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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词论》新解
李清照《词论》新解
  李清照《词论》继承了苏门论词的菁华,并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词学观点,对南宋中后期江湖词派的词学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
  
  北宋中后期,苏门盛行作词论词之风。这种风气和当时词坛是息息相关的。苏轼继柳永以后登上词坛,追求一种与柳词不同的风格。苏轼有意提高词的品位,常常以柳词的低俗为戒,
  
  
  他批评秦观道:“不意别后,公学柳七作词耶?”还把秦观和柳永相提并论,调侃道:“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其实,秦观与柳永自有雅俗之别,但秦词气格不高、纤弱细腻,引起苏轼的不满。
  
  黄庭坚认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他评苏轼《卜算子》云:“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他还非常重视词作情感的雅正,认为晏几道词是人品学问的自然流露,如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等。晏几道用至诚至善的心态待人接物,其词不含世俗社会的一点杂质。黄庭坚称之为“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小山集序》)这和元代陆行直所说词的特质“正取近雅,又不远俗”(《词旨》)很相近。词就是用通俗的题材来表现高雅的情感,是一种介于雅俗之间的文学形式。
  
  陈师道论词注重本色,认为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从本色出发,他推举秦观、黄庭坚为词坛典范,认为唐人尚用不及;还自诩他自己的词作,不在秦、黄之下。
  
  晁补之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妙绝,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辞,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着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薄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晁补之评当世词人与李清照《词论》在评价词人范围、观点上大体是相近的。
  
  张耒《东山词序》指出了贺铸词的两个特点:其一,贺铸词虽然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但其内在的精神是一致的,“直寄其意耳。”(《贺方回乐府序》)其二,贺铸把博学业文之才与天理自然之情统一起来,化才学为清空,这是一个很高的词学境界。
  
  苏轼的门生兼幕僚李之仪,也擅长论词,他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诗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嚼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师道殚思精诣,专以《花间》所集为准,其自得处,未易咫尺可论,苟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其进也,将不可得而御矣。”(《跋吴师道小词序》)李之仪所说的词“自有一种风格”、词难于诗以及对北宋词坛诸公的褒贬,对李清照《词论》影响很大。他所指出吴师道提高词品的途径,正是李清照论词的目的之一。
  
  上文,我们不厌其烦的胪列苏门论词的基本观点,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李清照《词论》不出苏门论词的畛域,不仅所讨论的问题一致,就连词学观点也有一定的承传关系。其中以晁补之、李之仪对李清照的影响较为显著。李清照论词为什么出自苏门呢?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游学于苏轼门下,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多与苏门诸君子、学士切磋交流。李清照跟随其父生活在汴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前辈词人的影响。所以,由她来荟萃苏门的词论是顺理成章的。李清照除了继承前人的论词观点以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这就是本色雅正论和宋词才学化的发展趋向,体现在她把北宋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以及她对两类词人的批评和回护态度上。
  
  词是音乐文学,一旦离开了歌唱的氛围,艺术价值要大打折扣。这正是《词论》一开始就谈到李衮歌唱技艺的原因。从本色歌唱出发,李清照把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对于“知之者”,她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词不仅仅要配乐歌唱,还要唱出雅正的情感来。晚唐五代的郑卫之音、流靡之变太低俗,南唐君臣的亡国之音太哀伤,都不适合大一统王朝的时代气氛。真正的好词和时代精神是一致的。经过宋初百余年的涵养,产生了第一位大词人柳永。柳氏长期混迹于歌楼妓院,能移宫换羽,翻旧谱为新声,词作流传极广。但柳词意趣萎靡,多是一些闺门淫亵、羁旅狎妓之情。同时的其他词人,张先、宋祁、宋郊、沈唐、元绛、晁次膺等,格调有所提高,也不乏精彩之处,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影郎中”、“红杏尚书”之类。但他们总体才情不高,还不能成为当世的名家。李清照所谓的“知之者”,包括了本色和雅正两点。符合这两点的仅有晏几道、贺铸、秦观和黄庭坚四人。就这些为数寥寥的“知之者”还各有一病,集中表现在运用才学上。晏几道多短章小令,纯任天籁,看不出其中的人力功夫;秦观长于写情,运用才学的功夫较差,用典多是照搬引用或简单的改头换面,很少像苏、黄那样给传统的故实赋予全新的意义,达到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黄庭坚不愧为江西诗派的宗师,化用故实水平很高,但他的某些言情词意趣不高,是“使酒玩世”和“笔墨劝淫”的产物。李清照对“知之者”,皆摘其短,无一人能够幸免。而对“不知之者”又比较宽容,在指出他们“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缺点之后,还发掘出许多优点。这些优点也集中在运用才学上,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因为他们学识渊博,贯通了天然和人力,作词就像是从大海中舀取一勺水那样,取之不劲用之不竭,随心所欲而雍容典雅。散文家王安石、曾巩的小词令人绝倒,也能把才学演化到极致。张炎《词源》承李清照之观点,认为王安石词和苏轼、姜夔词一样,也具有“清空”的特点。李清照指出的宋词才学化途径就是坚守词的本色雅正,汲劝不知之者”的长处,把二者融会贯通、扬长避短,达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这很接近张炎《词源》的清空骚雅。
  
  苏门词人之后,执北宋词坛牛耳者为周邦彦和李清照。周邦彦从词的创作方面,探索出本色雅正、运用才学的法度;李清照则从理论方面阐明了这个趋势。根据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周、李二人没有什么交游,但他们在同一时代、从各自擅长的角度、殊途同归地指明了宋词的发展趋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直到南宋中期姜夔登上词坛,才把这个趋向演化成“清空骚雅”的词风,形成一个声势空前的南宋江湖词派。正是在这一点上,凸现出了《词论》所具有的词史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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