
   《孙惠别传》 《马先生序》(傅玄撰)
   《书林》(应璩撰)《神仙传》(葛洪撰)
  十一画
   《陈留耆旧传》《陈氏谱》
   《曹瞒传》(吴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别传》 《庾氏谱》
   《郭氏谱》 《崔氏谱》
   《陆氏世颂》 《陆氏祠堂像赞》
   《陆逊铭》(陆机撰) 《启蒙注》(顾恺之撰)
   《通语》(殷基撰) 《异同杂语》(孙盛撰)
   《异同评》(孙盛撰) 《异物志》
   《异林》(陆某撰)
  十二画
   《华阳国志》(常璩撰)《华佗别传》
   《博物志》(张华撰) 《博物记》
   《嵇氏谱》《嵇康传》
   《嵇康集》《程晓别传》
   《费祎别传》《傅子》(傅玄撰)
   《傅咸集》《张超集》
   《逸士传》(皇甫谧撰)《搜神记》(干宝撰)
  十三画
   《蜀记》(王隐撰) 《蜀本纪》
   《蜀世谱》(孙盛撰) 《楚国先贤传》
   《零陵先贤传》《会稽典录》
   《会稽邵氏家传》《虞翻别传》
   《杨都赋注》(庾阐撰)《万机论》(蒋济撰)
  十四画
   《汉纪》(张璠撰)《汉纪》(袁宏撰)
   《汉书》(华峤撰)《汉魏春秋》(孔衍撰)
   《汉晋春秋》(习凿齿撰) 《汉末名士传》
   《管辂别传》《赵云别传》
   《裴氏家纪》(傅畅撰)
  十五画
   《郑玄别传》《潘尼别传》
   《潘岳别传》《潘岳集》
   《刘氏谱》《刘廙别传》
  十六画
   《冀州记》(注:即《九州岛记》其中一篇)
   《战略》(司马彪撰) 《卢谌别传》
   《诸葛氏谱》 《诸葛亮集》(陈寿次定)
   《诸葛恪别传》 《机云别传》
   《默记》(张俨撰) 《褒赏令》
  十七画
   《襄阳记》(习凿齿撰)《锺会母传》
  十八画
   《魏书》(王沈撰) 《魏略》(鱼豢撰)
   《魏纪》(殷澹撰) 《魏氏春秋》(孙盛撰)
   《魏末传》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孙盛撰)
   《魏世谱》 《魏都赋》
   《杂记》(孙盛撰)《礼论》
  十九画
   《庐江何氏家传》
  二十画
   《献帝传》 《献帝记》
   《献帝春秋》(袁暐撰) 《献帝起居注》
   《谱叙》(华峤撰)
  二十一画
   《续汉书》(司马彪撰) 《顾谭传》
  二十四画
   《灵帝纪》(刘艾撰)
   上所引书一百五十六种,不包括引用古书以为注释者。
   附录
   1撰人着一书以上者
  荀绰:《九州岛记》(《兖州记》《冀州记》等)
  鱼豢:《典略》《魏略》
  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记》
  傅畅:《晋诸公赞》《裴氏家纪》
  傅玄:《马先生序》《傅子》
  华峤:《汉书》《谱叙》
  挚虞:《文章志》《决疑要注》
  葛弘:《抱朴子》《神仙传》
  何劭:《王弼传》《荀粲传》
  陆机:《晋惠帝起居注》《陆逊铭》
  王隐:《交广记》《晋书》《蜀记》
  皇甫谧:《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
  干宝:《晋纪》《晋书》《搜神记》
  陈寿:《益部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诸葛亮集》
  司马彪:《九州岛春秋》《序传》《战略》《续汉书》
  孙盛:《晋阳秋》《异同杂语》《异同评》《蜀世谱》《魏氏春秋》《魏世籍》《杂记》
   2同名著述
  张璠《汉纪》、袁宏《汉纪》
  干宝《晋书》、王隐《晋书》、虞预《晋书》
  
  分析与评价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445),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48《孙皓传》云‘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282)。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82《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后人补充与考证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
  《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的补表补志于下:
  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国纪年表》。
  谢钟英:《三国大事表》。
  张守常:《三国大事表补正》。
  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
  万斯同:《三国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
  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吴将柏大臣年表》。
  黄大华:《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
  周明泰:《三国志世系表》。据南宋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补录不见于陈寿书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
  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曹魏官制大异于汉,而两晋南北朝的职官多渊源于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下列前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
  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氏订正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三国分列,按诸帝次序,依州郡县列为表。杨氏补正。
  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列三国最后疆域所包括郡县名,并注清末今地。
  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洪氏撰,谢氏补注,以三国最后疆域为断。县下注城镇山川等及有关当地故实。
  谢钟英:《三国疆域志疑》。
  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
  侯康:《补三国艺文志》。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清代杨晨编《三国会要》二十二卷,分十六门。引用正史为正文,裴注等书低格写。此书与以后朱铭盘所编南朝宋、齐、梁等会要一样,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
  关于《三国志》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编纂处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中华书局所出高秀芳、杨济安编的《三国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处较广。但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见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词语,反未收录。如“三史”、“人伦”、“人流”、“羌胡谷”、“虏谷、“楼梦”、“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类词语进行研究。又如“中国”、“中州”、“部曲”等条目下所列出处,亦有脱漏。引得约纂处所出其他引得,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如《世说新语引得》,亦存在类似问题。
  现代最通行的三国志刻本有四种: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北监本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这四种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种虽然在重刻时还不免增加了一些错字,但都经过认真校勘,并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我们的校点工作,就用这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
  历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顾炎武、何焯以下约二十余家,都能根据本书前后文互证,并参考它书,对于宋、元以来各种版本相沿未改的错误,分别提出意见,或批注书眉,或成为专门著作刊布。民国时,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集解》,可供读《三国志》时参考。
  除各种选注选译本外,完整翻译陈寿《三国志》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搜罗到了各种《三国志》的今注今译本共有十二种。有中、韩、日三个语种。中文最早的是中国台湾学者王静芝等人的《白话三国志》(台北河洛出版社,1980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学者陆续推出了下面九种译本:
  1、苏渊雷主编《三国志今注今译》(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2、田余庆、吴树平主编《三国志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3、刘国辉等译《三国志现代文版》(红旗出版社,1992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4、曹文柱等主编《白话三国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翻译了“陈志”和少量“裴注”,没有注释)
  5、戴逸主编《三国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6、杜经国译《文白对照三国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7、方北辰注译《三国志注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8、上海古籍出版社译《白话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仅翻译了“陈志”, 没有注释)
  9、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分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仅翻译了“陈志”, 没有注释)。
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吴书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
  少为县吏。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唐,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日:"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罗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以还。父大惊。由是显闻,府召署假尉。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与州郡合讨破之。是岁,嘉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监渎丞,数岁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中平元年,黄巾贼师张角起于魏郡。托有神灵,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潜相连结,自称黄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万)一旦俱发,天下响应,燔烧郡县,杀害长吏。汉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俊将兵讨击之。俊表请坚为佐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俊并力奋击,所向无前。汝、颍贼困迫,走保宛城。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遂大破之。俊具以状闻上,拜坚别部司马。
  边章、韩遂作乱凉州,中郎将董卓拒讨无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西讨章等。温表请坚与参军事,屯长安。温以诏书召卓,卓良久乃诣温。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坚时在坐,前耳语谓温曰:"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温曰:"卓素著威名于陇蜀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坚曰:"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于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明公垂意于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于是在矣。"温不忍发举,乃曰:"君且还,卓将疑人。"坚因起出。章、遂闻大兵向至,党众离散,皆乞降。军还,议者以军未临敌,不断功赏。然闻坚数卓三罪,劝温斩之,无不叹息。拜坚议郎。时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乃以坚为长沙太守。到郡亲率将士,施设方略,旬月之间,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于零、桂,与星相应。遂越境寻讨,三郡肃然。汉朝录前后功,封坚为乌程侯。
  灵帝崩,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诸州郡并兴义兵,欲以讨卓。坚亦举兵。荆州刺史王睿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坚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坚:"前移南阳,而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主簿推问意故。"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周不得出。有顷,主簿复入白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便牵咨于军门斩之。郡中震慄,无求不获。
  前到鲁阳,与袁术相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遂治兵于鲁阳城。当进军讨卓,遣长史公仇称将兵从事还州督促军粮。施帐幔于城东门外,祖道送称,官属并会。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轻骑数十先到。坚方行酒谈笑,敕部曲整顿行陈,无得妄动。后骑渐益,坚徐罢坐,导引入城。乃谓左右曰:"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卓兵见坚士众甚整,不敢攻城,乃引还。坚移屯梁东,大为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坚常著赤罽帻,乃脱帻令亲近将祖茂著之。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间道得免。茂困迫,下马,以帻冠冢闲烧柱,因伏草中。卓骑望见,围绕数重,定近觉是柱,乃去。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是时,或间坚于术,术怀疑,不运军粮。阳人去鲁阳百余里,坚夜驰见术,画地计校,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术踧踖,即调发军粮。坚还屯。卓惮坚猛壮,乃遣将军李傕等来求和亲。令坚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坚曰:"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复进军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寻徙都西入关,焚烧雒邑。坚乃前入至雒,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讫,引军还,住鲁阳。
  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兄子贲,帅将士众就术。术复表贲为豫州刺史。
  坚四子:策、权、翊、匡。权既称尊号,谥坚曰武烈皇帝。
  策字伯符。坚初兴义兵,策将母徙居舒。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坚薨,还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徐州牧陶谦深忌策。策舅吴景,时为丹杨太守,策乃载母徙曲阿,与吕范,孙河俱就景。因缘召募得数百人。兴平元年,从袁术。术甚奇之,以坚部曲还策。太傅马日磾杖节安集关东,在寿春以礼辟策,表拜怀义校尉,术大将乔蕤、张勋皆倾心敬焉。术常叹曰:"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于内厩。策指使人就斩之,讫,诣术谢。术曰:"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由是军中益畏惮之。术初许策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杨陈纪。后术欲攻徐州,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康不与,术大怒。策昔曾诣康,康不见,使主簿接之。策常衔恨。术遣策攻康,谓曰:"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
  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杨,策从兄贲又为丹扬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贲退舍历阳。繇遣樊能、于麋东屯横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距术。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连年不克。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于历阳,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
  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刘繇弃军遁逃,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据会稽,屠东冶,乃攻破虎等。尽更置长吏,策自领会稽太守,复以吴景为丹杨太守,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分豫章为庐陵郡,以贲弟辅为庐陵太守,丹扬朱治为吴郡太守。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
  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后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收其珍宝以归。策闻之,伪与勋好盟。勋新得术众,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策劝勋攻取之。勋既行,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勋众尽降,勋独与麾下数百人自归曹公。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
  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安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至夜卒,时年二十六。
  权称尊号,追谥策曰长沙桓王,封子绍为吴侯,后改封上虞侯。绍卒,子奉嗣。孙皓时,讹言谓奉当立,诛死。
  评曰: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祟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
吴书·吴主传
  孙权,字仲谋。兄策既定诸郡,时权年十五,以为阳羡长。郡察孝廉,州举茂才,行奉义校尉。汉以策远修职贡,遣使者刘琬加锡命。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
  建安四年,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五年。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使出巡军。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七年,权母吴氏薨。
  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九年,权弟丹杨太守翊为左右所害,以从兄瑜代翊。
  十年,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
  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淩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是岁,使贺齐讨黟、歙,分歙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荆州牧刘表死,鲁肃乞奉命吊表二子,且以观变。肃未到,而曹公已临其境,表子琮举众以降。刘备欲南济江,肃与相见,因传权旨,为陈成败。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同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仪,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近,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时甘宁在夷陵,为仁党所围,用吕蒙计,留淩统以拒仁,以其半救宁,军以胜反。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
  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权征皖城。闰月,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蒙使人诱普,普降,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备归,而曹公已还。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彻军还。兵皆就路,权与淩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扞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须。
  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
  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
  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生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拔。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犹豫不能去。闰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及令王惇市马,又遣朱光等归。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年为延康。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五千家来附。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
  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五月,建业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诸将曰:"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爱身之谓。夫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祟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十一月,策命权曰:"盖圣王之法,以德设爵,以功制禄;劳大者禄厚,德盛者礼丰。故叔旦有夹辅之勋,太公有鹰扬之功,并启土宇,并受备物,所以表章元功,殊异贤哲也。近汉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则前世之懿事,后王之元龟也。朕以不德,承运革命,君临万国,秉统天机。思齐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资忠亮,命世作佐,深睹历数,达见废兴。远遣行人,浮于潜汉。望风影附,抗疏称藩,兼纳纤絺南方之贡,普遣诸将来还本朝。忠肃内发,款诚外昭,信著金石,义盖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为吴王,使使持节太常高平侯贞,授君玺绶策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锡君青土,苴以白茅,对扬朕命,以尹东夏。其上故骠骑将军南昌侯印绶符策。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绥安东南,纲纪江外,民夷安业,无或携贰。是用锡尹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务财劝农,仓库盈积,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礼教兴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君宣导休风,怀柔百越,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运其才谋,官方任贤,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忠勇并奋,清除奸慝,是用锡君虎贲之士百人。君振威陵迈,宣力荆南,枭灭凶丑,罪人斯得。是用锡君鈇钺各一,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肃为基,恭俭为德,是用锡君秬鬯一卣,圭瓒副焉。钦哉!敬敷训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是岁,刘备师军来伐,至巫山、秭归,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谿民皆反为蜀。权以陆逊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赵咨使魏。魏帝问曰:"吴王何等主也?"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帝欲封权子登,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并献方物。立登为王太子。
  黄武元年春正月,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三月,鄱阳言黄龙见。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之。临陈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
  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欲遣待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权辞让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文帝报曰:"君生于扰攘之际,本有从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来,贡献盈路。讨备之功,国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廊庙之议,王者所不得专;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外引隗嚣遣子不终,内喻窦融守忠而已。世殊时异,人各有心。浩周之还,口陈指麾,益令议者发明众嫌,终始之本,无所据杖,故遂俛仰从群臣议。今省上事,款诚深至,心用慨然,凄怆动容。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权遂改年,临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是岁,改夷陵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历。三月,曹仁遣将军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须中州。仁子泰因引军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将军严圭等击破彫等。是月,魏军皆退。夏四月,权群臣劝即尊号,权不许。刘备薨于白帝。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戏口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魏,魏以为蕲春太守,数犯边境。六月,权令将军贺齐麋芳、刘邵等袭蕲春,邵等生虏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
  三年夏,遣辅义中郎将张温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
  四年夏五月,丞相孙邵卒。六月,以太常顾雍为丞相。皖口言木连理。冬十二月,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是岁地连震。
  五年春,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秋七月,权闻魏文帝崩,征江夏,围石阳,不克而还。苍梧言凤凰见。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以全琮为太守,平讨山越。冬十月,陆逊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又云:"忠谠之言,不能极陈,求容小臣,数以利闻。"权报曰:"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今承来意,当重咨谋,务从其可。且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予违汝弼,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言以自裨补邪?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谠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纳用者,宁得以人废言而不采择乎?但谄媚取容,虽闇亦所明识也。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又孤与君分义特异,荣戚实同,来表云不敢随众容身苟免,此实甘心所望于君也。"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及诸葛瑾,意所不安,令损益之。是岁,分交州置广州。俄复旧。
  六年春正月,诸将,获彭绮。闰月,韩当子综以其众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虑为建昌侯,罢东安郡。夏五月,鄱阳太守周鲂伪叛,诱魏将曹休。秋八月,权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休于石亭。大司马吕范卒。是岁,改合浦为珠官郡。
  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虏将军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武皇后,兄讨逆将军策为长沙桓王。吴王太子登为皇太子。将吏皆近爵加赏。
  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班兰耳,闿昌门,出天子。"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天降丧乱,皇纲失叙,逆臣乘衅,劫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睿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昔共工乱象而高辛行师,三苗干度虞舜征焉。今日灭曹,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剪暴,必声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棐湛,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临之。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士,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不艳,实居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秋九月,权迁都建业,因固府不改馆,征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夏有野蚕成茧,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魏将王淩,淩以军迎布。冬十月,权以大兵潜伏于阜陵俟之,淩觉而走。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元年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虑卒。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
  二年春正月,诏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寝。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祗,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苟在同心,与之偕老。今使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燕王,久胁贼虏,隔在一方,虽乃心于国,其路靡缘。今因天命。远遣二使,款诚显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虽汤遇伊尹,周获吕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岂复是过?普天一统,于是定矣。《书》不云乎。"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闻知。特下燕国,奉宣诏恩,今普天率土备闻斯庆。"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权大怒,欲自征渊,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乃止。是岁,权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琼征六安,皆不克还。
  三年春正月,诏曰:"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秋八月,以诸葛恪为丹杨太守,讨山越。九月朔,陨霜伤谷。冬十一月,太常潘浚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诏复曲阿为云阳,丹徒为武进。庐陵贼李桓、罗厉等为乱。
  四年夏,遣吕岱讨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瑇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
  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于礼宾殿。辅吴将军张昭卒。中郎将吾粲获李桓,将军唐咨获罗厉等。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冬十月,彗星见于东方。鄱阳贼彭旦等为乱。
  六年春正月,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割哀以从礼,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绖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已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议,务令得中,详为节度。"顾谭议,以为"奔丧立科,轻则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则本非应死之罪,虽严刑益设,违夺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则恩所不忍,有减则法废不行。愚以为长吏在远,苟不告语,势不得知。比选代之间,若有传者,必加大辟,则长吏无废职之负,孝子无犯重之刑。"将军胡综议,以为"丧纪之礼,虽有典制,苟无其时,所不得行。方今戎事军国异容,而长吏遭丧,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闻忧不奔之耻,不计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轻所致。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丞相雍奏从大辟。其后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听刑。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请,权乃减宗一等,后不得以为比,因此遂绝。二月,陆逊讨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卫将军全综袭六安,不克。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
  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夏,吕岱讨卢陵贼,毕,还陆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赠皇后。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数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曰:"袁礼还,云与子瑜、子山、义封、定公相见,并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此怅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措,何能悉中,独当己有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此乎?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与诸君从事,自少至长,发有二色,以谓表里足以明露,公私分计,足用相保。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昔卫武公年过志壮,勤求辅弼,每独叹责。且布衣韦带,相与交结,分成好合,尚污垢不异。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忠不匿情,智无遗计,事统是非,诸君岂得从容而已哉?同船济水,将谁与易?齐桓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于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见,因事当笑。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异计,匡所不逮。"
  二年春三月,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羡。冬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都,众数万人。遣将军吕岱、唐咨讨之,岁余皆破。
  三年春正月,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夏四月,大赦,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夏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琮与魏将王淩战于芍陂,中即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取柤中。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马宣王救樊。六月,军还。闰月,大将军瑾卒。秋八月,陆逊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为太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诏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祟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其释此议。"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夏四月,禁进献御,减太官膳。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见。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顾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是岁,司马宣王率军入舒,诸葛亮恪自皖迁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岁,步骘、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权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国,舟船城郭,何得不护?今此间治军,宁复欲以御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蜀竞自无谋,如权所筹。
  八年春二月,丞相陆逊卒。夏,雷霆犯宫门柱,又击南津大桥楹。茶陵县鸿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余家。秋七月,将军马茂等图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九年春二月,车骑将军朱然征魏柤中,斩获千余。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骠骑步骘为丞相,车骑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诺葛恪为大将军。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马全琮卒。二月,权适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夏五月,丞相步骘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三月,宫成。夏四月,雨雹,云阳言黄龙见。五月,鄱阳言白虎仁。诏曰:"古者圣王积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应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兹?《书》云"虽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职,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马朱然卒。四月,有两乌衔鹊堕东馆。丙寅,骠骑将军朱据领丞相,燎鹊以祭。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荧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诏原通责,给贷种食。废太子和,处故鄣。鲁王霸赐死。冬十月,魏将文钦伪叛以诱朱异,权遣吕据就异以迎钦。异等待重,钦不敢进。十一月,立子亮为太子。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将军王昶围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将军戴烈、陆凯往拒之,皆引还。是岁,神人授书,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有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祟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与祟及所在郡守令长谈论,祟等无以易。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秋七月,祟与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数使近臣赍酒食往。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秋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吴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门飞落。冬十一月,大赦。权祭南郊还,寝疾。十二月,驿征大将军恪,拜为太子太傅。诏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奋为齐王,居武昌。子休为琅瑚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为神凤。皇后潘氏薨。诸将吏数诣王表请福,表亡去。夏四月,权薨,时年七十一,谥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蒋陵。
  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赐厥孙谋以燕冀于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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