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源自對中世紀後期（從1050至1350年）的經濟與政治績效的嘗試性研究，試圖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很多學者認為，在中世紀後期，穆斯林（或者說地中海）世界的商業一體化達到了頂峰，而在此時的歐洲，市場規模也出現了顯著的擴張勢頭，以至於許多著名的歷史學家都稱此現象為"中世紀後期的商業革命"。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時期的變化，我們要獲得相關的知識，包括有效率市場和有益於經濟發展的政體（polities）為什麽在一些時代盛行，而在另一些時代卻不流行。雖然經濟學家們一直強調市場擴張會增進福利，但令人驚奇的是，對於市場發展的歷史源泉，我們卻知之甚少。
這一時期也非常有趣，因為它是穆斯林世界與歐洲世界的歷史分叉點。在中世紀後期，穆斯林世界很可能在經濟、技術、科學上都較歐洲更為發達，歐洲也的確從穆斯林世界學到了很多東西（參見，Watt 1997）。然而，在後來的幾個世紀中，穆斯林世界在經濟、政治上走上了一條與歐洲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終其經濟狀況發生了惡化。
在嘗試理解這一時期及其對後來的影響的過程中，我以前受到的歷史分析教育給了自己很大的幫助。我是在特拉維夫大學攻讀高級學位時接受的這種訓練，尤其是能夠在莫什·基爾（Moshe Gil）教授的指導下進行學習，令我感到十分幸運，他是研究中世紀穆斯林世界的專傢。我在西北大學讀經濟學與經濟史專業研究生時，進一步補充了在歷史分析方面的訓練。在那裏，我有幸得到了約耳·莫剋爾（Joel Mokyr）、約翰·潘紮（John C.Panzar）和威廉·羅傑森（William P.Rogerson）教授的指導。
我在這兩個學科中受到的訓練都在本書裏得到了反映，將歷史分析與社會科學模型分析結合在一起。一方面，本書渴望對歷史的特殊性及其進程給予公正的對待，本書指出，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是理解看似具有相同的發展條件、卻有着明顯不同的發展結果這一現象的關鍵。另一方面，本書也認識到，單純地敘述歷史會局限於特定的事實，缺少對問題的一般性洞察。
因此，我們在此建立的分析，依然遵循着社會科學的一貫傳統，即依靠明確的理論，運用分析模型，冒着在經驗上被證偽的危險進行推斷。同時，我們也認識到社會科學方法的局限性：如一般理論很難解釋特殊的歷史現象；模型的運用會受製於數學水平；對歷史做出的特定的推斷往往無法用統計數據加以評估。
因此，正如通常假設的那樣，歷史分析與社會科學分析是相互補充的關係，而不是替代關係。我希望本書的研究成果可以嚮大傢證明，將這兩個學科的分析範式融合起來是必要、可行、並且有益的。
本書源自對中世紀後期（從1050至1350年）的經濟與政治績效的嘗試性研究，試圖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很多學者認為，在中世紀後期，穆斯林（或者說地中海）世界的商業一體化達到了頂峰，而在此時的歐洲，市場規模也出現了顯著的擴張勢頭，以至於許多著名的歷史學家都稱此現象為"中世紀後期的商業革命"。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時期的變化，我們要獲得相關的知識，包括有效率市場和有益於經濟發展的政體（polities）為什麽在一些時代盛行，而在另一些時代卻不流行。雖然經濟學家們一直強調市場擴張會增進福利，但令人驚奇的是，對於市場發展的歷史源泉，我們卻知之甚少。
這一時期也非常有趣，因為它是穆斯林世界與歐洲世界的歷史分叉點。在中世紀後期，穆斯林世界很可能在經濟、技術、科學上都較歐洲更為發達，歐洲也的確從穆斯林世界學到了很多東西（參見，Watt 1997）。然而，在後來的幾個世紀中，穆斯林世界在經濟、政治上走上了一條與歐洲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終其經濟狀況發生了惡化。
在嘗試理解這一時期及其對後來的影響的過程中，我以前受到的歷史分析教育給了自己很大的幫助。我是在特拉維夫大學攻讀高級學位時接受的這種訓練，尤其是能夠在莫什·基爾（Moshe Gil）教授的指導下進行學習，令我感到十分幸運，他是研究中世紀穆斯林世界的專傢。我在西北大學讀經濟學與經濟史專業研究生時，進一步補充了在歷史分析方面的訓練。在那裏，我有幸得到了約耳·莫剋爾（Joel Mokyr）、約翰·潘紮（John C.Panzar）和威廉·羅傑森（William P.Rogerson）教授的指導。
我在這兩個學科中受到的訓練都在本書裏得到了反映，將歷史分析與社會科學模型分析結合在一起。一方面，本書渴望對歷史的特殊性及其進程給予公正的對待，本書指出，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是理解看似具有相同的發展條件、卻有着明顯不同的發展結果這一現象的關鍵。另一方面，本書也認識到，單純地敘述歷史會局限於特定的事實，缺少對問題的一般性洞察。
因此，我們在此建立的分析，依然遵循着社會科學的一貫傳統，即依靠明確的理論，運用分析模型，冒着在經驗上被證偽的危險進行推斷。同時，我們也認識到社會科學方法的局限性：如一般理論很難解釋特殊的歷史現象；模型的運用會受製於數學水平；對歷史做出的特定的推斷往往無法用統計數據加以評估。
因此，正如通常假設的那樣，歷史分析與社會科學分析是相互補充的關係，而不是替代關係。我希望本書的研究成果可以嚮大傢證明，將這兩個學科的分析範式融合起來是必要、可行、並且有益的。
在對中世紀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認識到有必要超越古典經濟學運用的不同技術、資源稟賦、偏好等概念。為了能夠理解我們感興趣的績效和過程，我不得不在分析中考慮制度的影響。在經濟學中，由政府頒布的規製經濟行為的法規，或由經濟行為者在市場中通過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同和組織，在制度經濟學家那裏統稱為制度。對本書的研究目的來說，這一方法太過勉強，原因是我的分析並沒有將政治秩序和市場秩序看做是外生的因素，我的目標是考察不同的政體和市場的內生興起和動態變遷過程，而不僅僅是在確定的制度環境中表現出來的其他行為。
因此，為了理解各種不同政體與市場的內生興起過程、運行狀況及其含意，我必須超越一些看待制度的視角，如將制度看做政治性的規則，或者說，將制度看做市場中不同經濟主體相互作用時的最優反應。我不再將市場和政體看做是外生的，而認為它們是內生的，並且對它們的制度基礎進行研究。為了將這一分析深入下去，我努力尋找對經濟交易行為和政治交易行為發生影響的决定因素。這種理解不但要包括對規則（rules）的研究，而且要考慮由規則、信念（beliefs）、規範（norms）與組織（社會構成體social structures）組成的係統如何引導、保證和激勵多種多樣的交易行為。
將制度視為規則、信念、規範和組織構成的彼此相互聯繫的係統，既面臨着挑戰，也會有所收穫。例如，通過引用一些特別的、不易觀察的信念和規範，任何結果都能得到解釋，但這也意味着我們什麽結果也解釋不了。因此，很有必要通過某種方式限定可容許的制度集合。在對制度集進行限定時，我發現，將歷史與微觀分析--特別是博弈論結合起來，從概念上是合理的，從經驗上也是有益的。我將歷史分析與博弈論分析結合起來，一方面可以公平地對待由規則、信念、規範和組織構成的多樣化的係統；另一方面，可以對可能的制度及其績效的進行限定和實證評價。
此外，這個方法揭示出了一條新的研究路徑，促進了對制度動態變遷這個棘手問題的研究。制度通過怎樣的方式影響後續制度的路徑及相應的歷史發展？經濟學家通常斷言，制度的動態變遷反映了决策者對當前和預期環境做出的最優反應。然而，其他社會學科的學者和歷史學家則斷言，制度的變遷反映了歷史的束縛。爭論的每一方都註意到部分的真相，但又都不令人滿足。本書通過更廣阔的視角，采用與歷史相結合的微觀分析框架來考察制度，由此可以在爭論雙方之間架起橋梁，從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一種制度何時以及為什麽能夠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延續，又怎樣啓動了走嚮死亡的進程，過去的制度--甚至包括那些已經不再能有效地影響人們的行為的制度--如何影響着後來制度，等等這一係列問題。
除了經濟學以外，社會學、政治學、認知學等其他學科也廣泛地研究過不同信念、規範和組織的形成及影響。因此，本書建立在超出經濟學領域的分析和概念框架基礎之上。特別要強調的是，本書主張對制度研究的融合，也就是說，將主流經濟學的制度分析和社會學中關於文化與社會因素的分析結合起來。由於信念、規範和組織在傳統上屬於社會學的分析領域，本書又是集中分析這些方面，因此可以看成經濟學的制度分析進行"社會學轉變"（sociological turn）的嘗試。社會學變量將被用來解釋不同形式的制度的形成與發展。
要更好地理解一個特殊的歷史事件，我認為有必要促進制度分析。許多社會科學家認為，制度是重要的，而且制度變遷是一個歷史過程。因此，在理解財富在不同社會的分佈為何不均、以及怎樣才能進行改善等問題時，對制度及其動態變遷的研究將發揮關鍵作用。本書的研究框架就是試圖提高我們的這種分析能力，從而能對過去和現在的市場與政體及其變遷的制度基礎進行比較分析。
因為本書中既包含對特殊歷史事件的分析，又有研究制度的一般分析框架，所以部分內容會有些重疊。首先是對中世紀後期市場與政體的制度基礎進行詳細描述；其次是對歐洲與穆斯林世界這一時期的制度進行比較分析；最後是一個概念性、分析性（特別是博弈論）和經驗性的框架，用以研究制度及其內生的動態變遷。實際上，本書的主要內容就是對一係列特殊制度的分析。
因此，這本書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去讀它。有的讀者可以將本書看做對經濟與政治制度的理論分析，用案例研究闡明特定的觀點。有的讀者可以認為本書研究了為什麽以及如何將內生的動態變遷引入制度分析中，為什麽需要進行有特定背景和理論含義的案例分析。有的讀者還會認為，書中對中世紀歐洲和穆斯林世界的市場與國傢的制度基礎進行了比較研究，以便人們更好地理解這些特殊歷史事件及其動態變遷。還有讀者會認為，本書研究了制度發展與文化和社會演變的相互作用過程，或者將本書看做在經濟學中納入文化與社會因素、擴展制度分析的一種呼聲。也有人會將其看做是一個證據，肯定了將博弈論運用於經驗性的制度分析的合理性。此外，還會有人將這本書看做一部社會科學史。就我自己來說，本書反映我的一種嘗試，試圖更好的理解一個特殊歷史事件，並從中得出有關制度的一般性認識。
因此，為了理解各種不同政體與市場的內生興起過程、運行狀況及其含意，我必須超越一些看待制度的視角，如將制度看做政治性的規則，或者說，將制度看做市場中不同經濟主體相互作用時的最優反應。我不再將市場和政體看做是外生的，而認為它們是內生的，並且對它們的制度基礎進行研究。為了將這一分析深入下去，我努力尋找對經濟交易行為和政治交易行為發生影響的决定因素。這種理解不但要包括對規則（rules）的研究，而且要考慮由規則、信念（beliefs）、規範（norms）與組織（社會構成體social structures）組成的係統如何引導、保證和激勵多種多樣的交易行為。
將制度視為規則、信念、規範和組織構成的彼此相互聯繫的係統，既面臨着挑戰，也會有所收穫。例如，通過引用一些特別的、不易觀察的信念和規範，任何結果都能得到解釋，但這也意味着我們什麽結果也解釋不了。因此，很有必要通過某種方式限定可容許的制度集合。在對制度集進行限定時，我發現，將歷史與微觀分析--特別是博弈論結合起來，從概念上是合理的，從經驗上也是有益的。我將歷史分析與博弈論分析結合起來，一方面可以公平地對待由規則、信念、規範和組織構成的多樣化的係統；另一方面，可以對可能的制度及其績效的進行限定和實證評價。
此外，這個方法揭示出了一條新的研究路徑，促進了對制度動態變遷這個棘手問題的研究。制度通過怎樣的方式影響後續制度的路徑及相應的歷史發展？經濟學家通常斷言，制度的動態變遷反映了决策者對當前和預期環境做出的最優反應。然而，其他社會學科的學者和歷史學家則斷言，制度的變遷反映了歷史的束縛。爭論的每一方都註意到部分的真相，但又都不令人滿足。本書通過更廣阔的視角，采用與歷史相結合的微觀分析框架來考察制度，由此可以在爭論雙方之間架起橋梁，從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一種制度何時以及為什麽能夠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延續，又怎樣啓動了走嚮死亡的進程，過去的制度--甚至包括那些已經不再能有效地影響人們的行為的制度--如何影響着後來制度，等等這一係列問題。
除了經濟學以外，社會學、政治學、認知學等其他學科也廣泛地研究過不同信念、規範和組織的形成及影響。因此，本書建立在超出經濟學領域的分析和概念框架基礎之上。特別要強調的是，本書主張對制度研究的融合，也就是說，將主流經濟學的制度分析和社會學中關於文化與社會因素的分析結合起來。由於信念、規範和組織在傳統上屬於社會學的分析領域，本書又是集中分析這些方面，因此可以看成經濟學的制度分析進行"社會學轉變"（sociological turn）的嘗試。社會學變量將被用來解釋不同形式的制度的形成與發展。
要更好地理解一個特殊的歷史事件，我認為有必要促進制度分析。許多社會科學家認為，制度是重要的，而且制度變遷是一個歷史過程。因此，在理解財富在不同社會的分佈為何不均、以及怎樣才能進行改善等問題時，對制度及其動態變遷的研究將發揮關鍵作用。本書的研究框架就是試圖提高我們的這種分析能力，從而能對過去和現在的市場與政體及其變遷的制度基礎進行比較分析。
因為本書中既包含對特殊歷史事件的分析，又有研究制度的一般分析框架，所以部分內容會有些重疊。首先是對中世紀後期市場與政體的制度基礎進行詳細描述；其次是對歐洲與穆斯林世界這一時期的制度進行比較分析；最後是一個概念性、分析性（特別是博弈論）和經驗性的框架，用以研究制度及其內生的動態變遷。實際上，本書的主要內容就是對一係列特殊制度的分析。
因此，這本書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去讀它。有的讀者可以將本書看做對經濟與政治制度的理論分析，用案例研究闡明特定的觀點。有的讀者可以認為本書研究了為什麽以及如何將內生的動態變遷引入制度分析中，為什麽需要進行有特定背景和理論含義的案例分析。有的讀者還會認為，書中對中世紀歐洲和穆斯林世界的市場與國傢的制度基礎進行了比較研究，以便人們更好地理解這些特殊歷史事件及其動態變遷。還有讀者會認為，本書研究了制度發展與文化和社會演變的相互作用過程，或者將本書看做在經濟學中納入文化與社會因素、擴展制度分析的一種呼聲。也有人會將其看做是一個證據，肯定了將博弈論運用於經驗性的制度分析的合理性。此外，還會有人將這本書看做一部社會科學史。就我自己來說，本書反映我的一種嘗試，試圖更好的理解一個特殊歷史事件，並從中得出有關制度的一般性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