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香港--1959年
罗孚（金庸在《新晚报》工作时期的上司）："《明报》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人的功劳，也毕竟是他一人的功劳。"
说《明报》的故事，写《明报》的历史，大概要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说起。（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从附录一的《香港报业的环境》看起）
《明报》是在1959年5月20日创办，距离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败退台湾，已经有十个年头。共产党与国民党经历了十年角力，也看不出彼此有实力可以马上消灭、吞并对方。原来因为战祸而暂时在香港栖身的各省人民，在即将向五十年代告别的时候，渐渐地已不再把香港作为暂栖地，而变为有长期居留的打算。前港督葛量洪爵士在1959年5月底对英国独立电视谈及香港由1947至1957年的情况，他说这段时期虽然"是香港历史上最动乱的十年，也是显著地有一种对未来英国统治的强烈信心的一个时代"。葛量洪爵士还说："今天，香港有无数的摩天大厦及许多发展计划，已像世界上其他任何都市一样，成了繁盛的现代大都市。"
五十年代，香港要面对的，首先是大量人口的涌入，这对香港各方面造成压力。1946年年底的香港政府人口统计，香港有一百六十万人，到了1959年，香港人口达到二百八十万，急速增长了一百二十万人。大量人口的涌入，使香港在房屋、环境卫生、治安、就业问题上，都面对着颇大的困扰。当然，新移民也带来了资金、熟练技术人员和有一定教育水平的文化人。
五十年代香港的另一个重大转变，是经济全面转型。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翌年6月联合国对中国大陆实施贸易禁运，香港政府亦相应要作出禁运决定--禁止二百种战略物资，包括汽油运往中国大陆。在此之前，香港主要是一个转运港，贸易盈余主要依赖货物转口到中国大陆。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实施贸易禁运，香港因而迅速转变角色，由过去纯为中国大陆服务的转口港进而发展工业。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香港工厂的数目由1952年的2088家，发展到1958年的4906家，雇用工人由九万多人增至近十八万人，工业遂成为了香港的经济命脉，香港亦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贸易转运的枢纽。在出口方面，美国渐渐成为了香港的重要市场，而英国、马来西亚和日本，亦逐步发展成为香港出口的主要市场。
当1951年各国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的时候，驻香港的外国记者曾预言，殖民地将面临经济崩溃。不想，到了1959年，香港即将告别五十年代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三百万人口、朝气蓬勃、立足于本身的工业，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商业活动中心。大量集中而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稳定的政治环境、朝气勃勃的商业社会，为报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在五十年代香港新创办的报纸就有85份。香港报业走上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整个大环境使然的。
报章蓬勃发展
香港五十年代报业的格局，基本在1949年以前，便已确立起来。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一度停办的香港报纸，纷纷复刊。到了1946年年底，香港主要有14家中文报纸：《华侨日报》、《华侨晚报》、《工商日报》、《工商晚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成报》、《华商报》、《国民日报》、《果然日报》、《新生晚报》、《中英晚报》、《先导日报》、《扫荡报》。以经营性质和政治取态来划分，14份中文报纸当中，只有《华商报》、《扫荡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是亲左的，可见当时共产党在香港报业的力量，远远不及国民党。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前后，才陆续加强了在香港的舆论阵地。
1959年的《香港年报》提供了两个关于香港报业的数字及一批以政治取向来分类的报刊名称。截至1959年年底为止，在香港政府报纸刊物登记处登记注册的报纸刊物共有一百八十七家，当中绝大部分以中文出版，而以报纸形式出版的只有四十九家。由于当年没有可靠的印纸核数制度，只能估计每天约有五十万份报纸。以全港三百万人口计算，平均每六个人有一份报纸。
罗孚（金庸在《新晚报》工作时期的上司）："《明报》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人的功劳，也毕竟是他一人的功劳。"
说《明报》的故事，写《明报》的历史，大概要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说起。（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从附录一的《香港报业的环境》看起）
《明报》是在1959年5月20日创办，距离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败退台湾，已经有十个年头。共产党与国民党经历了十年角力，也看不出彼此有实力可以马上消灭、吞并对方。原来因为战祸而暂时在香港栖身的各省人民，在即将向五十年代告别的时候，渐渐地已不再把香港作为暂栖地，而变为有长期居留的打算。前港督葛量洪爵士在1959年5月底对英国独立电视谈及香港由1947至1957年的情况，他说这段时期虽然"是香港历史上最动乱的十年，也是显著地有一种对未来英国统治的强烈信心的一个时代"。葛量洪爵士还说："今天，香港有无数的摩天大厦及许多发展计划，已像世界上其他任何都市一样，成了繁盛的现代大都市。"
五十年代，香港要面对的，首先是大量人口的涌入，这对香港各方面造成压力。1946年年底的香港政府人口统计，香港有一百六十万人，到了1959年，香港人口达到二百八十万，急速增长了一百二十万人。大量人口的涌入，使香港在房屋、环境卫生、治安、就业问题上，都面对着颇大的困扰。当然，新移民也带来了资金、熟练技术人员和有一定教育水平的文化人。
五十年代香港的另一个重大转变，是经济全面转型。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翌年6月联合国对中国大陆实施贸易禁运，香港政府亦相应要作出禁运决定--禁止二百种战略物资，包括汽油运往中国大陆。在此之前，香港主要是一个转运港，贸易盈余主要依赖货物转口到中国大陆。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实施贸易禁运，香港因而迅速转变角色，由过去纯为中国大陆服务的转口港进而发展工业。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香港工厂的数目由1952年的2088家，发展到1958年的4906家，雇用工人由九万多人增至近十八万人，工业遂成为了香港的经济命脉，香港亦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贸易转运的枢纽。在出口方面，美国渐渐成为了香港的重要市场，而英国、马来西亚和日本，亦逐步发展成为香港出口的主要市场。
当1951年各国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的时候，驻香港的外国记者曾预言，殖民地将面临经济崩溃。不想，到了1959年，香港即将告别五十年代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三百万人口、朝气蓬勃、立足于本身的工业，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商业活动中心。大量集中而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稳定的政治环境、朝气勃勃的商业社会，为报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在五十年代香港新创办的报纸就有85份。香港报业走上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整个大环境使然的。
报章蓬勃发展
香港五十年代报业的格局，基本在1949年以前，便已确立起来。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一度停办的香港报纸，纷纷复刊。到了1946年年底，香港主要有14家中文报纸：《华侨日报》、《华侨晚报》、《工商日报》、《工商晚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成报》、《华商报》、《国民日报》、《果然日报》、《新生晚报》、《中英晚报》、《先导日报》、《扫荡报》。以经营性质和政治取态来划分，14份中文报纸当中，只有《华商报》、《扫荡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是亲左的，可见当时共产党在香港报业的力量，远远不及国民党。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前后，才陆续加强了在香港的舆论阵地。
1959年的《香港年报》提供了两个关于香港报业的数字及一批以政治取向来分类的报刊名称。截至1959年年底为止，在香港政府报纸刊物登记处登记注册的报纸刊物共有一百八十七家，当中绝大部分以中文出版，而以报纸形式出版的只有四十九家。由于当年没有可靠的印纸核数制度，只能估计每天约有五十万份报纸。以全港三百万人口计算，平均每六个人有一份报纸。
1959年的《香港年报》还界定，香港普遍存在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报纸，一种是没有政党意识的，以《华侨日报》、《星岛日报》、《工商日报》、《成报》为代表；一种是有政党意识的，当中又分为左派的和右派的。左派的有《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右派的有《香港时报》。
《香港年报》的描述，当然有很大失误之处。
《工商日报》在1925年7月8日创刊时，正值广州与香港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抗议英军6月23日在广州沙面英租界射杀罢工的广州和香港工人，导致死伤二百余人。省港大罢工历时十六个月，一度把繁忙的香港港口变成了死港。《工商日报》在创刊宣言中强调，"中国不适合共产，我国国民不赞成共产"。它的反共立场，一直丝毫不改。《工商日报》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份大报，销量与《华侨日报》相若，因此可以说是一份有影响力的右派报纸。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政权之后的十年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从未间断过，香港自然也是两党角力的场所，香港的报业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林友兰1961年在《我对香港报业的观感》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述："报业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拥护政府（国民政府）反共抗俄的报纸，另一边是匪帮尾巴报；此外还有自称代表第三势力或中间路线的，彼此刁斗森严，如在战场。"香港警方政治部在调查国民党活动情况的报告中，也特别提到香港报人参与国民党的活动。例如英国殖民地档案具体记载，1953年12月香港文化工业界代表团访问台湾，领队的就是《天文台报》督印人陈孝威；随团的还有《工商日报》总编辑、《自然日报》督印人……等共十六人。
政党报章之间的争论
事实上，香港的政党报章之间，就不同的政治见解，屡起论争，甚至还诉诸法律途径解决。如1905年，革命党的《中国日报》与保皇党的《商报》，就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有否在美洲行骗华侨一事，闹上法院。
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派系在香港经营的报章，又与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或控制的报章，展开论争。受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领导的《国民日报》，与中共统战系统创办的《华商报》，展开了争论。《国民日报》也在1941年与同情中共的《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笔战。笔战的结果，是《星岛日报》经理胡好撤换了总编辑金仲华的职。金仲华与主笔邵宗汉、编务人员羊枣及郭风一起请辞。四人还在1941年5月31日《星岛日报》第一张第三版刊登《告别读者》一文：
"我们都已辞去本报职务，自六月一日起，我们的工作是结束了……我们对于当前时局的看法以及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我们拥护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一切妥协动摇、投机的倾向；我们坚持全国人民以及各抗日党派必须精诚团结，反对一切磨擦、分裂，自毁长城的企图，我们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反对一切专断、腐化、贪污的退步现象……
由于国内政治逆流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受到了种种限制，使我们不能不向本报当局提出辞职。这一件事情当然要引起各方面的关切，但我们相信，社会是最公正的判断者，将来事实的发展，一定可以得到一个毫厘不爽的答案。我们今后将转换工作的岗位，但我们努力的目标，仍是坚定不移的：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继续奋斗。
金仲华 羊枣 邵宗汉 郭风
民国三十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一起集体辞职行动，在当时颇受注意。《星岛日报》的印刷工人，在1941年6月2日的报头上，把督印兼经理胡好的名字，改为"周佛海"，以示抗议。周佛海原为国民政府官员，对日抗战期间为南京汪精卫政权效力。二次大战结束后，周佛海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死刑。
《星岛日报》虽然因受到国民党的压力而撤换了金仲华，但是在报纸社论内，对各报互相攻击的现象，颇表忧虑。1941年6月1日，《星岛日报》社论《重申本报的立场》：
《香港年报》的描述，当然有很大失误之处。
《工商日报》在1925年7月8日创刊时，正值广州与香港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抗议英军6月23日在广州沙面英租界射杀罢工的广州和香港工人，导致死伤二百余人。省港大罢工历时十六个月，一度把繁忙的香港港口变成了死港。《工商日报》在创刊宣言中强调，"中国不适合共产，我国国民不赞成共产"。它的反共立场，一直丝毫不改。《工商日报》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份大报，销量与《华侨日报》相若，因此可以说是一份有影响力的右派报纸。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政权之后的十年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从未间断过，香港自然也是两党角力的场所，香港的报业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林友兰1961年在《我对香港报业的观感》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述："报业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拥护政府（国民政府）反共抗俄的报纸，另一边是匪帮尾巴报；此外还有自称代表第三势力或中间路线的，彼此刁斗森严，如在战场。"香港警方政治部在调查国民党活动情况的报告中，也特别提到香港报人参与国民党的活动。例如英国殖民地档案具体记载，1953年12月香港文化工业界代表团访问台湾，领队的就是《天文台报》督印人陈孝威；随团的还有《工商日报》总编辑、《自然日报》督印人……等共十六人。
政党报章之间的争论
事实上，香港的政党报章之间，就不同的政治见解，屡起论争，甚至还诉诸法律途径解决。如1905年，革命党的《中国日报》与保皇党的《商报》，就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有否在美洲行骗华侨一事，闹上法院。
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派系在香港经营的报章，又与受中国共产党影响或控制的报章，展开论争。受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领导的《国民日报》，与中共统战系统创办的《华商报》，展开了争论。《国民日报》也在1941年与同情中共的《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笔战。笔战的结果，是《星岛日报》经理胡好撤换了总编辑金仲华的职。金仲华与主笔邵宗汉、编务人员羊枣及郭风一起请辞。四人还在1941年5月31日《星岛日报》第一张第三版刊登《告别读者》一文：
"我们都已辞去本报职务，自六月一日起，我们的工作是结束了……我们对于当前时局的看法以及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我们拥护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一切妥协动摇、投机的倾向；我们坚持全国人民以及各抗日党派必须精诚团结，反对一切磨擦、分裂，自毁长城的企图，我们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反对一切专断、腐化、贪污的退步现象……
由于国内政治逆流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受到了种种限制，使我们不能不向本报当局提出辞职。这一件事情当然要引起各方面的关切，但我们相信，社会是最公正的判断者，将来事实的发展，一定可以得到一个毫厘不爽的答案。我们今后将转换工作的岗位，但我们努力的目标，仍是坚定不移的：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继续奋斗。
金仲华 羊枣 邵宗汉 郭风
民国三十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一起集体辞职行动，在当时颇受注意。《星岛日报》的印刷工人，在1941年6月2日的报头上，把督印兼经理胡好的名字，改为"周佛海"，以示抗议。周佛海原为国民政府官员，对日抗战期间为南京汪精卫政权效力。二次大战结束后，周佛海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死刑。
《星岛日报》虽然因受到国民党的压力而撤换了金仲华，但是在报纸社论内，对各报互相攻击的现象，颇表忧虑。1941年6月1日，《星岛日报》社论《重申本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