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人的臉譜
一 南腔北調
研究任何一時代的文學或任何一時代的歷史，其最終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於覓取對該時代之“人物”的精詳的瞭解。因為文學創作和歷史事跡幕後，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畢竟最使吾人感到興趣。當吾人想起馬蔻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或呂善（Lucian），便知適值羅馬衰落時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維竜（Fran Cois Villon）便知適值中古世紀。想起一個時代的重要人物，馬上感覺到那個時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紀”那樣的名稱，還不如稱為“約翰遜時代”來得有意義。因為衹稍提醒約翰遜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倫敦四法學院怎樣，他所常與交談的友儕怎樣，整個時代便覺得生動而充實起來了。設使有與約翰遜同時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倫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許有同樣足資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倫敦市民終不足引起吾人之興趣，因為普通人總歸是普通人。不論普通人喝燒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衹算是社會上無足輕重之偶發事件，毫無特色可言，因為他們是普通人。
倘若為約翰遜，則他的抽煙和時常出入倫敦四法學院，倒也是於歷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史料。偉人的精神用一種特具方法反應於當時社會環境而垂其影響於吾人。他們的優越之天才，能影響於他所接觸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響。他們受所讀書本之影響，亦受所與交際之婦人的影響。若令較為低能的人物與之易地而處，則不會有甚麽特徵可以發現。是以在偉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個時代的生命。他們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優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論到研究一整個國傢，那普通人民便千萬不容忽略過去。古代希臘的人民，並非個個都是索福剋勒斯（Sophocle），而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處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種子。談論希臘而衹想到索福喀麗、伯利剋裏（Pericles）、阿斯佩細亞（Aspasia）寥寥數人，勢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錯。蓋吾人尚須想及索福剋勒斯的兒子嘗以傢務糾紛控訴乃父，更須想及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e）同時代的人物，他們不完全是愛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卻是終日狂飲饕餮，唯以醉飽為務。爭辯紛紜，譎變狡猾，唯利是圖，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唯利是圖，詐譎多變之雅典人性格，有助於吾人之瞭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顛覆之理，適如伯利剋裏與阿斯佩細亞之使吾人瞭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為偉大。倘個別的加以評價，則他們的價值幾等於零，但倘以集體來觀察，則他們之所影響於國運之力量至為宏大。是以過去的時代，已無法將他們加以改造，至現代國傢中，所謂普通人民，固未嘗一日與吾人須臾離也，安得以等閑視之？
但是誰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樣一個形象？所謂“中國人民”，在吾人心中，不過為一籠統的抽象觀念。撇開文化的統一性不講——文化是把中國人民結合為一個民族整體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國人民在其脾氣上、體格上、習慣上，大抵異於北方人民，適如歐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異於諾爾曼民族。幸而在中國文化之軌跡內，衹有省域觀念之存在，而未有種族觀念之擡頭，因而在專製帝政統治下，賡續數世紀之久，得以相安無事。歷史上復遺傳下來一種寶貴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為簡單的方法，解决了中國語言統一上之睏難。中國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經數世紀之漸進的安靜播植，而同化比較溫順之土著民族。這替中國建立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友愛精神，雖歐洲今日猶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說的語言所顯現之睏難，亦不如今日歐洲分歧錯雜之甚。一個歐洲籍人倘旅經西南邊境如雲南者，雖略費麻煩，仍可使其意思表達而為人所懂，語言的技巧在中國使其拓植事業逐漸擴展，其大部蓋獲助於書寫之文字，此乃中國統一之顯見的標識。
一 南腔北調
研究任何一時代的文學或任何一時代的歷史，其最終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於覓取對該時代之“人物”的精詳的瞭解。因為文學創作和歷史事跡幕後，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畢竟最使吾人感到興趣。當吾人想起馬蔻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或呂善（Lucian），便知適值羅馬衰落時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維竜（Fran Cois Villon）便知適值中古世紀。想起一個時代的重要人物，馬上感覺到那個時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紀”那樣的名稱，還不如稱為“約翰遜時代”來得有意義。因為衹稍提醒約翰遜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倫敦四法學院怎樣，他所常與交談的友儕怎樣，整個時代便覺得生動而充實起來了。設使有與約翰遜同時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倫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許有同樣足資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倫敦市民終不足引起吾人之興趣，因為普通人總歸是普通人。不論普通人喝燒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衹算是社會上無足輕重之偶發事件，毫無特色可言，因為他們是普通人。
倘若為約翰遜，則他的抽煙和時常出入倫敦四法學院，倒也是於歷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史料。偉人的精神用一種特具方法反應於當時社會環境而垂其影響於吾人。他們的優越之天才，能影響於他所接觸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響。他們受所讀書本之影響，亦受所與交際之婦人的影響。若令較為低能的人物與之易地而處，則不會有甚麽特徵可以發現。是以在偉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個時代的生命。他們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優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論到研究一整個國傢，那普通人民便千萬不容忽略過去。古代希臘的人民，並非個個都是索福剋勒斯（Sophocle），而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處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種子。談論希臘而衹想到索福喀麗、伯利剋裏（Pericles）、阿斯佩細亞（Aspasia）寥寥數人，勢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錯。蓋吾人尚須想及索福剋勒斯的兒子嘗以傢務糾紛控訴乃父，更須想及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e）同時代的人物，他們不完全是愛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卻是終日狂飲饕餮，唯以醉飽為務。爭辯紛紜，譎變狡猾，唯利是圖，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唯利是圖，詐譎多變之雅典人性格，有助於吾人之瞭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顛覆之理，適如伯利剋裏與阿斯佩細亞之使吾人瞭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為偉大。倘個別的加以評價，則他們的價值幾等於零，但倘以集體來觀察，則他們之所影響於國運之力量至為宏大。是以過去的時代，已無法將他們加以改造，至現代國傢中，所謂普通人民，固未嘗一日與吾人須臾離也，安得以等閑視之？
但是誰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樣一個形象？所謂“中國人民”，在吾人心中，不過為一籠統的抽象觀念。撇開文化的統一性不講——文化是把中國人民結合為一個民族整體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國人民在其脾氣上、體格上、習慣上，大抵異於北方人民，適如歐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異於諾爾曼民族。幸而在中國文化之軌跡內，衹有省域觀念之存在，而未有種族觀念之擡頭，因而在專製帝政統治下，賡續數世紀之久，得以相安無事。歷史上復遺傳下來一種寶貴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為簡單的方法，解决了中國語言統一上之睏難。中國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經數世紀之漸進的安靜播植，而同化比較溫順之土著民族。這替中國建立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友愛精神，雖歐洲今日猶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說的語言所顯現之睏難，亦不如今日歐洲分歧錯雜之甚。一個歐洲籍人倘旅經西南邊境如雲南者，雖略費麻煩，仍可使其意思表達而為人所懂，語言的技巧在中國使其拓植事業逐漸擴展，其大部蓋獲助於書寫之文字，此乃中國統一之顯見的標識。
此種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時令吾人忘卻中國內部尚有種族歧異、血統歧異之存在。仔細觀察，則抽象的“中國人民”意識消逝，而浮現出一種族不同之印象。他們的態度、脾氣，理解各個不同，顯然有痕跡可尋。假使吾們用一個南方籍貫的指揮官來駕馭北方籍貫的軍隊，那時立即可使吾們感覺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為一方面，吾們有北方人民，他們服習於簡單之思想與艱苦之生活，個子結實高大，身強力壯，性格誠懇而忭急，喜啖大蔥，不辭其臭，愛滑稽，常有天真爛漫之態，他們在各方面是近於蒙古族的；而且比較聚居於上海附近之人民，腦筋來得保守，因之他們對於種族意識之衰頽，如不甚關心者。他們便是河南拳匪，山東大盜，以及篡爭皇位之武人的生産者。此輩供給中國歷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國許多舊小說之描寫戰爭與俠義者均得應用其人物。
循揚子江而至東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異。他們習於安逸，文質彬彬，巧作詐偽，智力發達而體格衰退，愛好幽雅韻事，靜而少動。男子則潤澤而矮小，婦女則苗條而纖弱。燕窩蓮子，玉碗金杯，烹調極滋味之美，飲食享豐沃之樂。懋遷有無，則精明伶俐；執戟荷戈，則退縮不前；詩文優美，具天賦之長纔；臨敵不鬥，呼媽媽而踣僕。當清廷末季，中國方屏息於韃靼民族盤踞之下，挾其詩文美藝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孫。
復南下而至廣東，則人民又別具一種風格，那裏種族意識之濃郁，顯而易見，其人民飲食不愧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為一男子；富事業精神，少挂慮，豪爽好鬥，不顧情面，揮金如土，冒險而進取。又有一種奇俗，蓋廣東人猶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遺傳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見廣東人含有古代華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強度混合血胤。至漢口南北，所謂華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駡而好詐之湖北居民，中國嚮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之俗諺，蓋湖北人精明強悍，頗有鬍椒之辣，猶不夠刺激，尚須爆之以油，然後煞癮之概，故譬之於神秘之九頭鳥。至湖南人則勇武耐勞苦，湘軍固已聞名全國，蓋為古時楚國戰士之後裔，具有較為可喜之特性。
因往來貿易而遷徙，與科舉時代應試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結果，自然而然稍稍促進異種人民之混合，省與省之差異性乃大見緩和，然大體上仍繼續存在着。蓋有一頗堪註意之事實，即北方人長於戰鬥，而南方人長於貿易，歷代創業帝王，幾從無出自大江以南者。相傳食米之南人，無福拱登竜座，衹有讓那啖饃饃的北方人來享受。實際上除卻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創業帝王，出自甘肅東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餘各大皇朝的帝王，蓋莫不起自比較阻塞的山陵地帶，靠近隴海鐵路，此地帶包括東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東和北部安徽。這個開業帝王的産生地帶，倘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它的幅徑距離不難測知。漢高祖起於沛縣，即現在之徐州；晉室始祖起於河南；宋室始祖起於南部河北之涿縣；明太祖朱洪武出生於安徽之鳳陽。
直到如今，除了蔣介石將軍出身於浙江——他的傢族譜係尚待考——大半將帥，多出自河北、山東、安徽、河南，也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山東産生了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盧永祥；河北産生了齊燮元、李景林、張之江、鹿鐘麟；河南産生了袁世凱；安徽産生了馮玉祥，段祺瑞。江蘇不出大將，而産生了幾位出色的旅館侍者。五十年前，中國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國藩，這個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證明上述之定律：因為曾國藩是一位第一流學者，同時也是第一等大將，但他既係出生於長江之南，是以為食米者而不是啖饃饃者，從而他的命運註定應為貴顯大臣，而不能為中華民族開創一新的皇朝。因為開創帝業這種工作，需要一種北方典型的粗厲豪放的態度，要具備一種淳樸而令人可愛的無賴漢之特性，要有愛好戰爭，不厭勞動而善於自利的天才——藐視學問與孔教倫理學，直至大局底南面稱皇，那時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於他，然後大模大樣大講其尊孔之道。
循揚子江而至東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異。他們習於安逸，文質彬彬，巧作詐偽，智力發達而體格衰退，愛好幽雅韻事，靜而少動。男子則潤澤而矮小，婦女則苗條而纖弱。燕窩蓮子，玉碗金杯，烹調極滋味之美，飲食享豐沃之樂。懋遷有無，則精明伶俐；執戟荷戈，則退縮不前；詩文優美，具天賦之長纔；臨敵不鬥，呼媽媽而踣僕。當清廷末季，中國方屏息於韃靼民族盤踞之下，挾其詩文美藝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孫。
復南下而至廣東，則人民又別具一種風格，那裏種族意識之濃郁，顯而易見，其人民飲食不愧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為一男子；富事業精神，少挂慮，豪爽好鬥，不顧情面，揮金如土，冒險而進取。又有一種奇俗，蓋廣東人猶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遺傳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見廣東人含有古代華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強度混合血胤。至漢口南北，所謂華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駡而好詐之湖北居民，中國嚮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之俗諺，蓋湖北人精明強悍，頗有鬍椒之辣，猶不夠刺激，尚須爆之以油，然後煞癮之概，故譬之於神秘之九頭鳥。至湖南人則勇武耐勞苦，湘軍固已聞名全國，蓋為古時楚國戰士之後裔，具有較為可喜之特性。
因往來貿易而遷徙，與科舉時代應試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結果，自然而然稍稍促進異種人民之混合，省與省之差異性乃大見緩和，然大體上仍繼續存在着。蓋有一頗堪註意之事實，即北方人長於戰鬥，而南方人長於貿易，歷代創業帝王，幾從無出自大江以南者。相傳食米之南人，無福拱登竜座，衹有讓那啖饃饃的北方人來享受。實際上除卻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創業帝王，出自甘肅東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餘各大皇朝的帝王，蓋莫不起自比較阻塞的山陵地帶，靠近隴海鐵路，此地帶包括東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東和北部安徽。這個開業帝王的産生地帶，倘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它的幅徑距離不難測知。漢高祖起於沛縣，即現在之徐州；晉室始祖起於河南；宋室始祖起於南部河北之涿縣；明太祖朱洪武出生於安徽之鳳陽。
直到如今，除了蔣介石將軍出身於浙江——他的傢族譜係尚待考——大半將帥，多出自河北、山東、安徽、河南，也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山東産生了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盧永祥；河北産生了齊燮元、李景林、張之江、鹿鐘麟；河南産生了袁世凱；安徽産生了馮玉祥，段祺瑞。江蘇不出大將，而産生了幾位出色的旅館侍者。五十年前，中國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國藩，這個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證明上述之定律：因為曾國藩是一位第一流學者，同時也是第一等大將，但他既係出生於長江之南，是以為食米者而不是啖饃饃者，從而他的命運註定應為貴顯大臣，而不能為中華民族開創一新的皇朝。因為開創帝業這種工作，需要一種北方典型的粗厲豪放的態度，要具備一種淳樸而令人可愛的無賴漢之特性，要有愛好戰爭，不厭勞動而善於自利的天才——藐視學問與孔教倫理學，直至大局底南面稱皇，那時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於他，然後大模大樣大講其尊孔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