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石昌渝先生，请他为我们主讲《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大家欢迎。
过去和现在对《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究竟有什么不同见解？我想呢，这个主要的看法有两个：第一，忠义说。就认为《水浒传》所宣传的，它通过宋江这108 人，他们上梁山的经历，以及最后招安，最后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它通过这个情节表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人认为，它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提出这个忠义说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贽，就是李卓吾，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忠义续》，他评《水浒传》抓住了两点：第一点，他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是一部发愤之作，为什么是发愤之作呢？他认为作者是身在元代、心在宋代。他因为愤怒当时宋代的灭亡，认为当时的朝廷的那些文武大臣，都不行，他们没有忠义，这个东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于这个背景写《水浒传》的，这是他立论的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他认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忠义里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这是李卓吾的看法。
后来在李贽以后，出现了一个诲盗说。诲盗就是说，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那么这个观点在崇祯十五年，就是明朝快要亡掉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明朝历史的同志很清楚，那个时候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当时已经动乱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明代的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快要完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官员，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本，这个人叫左懋第，他认为《水浒传》是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他举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有一个叫李青山的强盗，就占据了梁山，当时政府多次围剿，没有把他剿灭下来。而且因为梁山是处在运河的边缘，在中国古代，运河是一个生命线，叫漕运嘛，就是南粮北调，装粮食的船到北方去，是通过运河运上去的，那么梁山就在运河的附近，就把它的经济命脉掐断了，他在题本里面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马上下令将《水浒传》这部小说全国各地都要收缴，把它的版片要毁掉、烧掉，把书要收起来，那么他就是诲盗说的一个代表。金圣叹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金圣叹他评论《水浒传》，他从艺术上对《水浒传》的评价很高，就是《水浒传》描写人物写得很好，叙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水浒传》的思想，他是否定的。因此他才有把七十回以后砍掉这样一个举措。
建国以后呢，五十年代，我们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古典小说的时候，是经过一番讨论的，究竟先出版哪一部小说，最后经过研究和讨论呢，决定先出版《水浒传》，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我们各种教科书，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一个普遍的看法。因为它描写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它歌颂了这一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歌颂了他们革命的造反精神，这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但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文革”当中可能我们有了一点年纪的人还记得很清楚，在“文革”当中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就认为《水浒传》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他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那么这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成为惟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 “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对《水浒传》的思想、看法也提出来很多，不过我认为它不管怎么翻新，仍然是摆脱不了历史上两种主要的见解：一个忠义说，一个诲盗说。
第二个问题，《水浒传》写的是一伙强盗呢？还是写的农民起义呢？这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知道一部作品写什么、怎么写，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看出作家的思想，也可以分析出这个作品的倾向。在海外有这么一种观点，就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强盗写给强盗看的书。主要的根据从历史上来看，《水浒传》的故事认为首先是在强盗当中流传。他翻了很多历史书，查了很多史书。就是宋代忠义社在太行山打游击的，这个忠义社当时是抗金，北宋南渡到杭州，在临安建都，北宋就沦陷了，被金朝占领了。当时太行山还在坚持打，太行山的那一部分人马，有一部分就是宋江的部下，这个是确实的，36人，有人上太行山了。在太行山上还有宋江的庙，就是说宋江的余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小说，他的一部分人马到了太行山，那么在太行山讲什么故事呢？就讲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根据，就是强盗讲给强盗听的。
他特别强调包括我们所称颂的武松这些人，他认为宋江也有强盗行迹，强盗干的事情。他渲染，比如说武松杀潘金莲，它宣传那种杀人的残酷，把心肝五脏挖出来，抓出来放在他哥哥的祭桌上面，这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然后到他血溅鸳鸯楼，他见人就杀，丫头啊什么，马夫什么，全杀了，他的刀都杀得卷了口，这个你不能不说是强盗。就包括宋江，你抓住了黄文炳抓到了刘安，宋江也是把他绑在将军柱上，也都是挖心的。当然不是宋江挖，是宋江看着挖，那就是宋江他默许了。他就是要杀他，杀人办法，而且杀人要把心脏挖出来炒给宋江吃，这是杀人如麻，他认为这个是强盗的行迹，渲染这些东西，看起来很血淋淋的，血腥得很。潘巧云既使她挑拨了杨雄跟石秀的关系，那罪也不该死啊？也是把她的心挖出来，这些东西，就认为宣传这些东西，这不是一般人，他认为是强盗。
那么《水浒传》这108人里面有没有强盗呢，我们大概都很熟悉《水浒传》，应该知道那确实是有，这个强盗还不只一个，一大批。大概我们统计了一下，三分之一是有的吧！这108个，三分之一是有的。有的反驳农民起义说，说你们写农民起义，其中有没有农民？这个108个里面有没有农民？找来找去就是阮小二。阮小二是个渔民吧，因为阮氏三兄弟，三兄弟里面，阮小二是比较老实的，为什么老实？他有老小，他有妻子儿女，他不乱闹。那个阮小五和阮小七是专门赌博的，是一个赌徒，输了钱就想发财。后来就参加劫生辰纲。《水浒传》里面确实写了不少强盗：第一类，是占山为王的强盗。那一大批，比如说，少华山，桃花山，梁山，白虎山，清风山，对影山，黄山门，银马川，硭砀山，枯树山等等，这些都是强盗，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伙人在梁山108人里面确实是，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那怎么看呢？是不是《水浒传》写的都是强盗？我认为不是，为什么？我提出这么几点根据：第一，从全书的结构布局来看，这些人不占主流的位置，他们也不是情节的主角。你们读《水浒传》你们注意到没有，你们分析过108人，排座次怎么排的？它很有讲究。占山为王的、开黑店的、打劫的、惯偷这些人基本上不在前36名。第二，作者并没有用欣赏的态度去描写他们如何去杀人，如何去抢劫，没有。他们这些举动，都通过他们的口叙述出来了，旁叙出来了。他没有正面描写，小说正面描写的是什么人呢？是鲁智深、是林冲、是武松、是宋江，是这样一批人。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批英雄好汉，他们才是梁山的代表人物，才是梁山的主流，也是最后确定梁山路线纲领的这一批人，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他们这些人上了梁山以后，都服从了宋江的纲领，就是服从了宋江的领导，执行了宋江的路线，他们已经再不干过去的那些强盗的勾当。其实应该说这是很真实的，这个里面三教九流什么都有，不是那么纯粹，理论那么清楚，目标那么明确，不是那种情况，都是被逼无奈，亡命江湖，然后组织在一起，有那么一个领袖出来，这个领袖有思想、有理论、有目标，统率这帮人，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把晁盖和宋江比较一下，晁盖他们一伙人劫生辰纲以后，站不脚了，官府来追捕他们了，他们迫不得已上了梁山。晁盖他们劫持这个生辰纲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图一世的快活。他们七个人抢来了，他们的理论是不义之财、取之有道，这个理论我们现在都不能接受。我们一个法制社会要是这样说的话，不义之财取之有道，我们都可以认定这个财是不义之财。我说它不义之财我就可以抢，那是不行，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强盗的逻辑。智取生辰纲，他们最后奠定了梁山的基础，但是他们的行径还没有完全脱离强盗这个范畴，他们抢了这个钱财以后，七个人瓜分，没有把这个钱去救济穷人，劫富济贫嘛，他没有济贫。上了梁山以后，王伦不容他们，然后林冲火并王伦，就尊晁盖坐了第一把交椅。这时候就在晁盖的领导之下，但是晁盖跟宋江那是差别很大的，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气魄和头脑，他没有。你看晁盖上山以后，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干什么？还是打家劫舍，你们仔细看一看，他上梁山干什么？他上梁山第一件事情是击败了济州府的官军的征剿，这是打了一仗。第二仗就是劫持、抢劫了一个车队，一个商人的车队，抢了二三十箱金银，四五十匹骡马，他还是干这个事情。你们再看宋江上梁山以后他干什么？他保井安民，只是过往的官员他拦下来，如果发现官员的箱里有金银，对不起。过往客商一律不准抢，在梁山周边几百里范围之内，如果发现有贪官、土豪、恶霸，他毫不留情，去把他干掉，他干这个事情，这跟晁盖完全不同。所以说，宋江他上山以后，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这一套，他是有目的的，不是强盗，他跟晁盖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以前有个观念，如果晁盖是革命路线，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啊，他怎么是革命路线，跟革命根本谈不上，晁盖上了梁山以后，他的行为也谈不上革命，没有这个思想。而宋江他是很明确的，当然，宋江也不能说是革命，我认为农民起义不能叫做社会革命，过去我们对农民起义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讨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是一。第二，从事实来看，农民起义它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并不反对封建制度，只是反对压在头上的那个皇帝，那个政府，然后取而代之。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洪秀全，我们可以一个个摆出来分析，有哪一个不是想当皇帝的？不就换一个位置嘛！就抢一个座位，并不改变社会制度。既然都不改变这个封建制度，他也不改变，不过就是说人家是要把这个皇帝推掉，他当皇帝。他说我不当皇帝，还是你当，我铲除贪官污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本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农民起义。而且宋江的思想是很特殊的，这个值得我们玩味。在中国农民起义里边，宋江这样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我翻了一下中国农民战争史，从陈胜吴广开始一个一个地排下来，找到一个不反皇帝的。正德年间在河北霸州起义的叫做赵鐩，这个人是公开地宣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最后的结局跟宋江一样，甚至比宋江更悲惨。我找来找去找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号称为赵疯子。为什么是疯子？你既然要暴动，要起义，那你就要反皇帝。你不反皇帝，你要忠，你就不要起义。这二律悖反。这个人跟宋江很相近，很少这样的人。最后这个赵鐩被正德皇帝抓去以后，把他的皮给剥下来，皮剥下来不说，还把他的皮做成马鞍，做成正德皇帝的马鞍，你虽然不反我，但是你造反。这我们看《水浒传》里面看出来，宋徽宗不管怎么样，你宋江怎么号称忠义，你造了反，十恶不赦，你最后只能是这个下场。
所以说，我们看梁山是不是农民起义，关键要看这个领袖。领袖所提出来的他的政治纲领和他的纲领的实践。所以我认为，《水浒传》它是写了一批强盗，但是并没有赞扬强盗，它赞扬的是一批敢于反抗的英雄好汉。我们读《水浒传》，只要读到林冲你就会感到，不起来不行的，他只有到了风雪山神庙，他搬开石头、推开大门，把那几个坏家伙杀掉，才解气。要不这样写，你觉得压抑得很。比如写到鲁智深，他拳打镇关西，那几拳打下去真是痛快。那不打太窝囊，打得好，这才是《水浒传》肯定的东西。它肯定的是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假设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反抗精神了，就压在头上，像林冲，我们开始都认为他太窝囊，一直忍辱负重，想保全他的一个小康的家庭，最后希望也破灭了，保不了了，这样才最后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水浒传》它宣扬的是这样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深入地讲，你怎么解释这个招安？我觉得有的评论者好像很回避这个招安。有人说《水浒传》是有招安，招安发生在七十回以后，七十回以后的《水浒传》是另外一个《水浒传》，是两个《水浒传》。宋江上梁山排座次之前，那是一个宋江。上梁山主持梁山以后，那是另外一个宋江。就是我们分析一部作品要全面地分析、要系统地分析，不能取其一点，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实际上，宋江上梁山之前，他的思想是忠义思想，上梁山之后这个忠义思想就变成他的路线，就是招安的路线，他是一贯的，不是上梁山以后突然变了，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亡命江湖，当时官府要逮捕他，他就跑了，在江湖亡命。他多次被山头上那些山大王请上山，他都不上山。后来他还是回去了，去探亲，看他父亲，后来他被抓了，他愿意被抓，不就判个刑嘛！流放到江州。因为当时府尹对他很关照，认为他是一个好汉，是个义士，从轻判了，认为他杀阎婆惜是误杀，就刺配江州，就是因为在江州他题了一首反诗。这首反诗，历来对反诗的分析，我认为不太准确。他有两句话：“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好像分析说他要当黄巢、要造反，你仔细地分析一下，他是“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不是个大丈夫，他才是大丈夫。什么叫丈夫？什么叫做不丈夫，他认为他忠义，他在梁山干的事业才是大丈夫，黄巢那个不叫丈夫，他实际上是这个思想。当然那个黄文炳抓住这个诗，无限上纲，说它是反诗，把他抓起来要判死刑，后来劫法场。在这种情况下，宋江再也不能不上梁山，他这样子上了梁山，这样子才坐上了梁山的交椅。所以说宋江他这个招安的思想，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这个招安的政治主张，是有他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的，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截的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不能这样说。宋江的思想是一贯的，他没有当梁山的领袖之前，他作为个人来讲，他是胸怀忠义，他在家是个孝子，他在外面干事情是两条：一个忠，一个义。对江湖上好汉、豪杰他称兄道弟，扶危济困。上了梁山以后，这种思想很自然地就会演变为招安思想。其实历史上农民起义受招安的多得很，李自成、张献忠，都受过招安。当时的农民起义，招安这一点，由于他们的起义本质所决定，这个招安对他们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是他们一种策略，打得不行了，情况不妙，他就要招安，李自成、张献忠都是这样招安的。当他的势力大起来了，觉得可以把这个皇帝推翻，他马上就换旗帜。宋江跟他们不同，就在于宋江他把招安作为他的战略目的，而一般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目的是要推翻皇帝，他自己做皇帝，它的差别在这里。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水浒传》写了招安，就认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我认为这个评价缺乏一定的依据。因此我认为《水浒传》它的价值之所在，并不取决于招安和没有招安，它的价值之所在，是在于它歌颂了这些反抗的英雄，揭示了逼上梁山的封建社会一个历史的规律，金圣叹虽然反对农民起义，但是他也承认乱自上作，他在评《水浒传》中说过，乱自上作，不能怪老百姓。这个动乱是你上头搞起来的，是你朝廷的腐败、朝廷的黑暗，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你们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动乱起来了。而《水浒传》的价值我认为，简单来说，一个是它歌颂了这一批反抗的英雄；其次，它客观地揭示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个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不能因为作者主观宣扬了招安的思想，作品写了招安的情节，因此就把《水浒传》全盘否定。
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就是很多读者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水浒传》中的绿林的英雄性和江湖的豪侠气，而往往忽略掉了他们所存在的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那么我想不光是对《水浒传》，对任何的文学作品，我们还都应该历史地、科学地来看待、来理解、来品读。好，最后让我们感谢石昌渝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过去和现在对《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究竟有什么不同见解？我想呢，这个主要的看法有两个：第一，忠义说。就认为《水浒传》所宣传的，它通过宋江这108 人，他们上梁山的经历，以及最后招安，最后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它通过这个情节表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人认为，它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提出这个忠义说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贽，就是李卓吾，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忠义续》，他评《水浒传》抓住了两点：第一点，他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是一部发愤之作，为什么是发愤之作呢？他认为作者是身在元代、心在宋代。他因为愤怒当时宋代的灭亡，认为当时的朝廷的那些文武大臣，都不行，他们没有忠义，这个东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于这个背景写《水浒传》的，这是他立论的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他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他认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报国，他认为是忠义之烈也，忠义里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这是李卓吾的看法。
后来在李贽以后，出现了一个诲盗说。诲盗就是说，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那么这个观点在崇祯十五年，就是明朝快要亡掉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明朝历史的同志很清楚，那个时候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当时已经动乱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明代的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快要完蛋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官员，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本，这个人叫左懋第，他认为《水浒传》是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他举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有一个叫李青山的强盗，就占据了梁山，当时政府多次围剿，没有把他剿灭下来。而且因为梁山是处在运河的边缘，在中国古代，运河是一个生命线，叫漕运嘛，就是南粮北调，装粮食的船到北方去，是通过运河运上去的，那么梁山就在运河的附近，就把它的经济命脉掐断了，他在题本里面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马上下令将《水浒传》这部小说全国各地都要收缴，把它的版片要毁掉、烧掉，把书要收起来，那么他就是诲盗说的一个代表。金圣叹也是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金圣叹他评论《水浒传》，他从艺术上对《水浒传》的评价很高，就是《水浒传》描写人物写得很好，叙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对《水浒传》的思想，他是否定的。因此他才有把七十回以后砍掉这样一个举措。
建国以后呢，五十年代，我们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古典小说的时候，是经过一番讨论的，究竟先出版哪一部小说，最后经过研究和讨论呢，决定先出版《水浒传》，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我们各种教科书，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一个普遍的看法。因为它描写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它歌颂了这一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歌颂了他们革命的造反精神，这是建国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但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文革”当中可能我们有了一点年纪的人还记得很清楚，在“文革”当中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就认为《水浒传》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他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那么这种观点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成为惟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 “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对《水浒传》的思想、看法也提出来很多，不过我认为它不管怎么翻新，仍然是摆脱不了历史上两种主要的见解：一个忠义说，一个诲盗说。
第二个问题，《水浒传》写的是一伙强盗呢？还是写的农民起义呢？这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知道一部作品写什么、怎么写，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看出作家的思想，也可以分析出这个作品的倾向。在海外有这么一种观点，就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强盗写给强盗看的书。主要的根据从历史上来看，《水浒传》的故事认为首先是在强盗当中流传。他翻了很多历史书，查了很多史书。就是宋代忠义社在太行山打游击的，这个忠义社当时是抗金，北宋南渡到杭州，在临安建都，北宋就沦陷了，被金朝占领了。当时太行山还在坚持打，太行山的那一部分人马，有一部分就是宋江的部下，这个是确实的，36人，有人上太行山了。在太行山上还有宋江的庙，就是说宋江的余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小说，他的一部分人马到了太行山，那么在太行山讲什么故事呢？就讲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根据，就是强盗讲给强盗听的。
他特别强调包括我们所称颂的武松这些人，他认为宋江也有强盗行迹，强盗干的事情。他渲染，比如说武松杀潘金莲，它宣传那种杀人的残酷，把心肝五脏挖出来，抓出来放在他哥哥的祭桌上面，这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然后到他血溅鸳鸯楼，他见人就杀，丫头啊什么，马夫什么，全杀了，他的刀都杀得卷了口，这个你不能不说是强盗。就包括宋江，你抓住了黄文炳抓到了刘安，宋江也是把他绑在将军柱上，也都是挖心的。当然不是宋江挖，是宋江看着挖，那就是宋江他默许了。他就是要杀他，杀人办法，而且杀人要把心脏挖出来炒给宋江吃，这是杀人如麻，他认为这个是强盗的行迹，渲染这些东西，看起来很血淋淋的，血腥得很。潘巧云既使她挑拨了杨雄跟石秀的关系，那罪也不该死啊？也是把她的心挖出来，这些东西，就认为宣传这些东西，这不是一般人，他认为是强盗。
那么《水浒传》这108人里面有没有强盗呢，我们大概都很熟悉《水浒传》，应该知道那确实是有，这个强盗还不只一个，一大批。大概我们统计了一下，三分之一是有的吧！这108个，三分之一是有的。有的反驳农民起义说，说你们写农民起义，其中有没有农民？这个108个里面有没有农民？找来找去就是阮小二。阮小二是个渔民吧，因为阮氏三兄弟，三兄弟里面，阮小二是比较老实的，为什么老实？他有老小，他有妻子儿女，他不乱闹。那个阮小五和阮小七是专门赌博的，是一个赌徒，输了钱就想发财。后来就参加劫生辰纲。《水浒传》里面确实写了不少强盗：第一类，是占山为王的强盗。那一大批，比如说，少华山，桃花山，梁山，白虎山，清风山，对影山，黄山门，银马川，硭砀山，枯树山等等，这些都是强盗，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伙人在梁山108人里面确实是，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那怎么看呢？是不是《水浒传》写的都是强盗？我认为不是，为什么？我提出这么几点根据：第一，从全书的结构布局来看，这些人不占主流的位置，他们也不是情节的主角。你们读《水浒传》你们注意到没有，你们分析过108人，排座次怎么排的？它很有讲究。占山为王的、开黑店的、打劫的、惯偷这些人基本上不在前36名。第二，作者并没有用欣赏的态度去描写他们如何去杀人，如何去抢劫，没有。他们这些举动，都通过他们的口叙述出来了，旁叙出来了。他没有正面描写，小说正面描写的是什么人呢？是鲁智深、是林冲、是武松、是宋江，是这样一批人。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批英雄好汉，他们才是梁山的代表人物，才是梁山的主流，也是最后确定梁山路线纲领的这一批人，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他们这些人上了梁山以后，都服从了宋江的纲领，就是服从了宋江的领导，执行了宋江的路线，他们已经再不干过去的那些强盗的勾当。其实应该说这是很真实的，这个里面三教九流什么都有，不是那么纯粹，理论那么清楚，目标那么明确，不是那种情况，都是被逼无奈，亡命江湖，然后组织在一起，有那么一个领袖出来，这个领袖有思想、有理论、有目标，统率这帮人，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把晁盖和宋江比较一下，晁盖他们一伙人劫生辰纲以后，站不脚了，官府来追捕他们了，他们迫不得已上了梁山。晁盖他们劫持这个生辰纲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图一世的快活。他们七个人抢来了，他们的理论是不义之财、取之有道，这个理论我们现在都不能接受。我们一个法制社会要是这样说的话，不义之财取之有道，我们都可以认定这个财是不义之财。我说它不义之财我就可以抢，那是不行，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强盗的逻辑。智取生辰纲，他们最后奠定了梁山的基础，但是他们的行径还没有完全脱离强盗这个范畴，他们抢了这个钱财以后，七个人瓜分，没有把这个钱去救济穷人，劫富济贫嘛，他没有济贫。上了梁山以后，王伦不容他们，然后林冲火并王伦，就尊晁盖坐了第一把交椅。这时候就在晁盖的领导之下，但是晁盖跟宋江那是差别很大的，晁盖并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气魄和头脑，他没有。你看晁盖上山以后，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干什么？还是打家劫舍，你们仔细看一看，他上梁山干什么？他上梁山第一件事情是击败了济州府的官军的征剿，这是打了一仗。第二仗就是劫持、抢劫了一个车队，一个商人的车队，抢了二三十箱金银，四五十匹骡马，他还是干这个事情。你们再看宋江上梁山以后他干什么？他保井安民，只是过往的官员他拦下来，如果发现官员的箱里有金银，对不起。过往客商一律不准抢，在梁山周边几百里范围之内，如果发现有贪官、土豪、恶霸，他毫不留情，去把他干掉，他干这个事情，这跟晁盖完全不同。所以说，宋江他上山以后，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这一套，他是有目的的，不是强盗，他跟晁盖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以前有个观念，如果晁盖是革命路线，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啊，他怎么是革命路线，跟革命根本谈不上，晁盖上了梁山以后，他的行为也谈不上革命，没有这个思想。而宋江他是很明确的，当然，宋江也不能说是革命，我认为农民起义不能叫做社会革命，过去我们对农民起义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讨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是一。第二，从事实来看，农民起义它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并不反对封建制度，只是反对压在头上的那个皇帝，那个政府，然后取而代之。从陈胜吴广一直到洪秀全，我们可以一个个摆出来分析，有哪一个不是想当皇帝的？不就换一个位置嘛！就抢一个座位，并不改变社会制度。既然都不改变这个封建制度，他也不改变，不过就是说人家是要把这个皇帝推掉，他当皇帝。他说我不当皇帝，还是你当，我铲除贪官污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本质上又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农民起义。而且宋江的思想是很特殊的，这个值得我们玩味。在中国农民起义里边，宋江这样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我翻了一下中国农民战争史，从陈胜吴广开始一个一个地排下来，找到一个不反皇帝的。正德年间在河北霸州起义的叫做赵鐩，这个人是公开地宣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最后的结局跟宋江一样，甚至比宋江更悲惨。我找来找去找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号称为赵疯子。为什么是疯子？你既然要暴动，要起义，那你就要反皇帝。你不反皇帝，你要忠，你就不要起义。这二律悖反。这个人跟宋江很相近，很少这样的人。最后这个赵鐩被正德皇帝抓去以后，把他的皮给剥下来，皮剥下来不说，还把他的皮做成马鞍，做成正德皇帝的马鞍，你虽然不反我，但是你造反。这我们看《水浒传》里面看出来，宋徽宗不管怎么样，你宋江怎么号称忠义，你造了反，十恶不赦，你最后只能是这个下场。
所以说，我们看梁山是不是农民起义，关键要看这个领袖。领袖所提出来的他的政治纲领和他的纲领的实践。所以我认为，《水浒传》它是写了一批强盗，但是并没有赞扬强盗，它赞扬的是一批敢于反抗的英雄好汉。我们读《水浒传》，只要读到林冲你就会感到，不起来不行的，他只有到了风雪山神庙，他搬开石头、推开大门，把那几个坏家伙杀掉，才解气。要不这样写，你觉得压抑得很。比如写到鲁智深，他拳打镇关西，那几拳打下去真是痛快。那不打太窝囊，打得好，这才是《水浒传》肯定的东西。它肯定的是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假设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反抗精神了，就压在头上，像林冲，我们开始都认为他太窝囊，一直忍辱负重，想保全他的一个小康的家庭，最后希望也破灭了，保不了了，这样才最后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水浒传》它宣扬的是这样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深入地讲，你怎么解释这个招安？我觉得有的评论者好像很回避这个招安。有人说《水浒传》是有招安，招安发生在七十回以后，七十回以后的《水浒传》是另外一个《水浒传》，是两个《水浒传》。宋江上梁山排座次之前，那是一个宋江。上梁山主持梁山以后，那是另外一个宋江。就是我们分析一部作品要全面地分析、要系统地分析，不能取其一点，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实际上，宋江上梁山之前，他的思想是忠义思想，上梁山之后这个忠义思想就变成他的路线，就是招安的路线，他是一贯的，不是上梁山以后突然变了，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宋江杀了阎婆惜以后亡命江湖，当时官府要逮捕他，他就跑了，在江湖亡命。他多次被山头上那些山大王请上山，他都不上山。后来他还是回去了，去探亲，看他父亲，后来他被抓了，他愿意被抓，不就判个刑嘛！流放到江州。因为当时府尹对他很关照，认为他是一个好汉，是个义士，从轻判了，认为他杀阎婆惜是误杀，就刺配江州，就是因为在江州他题了一首反诗。这首反诗，历来对反诗的分析，我认为不太准确。他有两句话：“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好像分析说他要当黄巢、要造反，你仔细地分析一下，他是“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不是个大丈夫，他才是大丈夫。什么叫丈夫？什么叫做不丈夫，他认为他忠义，他在梁山干的事业才是大丈夫，黄巢那个不叫丈夫，他实际上是这个思想。当然那个黄文炳抓住这个诗，无限上纲，说它是反诗，把他抓起来要判死刑，后来劫法场。在这种情况下，宋江再也不能不上梁山，他这样子上了梁山，这样子才坐上了梁山的交椅。所以说宋江他这个招安的思想，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这个招安的政治主张，是有他的思想基础，不是突然变化的，不能够说前半截的宋江是造反的，后半截的宋江是不造反的，是投降的，不能这样说。宋江的思想是一贯的，他没有当梁山的领袖之前，他作为个人来讲，他是胸怀忠义，他在家是个孝子，他在外面干事情是两条：一个忠，一个义。对江湖上好汉、豪杰他称兄道弟，扶危济困。上了梁山以后，这种思想很自然地就会演变为招安思想。其实历史上农民起义受招安的多得很，李自成、张献忠，都受过招安。当时的农民起义，招安这一点，由于他们的起义本质所决定，这个招安对他们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是他们一种策略，打得不行了，情况不妙，他就要招安，李自成、张献忠都是这样招安的。当他的势力大起来了，觉得可以把这个皇帝推翻，他马上就换旗帜。宋江跟他们不同，就在于宋江他把招安作为他的战略目的，而一般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目的是要推翻皇帝，他自己做皇帝，它的差别在这里。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水浒传》写了招安，就认为《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我认为这个评价缺乏一定的依据。因此我认为《水浒传》它的价值之所在，并不取决于招安和没有招安，它的价值之所在，是在于它歌颂了这些反抗的英雄，揭示了逼上梁山的封建社会一个历史的规律，金圣叹虽然反对农民起义，但是他也承认乱自上作，他在评《水浒传》中说过，乱自上作，不能怪老百姓。这个动乱是你上头搞起来的，是你朝廷的腐败、朝廷的黑暗，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你们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动乱起来了。而《水浒传》的价值我认为，简单来说，一个是它歌颂了这一批反抗的英雄；其次，它客观地揭示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个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不能因为作者主观宣扬了招安的思想，作品写了招安的情节，因此就把《水浒传》全盘否定。
在对《水浒传》的多元解读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存在，就是很多读者往往愿意接受和肯定《水浒传》中的绿林的英雄性和江湖的豪侠气，而往往忽略掉了他们所存在的思想上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那么我想不光是对《水浒传》，对任何的文学作品，我们还都应该历史地、科学地来看待、来理解、来品读。好，最后让我们感谢石昌渝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