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層的10億人
--最貧窮國傢為何日益衰敗？如何起死回生？
保羅·科裏爾（Paul Collier）
序
1968年，我在牛津大學求學。記得當時我參加了一個名為"牛津革命社會主義學生會"的組織，一個現在看來飽含滑稽模仿意味的名字，而當時卻覺得那樣單純樸實。當我完成學業時，我想把在經濟學上的所學用於非洲。非洲新成立的國傢百廢待興，幾乎沒有哪個非洲人受過我剛剛完成的那種教育。當時許多牛津學子的傢人都有過非洲的經歷，比如父親曾是殖民地的行政官員之類，當然這並不包括我--我父親衹是約剋郡的一名屠戶。但在那些殖民社會關係當中，必然有一些對我産生影響。我一個朋友的父親一直擔任一個名為尼亞薩蘭（Nyasaland）的小國的總督，因此我閱讀了不少有關它的書。而我所讀到的種種令我决心到那裏去。這個後來更名為馬拉維的國傢，是非洲大陸上最貧睏的國傢。改變國傢的名字容易，改變國傢的境況卻絶非易事：35年後，馬拉維依然如當年一樣一貧如洗。我想，再過35年它也不會有所改觀，除非……本書就是討論這個"除非"的。
在過去的35年間，馬拉維沒有改變，而我在某種意義上也沒有改變。作為一名牛津大學的教授，我仍在致力於與非洲相關的工作。在這35年中，我曾做過哈佛大學的教授，並經由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介紹，擔任世界銀行研究部門的主管，加強了它對於最貧睏國傢的關註。實際上，我在世界銀行的首次任務，就是和斯蒂格利茨一起奔赴埃塞俄比亞。因為我剛剛成婚，那次旅行便成了我的蜜月之旅，衹不過是由斯蒂格利茨代替了我的妻子而已。幸運的是，我的妻子對此十分理解--不知是巧合還是心有靈犀，大學畢業之後她也在馬拉維工作。
本書要探討當今世界許許多多像馬拉維和埃塞俄比亞一樣正處於全球經濟體係最底層的少數發展中國傢。一些國傢，就像馬拉維，始終處於最底層。而另一些，包括塞拉利昂，曾經衹比印度或中國貧睏一些。現在處於最底層的國傢的特殊之處，不僅在於它們是最貧睏的，更在於它們在發展上的失敗。它們跟不上其他大多數國傢的發展步調；它們猶如浮萍般在風雨中飄搖。由於一度貧睏的印度和中國以及其他類似的國傢迎頭趕上、奮勇嚮前，全球貧睏化的圖景便出現了波蕩，掩飾住了這些最底層國傢的分化趨勢。當然，因為一些國傢做得相對好些，另一些便必然相對差些。但處於最底層的國傢的衰敗，卻並非是相對的，實際上常常是絶對的。在這些國傢當中，有許多國傢不僅是在日益落後，而是在日益崩潰。
--最貧窮國傢為何日益衰敗？如何起死回生？
保羅·科裏爾（Paul Collier）
序
1968年，我在牛津大學求學。記得當時我參加了一個名為"牛津革命社會主義學生會"的組織，一個現在看來飽含滑稽模仿意味的名字，而當時卻覺得那樣單純樸實。當我完成學業時，我想把在經濟學上的所學用於非洲。非洲新成立的國傢百廢待興，幾乎沒有哪個非洲人受過我剛剛完成的那種教育。當時許多牛津學子的傢人都有過非洲的經歷，比如父親曾是殖民地的行政官員之類，當然這並不包括我--我父親衹是約剋郡的一名屠戶。但在那些殖民社會關係當中，必然有一些對我産生影響。我一個朋友的父親一直擔任一個名為尼亞薩蘭（Nyasaland）的小國的總督，因此我閱讀了不少有關它的書。而我所讀到的種種令我决心到那裏去。這個後來更名為馬拉維的國傢，是非洲大陸上最貧睏的國傢。改變國傢的名字容易，改變國傢的境況卻絶非易事：35年後，馬拉維依然如當年一樣一貧如洗。我想，再過35年它也不會有所改觀，除非……本書就是討論這個"除非"的。
在過去的35年間，馬拉維沒有改變，而我在某種意義上也沒有改變。作為一名牛津大學的教授，我仍在致力於與非洲相關的工作。在這35年中，我曾做過哈佛大學的教授，並經由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介紹，擔任世界銀行研究部門的主管，加強了它對於最貧睏國傢的關註。實際上，我在世界銀行的首次任務，就是和斯蒂格利茨一起奔赴埃塞俄比亞。因為我剛剛成婚，那次旅行便成了我的蜜月之旅，衹不過是由斯蒂格利茨代替了我的妻子而已。幸運的是，我的妻子對此十分理解--不知是巧合還是心有靈犀，大學畢業之後她也在馬拉維工作。
本書要探討當今世界許許多多像馬拉維和埃塞俄比亞一樣正處於全球經濟體係最底層的少數發展中國傢。一些國傢，就像馬拉維，始終處於最底層。而另一些，包括塞拉利昂，曾經衹比印度或中國貧睏一些。現在處於最底層的國傢的特殊之處，不僅在於它們是最貧睏的，更在於它們在發展上的失敗。它們跟不上其他大多數國傢的發展步調；它們猶如浮萍般在風雨中飄搖。由於一度貧睏的印度和中國以及其他類似的國傢迎頭趕上、奮勇嚮前，全球貧睏化的圖景便出現了波蕩，掩飾住了這些最底層國傢的分化趨勢。當然，因為一些國傢做得相對好些，另一些便必然相對差些。但處於最底層的國傢的衰敗，卻並非是相對的，實際上常常是絶對的。在這些國傢當中，有許多國傢不僅是在日益落後，而是在日益崩潰。
最近幾年，我一直致力於研究內戰。我想弄清楚為何收入微薄的非洲戰亂不斷、戰爭頻仍。漸漸地，我總結出了"戰亂陷阱"的概念。它揭示了某種經濟狀況如何將一個國傢引嚮內戰，以及一旦戰亂爆發，暴力循環又如何演變成一種難以逃脫的陷阱。我意識到戰亂陷阱可以解釋那些國傢為什麽至今還處在世界經濟最底層，但它並不能說明全部。馬拉維在其過往的整個獨立歷史當中一直免於戰亂，也仍然未見發展。肯尼亞和尼日利亞，以及在我著書生涯的不同階段所見到過的，既不同於馬拉維、又彼此各不相同的許多國傢，也是如此。我也不認為貧睏本身是一個陷阱。這些經濟發展上的失敗是在有違於全球經濟發展成功的大背景（貧睏是大多數人都設法去消除的）的情況下出現的。自1980年以來，歷史上首次開始出現世界貧睏化，這並不僅僅是非洲的問題。其他地方也同樣有經濟發展上的失敗，如海地、老撾、緬甸等國傢和中亞國傢，中亞國傢中的阿富汗尤為令人矚目。對於發展失敗一刀切式的解釋，並不適用於這樣的多元性。
有關發展失敗的單一因素論是如此常見，以至於當今學術界都傾嚮於對此進行專門研究：他們所受到的訓練就是炮製一些高深而又無法廣泛應用的東西。與他們不同的是，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曾寫過一些有關農村發展、勞動力市場、整體經濟震蕩、投資和戰亂的書。有段時間我還為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工作，他實在是個興趣廣泛的人，並且有一種對任何事都能侃侃而談一番的天賦。視野寬泛自有其益處，最終我發現了可以解釋那些國傢之所以處於最底層的四種不同的陷阱。這些國傢囊括了大約10億人口，如果對此袖手旁觀，那麽，這一群體便會在此後大約20年逐漸與世界經濟中的其他群體相脫離，淪落到一個與世隔絶的悲慘世界之中。
這些國傢的問題與我們在過去40年中稱之為"發展中國傢"（實際上是除去占據地球人口僅1/6的最發達國傢以外的所有國傢）的問題大不相同。我們一直將涵蓋世界人口5/6（50億人）的國傢都定義成發展中國傢，但並非所有的發展中國傢都是一樣的。那些發展失敗的國傢所面臨的棘手問題，並不見於那些正在走嚮成功的國傢。實際上，我們完成的衹是全球發展中較容易的那一部分；想要完成餘下的部分如今已變得越來越睏難了。可我們還是必須完成全球發展，因為對於一個祥和安逸的世界而言，存在一個有着10億窮睏潦倒人民的隔離地帶，將是越來越不能容忍的。
有關發展失敗的單一因素論是如此常見，以至於當今學術界都傾嚮於對此進行專門研究：他們所受到的訓練就是炮製一些高深而又無法廣泛應用的東西。與他們不同的是，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曾寫過一些有關農村發展、勞動力市場、整體經濟震蕩、投資和戰亂的書。有段時間我還為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工作，他實在是個興趣廣泛的人，並且有一種對任何事都能侃侃而談一番的天賦。視野寬泛自有其益處，最終我發現了可以解釋那些國傢之所以處於最底層的四種不同的陷阱。這些國傢囊括了大約10億人口，如果對此袖手旁觀，那麽，這一群體便會在此後大約20年逐漸與世界經濟中的其他群體相脫離，淪落到一個與世隔絶的悲慘世界之中。
這些國傢的問題與我們在過去40年中稱之為"發展中國傢"（實際上是除去占據地球人口僅1/6的最發達國傢以外的所有國傢）的問題大不相同。我們一直將涵蓋世界人口5/6（50億人）的國傢都定義成發展中國傢，但並非所有的發展中國傢都是一樣的。那些發展失敗的國傢所面臨的棘手問題，並不見於那些正在走嚮成功的國傢。實際上，我們完成的衹是全球發展中較容易的那一部分；想要完成餘下的部分如今已變得越來越睏難了。可我們還是必須完成全球發展，因為對於一個祥和安逸的世界而言，存在一個有着10億窮睏潦倒人民的隔離地帶，將是越來越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