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风暴的杉树（代序）
　　◎ 李建军
　　我从未请托别人替自己的书作过序。这倒不是因为狭隘的傲慢和虚妄的自负，而是觉得自己在书中立了些什么宏论，放了些什么厥词，还是自己最清楚，所以，比较起来，从实招来的“夫子自道”，无疑更有助于向读者提供切实可靠的信息。我也不大有勇气享受给别人写序的光荣，谬托知己，信口雌黄，把一些不痛不痒的废话和不着边际的空话，佛头着粪一样放在别人的书上，这不仅是对作者和对读者的怠慢，也分明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嘛。
　　但是，李悦先生打电话来，要我给他的作品集写序，我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确喜欢李悦硬语盘空的文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在艺术欣赏中，“偏见”当然要不得，但“偏爱”却是无可非议的。我之答应替李悦先生写序，就是因为我从他的文章中，读到了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思想，读到了令我拍案叫绝的判断。虽然这本《批评于丹》只收集了两篇批评于丹的文章，但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谈谈我所认识的李悦先生，谈谈我对他的写作的印象和评价。
　　最早认识李悦先生，是在内蒙古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在出去观光的旅途中，他不知疲倦地讲了许多机智幽默的故事。他说起话来因多有“期期”而略显磕绊，但故事却讲得委婉曲折，妙趣横生。他的过人的记忆力和非凡的叙事才能，给同车而行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读小学时，是听着孙敬修的故事度过了许多美妙时光的。难怪呢！
　　李悦是个爱书的人，有一万多册的藏书。藏书只是占有，读书才是享有，只藏不读，算不得真正的收藏家，算不得真正的爱书人。李悦属于为了读书而藏书的人。他的读书量是惊人的。他不仅读，还写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阅读笔记。为了把自己的阅读心得公诸同好，他在《北方新报》开了一个专栏，名之曰:“关于读书的鸡零狗碎”。这些读书札记，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文风活泼，清新明快。在这个“可视文化”大行其道，“印刷文化”日渐冷落的时代，李悦的存在实在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然而，更为可贵的是，李悦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曲肱读书、无所用心的名士，而是自觉地按照知识分子的精神原则去生活和写作。
　　如果说，做一个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么，在今天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更其艰难。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使我们时代的不少知识分子沦为惟利是图、目光短浅的法利赛人。由于放弃了批判的立场，由于成为权力的附皮之毛，知识分子便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知识分子的溃散和流失，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危机。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现状的不满和忧虑。他的忧虑应该引发我们的认同和反思。我们已经陷入严重的文化“无政府”状态，生活中充满了令人焦虑的“反文化”现象，因此，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知识分子，都需要那种在文化的意义上为社会立法和“守夜”的人，都需要那种在精神生活上为自己的时代指示方向和出路的人。
　　虽然知识分子必然是读书人，但读书人却不一定都是知识分子。因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看他是不是有知识，还要看他是不是有稳定的人文立场，有自由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知识分子是一群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生活的人。他把“不满”和“质疑”当做经常的态度，总是倾向于对现实和外部权力说不。他拒绝“顺从主义”，视“服从”为可耻的背叛与堕落。他像席勒所说的“男子汉”一样，总是“不停地替自己寻找敌人”，并通过与“敌人”的对抗，捍卫那些伟大的价值。他的内心充满渴望和激情，试图通过不断的“启蒙”，为生活开辟新的道路。由于不顺从和为敌的态度，知识分子的生活便充满了困厄和灾难，而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和牺牲。

　　成为知识分子显然是李悦的自觉追求。我们在他的几乎所有文字中，都可以看到对知识分子立场的捍卫。他在《思想的尊严棗 读筱敏〈成年礼〉》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社会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人类之所以到今日还没有乘着股票市场或者核弹头直线奔向毁灭，恰是因为有许多被视为过激、空想、不合时宜的分子，不懈地质疑我们的处境，呼唤着情感和良知。”尖锐地质疑我们时代的“处境”，也是李悦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的基本态度。几乎所有那些热闹一时的消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都曾受到李悦的深刻的质疑和剖析。在《充满谬误的姜戎》中，他不仅指出了《狼图腾》的“输血论”、“游牧精神”论和“许多常识性谬误”，而且，还深刻地指出“不是民族精神和性格决定历史”，而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影响着历史的“运转”。李悦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同并欣赏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的《恶俗》对“恶俗”的界定:“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不少美国人竟然会相信他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者迷人的东西。”李悦高度评价林如敏的《无羞可遮》一书对我们时代的“娱乐圈的恶俗”的“嘲笑”，而对文学领域的“恶俗”，他则给予了同样尖锐的嘲笑。他批评池莉的“媚俗”，认为“她不追求人生的意义，也不想超越生活进行形而上的思索。……有的只是时间生活的无休无止的堆砌，几乎完全摈弃了价值生活”（《媚俗的池莉》）。在《没有风格的〈空山〉》中，李悦揭示了阿来的创作的问题:因为过度依赖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模仿，阿来的小说无论在主题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缺乏成熟的风格。他还在另外两篇文章中，批评了金庸和王朔的小说，认为他们的作品因为缺乏“文学含量”，本质上不过是“通俗小说”罢了。
　　启蒙是知识分子的具有核心意义的工作内容。启蒙既是解构异化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也是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过程。虽然启蒙屡屡受到误解、质疑和压制，但是，启蒙意味着光明，离开启蒙，暗夜里的生活就会丧失方向，社会的发展理想就不可能实现。然而，在一个精神生活让位给物质生活的时代，生活的意义似乎已经不再受人关注，生活的方向也不再是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重要问题。相对主义主宰着人们的内心生活。这让大家对一切都心平气和，对任何事情都觉得无可无不可。这就给前现代性价值观的复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几乎在一夜之间，“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以“英雄”的姿态，通过对“现代性”的反动和抵拒，全面实现了自己的复辟梦想。“奴才”对“皇上”和“主子”的忠诚和崇拜，成了影视文化和文学叙事中的常见景观。“拜权主义”这种中世纪的破烂意识形态，正通过“戏说历史”这种嘻嘻哈哈的方式，严重地毒化着国人的精神生活。对一个处于前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讲，批判专制主义，争取做人的自由和尊严，争取个性和人格的健康发展，乃是启蒙工作的要义。而当“专制主义”的文化狂潮汹涌而来的时候，知识分子尤其要立定脚跟，毫不妥协地与之对抗。
　　李悦显然认识到了启蒙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认识到了蒙昧主义对我们的文化发展和生活现代化的严重威胁。在他的批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自觉而强健的启蒙精神。《宣扬“唯皇史观”的小说 二月河作品批判》就是一篇启蒙性质的批评文章。在一个人们对“专制主义”习焉不察的时代，他的这篇文章显得及时而重要。李悦上承黄宗羲《原君》对“皇帝”的批判，认为“皇帝”乃万恶之源。所以，他对二月河为皇帝歌功颂德的小说就深恶痛绝，对《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所宣扬的“唯皇史观”，就觉得特别难以接受。在二月河看来，雍正因为在位13年做了千语万言的政务批语，就功德无量，“就是我们这些书生，谁又有过这么大的文字劳作”。二月河笔下的皇帝克己爱人，无善不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好皇帝”，这样的“大救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才能被“解放”出来，才能过上“无比幸福”的美好生活。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实在不过是迂腐书生的自作多情。“唯皇史观”认为:“一个好皇帝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可以永远保证国家强盛和百姓安居乐业，封建的皇权专制是很好的制度，根本不需要进行改变政体，改变生产方式，改变思想观念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李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靶楣埂背隼吹囊馐缎翁?谋局屎臀：?“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在呼唤民主和法制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在中国正加速走向更加民主的社会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无疑是在逆历史大潮而动，无疑是非常反动的。”二月河小说“内容简介”上的广告词说，《雍正皇帝》“以思想为经，艺术为纬，鸟瞰历史，探究人生，非大家而不可为。”但李悦最后的结论却是:“二月河的皇帝三部曲，以反动思想为经，以通俗艺术为纬，曲解历史，浅化人生，乃大家所不为也。”李悦的判断无疑更为真实，更为可靠，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