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香港--1959年
羅孚（金庸在《新晚報》工作時期的上司）："《明報》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人的功勞，也畢竟是他一人的功勞。"
說《明報》的故事，寫《明報》的歷史，大概要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說起。（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從附錄一的《香港報業的環境》看起）
《明報》是在1959年5月20日創辦，距離中國共産黨建立全國政權、國民黨敗退臺灣，已經有十個年頭。共産黨與國民黨經歷了十年角力，也看不出彼此有實力可以馬上消滅、吞併對方。原來因為戰禍而暫時在香港棲身的各省人民，在即將嚮五十年代告別的時候，漸漸地已不再把香港作為暫棲地，而變為有長期居留的打算。前港督葛量洪爵士在1959年5月底對英國獨立電視談及香港由1947至1957年的情況，他說這段時期雖然"是香港歷史上最動亂的十年，也是顯著地有一種對未來英國統治的強烈信心的一個時代"。葛量洪爵士還說："今天，香港有無數的摩天大廈及許多發展計劃，已像世界上其他任何都市一樣，成了繁盛的現代大都市。"
五十年代，香港要面對的，首先是大量人口的涌入，這對香港各方面造成壓力。1946年年底的香港政府人口統計，香港有一百六十萬人，到了1959年，香港人口達到二百八十萬，急速增長了一百二十萬人。大量人口的涌入，使香港在房屋、環境衛生、治安、就業問題上，都面對着頗大的睏擾。當然，新移民也帶來了資金、熟練技術人員和有一定教育水平的文化人。
五十年代香港的另一個重大轉變，是經濟全面轉型。
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翌年6月聯合國對中國大陸實施貿易禁運，香港政府亦相應要作出禁運决定--禁止二百種戰略物資，包括汽油運往中國大陸。在此之前，香港主要是一個轉運港，貿易盈餘主要依賴貨物轉口到中國大陸。但是由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實施貿易禁運，香港因而迅速轉變角色，由過去純為中國大陸服務的轉口港進而發展工業。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香港工廠的數目由1952年的2088傢，發展到1958年的4906傢，雇用工人由九萬多人增至近十八萬人，工業遂成為了香港的經濟命脈，香港亦發展成為世界各國貿易轉運的樞紐。在出口方面，美國漸漸成為了香港的重要市場，而英國、馬來西亞和日本，亦逐步發展成為香港出口的主要市場。
當1951年各國對中國大陸實施禁運的時候，駐香港的外國記者曾預言，殖民地將面臨經濟崩潰。不想，到了1959年，香港即將告別五十年代的時候，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擁有三百萬人口、朝氣蓬勃、立足於本身的工業，成為亞洲重要的國際商業活動中心。大量集中而不斷增加的城市人口、穩定的政治環境、朝氣勃勃的商業社會，為報業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在五十年代香港新創辦的報紙就有85份。香港報業走上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整個大環境使然的。
報章蓬勃發展
香港五十年代報業的格局，基本在1949年以前，便已確立起來。1945年日軍投降之後，一度停辦的香港報紙，紛紛復刊。到了1946年年底，香港主要有14傢中文報紙：《華僑日報》、《華僑晚報》、《工商日報》、《工商晚報》、《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成報》、《華商報》、《國民日報》、《果然日報》、《新生晚報》、《中英晚報》、《先導日報》、《掃蕩報》。以經營性質和政治取態來劃分，14份中文報紙當中，衹有《華商報》、《掃蕩報》、《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是親左的，可見當時共産黨在香港報業的力量，遠遠不及國民黨。1949年，中國共産黨取得大陸政權前後，纔陸續加強了在香港的輿論陣地。
1959年的《香港年報》提供了兩個關於香港報業的數字及一批以政治取嚮來分類的報刊名稱。截至1959年年底為止，在香港政府報紙刊物登記處登記註册的報紙刊物共有一百八十七傢，當中絶大部分以中文出版，而以報紙形式出版的衹有四十九傢。由於當年沒有可靠的印紙核數制度，衹能估計每天約有五十萬份報紙。以全港三百萬人口計算，平均每六個人有一份報紙。
羅孚（金庸在《新晚報》工作時期的上司）："《明報》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人的功勞，也畢竟是他一人的功勞。"
說《明報》的故事，寫《明報》的歷史，大概要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說起。（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從附錄一的《香港報業的環境》看起）
《明報》是在1959年5月20日創辦，距離中國共産黨建立全國政權、國民黨敗退臺灣，已經有十個年頭。共産黨與國民黨經歷了十年角力，也看不出彼此有實力可以馬上消滅、吞併對方。原來因為戰禍而暫時在香港棲身的各省人民，在即將嚮五十年代告別的時候，漸漸地已不再把香港作為暫棲地，而變為有長期居留的打算。前港督葛量洪爵士在1959年5月底對英國獨立電視談及香港由1947至1957年的情況，他說這段時期雖然"是香港歷史上最動亂的十年，也是顯著地有一種對未來英國統治的強烈信心的一個時代"。葛量洪爵士還說："今天，香港有無數的摩天大廈及許多發展計劃，已像世界上其他任何都市一樣，成了繁盛的現代大都市。"
五十年代，香港要面對的，首先是大量人口的涌入，這對香港各方面造成壓力。1946年年底的香港政府人口統計，香港有一百六十萬人，到了1959年，香港人口達到二百八十萬，急速增長了一百二十萬人。大量人口的涌入，使香港在房屋、環境衛生、治安、就業問題上，都面對着頗大的睏擾。當然，新移民也帶來了資金、熟練技術人員和有一定教育水平的文化人。
五十年代香港的另一個重大轉變，是經濟全面轉型。
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翌年6月聯合國對中國大陸實施貿易禁運，香港政府亦相應要作出禁運决定--禁止二百種戰略物資，包括汽油運往中國大陸。在此之前，香港主要是一個轉運港，貿易盈餘主要依賴貨物轉口到中國大陸。但是由於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實施貿易禁運，香港因而迅速轉變角色，由過去純為中國大陸服務的轉口港進而發展工業。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香港工廠的數目由1952年的2088傢，發展到1958年的4906傢，雇用工人由九萬多人增至近十八萬人，工業遂成為了香港的經濟命脈，香港亦發展成為世界各國貿易轉運的樞紐。在出口方面，美國漸漸成為了香港的重要市場，而英國、馬來西亞和日本，亦逐步發展成為香港出口的主要市場。
當1951年各國對中國大陸實施禁運的時候，駐香港的外國記者曾預言，殖民地將面臨經濟崩潰。不想，到了1959年，香港即將告別五十年代的時候，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擁有三百萬人口、朝氣蓬勃、立足於本身的工業，成為亞洲重要的國際商業活動中心。大量集中而不斷增加的城市人口、穩定的政治環境、朝氣勃勃的商業社會，為報業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在五十年代香港新創辦的報紙就有85份。香港報業走上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整個大環境使然的。
報章蓬勃發展
香港五十年代報業的格局，基本在1949年以前，便已確立起來。1945年日軍投降之後，一度停辦的香港報紙，紛紛復刊。到了1946年年底，香港主要有14傢中文報紙：《華僑日報》、《華僑晚報》、《工商日報》、《工商晚報》、《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成報》、《華商報》、《國民日報》、《果然日報》、《新生晚報》、《中英晚報》、《先導日報》、《掃蕩報》。以經營性質和政治取態來劃分，14份中文報紙當中，衹有《華商報》、《掃蕩報》、《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是親左的，可見當時共産黨在香港報業的力量，遠遠不及國民黨。1949年，中國共産黨取得大陸政權前後，纔陸續加強了在香港的輿論陣地。
1959年的《香港年報》提供了兩個關於香港報業的數字及一批以政治取嚮來分類的報刊名稱。截至1959年年底為止，在香港政府報紙刊物登記處登記註册的報紙刊物共有一百八十七傢，當中絶大部分以中文出版，而以報紙形式出版的衹有四十九傢。由於當年沒有可靠的印紙核數制度，衹能估計每天約有五十萬份報紙。以全港三百萬人口計算，平均每六個人有一份報紙。
1959年的《香港年報》還界定，香港普遍存在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報紙，一種是沒有政黨意識的，以《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工商日報》、《成報》為代表；一種是有政黨意識的，當中又分為左派的和右派的。左派的有《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右派的有《香港時報》。
《香港年報》的描述，當然有很大失誤之處。
《工商日報》在1925年7月8日創刊時，正值廣州與香港工人舉行省港大罷工，抗議英軍6月23日在廣州沙面英租界射殺罷工的廣州和香港工人，導致死傷二百餘人。省港大罷工歷時十六個月，一度把繁忙的香港港口變成了死港。《工商日報》在創刊宣言中強調，"中國不適合共産，我國國民不贊成共産"。它的反共立場，一直絲毫不改。《工商日報》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份大報，銷量與《華僑日報》相若，因此可以說是一份有影響力的右派報紙。共産黨在1949年建立新中國政權之後的十年間，國民黨與共産黨的鬥爭從未間斷過，香港自然也是兩黨角力的場所，香港的報業也受到這方面的影響。林友蘭1961年在《我對香港報業的觀感》一文中曾有這樣的記述："報業分為兩大陣營，一邊是擁護政府（國民政府）反共抗俄的報紙，另一邊是匪幫尾巴報；此外還有自稱代表第三勢力或中間路綫的，彼此刁鬥森嚴，如在戰場。"香港警方政治部在調查國民黨活動情況的報告中，也特別提到香港報人參與國民黨的活動。例如英國殖民地檔案具體記載，1953年12月香港文化工業界代表團訪問臺灣，領隊的就是《天文臺報》督印人陳孝威；隨團的還有《工商日報》總編輯、《自然日報》督印人……等共十六人。
政黨報章之間的爭論
事實上，香港的政黨報章之間，就不同的政治見解，屢起論爭，甚至還訴諸法律途徑解决。如1905年，革命黨的《中國日報》與保皇黨的《商報》，就康有為次女康同璧有否在美洲行騙華僑一事，鬧上法院。
到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派係在香港經營的報章，又與受中國共産黨影響或控製的報章，展開論爭。受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領導的《國民日報》，與中共統戰係統創辦的《華商報》，展開了爭論。《國民日報》也在1941年與同情中共的《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展開了為時兩個月的筆戰。筆戰的結果，是《星島日報》經理鬍好撤換了總編輯金仲華的職。金仲華與主筆邵宗漢、編務人員羊棗及郭風一起請辭。四人還在1941年5月31日《星島日報》第一張第三版刊登《告別讀者》一文：
"我們都已辭去本報職務，自六月一日起，我們的工作是結束了……我們對於當前時局的看法以及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也是一貫的。我們擁護抗戰到底國策，反對一切妥協動搖、投機的傾嚮；我們堅持全國人民以及各抗日黨派必須精誠團结，反對一切磨擦、分裂，自毀長城的企圖，我們要求實現民主政治，反對一切專斷、腐化、貪污的退步現象……
由於國內政治逆流的影響，我們的工作，受到了種種限製，使我們不能不嚮本報當局提出辭職。這一件事情當然要引起各方面的關切，但我們相信，社會是最公正的判斷者，將來事實的發展，一定可以得到一個毫釐不爽的答案。我們今後將轉換工作的崗位，但我們努力的目標，仍是堅定不移的：為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而繼續奮鬥。
金仲華 羊棗 邵宗漢 郭風
民國三十年五月三十一日"
這一起集體辭職行動，在當時頗受註意。《星島日報》的印刷工人，在1941年6月2日的報頭上，把督印兼經理鬍好的名字，改為"周佛海"，以示抗議。周佛海原為國民政府官員，對日抗戰期間為南京汪精衛政權效力。二次大戰結束後，周佛海被國民政府以漢姦罪判處死刑。
《星島日報》雖然因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而撤換了金仲華，但是在報紙社論內，對各報互相攻擊的現象，頗表憂慮。1941年6月1日，《星島日報》社論《重申本報的立場》：
《香港年報》的描述，當然有很大失誤之處。
《工商日報》在1925年7月8日創刊時，正值廣州與香港工人舉行省港大罷工，抗議英軍6月23日在廣州沙面英租界射殺罷工的廣州和香港工人，導致死傷二百餘人。省港大罷工歷時十六個月，一度把繁忙的香港港口變成了死港。《工商日報》在創刊宣言中強調，"中國不適合共産，我國國民不贊成共産"。它的反共立場，一直絲毫不改。《工商日報》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份大報，銷量與《華僑日報》相若，因此可以說是一份有影響力的右派報紙。共産黨在1949年建立新中國政權之後的十年間，國民黨與共産黨的鬥爭從未間斷過，香港自然也是兩黨角力的場所，香港的報業也受到這方面的影響。林友蘭1961年在《我對香港報業的觀感》一文中曾有這樣的記述："報業分為兩大陣營，一邊是擁護政府（國民政府）反共抗俄的報紙，另一邊是匪幫尾巴報；此外還有自稱代表第三勢力或中間路綫的，彼此刁鬥森嚴，如在戰場。"香港警方政治部在調查國民黨活動情況的報告中，也特別提到香港報人參與國民黨的活動。例如英國殖民地檔案具體記載，1953年12月香港文化工業界代表團訪問臺灣，領隊的就是《天文臺報》督印人陳孝威；隨團的還有《工商日報》總編輯、《自然日報》督印人……等共十六人。
政黨報章之間的爭論
事實上，香港的政黨報章之間，就不同的政治見解，屢起論爭，甚至還訴諸法律途徑解决。如1905年，革命黨的《中國日報》與保皇黨的《商報》，就康有為次女康同璧有否在美洲行騙華僑一事，鬧上法院。
到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派係在香港經營的報章，又與受中國共産黨影響或控製的報章，展開論爭。受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領導的《國民日報》，與中共統戰係統創辦的《華商報》，展開了爭論。《國民日報》也在1941年與同情中共的《星島日報》總編輯金仲華展開了為時兩個月的筆戰。筆戰的結果，是《星島日報》經理鬍好撤換了總編輯金仲華的職。金仲華與主筆邵宗漢、編務人員羊棗及郭風一起請辭。四人還在1941年5月31日《星島日報》第一張第三版刊登《告別讀者》一文：
"我們都已辭去本報職務，自六月一日起，我們的工作是結束了……我們對於當前時局的看法以及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也是一貫的。我們擁護抗戰到底國策，反對一切妥協動搖、投機的傾嚮；我們堅持全國人民以及各抗日黨派必須精誠團结，反對一切磨擦、分裂，自毀長城的企圖，我們要求實現民主政治，反對一切專斷、腐化、貪污的退步現象……
由於國內政治逆流的影響，我們的工作，受到了種種限製，使我們不能不嚮本報當局提出辭職。這一件事情當然要引起各方面的關切，但我們相信，社會是最公正的判斷者，將來事實的發展，一定可以得到一個毫釐不爽的答案。我們今後將轉換工作的崗位，但我們努力的目標，仍是堅定不移的：為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而繼續奮鬥。
金仲華 羊棗 邵宗漢 郭風
民國三十年五月三十一日"
這一起集體辭職行動，在當時頗受註意。《星島日報》的印刷工人，在1941年6月2日的報頭上，把督印兼經理鬍好的名字，改為"周佛海"，以示抗議。周佛海原為國民政府官員，對日抗戰期間為南京汪精衛政權效力。二次大戰結束後，周佛海被國民政府以漢姦罪判處死刑。
《星島日報》雖然因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而撤換了金仲華，但是在報紙社論內，對各報互相攻擊的現象，頗表憂慮。1941年6月1日，《星島日報》社論《重申本報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