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由無為而有為，由無為嚮有為過渡是不是一帆風順的呢？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那麽這件事情在由無為到有為的發展過程中，實際上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抗，遭到了很多人的製止。很多貴族不願意由無為嚮有為過渡，很多貴族不願意有為，為什麽呀？因為原來漢朝朝廷采取的無為政治，無為的做法怎麽樣？造成了很多既得利益者，有很多貴族就是在這種無為的政治中，他的勢力膨脹起來了，他的利益大大地增加了。如果你由無為到有為的話，會損害他的利益，會損傷他的利益。所以他不願意由無為到有為，那麽歷史上著名的竇太後，竇太後她就願意無為，史書記載竇太後願意怎麽樣？竇太後喜歡黃老之言，喜歡老子的東西，喜歡無為的東西，不喜歡儒傢的東西。那麽竇太後不喜歡有為，比如我說的漢景帝時期用的那個酷吏，那個郅都，那麽用他實際上搞的就是法傢那套。法傢就是講用實力嚴厲地鎮壓，嚴厲地對敵反對派，嚴厲地鎮壓那些違法的人，絶不手軟。
那麽這是法傢的有為，那麽郅都由於他嚴厲地鎮壓那些違法的人，得罪了很多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貴族，然後地方上的這些大豪強他們通過各種關係疏通，來對郅都有各種各樣的非議，再加上郅都用這種嚴厲的手段來製裁那些違法的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貴族。所以郅都這個人的很多做法傳到竇太後那兒了，很多人對郅都的批評，對郅都的非議，也都傳到竇太後那兒去，那麽竇太後顯然不願意，為什麽？因為郅都的這些做法，這種嚴厲鎮壓的做法，實際上侵犯了貴族的利益。因為這些貴族呢，他們在長期無為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希望自己怎麽樣，利益越來越大，希望自己可以任意妄為，他們不願意把自己的行為納入到法製的範圍之內。一有法製就對他們有約束了，他們就不自在了，所以他們不喜歡這種有為，不喜歡郅都這種有為，不喜歡這種法製的東西，所以這個竇太後就開始在漢景帝那兒說郅都的不是了。漢景帝呢，他是要保護郅都的，他覺得郅都代表朝廷，行使法製，郅都沒錯。所以漢景帝對郅都呢，進行了保護。他把郅都派到雁門，當雁門太守，他是想保護郅都，但是這個竇太後還是饒不了郅都，最後呢，還是想方設法用其他的方式，用一些藉口，大概抓到了郅都的一些什麽弱點，因為人在工作當中不可能沒有失誤，不可能沒有這樣那樣的把柄被人抓住，可能她抓住了郅都的一些把柄，最後把郅都還是給殺了。
所以郅都是從法傢的角度來代表有為，而竇太後她喜歡無為，她喜歡的是什麽呀，黃老之言。喜歡道傢之言，無為的東西。那麽竇太後還是想方設法還是把郅都給殺了，那麽這件事反映出什麽？這種有為政治它的實行並不是一帆風順，在實行的過程中還是受到挫折了，還是遭受無為政治的反抗，那麽竇太後就是個典型，她實際上就是當時這種維護無為政治的一個代表，她希望無為，無為對她們這些貴族是有利的。
那麽還有寧成，那又是一個酷吏，漢景帝時期重用的一個酷吏，他繼續按照郅都的這種做法，來按照郅都的那種方法，來那麽做。那麽最後寧成的處境也不是很好，那些王公貴族到處說他的壞話，到處告他的狀，那麽在漢武帝時期，迫於上層貴族的這種壓力，寧成也被抓起來了，雖然最後沒有把他處死，但他也蹲了監獄了。所以寧成一個從法傢的角度進行有為，那麽有為你就要得罪別人，得罪這些人你可能就要倒黴。
那麽這是從法傢的角度，像郅都和寧成他們的有為。還有人想從儒傢的角度來進行有為，也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也遭到了以竇太後為代表的那些主張無為，堅持無為政治的那些人的反抗，因為他們為了維護貴族利益，他要無為，比如這個竇太後的侄子，竇嬰。那麽竇嬰呢，他是好儒，他喜歡有為，他喜歡從儒的角度來進行有為。那麽有這麽一個故事，漢景帝他的弟弟是梁王，當時在地方的藩國封為梁王，漢景帝在平定七國之亂的時候，梁王還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那麽這哥倆的關係應該非常好，而竇太後也非常喜歡梁王，那麽有一次梁王從地方到中央來，那麽漢景帝呢，就設宴，哥倆喝酒特別高興，漢景帝這哥倆可能好久沒見了，在一起聊天，喝酒特別高興，漢景帝呢一高興怎麽樣？大概當時也是喝酒喝昏了頭，一高興，說什麽呀？說將來等我完之後，意思就是我死了之後，皇位是你的。因為竇太後特別喜歡梁王，所以聽了漢景帝的話，漢景帝我說了，喝酒喝昏了頭了，說出了不符合不符合禮儀的話，不符合制度的話，那竇太後特別高興。但是竇嬰當時也在旁邊，竇嬰他頭腦比較清醒，他意識到，漢景帝這種說法不符合制度，不符合宗法制度，不符合漢朝皇位的繼承制度。馬上他就來提醒漢景帝，說什麽呀？說陛下這話不對，咱們祖宗已經製定了皇位的繼承制度，咱們要按照祖宗的制度來執行，不能憑一時高興，想怎麽辦就怎麽辦？他馬上提醒，就是漢朝皇位繼承是有自己制度的，你可不能隨便自己一高興，就破壞這個制度。所以竇太後當時特別不高興，後來就冷落了竇嬰，雖然這是她們傢的人，但她冷落了他。那麽竇嬰的這種提醒就是一種有為，這是從儒傢的角度去有為，不能放任，什麽東西都不能放任，不能憑着感覺走，不能自己想怎麽樣就怎麽樣，要按制度來，要有一定的制度。那麽當時不光是竇嬰主張，好儒傢講儒傢的東西，當時還有一些大臣也講儒傢的東西，希望按照儒傢的那些思想，來治理國傢。
當然一開始還不可能完全大規模地推行儒傢，但是有一些大臣主張用一些儒傢的東西，起碼小規模、零星的來做一些事情，你比如當時有兩個大臣，一個叫趙綰，一個叫王臧。這個王臧和趙綰呢，他們兩人也是主張儒傢，主張用儒傢的東西來進行治理。那麽這個王臧、趙綰按照儒傢的想法還提出了一些主張，什麽主張呢？比如說當時在朝廷那兒有很多列侯，這些列侯呢，都是一些貴族了。他們在中央這兒整天惹事生非，是是非非。朝廷這兒、中央這兒聚集了很多列侯，這些人在這兒整天無所事事，招惹是非。所以王臧、趙綰提出讓他們都回去，回到你自己的封國當中去，你不要在中央呆着，你是哪兒的？給你封在哪個地方？封在山東，你去山東。封在河北，你去河北。封在湖北，你去湖北。該去哪兒都去哪兒，不要都集中在朝廷，但是這些列侯都不願意到地方，很多列侯都在中央跟公主結了婚，娶了公主。他不願意到地方去，地方也比較苦，地方跟中央、跟朝廷距離比較遠，他們維護自己的利益也不方便。所以按照這個王臧、趙綰的想法呢，都離開、都走，都別在這兒。這樣朝廷清靜一點，朝廷的矛盾會少一點，有利於朝廷推行自己各項治理政策。那麽王臧、趙綰還提出了一些想法，什麽想法呢，今後大傢穿的服裝都要符合禮儀，實際上就是說他要想推行儒傢的這些東西，推行儒傢的禮儀。哪怕從服裝方面，從一些使用的器物，從服裝、從各個方面怎麽樣？要體現出君臣上下的等級，要有這種體現。大概當時有些貴族呢，他覺得他的關係跟皇室的關係比較密切，或者跟最高統治者的關係比較密切，他有時候就不太講究禮儀了，人與人之間比較隨便。那麽儒傢的想法，這些都是不行的。因為儒傢孔子說過這種話，“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那麽漢代呢，開始無為政治，所以那些貴族可能開始一些禮儀的東西，不是說他完全沒有禮儀，有很多禮儀不夠嚴格、不夠規範。
所以王臧、趙綰主張進一步的規範，那麽這種規範他可能是要求先從服裝做起，大傢穿的衣服先得體現出這種禮儀，體現出一種秩序。那麽總之呢，王臧、趙綰有很多想法，這些想法呢都是儒傢的東西，希望用儒傢的東西來規範朝政，來規範朝廷。那麽這些呢，也引起了以竇太後為代表的這些保守貴族的不滿，他們希望通過無為來保持自己已有的特權，所以這個竇太後最後呢，就開始對王臧、趙綰開始下手，她就脅迫漢武帝把這個王臧、趙綰給抓起來，可能又找到了王臧、趙綰的一些漏洞，找到一些口實，找到一些漏洞，我說了，人在工作的時候，肯定會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不可能一點把柄都不被人抓住，大概抓住了王臧、趙綰的什麽把柄，脅迫漢武帝把王臧、趙綰抓起來，脅迫他們倆自殺了，最後這兩個人被逼得自殺了。所以可見呢，這個有為並不是一帆風順搞起來的，在有為的過程中，怎麽樣？它也遭到了無為的反抗，所以在漢代，這種無為到有為的過程中，它們雙方是互有進退的，你打過來，我打過去，有時候你稍微高一點，有時候我稍微高一點，這個雙方當時呢，這麽一種情況。
那麽這裏我們接下來就要講一講，為什麽會獨尊儒術？出現了獨尊儒術。我們還是從一件事情講起，劉邦當初反抗秦朝的時候，當初怎麽樣？秦朝的官府通緝劉邦，到處抓劉邦，劉邦到處逃竄，流竄於哪兒，流竄邙、碭之間，邙山、碭山之間，官府到處找都找不到他。結果劉邦的夫人呂氏，也就是後來的呂後她就能找到劉邦，她隨時就知道劉邦在哪兒，後來劉邦挺奇怪的，說官府到處找我，找不着，你怎麽一下把我找到了？呂氏說什麽呀，我看見天上有五彩之雲，哪兒有五彩之雲，我就到哪兒找你，到那兒準能找到你，五彩之雲什麽意思？誰天上有五彩之雲誰將來要當天子，那可不得了，這都是他編造的神話，他編造這些神話是什麽意思，編造這些神話就是要樹立自己的精神權威，那麽這是劉邦的想法，就是他也意識到精神的重要。
在這一方面漢武帝時期的很多儒傢的學者，都意識到了，如果能夠在精神上提高地位，提高君主的地位，就能夠解决真正解决君主的權威問題。因為當時的社會，需要一種精神上的和諧，就說漢武帝他也想，使社會成為這麽一種和諧的社會，大傢彼此都很和諧，他也想創造那種氣氛。所以他也想從精神上來解决這個問題，那麽誰能給他解决這個問題呢？法傢肯定不行，法傢也是有為，但是法傢不行，而且法傢這種做法越做這個氣氛越緊張，我說了這個農民起義，你越鎮壓越不行，這些地方的豪強黑社會，你可以殺，把他們給殺怕了。但最後怎麽樣？還是解决不了問題，你殺了一批，新的又起來了，而且你用法傢這套成本太高，代價太大，你得動用很多軍隊。而且氣氛更加緊張，氣氛更加不和諧。
所以需要的是儒傢，由儒傢出面來解决問題。儒傢主張倫理道德，儒傢要在精神上樹立君主的權威，儒傢要解决什麽呀？精神問題，所以最後呢，還是由儒傢來出面。那麽在這方面呢，漢代的思想傢，漢武帝時期的思想傢，董仲舒在這方面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麽董仲舒呢，他在尊君這方面，解决精神問題，解决精神上尊君這方面解决得是比較好的，那麽董仲舒這個問題是怎麽解决的呢？我前頭說了，秦朝、漢朝開始，這些君主，他也想解决精神問題，也想在精神上樹立自己的權威，不過他們解决精神問題，精神上樹立自己的權威呢，他們使用的那些都是一些神學迷信的東西，很多是神學迷信的東西。特別是漢高祖劉邦，他用神學迷信的東西來樹立自己的權威，這些神學迷信都是些低層次的、巫術的、精靈鬼怪的迷信。比如說他是竜的兒子，比如說他是什麽白帝的兒子，或者說赤帝的兒子，或者他是黑帝，劉邦還自稱黑帝，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都屬於一些低層次的神靈。董仲舒在尊君方面，精神上尊君他也搞神學的東西，但是他搞的是高層次的神，高層次的神學，這種神學是帶有理性化的。最低層次的神靈是自然神，像我們說山神河神，樹木之神，山洞之神，豬神、牛神、馬神。這是最低層次的神，再高一層的神，是血緣群體神，那它表現為什麽呀？表現為一些氏族部落的圖騰，這是第二層次的神，那麽第三層次的神呢是功能神和行業神，功能神，比如正義之神，司法之神，智慧之神，這是些功能神。那麽行業神呢？那麽由於社會劃分成不同的行業，所以人們在各個行業當中，把這個行業的一些創始人，在這個行業當中起着很大作用的人，把他立為神。比如我們說木匠、木工這個行當，那麽他有誰呀？魯班神。航海人們信誰？媽祖。紡織呢，人們信什麽？黃道婆。武將，人們信誰呀？比如說信關公。這是行業神，那麽自然神、血緣群體神、功能神和行業神，這些神都是多神，是無序列的，無政府狀態的。各個地方有各個地方的神，各個行業有各個行業的神，各人有個人的神，這個神很多，然後再往上，開始有一個神靈，我們把它稱為至上神。這個至上神呢，他並不排斥多神，而是讓多神受他的領導，使多神服從一定的秩序，服從一定的法度，使多神不再處於無政府狀態。原來劉邦神話自己，他用的神就屬於那種無政府狀態的多神，所以他在神話自己時候，他用的神並不確定。他一會兒說自己是竜，一會兒說自己是黑帝，一會兒說他是赤帝的兒子，一會兒說這個，一會兒說那個，這種神對他精神的地位樹立是非常不利的。為什麽呀？因為這種無政府狀態，這種雜七雜八的多神，你可以創造，別人也可以創造，你可以利用，別人也可以利用，別人也可以製造很多稀奇古怪的東西，精靈鬼怪的東西，來神話自己，來虛構這些東西，來擡高自己的地位，所以董仲舒呢，他這時候，他也提出一個神，這個神不再是那種雜七雜八的、無政府狀態的、沒有序列的神了。那麽這個神是什麽樣的神？它是一種至上神，它是統領百神的，叫什麽神，“天”。天是最高的神，這個神是至上神，是衆神的領導者，所以董仲舒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百神的最高的君主，這個百是概述，也就是天是多神的概述。就是我承認你們信的這些神，你講神，他講神，你這個神，他那個神。這些神也都存在，但是所有這些神，都要服從天，天是這個神的最高的君主，所以“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群物之祖也”。天者是萬物之祖，而且董仲舒說了，“不敬天，雖祀百神無益也”，你各個地方的人，各個行業的人，各種人，你可以祭祀你的神，你可以遵從你的神，誰都可以遵從。但是你必須要認識到這一點，在這些神之上，還有一個最高的神，你得敬它，首先得敬它。你如果不敬這個最高的神，你就是祭祀底下那些雜七雜八的神，祭祀你那些具體的神，那也沒用。所以尊你那些百神，尊你那些小神，首先你得尊天，所以他提出了一個至上的神，提出了一個最高的神。這個最高的神，這個至上的神，不但是神，不但是至上的神。而且還是有規則，還是有法則的，有了這個規則，有了這個法則，那些雜七雜八的那些百神就不再處於無政府狀態了，就應該是有序列了、有規則了。那麽他給這些雜七雜八的神，等於給他們套上了規則，由最高的神靈，給他們確立了規則，什麽規則呢？實際上就是儒傢的道德，就是儒傢的規則，董仲舒說了這種話，你不是尊天嗎？天有天道，就像我們說神有神道，你不尊神嗎？尊神你就得講究神道，那麽天也是神，天是最高的神，你尊天就得講天道。就得講天的法則，神的法則。
董仲舒說了這種話，說“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就是天子直接承受天的命令，那麽我們這個天下其他人不能承受天的命令，衹有天子才能直接承受天的命令，別人不行。天子是最高的，天的兒子嘛！“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人受命於天子。”那是什麽呀？天下其他的人，天下的人，除了天子之外，天下其他的人，你衹能直接接受天子的命令，你不能去接受天的命令。也就是說這種至上的神，最高的神靈，誰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衹有天子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別人不能直接跟至上的神靈打交道。別人要想接受神的命令，接受天的命令怎麽辦呢？必須通過天子這個中介，然後由天子來嚮他轉達天的命令，所以“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那麽所有的天子他來主宰天下，來治理條下，都是由天給他發佈的命令，都稟承天的命令，所以這個天子治理天下，不是隨便治理的，他完全是稟承天的命令。所以皇帝治理天下，是個非常神聖的事情。過去人們理解皇帝治理天下，理解得比較簡單，你不就打贏了嗎？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你不就打贏了嗎？你不就運氣好嗎？講的這些東西。那確實歷史事實是這樣，我利用詭詐，我利用我的軍事實力，我利用我的手段，最後把天下給奪取了，過去人們是這麽理解的。什麽人當皇帝，詭詐、有實力，那你就可以當皇帝，所以為什麽劉邦打下天下以後，很多老戰友們不服，那些異姓王都不服。他們覺得當初咱們一塊兒打天下，你不就是憑詭詐、憑實力你打下來。我也去憑詭詐，我也去憑實力。所以很多地方的藩王，那些異姓的藩王就起來反叛，他也想當皇帝，都想當皇帝，都有這種想法。那麽同樣後來劉傢的人，同姓王，他們也不老實，都是劉傢的人，你能當皇帝我為什麽不能當皇帝？他們的心態都是一個，衹要我有智慧，我詭詐，衹要我有實力，我這個兵強馬壯，我就可以當皇帝，當時就是這種心態。
那麽通過董仲舒的論證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皇帝並不是隨便什麽人都可以當的，你有實力也不行，你有智力也不行，你還得有什麽？有天命，有天的命令。就是誰能當皇帝，誰不能當皇帝，誰能當皇帝就是天的命令，是天讓他當的皇帝，是天讓他來治理天下，都是秉承天命。如果你沒有天命的話，你即使有實力，你也不能當皇帝。他讓人們樹立起這個信念，這無疑提高了君主的精神地位，實際上就是讓人們想到這一點，你雖然有實力，你有沒有天命？沒有天命，你是不能當皇帝的。所以董仲舒他說了這樣的話，他說“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這話什麽意思呢？堯舜是古代的帝王，那麽堯舜為什麽能夠當帝王呢，過去的解釋呢，就是說一般說他們有道德，當然道德是一個方面，他們是有道德，但董仲舒這裏還提出，不光是道德問題，是天給他的，天命。天給他的，沒有這個天的話，他即使得了這個天下，統治了這個天下，他不合法。必須由天來認同的，所以天以天下，給你的，由你來指揮天下。就是堯舜他來治理天下是稟承天的命令，這樣就給堯舜這樣的帝王治理天下，怎麽樣？給他們塗上神聖的這種色彩，打上了神的印跡。那麽這種做法呢，實際上對當時來說，給漢朝的皇帝，給他們的統治，給他對於天下的治理，就打上了什麽？神的印跡。就是說你漢武帝，或者漢朝的皇帝，你統治天下，你治理天下，不是僅僅憑什麽實力，不是憑我們人間的這些物質的條件，是神，神讓你統治天下。你稟承神的命令，所以這樣呢？讓他有這麽一種信念，所以對漢朝皇帝就更加敬畏，這種敬畏不是怕他的物質實力，不是怕他的軍隊，不是怕他的財富，也不是因為你有錢我跟着你，不是這些東西。完全是一種精神上的因素，所以漢朝皇帝的精神權威樹立起來了，那麽這種做法，像董仲舒這種做法，那麽實際是什麽呀？實際上把漢朝的皇帝，把漢武帝給擡高到這種地位，你不光是政治上最高的統治者，你有全國的最高的實力，土地都是你的，物質財富都是你的，臣民都是你的，而且你還有全國最高的精神地位，精神上你也最高。因為什麽呀？因為你直接跟神連在一起，你可以直接接受神的命令，衹有你可以跟神來直接打交道，所以在精神上你有最高的地位，精神上你有最高的權威。
那麽，董仲舒這種做法，就得到了漢朝皇帝的重視，漢朝皇帝意識到了這一點，經過這種精神地位的提高，漢朝的統治才能夠真正穩定。所以最後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和董仲舒這種在精神上樹立漢朝皇帝權威這種做法，應該說有着很大的關係。
那麽這是法傢的有為，那麽郅都由於他嚴厲地鎮壓那些違法的人，得罪了很多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貴族，然後地方上的這些大豪強他們通過各種關係疏通，來對郅都有各種各樣的非議，再加上郅都用這種嚴厲的手段來製裁那些違法的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貴族。所以郅都這個人的很多做法傳到竇太後那兒了，很多人對郅都的批評，對郅都的非議，也都傳到竇太後那兒去，那麽竇太後顯然不願意，為什麽？因為郅都的這些做法，這種嚴厲鎮壓的做法，實際上侵犯了貴族的利益。因為這些貴族呢，他們在長期無為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希望自己怎麽樣，利益越來越大，希望自己可以任意妄為，他們不願意把自己的行為納入到法製的範圍之內。一有法製就對他們有約束了，他們就不自在了，所以他們不喜歡這種有為，不喜歡郅都這種有為，不喜歡這種法製的東西，所以這個竇太後就開始在漢景帝那兒說郅都的不是了。漢景帝呢，他是要保護郅都的，他覺得郅都代表朝廷，行使法製，郅都沒錯。所以漢景帝對郅都呢，進行了保護。他把郅都派到雁門，當雁門太守，他是想保護郅都，但是這個竇太後還是饒不了郅都，最後呢，還是想方設法用其他的方式，用一些藉口，大概抓到了郅都的一些什麽弱點，因為人在工作當中不可能沒有失誤，不可能沒有這樣那樣的把柄被人抓住，可能她抓住了郅都的一些把柄，最後把郅都還是給殺了。
所以郅都是從法傢的角度來代表有為，而竇太後她喜歡無為，她喜歡的是什麽呀，黃老之言。喜歡道傢之言，無為的東西。那麽竇太後還是想方設法還是把郅都給殺了，那麽這件事反映出什麽？這種有為政治它的實行並不是一帆風順，在實行的過程中還是受到挫折了，還是遭受無為政治的反抗，那麽竇太後就是個典型，她實際上就是當時這種維護無為政治的一個代表，她希望無為，無為對她們這些貴族是有利的。
那麽還有寧成，那又是一個酷吏，漢景帝時期重用的一個酷吏，他繼續按照郅都的這種做法，來按照郅都的那種方法，來那麽做。那麽最後寧成的處境也不是很好，那些王公貴族到處說他的壞話，到處告他的狀，那麽在漢武帝時期，迫於上層貴族的這種壓力，寧成也被抓起來了，雖然最後沒有把他處死，但他也蹲了監獄了。所以寧成一個從法傢的角度進行有為，那麽有為你就要得罪別人，得罪這些人你可能就要倒黴。
那麽這是從法傢的角度，像郅都和寧成他們的有為。還有人想從儒傢的角度來進行有為，也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也遭到了以竇太後為代表的那些主張無為，堅持無為政治的那些人的反抗，因為他們為了維護貴族利益，他要無為，比如這個竇太後的侄子，竇嬰。那麽竇嬰呢，他是好儒，他喜歡有為，他喜歡從儒的角度來進行有為。那麽有這麽一個故事，漢景帝他的弟弟是梁王，當時在地方的藩國封為梁王，漢景帝在平定七國之亂的時候，梁王還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那麽這哥倆的關係應該非常好，而竇太後也非常喜歡梁王，那麽有一次梁王從地方到中央來，那麽漢景帝呢，就設宴，哥倆喝酒特別高興，漢景帝這哥倆可能好久沒見了，在一起聊天，喝酒特別高興，漢景帝呢一高興怎麽樣？大概當時也是喝酒喝昏了頭，一高興，說什麽呀？說將來等我完之後，意思就是我死了之後，皇位是你的。因為竇太後特別喜歡梁王，所以聽了漢景帝的話，漢景帝我說了，喝酒喝昏了頭了，說出了不符合不符合禮儀的話，不符合制度的話，那竇太後特別高興。但是竇嬰當時也在旁邊，竇嬰他頭腦比較清醒，他意識到，漢景帝這種說法不符合制度，不符合宗法制度，不符合漢朝皇位的繼承制度。馬上他就來提醒漢景帝，說什麽呀？說陛下這話不對，咱們祖宗已經製定了皇位的繼承制度，咱們要按照祖宗的制度來執行，不能憑一時高興，想怎麽辦就怎麽辦？他馬上提醒，就是漢朝皇位繼承是有自己制度的，你可不能隨便自己一高興，就破壞這個制度。所以竇太後當時特別不高興，後來就冷落了竇嬰，雖然這是她們傢的人，但她冷落了他。那麽竇嬰的這種提醒就是一種有為，這是從儒傢的角度去有為，不能放任，什麽東西都不能放任，不能憑着感覺走，不能自己想怎麽樣就怎麽樣，要按制度來，要有一定的制度。那麽當時不光是竇嬰主張，好儒傢講儒傢的東西，當時還有一些大臣也講儒傢的東西，希望按照儒傢的那些思想，來治理國傢。
當然一開始還不可能完全大規模地推行儒傢，但是有一些大臣主張用一些儒傢的東西，起碼小規模、零星的來做一些事情，你比如當時有兩個大臣，一個叫趙綰，一個叫王臧。這個王臧和趙綰呢，他們兩人也是主張儒傢，主張用儒傢的東西來進行治理。那麽這個王臧、趙綰按照儒傢的想法還提出了一些主張，什麽主張呢？比如說當時在朝廷那兒有很多列侯，這些列侯呢，都是一些貴族了。他們在中央這兒整天惹事生非，是是非非。朝廷這兒、中央這兒聚集了很多列侯，這些人在這兒整天無所事事，招惹是非。所以王臧、趙綰提出讓他們都回去，回到你自己的封國當中去，你不要在中央呆着，你是哪兒的？給你封在哪個地方？封在山東，你去山東。封在河北，你去河北。封在湖北，你去湖北。該去哪兒都去哪兒，不要都集中在朝廷，但是這些列侯都不願意到地方，很多列侯都在中央跟公主結了婚，娶了公主。他不願意到地方去，地方也比較苦，地方跟中央、跟朝廷距離比較遠，他們維護自己的利益也不方便。所以按照這個王臧、趙綰的想法呢，都離開、都走，都別在這兒。這樣朝廷清靜一點，朝廷的矛盾會少一點，有利於朝廷推行自己各項治理政策。那麽王臧、趙綰還提出了一些想法，什麽想法呢，今後大傢穿的服裝都要符合禮儀，實際上就是說他要想推行儒傢的這些東西，推行儒傢的禮儀。哪怕從服裝方面，從一些使用的器物，從服裝、從各個方面怎麽樣？要體現出君臣上下的等級，要有這種體現。大概當時有些貴族呢，他覺得他的關係跟皇室的關係比較密切，或者跟最高統治者的關係比較密切，他有時候就不太講究禮儀了，人與人之間比較隨便。那麽儒傢的想法，這些都是不行的。因為儒傢孔子說過這種話，“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那麽漢代呢，開始無為政治，所以那些貴族可能開始一些禮儀的東西，不是說他完全沒有禮儀，有很多禮儀不夠嚴格、不夠規範。
所以王臧、趙綰主張進一步的規範，那麽這種規範他可能是要求先從服裝做起，大傢穿的衣服先得體現出這種禮儀，體現出一種秩序。那麽總之呢，王臧、趙綰有很多想法，這些想法呢都是儒傢的東西，希望用儒傢的東西來規範朝政，來規範朝廷。那麽這些呢，也引起了以竇太後為代表的這些保守貴族的不滿，他們希望通過無為來保持自己已有的特權，所以這個竇太後最後呢，就開始對王臧、趙綰開始下手，她就脅迫漢武帝把這個王臧、趙綰給抓起來，可能又找到了王臧、趙綰的一些漏洞，找到一些口實，找到一些漏洞，我說了，人在工作的時候，肯定會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不可能一點把柄都不被人抓住，大概抓住了王臧、趙綰的什麽把柄，脅迫漢武帝把王臧、趙綰抓起來，脅迫他們倆自殺了，最後這兩個人被逼得自殺了。所以可見呢，這個有為並不是一帆風順搞起來的，在有為的過程中，怎麽樣？它也遭到了無為的反抗，所以在漢代，這種無為到有為的過程中，它們雙方是互有進退的，你打過來，我打過去，有時候你稍微高一點，有時候我稍微高一點，這個雙方當時呢，這麽一種情況。
那麽這裏我們接下來就要講一講，為什麽會獨尊儒術？出現了獨尊儒術。我們還是從一件事情講起，劉邦當初反抗秦朝的時候，當初怎麽樣？秦朝的官府通緝劉邦，到處抓劉邦，劉邦到處逃竄，流竄於哪兒，流竄邙、碭之間，邙山、碭山之間，官府到處找都找不到他。結果劉邦的夫人呂氏，也就是後來的呂後她就能找到劉邦，她隨時就知道劉邦在哪兒，後來劉邦挺奇怪的，說官府到處找我，找不着，你怎麽一下把我找到了？呂氏說什麽呀，我看見天上有五彩之雲，哪兒有五彩之雲，我就到哪兒找你，到那兒準能找到你，五彩之雲什麽意思？誰天上有五彩之雲誰將來要當天子，那可不得了，這都是他編造的神話，他編造這些神話是什麽意思，編造這些神話就是要樹立自己的精神權威，那麽這是劉邦的想法，就是他也意識到精神的重要。
在這一方面漢武帝時期的很多儒傢的學者，都意識到了，如果能夠在精神上提高地位，提高君主的地位，就能夠解决真正解决君主的權威問題。因為當時的社會，需要一種精神上的和諧，就說漢武帝他也想，使社會成為這麽一種和諧的社會，大傢彼此都很和諧，他也想創造那種氣氛。所以他也想從精神上來解决這個問題，那麽誰能給他解决這個問題呢？法傢肯定不行，法傢也是有為，但是法傢不行，而且法傢這種做法越做這個氣氛越緊張，我說了這個農民起義，你越鎮壓越不行，這些地方的豪強黑社會，你可以殺，把他們給殺怕了。但最後怎麽樣？還是解决不了問題，你殺了一批，新的又起來了，而且你用法傢這套成本太高，代價太大，你得動用很多軍隊。而且氣氛更加緊張，氣氛更加不和諧。
所以需要的是儒傢，由儒傢出面來解决問題。儒傢主張倫理道德，儒傢要在精神上樹立君主的權威，儒傢要解决什麽呀？精神問題，所以最後呢，還是由儒傢來出面。那麽在這方面呢，漢代的思想傢，漢武帝時期的思想傢，董仲舒在這方面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麽董仲舒呢，他在尊君這方面，解决精神問題，解决精神上尊君這方面解决得是比較好的，那麽董仲舒這個問題是怎麽解决的呢？我前頭說了，秦朝、漢朝開始，這些君主，他也想解决精神問題，也想在精神上樹立自己的權威，不過他們解决精神問題，精神上樹立自己的權威呢，他們使用的那些都是一些神學迷信的東西，很多是神學迷信的東西。特別是漢高祖劉邦，他用神學迷信的東西來樹立自己的權威，這些神學迷信都是些低層次的、巫術的、精靈鬼怪的迷信。比如說他是竜的兒子，比如說他是什麽白帝的兒子，或者說赤帝的兒子，或者他是黑帝，劉邦還自稱黑帝，這些東西，這些東西都屬於一些低層次的神靈。董仲舒在尊君方面，精神上尊君他也搞神學的東西，但是他搞的是高層次的神，高層次的神學，這種神學是帶有理性化的。最低層次的神靈是自然神，像我們說山神河神，樹木之神，山洞之神，豬神、牛神、馬神。這是最低層次的神，再高一層的神，是血緣群體神，那它表現為什麽呀？表現為一些氏族部落的圖騰，這是第二層次的神，那麽第三層次的神呢是功能神和行業神，功能神，比如正義之神，司法之神，智慧之神，這是些功能神。那麽行業神呢？那麽由於社會劃分成不同的行業，所以人們在各個行業當中，把這個行業的一些創始人，在這個行業當中起着很大作用的人，把他立為神。比如我們說木匠、木工這個行當，那麽他有誰呀？魯班神。航海人們信誰？媽祖。紡織呢，人們信什麽？黃道婆。武將，人們信誰呀？比如說信關公。這是行業神，那麽自然神、血緣群體神、功能神和行業神，這些神都是多神，是無序列的，無政府狀態的。各個地方有各個地方的神，各個行業有各個行業的神，各人有個人的神，這個神很多，然後再往上，開始有一個神靈，我們把它稱為至上神。這個至上神呢，他並不排斥多神，而是讓多神受他的領導，使多神服從一定的秩序，服從一定的法度，使多神不再處於無政府狀態。原來劉邦神話自己，他用的神就屬於那種無政府狀態的多神，所以他在神話自己時候，他用的神並不確定。他一會兒說自己是竜，一會兒說自己是黑帝，一會兒說他是赤帝的兒子，一會兒說這個，一會兒說那個，這種神對他精神的地位樹立是非常不利的。為什麽呀？因為這種無政府狀態，這種雜七雜八的多神，你可以創造，別人也可以創造，你可以利用，別人也可以利用，別人也可以製造很多稀奇古怪的東西，精靈鬼怪的東西，來神話自己，來虛構這些東西，來擡高自己的地位，所以董仲舒呢，他這時候，他也提出一個神，這個神不再是那種雜七雜八的、無政府狀態的、沒有序列的神了。那麽這個神是什麽樣的神？它是一種至上神，它是統領百神的，叫什麽神，“天”。天是最高的神，這個神是至上神，是衆神的領導者，所以董仲舒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百神的最高的君主，這個百是概述，也就是天是多神的概述。就是我承認你們信的這些神，你講神，他講神，你這個神，他那個神。這些神也都存在，但是所有這些神，都要服從天，天是這個神的最高的君主，所以“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群物之祖也”。天者是萬物之祖，而且董仲舒說了，“不敬天，雖祀百神無益也”，你各個地方的人，各個行業的人，各種人，你可以祭祀你的神，你可以遵從你的神，誰都可以遵從。但是你必須要認識到這一點，在這些神之上，還有一個最高的神，你得敬它，首先得敬它。你如果不敬這個最高的神，你就是祭祀底下那些雜七雜八的神，祭祀你那些具體的神，那也沒用。所以尊你那些百神，尊你那些小神，首先你得尊天，所以他提出了一個至上的神，提出了一個最高的神。這個最高的神，這個至上的神，不但是神，不但是至上的神。而且還是有規則，還是有法則的，有了這個規則，有了這個法則，那些雜七雜八的那些百神就不再處於無政府狀態了，就應該是有序列了、有規則了。那麽他給這些雜七雜八的神，等於給他們套上了規則，由最高的神靈，給他們確立了規則，什麽規則呢？實際上就是儒傢的道德，就是儒傢的規則，董仲舒說了這種話，你不是尊天嗎？天有天道，就像我們說神有神道，你不尊神嗎？尊神你就得講究神道，那麽天也是神，天是最高的神，你尊天就得講天道。就得講天的法則，神的法則。
董仲舒說了這種話，說“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就是天子直接承受天的命令，那麽我們這個天下其他人不能承受天的命令，衹有天子才能直接承受天的命令，別人不行。天子是最高的，天的兒子嘛！“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人受命於天子。”那是什麽呀？天下其他的人，天下的人，除了天子之外，天下其他的人，你衹能直接接受天子的命令，你不能去接受天的命令。也就是說這種至上的神，最高的神靈，誰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衹有天子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別人不能直接跟至上的神靈打交道。別人要想接受神的命令，接受天的命令怎麽辦呢？必須通過天子這個中介，然後由天子來嚮他轉達天的命令，所以“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那麽所有的天子他來主宰天下，來治理條下，都是由天給他發佈的命令，都稟承天的命令，所以這個天子治理天下，不是隨便治理的，他完全是稟承天的命令。所以皇帝治理天下，是個非常神聖的事情。過去人們理解皇帝治理天下，理解得比較簡單，你不就打贏了嗎？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你不就打贏了嗎？你不就運氣好嗎？講的這些東西。那確實歷史事實是這樣，我利用詭詐，我利用我的軍事實力，我利用我的手段，最後把天下給奪取了，過去人們是這麽理解的。什麽人當皇帝，詭詐、有實力，那你就可以當皇帝，所以為什麽劉邦打下天下以後，很多老戰友們不服，那些異姓王都不服。他們覺得當初咱們一塊兒打天下，你不就是憑詭詐、憑實力你打下來。我也去憑詭詐，我也去憑實力。所以很多地方的藩王，那些異姓的藩王就起來反叛，他也想當皇帝，都想當皇帝，都有這種想法。那麽同樣後來劉傢的人，同姓王，他們也不老實，都是劉傢的人，你能當皇帝我為什麽不能當皇帝？他們的心態都是一個，衹要我有智慧，我詭詐，衹要我有實力，我這個兵強馬壯，我就可以當皇帝，當時就是這種心態。
那麽通過董仲舒的論證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皇帝並不是隨便什麽人都可以當的，你有實力也不行，你有智力也不行，你還得有什麽？有天命，有天的命令。就是誰能當皇帝，誰不能當皇帝，誰能當皇帝就是天的命令，是天讓他當的皇帝，是天讓他來治理天下，都是秉承天命。如果你沒有天命的話，你即使有實力，你也不能當皇帝。他讓人們樹立起這個信念，這無疑提高了君主的精神地位，實際上就是讓人們想到這一點，你雖然有實力，你有沒有天命？沒有天命，你是不能當皇帝的。所以董仲舒他說了這樣的話，他說“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這話什麽意思呢？堯舜是古代的帝王，那麽堯舜為什麽能夠當帝王呢，過去的解釋呢，就是說一般說他們有道德，當然道德是一個方面，他們是有道德，但董仲舒這裏還提出，不光是道德問題，是天給他的，天命。天給他的，沒有這個天的話，他即使得了這個天下，統治了這個天下，他不合法。必須由天來認同的，所以天以天下，給你的，由你來指揮天下。就是堯舜他來治理天下是稟承天的命令，這樣就給堯舜這樣的帝王治理天下，怎麽樣？給他們塗上神聖的這種色彩，打上了神的印跡。那麽這種做法呢，實際上對當時來說，給漢朝的皇帝，給他們的統治，給他對於天下的治理，就打上了什麽？神的印跡。就是說你漢武帝，或者漢朝的皇帝，你統治天下，你治理天下，不是僅僅憑什麽實力，不是憑我們人間的這些物質的條件，是神，神讓你統治天下。你稟承神的命令，所以這樣呢？讓他有這麽一種信念，所以對漢朝皇帝就更加敬畏，這種敬畏不是怕他的物質實力，不是怕他的軍隊，不是怕他的財富，也不是因為你有錢我跟着你，不是這些東西。完全是一種精神上的因素，所以漢朝皇帝的精神權威樹立起來了，那麽這種做法，像董仲舒這種做法，那麽實際是什麽呀？實際上把漢朝的皇帝，把漢武帝給擡高到這種地位，你不光是政治上最高的統治者，你有全國的最高的實力，土地都是你的，物質財富都是你的，臣民都是你的，而且你還有全國最高的精神地位，精神上你也最高。因為什麽呀？因為你直接跟神連在一起，你可以直接接受神的命令，衹有你可以跟神來直接打交道，所以在精神上你有最高的地位，精神上你有最高的權威。
那麽，董仲舒這種做法，就得到了漢朝皇帝的重視，漢朝皇帝意識到了這一點，經過這種精神地位的提高，漢朝的統治才能夠真正穩定。所以最後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和董仲舒這種在精神上樹立漢朝皇帝權威這種做法，應該說有着很大的關係。
央視國際 2005年05月30日 10：23
內容簡介：漢朝的統治建立了一個國傢前所未有的尊嚴，漢朝提出了一個流傳千年的治國思想：獨尊儒術。但是自古以來儒傢思想就存在一個嚴重的缺陷，就是理論和實際經常脫節，不易操作。西漢時期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對儒傢思想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認為儒傢思想煩瑣、不切實用。他曾在《史記》中寫到“夫儒者，以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纍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意思是說：儒傢研究的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些六藝經傳，道理特別多，特別煩瑣，有時候人們學了幾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所以歷代君主對儒傢都有如此的看法。後來叔孫通幫助劉邦整頓朝綱，肅朝廷禮儀，這是儒學運用到實際中的一個開端，到漢武帝時代，皇權的威嚴得到了極大的強化。儒傢思想能夠在漢代中期被統治者接受成為治國良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的建議。他在實際操作中，把儒學和實際工作相結合的，最後纔使漢朝的統治者扭轉了對儒傢的看法，最後尊儒，用儒。
（全文）
我們繼續講漢代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的問題。那麽儒傢要成為官方思想，儒傢要被統治者接受，儒傢要有一個問題需要解决，這個問題如果不解决的話，仍然不能真正被統治者所接受，什麽問題呢？就是儒傢的操作問題。因為當初漢高祖劉邦的時候，他是非常看不起儒傢的，為什麽看不起儒傢呢？他覺得儒傢這些學者都是一些空談傢，就會說大道理，解决不了實際問題，所以這個漢高祖動不動就駡竪儒，老是駡儒傢。
那麽漢高祖劉邦當年打天下的時候，有些儒傢的知識分子去投靠他，漢高祖對這些儒傢的知識分子並不是很買賬，不太高興。而且漢高祖留下了一個歷史污點，他把一個儒生的帽子摘下來在裏頭撒泡尿，然後又把帽子還給人傢了，對儒生非常不尊重。那麽後來有一個大臣叫叔孫通，叔孫通當年去投靠劉邦的時候，這個劉邦看他穿了一身儒的服裝，劉邦很不高興，叔孫通看出來了，所以叔孫通就回去了，換了一身衣服，換成短衣短袖，當時叫楚服，楚國的楚，劉邦看了以後就高興了。有幾次有儒生來投靠劉邦，那麽劉邦往往先問問這些傳達的人，這人什麽樣，服飾、打扮、神態什麽樣，這個傳達人就說狀儒，就是像儒的那個樣子，劉邦就不見，劉邦對傳話人，他就說，你回去跟他說，告訴這個來人，說我正在忙大事，現在沒時間會見儒生，沒時間跟儒打交道。所以這個反映出什麽？劉邦對儒是很不喜歡，為什麽不喜歡？因為儒（給）他的印象崇尚空談，解决不了實際問題，操作能力不強，沒有什麽操作能力，他有這麽一種印象，這個印象呢，其實不光劉邦有，很多人都有。
那麽對儒傢的這種看法，大傢一直就沒有變，是一貫的，都認為儒傢不切實用，儒傢的操作有問題，它不能把它的思想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實際操作。實際上儒傢內部一些人，也承認這一點。孔子的弟子子路就說過，“道之不行，已知知矣”。我儒傢，我所提倡的道，所堅持的道，推行不下去，我知道，我自己心裏明白。所以這個東西呢，看樣子大傢對這個看法是比較一致的。
西漢時期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對儒傢思想也有一些看法，他認為儒傢思想煩瑣、儒傢思想不切實用。他曾在《史記》中寫到“夫儒者，以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纍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意思是說：儒傢研究的詩、書、禮、樂、藝、春秋，這些六藝經傳，道理特別多，特別煩瑣，有時候人們學了幾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這個司馬遷在《史記》裏頭對說儒傢煩瑣，儒傢不切實用。司馬遷是這麽說的“夫儒者，以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纍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就是儒這個東西，它講的那些六藝，它講那些古代的文獻，講這些道理，特別多，特別煩瑣，人們有時候學了幾代，都不能把它的意思弄清楚，所以司馬遷對儒傢也有這樣的批判。所以漢高祖劉邦當初不喜歡儒傢，整個社會都對它有這種看法。包括後來竇太後，竇太後反對有為，她也反對儒傢，她也說儒傢煩瑣，儒傢不切實際。
但是後來儒傢自身也開始做一些調整，這個調整需要一個過程，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夠調整完的，是長期的這麽一個調整過程。在調整的過程中，儒傢逐漸在改變自己，改變自己這個不好操作，脫離人們的實際生活，脫離實際工作，講空洞的道理，它也在剋服自己的這個缺點，不過這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這個在漢高祖劉邦時期，儒傢發揮了一次作用，把儒傢的一些想法，儒傢的思想怎麽樣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運用了一次，不過這種運用呢，衹是一些初步的運用。什麽事呢？就是漢高祖劉邦打下天下，當了皇帝以後，自己的精神地位並沒有確立，自己的尊嚴並沒有確立，他的那些老朋友怎麽樣，缺調少教，大傢過去本來就素質非常低，都是一些地痞無賴，所以奪取了天下以後呢，這些無賴過去的這些陋習，壞習慣還沒有改變，特別缺調少教，缺少教養，所以劉邦非常煩惱。
這時候劉邦一個重要的大臣，叔孫通，他在旁邊看到了，叔孫通他就是個儒傢的學者，他看到了，所以他敏銳地感覺到現在儒傢需要開始發揮作用了，儒傢能夠給他解决問題，前頭咱們不是說嗎？儒傢不好操作，儒傢解决不了具體的問題，盡空談道理，那麽叔孫通這個時候抓住了一個機會，他看到了什麽呀？他看到這個問題，就是漢高祖劉邦的朝綱沒有建立起來，禮儀制度沒有建立起來，他的這種皇帝的尊嚴不能確立，不能樹立這件事情，叔孫通覺得儒傢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點作用，可以幫他解决。所以叔孫通就對漢高祖劉邦說，這件事由我來解决，我來給你調教，來給你訓練這些粗人，這些大臣，這些將軍。實際上他要給他調教這些小流氓，調教他們。那劉邦當然就答應了，就說既然你能解决，那你給我解决，就答應了。叔孫通就把他過去讀的那些書，記載古代的禮儀，禮儀規範、禮儀制度的那些書都給拿出來了，還找來了他的很多學生，然後他們共同幹嘛？按照古代的禮儀，這些禮儀規範來調教劉邦手下的這些大臣，這些將軍，這些粗人。那麽該穿什麽樣的衣服，該做什麽樣的動作，該怎麽樣說話，平常應該怎麽樣尊君，在君主面前應該行什麽樣的禮儀，你們彼此之間應該行什麽樣的禮儀，讓他們講文明，講禮貌，懂得一些文明的東西。
那麽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教，叔孫通跟劉邦說調教可以了，怎麽樣，現在給你來演練一次，你來看一看怎麽樣，據說在一天早上，開始正式讓這些大臣按照叔孫通和他的學生的調教來演練他們已經學會的這些禮儀。那麽到那天呢，劉邦上朝了，來看看底下這些大臣，開始來演習這些禮儀。那麽這些大臣一下變得非常規矩，非常講禮貌，非常文明，邁着四方步入朝，入進來之後，見着皇帝應該怎麽樣下跪，應該說哪些恭敬的話，文明的話，他們的服裝，那也都是非常符合標準的，符合要求的，所以這一個個表現得非常有教養，當時整個上朝這個氣氛非常莊嚴，非常肅穆，給人的感覺非常文明，氣氛非常好，所以經過這麽一次演練，劉邦當時給美壞了，樂壞了，劉邦當時說，我今天才知道當皇帝的尊嚴，那麽這件事情應該說叔孫通怎麽樣，使得儒傢在操作這方面小試牛刀，試了一把，使劉邦嘗到了儒傢的甜頭，所以有的人在《漢書》裏有這個記載，有的人說叔孫通是漢代儒傢之宗。
這個宗什麽意思？我覺得如果儒傢之宗也可以，為什麽呢？因為他可以說是儒傢進入操作，為統治者解决實際問題，實際地為統治者解决問題進行操作，他是一個開端，所以漢高祖劉邦特別高興，從此知道儒傢的優越性，知道儒傢的優點，當時還重賞了叔孫通，那麽叔孫通的學生也都受到了奬勵，給官做，給了賞，所以這件事是儒傢操作這方面取得的一個非常大的進展。
但是從總體上來講，儒傢在操作這方面當時還是不行，就是叔孫通雖然使儒傢進入到操作，解决這些問題，但這種操作是非常淺的，淺層次的操作，這個深層次的操作還沒有開始，而且即使是這種淺層次的操作，儒傢也並不都是成功的。其實這個淺層次的操作，這種禮儀，這種表面的規範，這種淺層次的操作，在很多方面還是失敗的。我舉個例子，比如秦始皇的時候，人們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始皇不喜歡儒傢，其實開始秦始皇也並不是排斥儒傢，在秦始皇的朝廷裏頭，還是有儒傢的學者在那兒當臣的，他也用了儒傢的人，比如淳於越，史書裏記載，他當時在秦始皇面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治理天下，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發了言，他也有發言的權利，儘管秦始皇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但是這反映出秦始皇的朝廷裏頭，也並不純粹都是法傢。
再有秦始皇去祭祀泰山，那麽祭祀泰山的時候呢，他也徵求了當地那些儒生的意見，讓他們來討論討論，應該怎麽樣祭祀？什麽樣的禮儀？什麽樣的規範？什麽樣的規定？實際上他嚮一些儒傢學者做了咨詢，可是不太成功。為什麽不太成功，就是這些學者討論來討論去，提出的建議都不太實用，比較怪異，他們內部也爭來爭去，弄了半天也拿不出一套成型的方案，所以秦始皇一看這些人爭來爭去，他們自己的意見也不一致，而且他們的一些說法都特別怪異，所以秦始皇幹脆就不用這些人了，秦始皇自己就上了泰山。就是說我並不是說不用你儒傢的，我想用，讓你給我解决個實際問題，就像那個叔孫通一樣，你給我解决一些表層次的一些禮儀規範，一些表層次的問題，你給我解决呀，他又解决不了，所以就這個表層問題的解决，我們說叔孫通成功了，並不是儒傢都成功，有很多人成功不了。
漢武帝時期也發生這個事情，漢武帝要去祭泰山，那麽祭泰山的時候，他也是找一些儒生，讓他們給討論討論，看我應該怎麽樣祭祀？有哪些做法？有哪些行為，應該怎麽做，結果這些儒生也是討論了幾天幾夜，拿不不出一套方案來，最後漢武帝也是沒辦法，最後就不用他們了，漢武帝就自己製定方案，自己去了。
所以從這些事情來看，就是儒傢雖然當時在操作有叔孫通成功的一方面，但總得來說，即使這些表層問題的解决，也還是不成功的，還是不行的。那麽儒傢我們說了，你要想得到統治者的重用，你必須要解决這些問題，如果不解决這些問題的話，無法獨尊儒術，統治者說我喜歡儒傢，你操作不了，你解决不了實際問題，我也不可能用你。所以儒傢用世的問題，實際操作的問題，必須要解决。
在漢武帝朝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漢武帝朝的時候，有一個大臣，張湯。這個張湯非常能幹，能夠給皇帝解决很多問題，做成很多事情，也就是在實際操作這方面，張湯是很有兩下子，所以漢武帝是比較喜歡他的，但是張湯受到周圍大臣的攻擊，咱們有時候說不做工作，可能沒人批評，做工作反而（被）批評，做工作越多，批評越多，做工作越多，失誤也越多，這個張湯可能難免是有這樣那樣的失誤，那麽攻擊他的人很多，那麽其中有一個人對他的攻擊是相當狠的，誰呢，就是漢武帝朝有一個大臣叫狄山，那麽有一次衝突起來，當時講到就是怎麽樣處理和匈奴的關係，張湯可能根據漢朝當時的實力，根據敵我雙方的這種狀況，根據當時的情況，漢朝發展的這麽一種狀況，張湯是主張軍事上出擊，打擊匈奴。那麽這個狄山呢，他是主張不要打擊，他主張和親，不要動兵。
本來這個問題是你主張打擊，我主張和親，咱們可以就這個問題來商量，用什麽方式解决這個問題？狄山由此來開始攻擊張湯的人品，狄山說什麽，張湯並不是真正忠於朝廷，並不忠於皇帝，你看這個問題已經不是他攻擊張湯這個問題，已經不是批評他解匈奴這個具體的問題了，開始攻擊張湯人品的問題了，實際上要把張湯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徹底否定。那麽漢武帝當時就問狄山，你說，張湯是什麽人？狄山說，張湯是詐忠，詭詐的詐，欺詐的詐，忠實是忠的，他不是真正的忠於朝廷，他是詭詐，偽裝的，漢武帝呢，聽了以後，很不高興。那麽這件事情說明什麽？儒傢有一個非常致命的弱點，非常致命的缺點，就是你操作不行，操作不行，你還有什麽話可說，你老批評人這個，批評人那個，你操作不行，所以這個問題必須解决，如果不解决這個問題，你怎麽能夠成為官方思想，官方怎麽接受你，因為統治者接受這個東西，是要解决問題，要實實在在解决問題的，你必須要解决這個問題。
那麽儒傢在這方面其實也在做一些探討，它也並不是說光停留在理論，儒傢在這方面，他們也不是沒有探討。早在孔子的時代，實際上孔子，包括孔子的學生，在這方面也都在做一些工作，孔子的很多學生在一些諸侯國怎麽樣，都做了官，他們在做官的過程中，實際上就是怎麽樣，把從孔子那兒學的一些思想，儒傢的思想運用到實際中去，不過它是怎麽運用的，因為史書這方面的材料非常少，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弄得不是很清楚，它怎麽樣運用，具體怎麽樣把儒傢的理論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不好說，那麽在漢代，儒傢它要取代法傢，它要成為官方思想，它想在思想界，占有最高的地位，那它必須什麽呀，必須得解决操作問題。
在這方面，漢武帝之前和漢武帝時期，應該說有很多人在這方面做了這方面的努力，而且可以說這方面的努力並不是一點成果沒有，並不是說沒有成果，還是有一定的成果的。張湯這個人物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雖然人們說他詭詐，很多人駡他，覺得他道德不好，這個不好，那個不好，說他是假的，說張湯這個人專門阿順君主的意圖，拍馬屁，順着君主的意圖說他很姦詐，但實際上我個人認為，在儒傢由理論進入到實際，儒傢用世這方面，我們承認他還是一個值得我們重視的人物。這個張湯人們說他是酷吏，說他應該屬於法傢的東西，酷吏嘛！用嚴酷的手段來鎮壓那些異己的力量，但是他跟其他的酷吏不太一樣，他在做事情的時候，其他的酷吏就是殺，對那些異己的力量，對那些不利於朝廷的力量，對那些觸犯法紀的人，就是殺，就是刑罰，就是關，非常嚴酷。
張湯不那麽簡單，一方面他也鎮壓這些人，另一方面張湯他經常怎麽樣，跟一些儒生交接，這些儒生懂得很多儒傢的經驗，他跟這些儒生交往，然後把自己從事的一些工作，把自己的一些舉措，把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和他從儒生那兒所得到的一些儒傢經典的內容相互附會，然後嚮別人說明，說我這種做法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這種做法是符合儒傢這個理論，符合儒傢那個理論，和儒傢是一致的，他有點像我們現在有的人說的包裝，就是說我這麽做了，做了之後呢，我再用儒傢的東西來包裝自己，做了一些包裝，所以有的人對於張湯這種做法，大傢非議，假的，詭詐。
張湯個人的品格我們不管，他是不是詭詐，實際上很多人都詭詐，你也不能說儒傢的這些人就不詭詐，其實詭詐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詭詐，那麽張湯的這種做法，我不說他的動機，我不說他的人品，那麽這種做法我個人認為，對儒傢由理論走嚮實際，對儒傢進入操作應該說是有好處的。那麽張湯他的很多做法可能是附會，不管他是惡意的，還是善意的，不管他是什麽意思，他也是一種附會，所以剛開始這個理論運用到實際，需要一個附會的階段，然後在附會的過程中，人們逐漸地，一步步地深入，一步步地具體化，看看怎麽樣把理論運用到實際，所以我們說在儒傢的理論進入到實際中去，進入到操作層次這一方面，應該說張湯是個重要的人物，需要一批人去附會，附會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那麽此外，還有一些人，需要我們重視，他們在儒傢由理論進入實際這方面應該說也做了一些工作。那麽比如《漢書》裏記載一個地方官叫兒寬，兒寬他一是個基層幹部，在地方當幹部，那麽《漢書》裏記載，他在做基層工作的時候，因為兒寬他也是儒傢的學者，他學過尚書，然後他在做基層工作的時候呢，有意識地、自覺地把儒傢的思想，運用到他的實際工作中去具體地操作。這個過去的儒傢學者都是高高在上，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空談理論，所以有時候他結合實際呢，結合得也比較空，是一些大政方針，那麽過去很少有儒傢的學者能夠做具體的工作，具體的操作，在具體的工作中運用儒傢的思想，那麽兒寬在這方面，應該說做的比較出色，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麽他在地方到底怎麽樣具體的操作？怎麽樣把儒傢的理論和老百姓具體的生活結合起來呢？這個史書的記載非常少，也沒有留下這方面的著作，這是非常遺憾的。這個兒寬的工作經驗非常重要，如果當時能夠詳細地把他當時具體怎麽做的工作用文字保留下來，那對我們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理論如何運用到實際，與實際工作相結合這方面，肯定兒寬有貢獻，遺憾的是他這方面的記載非常少。
比如說兒寬在當地從事基層工作的時候，他追求的是什麽？要得人心，他不像其他的一些酷吏，其他的酷吏就知道鎮壓，就知道粗暴地對待底下的人，兒寬不是，他想辦法得人心，老百姓興修水利，幫着老百姓發展生産，讓老百姓過好日子，所以在當地處理各種問題的時候，處處體現出仁義、仁愛、和緩，讓老百姓之間的關係都能非常和諧，老百姓和官府的關係和諧，所以兒寬在當地的威信非常高。由於他愛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間關係處得非常好，處處體現出仁愛，深得人心，所以他的影響很大。
據說是這樣，他減輕老百姓的負擔，對老百姓非常好，由於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他的稅收工作沒有完成，上級官府呢，它是有稅收有指標的，那麽兒寬由於註意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減輕民衆的負擔，所以他的稅收工作沒完成，沒完成怎麽樣？沒完成那就要懲罰，而且要把你調離這個地方，因為你工作沒做好。據說當地的老百姓，一聽說兒寬因為沒有完成稅收指標，要受到懲罰，聽說兒寬要被調走，當地老百姓全都不幹了，老百姓全都着急，結果老百姓紛紛把自己傢裏的糧食，把自己傢裏的錢拿來繳稅，都是自覺的，沒有任何人強迫，大傢希望要留下兒寬這樣的好官，結果兒寬的稅收由原來沒有完成到第一，稅收完成第一。那麽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其它殘酷暴力的手段，強迫的手段，沒有，一切都是人們自覺完成的，都是老百姓自願，老百姓情願這個地方氣氛非常和諧，非常好。所以這件事引起了朝廷的註意，這是怎麽回事？別的地方老百姓，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讓他繳稅，拿鞭子抽他，去強迫，弄得這個關係非常緊張，而兒寬老百姓情願，自覺自願，而且這個關係處得非常好，基層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兒寬很快就被提拔上來了，所以兒寬這個事情說明什麽？就是儒傢在理論進入實際這方面，在具體的運用這方面是有進展的，兒寬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麽再有就是我們說的董仲舒，董仲舒也是我們非常值得重視的，他是一個理論傢，他為儒傢獨尊，為統治者接受儒傢提出了很多理論。那麽在儒傢由理論進入操作這方面，由理論進入到實際工作這方面，董仲舒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空談傢，並不是一個純粹光講理論的，董仲舒看樣子也是一個實幹傢，他也是做具體工作的。在《漢書》裏我們可以看到，董仲舒關註的很多問題，你別看他一方面談一些理論，談一些儒傢的理論，談一些神的理論，談一些抽象的理論；另一方面他非常關註老百姓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當時董仲舒給皇帝上書一封，講到老百姓种麥子的問題時，他說：“《春秋》它𠔌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與五穀最重麥與禾也”。意思是說，《春秋》這部書中，除了麥禾之外，別的𠔌物不收錄書中，連麥禾欠收都要寫的書中，可見聖人最看重五穀中的麥與禾。
比如在《漢書》裏頭記載，董仲舒給皇帝寫信，講到什麽問題，講到種麥子問題，當初關中地區老百姓都好種麥子，所以董仲舒專門講了種麥子的重要，而且把他提出的那些抽象的理論和種麥子結合起來，你看這種麥子是老百姓太現實的問題了，太實際的問題了，所以董仲舒關註老百姓种麥子的問題，把他的那些陰陽五行和種麥子的問題相結合，董仲舒還講到什麽問題？講到下孢子的問題，下孢子也是老百姓很關註的問題，一場孢子下來，老百姓算一場大的災害，所以董仲舒還專門講了孢子的問題，所以董仲舒不都是空談理論，他也關註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董仲舒不光是關註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而且董仲舒還進行實際的操作，他也有實際操作。
他具體是怎麽做的。大概是這樣，甲和乙發生衝突了，兩個人打架，這個乙呢，拿着刀子衝甲就刺過來了，結果這個甲的兒子看到了，拿着棍子就衝乙掄過來了，結果怎麽樣？沒掄好，因為混亂嘛，混戰中沒掄好，一下掄上自己的父親了，這個甲的兒子就算犯罪了，這個案子怎麽判？那麽按照當地的這些官員，他們往往頭腦比較簡單，那就是說你這個甲的兒子，你等於打了父親了，這還得了，按照法律條文應該怎麽判？判甲的兒子死刑，因為一棍子打了父親，判死刑，這個死刑，當時叫梟首。把你腦袋砍下來，然後擱在籠子裏頭，挂在一個高的地方，讓大傢來看，你這是犯罪了。那麽這個地方當時法官判這個案子呢，他完全是按照表面上，按照字面來判刑，因為表面說兒子打死了父親，應該判什麽罪，他這種判案的做法其實就是例行公事。其實這種做法就是法傢的做法，我就看字面，字面上你衹要違反了規定，我就來判你。
那麽這個案子送到董仲舒那兒去了，董仲舒可能要復審一下。那麽董仲舒在判這個案子的時候就不一樣了，他要按照儒傢的思想，儒傢的想法來判，所以董仲舒就重新判，他按照那部儒傢經典來看。儒傢有部經典是《春秋》，董仲舒是專門研究《春秋》的，那麽他就按照《春秋》裏頭的一些記載，《春秋》裏頭的一些要求來判這個案子。那麽《春秋》裏頭有這種記載，說兒子給父親吃藥，結果怎麽樣，父親吃死了，那麽父親吃死，是不是兒子謀害父親？是不是兒子應當懲罰父親？不，兒子是為了給父親治病，他並不是為了害死父親。那麽按照《春秋》的這種記載，這個兒子拿起棍子來打乙方，他是打着父親了，不過他當初是為了什麽？是為了救父親，所以按照《春秋》儒傢的這種說法叫“君子原於心，赦而不誅”。什麽意思呢？君子原其心，就是我們在看這個人的舉措，要看他的動機，原其心，深入地探求他原來的動機，他的動機是什麽？他的動機是為了救父親，他給父親吃藥，他的動機是為了給父親治病。那麽這個人掄起棍子打乙方，他原本的動機是為了救父親，他是出自好意，是出自孝順，所以動機是好的，原本內心是好的，這樣的人不能夠殺他，不能夠懲罰他，所以大概把這個兒子給放了，那麽這種判案子，顯然深得民心，你要是把這個兒子給殺了，不光這個甲，這個父親他們傢裏的人肯定不願意，他們肯定對官府不滿，你官府這種做法太不合情理了。因為當時中國的基層，傢族社會，大傢特別講人情、情理，所以董仲舒這種判罰是符合情理的，而這種判罰，董仲舒又依據儒傢的經典，所以他這種做法就能使深入老百姓之心，深入民心，對儒傢的普及，對儒傢被社會所接受作用是非常大的。
董仲舒還判過一個案子，這個案子是這樣，說有一位父女，她的丈夫坐船出門，船上父女在，坐船怎麽樣？風高浪大，船翻了，丈夫沒有了，失蹤了，屍體也沒看到，可能是死了，那很長時間了，後來這位婦女就回娘傢了。回娘傢長期找不到丈夫的屍首，所以這個婦女她的娘傢的人就把這位婦女另外讓她出嫁了，嫁給其他人了。那麽這件事官府就要說話了，按照當時基層法官的說法，這個婦女，你的丈夫死沒死還不知道，屍體也沒找到，你竟敢另嫁他人，屬於淫蕩，你屬於有淫心，要判罪，判什麽罪？把她抓起來叫死罪，把你殺死，然後把你的屍首擡到集市上展覽，讓大傢看。
那麽這麽一個案子又到董仲舒那兒去了，那麽董仲舒對這個案子另有一種判法，又是按儒傢的思想來判。那麽怎麽按儒傢思想來判呢？第一按照《春秋》的記載，這個婦女，她沒有兒子，如果她有兒子的話，她就不能再另嫁他人了，不能再跟別人結婚了，她沒有兒子了，丈夫失蹤了，你是可以再嫁給其他人的，這是第一；第二，這個婦女並不是她自己要嫁給他人，而是受父母之命，是父母讓她嫁給別人的，她等於嫁給別人是服從了父母的命令，所以她這不是淫，而且是孝，因為她服從父母的命令，她是孝。所以婦女無罪釋放。所以這個東西怎麽樣？也和合乎情理，應該說廣大老百姓是能夠接受的，從情理上，從內心人們是可以怎麽樣，是可以接受的。
那麽這些案子的審理怎麽樣？非常有助於儒傢進入基層社會，儒傢被老百姓所接受，這些案子的審理，也是儒傢與老百姓具體生活的一種結合。那我這裏講到張湯，講到兒寬，講到董仲舒，我想漢代類似這樣運用儒傢，具體的從實際工作中，運用儒傢恐怕不衹這三個，當時恐怕已經有很多人了，可能基層幹部當中有很多，基層中層當中是有很多這樣人，他們都分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我們說這個問題，就是儒傢在具體運用這方面和實際工作實際生活相結合這方面，雖然不能說完全徹底地解决了，但是在漢代，特別是在漢武帝時期，恐怕在這方面的解决有相當大的進展，所以最後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以儒傢為官方思想，接受儒傢，也和儒傢能夠進入到實際操作，進入到實際運用，進入到人民的實際生活中去，解决了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問題，在這方面有相當大的進展。所以統治者能接受儒傢，和這一點也是有相當大的關係，好我們這一講就講到這兒。
內容簡介：漢朝的統治建立了一個國傢前所未有的尊嚴，漢朝提出了一個流傳千年的治國思想：獨尊儒術。但是自古以來儒傢思想就存在一個嚴重的缺陷，就是理論和實際經常脫節，不易操作。西漢時期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對儒傢思想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認為儒傢思想煩瑣、不切實用。他曾在《史記》中寫到“夫儒者，以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纍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意思是說：儒傢研究的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些六藝經傳，道理特別多，特別煩瑣，有時候人們學了幾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所以歷代君主對儒傢都有如此的看法。後來叔孫通幫助劉邦整頓朝綱，肅朝廷禮儀，這是儒學運用到實際中的一個開端，到漢武帝時代，皇權的威嚴得到了極大的強化。儒傢思想能夠在漢代中期被統治者接受成為治國良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的建議。他在實際操作中，把儒學和實際工作相結合的，最後纔使漢朝的統治者扭轉了對儒傢的看法，最後尊儒，用儒。
（全文）
我們繼續講漢代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的問題。那麽儒傢要成為官方思想，儒傢要被統治者接受，儒傢要有一個問題需要解决，這個問題如果不解决的話，仍然不能真正被統治者所接受，什麽問題呢？就是儒傢的操作問題。因為當初漢高祖劉邦的時候，他是非常看不起儒傢的，為什麽看不起儒傢呢？他覺得儒傢這些學者都是一些空談傢，就會說大道理，解决不了實際問題，所以這個漢高祖動不動就駡竪儒，老是駡儒傢。
那麽漢高祖劉邦當年打天下的時候，有些儒傢的知識分子去投靠他，漢高祖對這些儒傢的知識分子並不是很買賬，不太高興。而且漢高祖留下了一個歷史污點，他把一個儒生的帽子摘下來在裏頭撒泡尿，然後又把帽子還給人傢了，對儒生非常不尊重。那麽後來有一個大臣叫叔孫通，叔孫通當年去投靠劉邦的時候，這個劉邦看他穿了一身儒的服裝，劉邦很不高興，叔孫通看出來了，所以叔孫通就回去了，換了一身衣服，換成短衣短袖，當時叫楚服，楚國的楚，劉邦看了以後就高興了。有幾次有儒生來投靠劉邦，那麽劉邦往往先問問這些傳達的人，這人什麽樣，服飾、打扮、神態什麽樣，這個傳達人就說狀儒，就是像儒的那個樣子，劉邦就不見，劉邦對傳話人，他就說，你回去跟他說，告訴這個來人，說我正在忙大事，現在沒時間會見儒生，沒時間跟儒打交道。所以這個反映出什麽？劉邦對儒是很不喜歡，為什麽不喜歡？因為儒（給）他的印象崇尚空談，解决不了實際問題，操作能力不強，沒有什麽操作能力，他有這麽一種印象，這個印象呢，其實不光劉邦有，很多人都有。
那麽對儒傢的這種看法，大傢一直就沒有變，是一貫的，都認為儒傢不切實用，儒傢的操作有問題，它不能把它的思想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實際操作。實際上儒傢內部一些人，也承認這一點。孔子的弟子子路就說過，“道之不行，已知知矣”。我儒傢，我所提倡的道，所堅持的道，推行不下去，我知道，我自己心裏明白。所以這個東西呢，看樣子大傢對這個看法是比較一致的。
西漢時期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對儒傢思想也有一些看法，他認為儒傢思想煩瑣、儒傢思想不切實用。他曾在《史記》中寫到“夫儒者，以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纍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意思是說：儒傢研究的詩、書、禮、樂、藝、春秋，這些六藝經傳，道理特別多，特別煩瑣，有時候人們學了幾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這個司馬遷在《史記》裏頭對說儒傢煩瑣，儒傢不切實用。司馬遷是這麽說的“夫儒者，以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纍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就是儒這個東西，它講的那些六藝，它講那些古代的文獻，講這些道理，特別多，特別煩瑣，人們有時候學了幾代，都不能把它的意思弄清楚，所以司馬遷對儒傢也有這樣的批判。所以漢高祖劉邦當初不喜歡儒傢，整個社會都對它有這種看法。包括後來竇太後，竇太後反對有為，她也反對儒傢，她也說儒傢煩瑣，儒傢不切實際。
但是後來儒傢自身也開始做一些調整，這個調整需要一個過程，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夠調整完的，是長期的這麽一個調整過程。在調整的過程中，儒傢逐漸在改變自己，改變自己這個不好操作，脫離人們的實際生活，脫離實際工作，講空洞的道理，它也在剋服自己的這個缺點，不過這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這個在漢高祖劉邦時期，儒傢發揮了一次作用，把儒傢的一些想法，儒傢的思想怎麽樣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運用了一次，不過這種運用呢，衹是一些初步的運用。什麽事呢？就是漢高祖劉邦打下天下，當了皇帝以後，自己的精神地位並沒有確立，自己的尊嚴並沒有確立，他的那些老朋友怎麽樣，缺調少教，大傢過去本來就素質非常低，都是一些地痞無賴，所以奪取了天下以後呢，這些無賴過去的這些陋習，壞習慣還沒有改變，特別缺調少教，缺少教養，所以劉邦非常煩惱。
這時候劉邦一個重要的大臣，叔孫通，他在旁邊看到了，叔孫通他就是個儒傢的學者，他看到了，所以他敏銳地感覺到現在儒傢需要開始發揮作用了，儒傢能夠給他解决問題，前頭咱們不是說嗎？儒傢不好操作，儒傢解决不了具體的問題，盡空談道理，那麽叔孫通這個時候抓住了一個機會，他看到了什麽呀？他看到這個問題，就是漢高祖劉邦的朝綱沒有建立起來，禮儀制度沒有建立起來，他的這種皇帝的尊嚴不能確立，不能樹立這件事情，叔孫通覺得儒傢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點作用，可以幫他解决。所以叔孫通就對漢高祖劉邦說，這件事由我來解决，我來給你調教，來給你訓練這些粗人，這些大臣，這些將軍。實際上他要給他調教這些小流氓，調教他們。那劉邦當然就答應了，就說既然你能解决，那你給我解决，就答應了。叔孫通就把他過去讀的那些書，記載古代的禮儀，禮儀規範、禮儀制度的那些書都給拿出來了，還找來了他的很多學生，然後他們共同幹嘛？按照古代的禮儀，這些禮儀規範來調教劉邦手下的這些大臣，這些將軍，這些粗人。那麽該穿什麽樣的衣服，該做什麽樣的動作，該怎麽樣說話，平常應該怎麽樣尊君，在君主面前應該行什麽樣的禮儀，你們彼此之間應該行什麽樣的禮儀，讓他們講文明，講禮貌，懂得一些文明的東西。
那麽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教，叔孫通跟劉邦說調教可以了，怎麽樣，現在給你來演練一次，你來看一看怎麽樣，據說在一天早上，開始正式讓這些大臣按照叔孫通和他的學生的調教來演練他們已經學會的這些禮儀。那麽到那天呢，劉邦上朝了，來看看底下這些大臣，開始來演習這些禮儀。那麽這些大臣一下變得非常規矩，非常講禮貌，非常文明，邁着四方步入朝，入進來之後，見着皇帝應該怎麽樣下跪，應該說哪些恭敬的話，文明的話，他們的服裝，那也都是非常符合標準的，符合要求的，所以這一個個表現得非常有教養，當時整個上朝這個氣氛非常莊嚴，非常肅穆，給人的感覺非常文明，氣氛非常好，所以經過這麽一次演練，劉邦當時給美壞了，樂壞了，劉邦當時說，我今天才知道當皇帝的尊嚴，那麽這件事情應該說叔孫通怎麽樣，使得儒傢在操作這方面小試牛刀，試了一把，使劉邦嘗到了儒傢的甜頭，所以有的人在《漢書》裏有這個記載，有的人說叔孫通是漢代儒傢之宗。
這個宗什麽意思？我覺得如果儒傢之宗也可以，為什麽呢？因為他可以說是儒傢進入操作，為統治者解决實際問題，實際地為統治者解决問題進行操作，他是一個開端，所以漢高祖劉邦特別高興，從此知道儒傢的優越性，知道儒傢的優點，當時還重賞了叔孫通，那麽叔孫通的學生也都受到了奬勵，給官做，給了賞，所以這件事是儒傢操作這方面取得的一個非常大的進展。
但是從總體上來講，儒傢在操作這方面當時還是不行，就是叔孫通雖然使儒傢進入到操作，解决這些問題，但這種操作是非常淺的，淺層次的操作，這個深層次的操作還沒有開始，而且即使是這種淺層次的操作，儒傢也並不都是成功的。其實這個淺層次的操作，這種禮儀，這種表面的規範，這種淺層次的操作，在很多方面還是失敗的。我舉個例子，比如秦始皇的時候，人們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始皇不喜歡儒傢，其實開始秦始皇也並不是排斥儒傢，在秦始皇的朝廷裏頭，還是有儒傢的學者在那兒當臣的，他也用了儒傢的人，比如淳於越，史書裏記載，他當時在秦始皇面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治理天下，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發了言，他也有發言的權利，儘管秦始皇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但是這反映出秦始皇的朝廷裏頭，也並不純粹都是法傢。
再有秦始皇去祭祀泰山，那麽祭祀泰山的時候呢，他也徵求了當地那些儒生的意見，讓他們來討論討論，應該怎麽樣祭祀？什麽樣的禮儀？什麽樣的規範？什麽樣的規定？實際上他嚮一些儒傢學者做了咨詢，可是不太成功。為什麽不太成功，就是這些學者討論來討論去，提出的建議都不太實用，比較怪異，他們內部也爭來爭去，弄了半天也拿不出一套成型的方案，所以秦始皇一看這些人爭來爭去，他們自己的意見也不一致，而且他們的一些說法都特別怪異，所以秦始皇幹脆就不用這些人了，秦始皇自己就上了泰山。就是說我並不是說不用你儒傢的，我想用，讓你給我解决個實際問題，就像那個叔孫通一樣，你給我解决一些表層次的一些禮儀規範，一些表層次的問題，你給我解决呀，他又解决不了，所以就這個表層問題的解决，我們說叔孫通成功了，並不是儒傢都成功，有很多人成功不了。
漢武帝時期也發生這個事情，漢武帝要去祭泰山，那麽祭泰山的時候，他也是找一些儒生，讓他們給討論討論，看我應該怎麽樣祭祀？有哪些做法？有哪些行為，應該怎麽做，結果這些儒生也是討論了幾天幾夜，拿不不出一套方案來，最後漢武帝也是沒辦法，最後就不用他們了，漢武帝就自己製定方案，自己去了。
所以從這些事情來看，就是儒傢雖然當時在操作有叔孫通成功的一方面，但總得來說，即使這些表層問題的解决，也還是不成功的，還是不行的。那麽儒傢我們說了，你要想得到統治者的重用，你必須要解决這些問題，如果不解决這些問題的話，無法獨尊儒術，統治者說我喜歡儒傢，你操作不了，你解决不了實際問題，我也不可能用你。所以儒傢用世的問題，實際操作的問題，必須要解决。
在漢武帝朝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漢武帝朝的時候，有一個大臣，張湯。這個張湯非常能幹，能夠給皇帝解决很多問題，做成很多事情，也就是在實際操作這方面，張湯是很有兩下子，所以漢武帝是比較喜歡他的，但是張湯受到周圍大臣的攻擊，咱們有時候說不做工作，可能沒人批評，做工作反而（被）批評，做工作越多，批評越多，做工作越多，失誤也越多，這個張湯可能難免是有這樣那樣的失誤，那麽攻擊他的人很多，那麽其中有一個人對他的攻擊是相當狠的，誰呢，就是漢武帝朝有一個大臣叫狄山，那麽有一次衝突起來，當時講到就是怎麽樣處理和匈奴的關係，張湯可能根據漢朝當時的實力，根據敵我雙方的這種狀況，根據當時的情況，漢朝發展的這麽一種狀況，張湯是主張軍事上出擊，打擊匈奴。那麽這個狄山呢，他是主張不要打擊，他主張和親，不要動兵。
本來這個問題是你主張打擊，我主張和親，咱們可以就這個問題來商量，用什麽方式解决這個問題？狄山由此來開始攻擊張湯的人品，狄山說什麽，張湯並不是真正忠於朝廷，並不忠於皇帝，你看這個問題已經不是他攻擊張湯這個問題，已經不是批評他解匈奴這個具體的問題了，開始攻擊張湯人品的問題了，實際上要把張湯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徹底否定。那麽漢武帝當時就問狄山，你說，張湯是什麽人？狄山說，張湯是詐忠，詭詐的詐，欺詐的詐，忠實是忠的，他不是真正的忠於朝廷，他是詭詐，偽裝的，漢武帝呢，聽了以後，很不高興。那麽這件事情說明什麽？儒傢有一個非常致命的弱點，非常致命的缺點，就是你操作不行，操作不行，你還有什麽話可說，你老批評人這個，批評人那個，你操作不行，所以這個問題必須解决，如果不解决這個問題，你怎麽能夠成為官方思想，官方怎麽接受你，因為統治者接受這個東西，是要解决問題，要實實在在解决問題的，你必須要解决這個問題。
那麽儒傢在這方面其實也在做一些探討，它也並不是說光停留在理論，儒傢在這方面，他們也不是沒有探討。早在孔子的時代，實際上孔子，包括孔子的學生，在這方面也都在做一些工作，孔子的很多學生在一些諸侯國怎麽樣，都做了官，他們在做官的過程中，實際上就是怎麽樣，把從孔子那兒學的一些思想，儒傢的思想運用到實際中去，不過它是怎麽運用的，因為史書這方面的材料非常少，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弄得不是很清楚，它怎麽樣運用，具體怎麽樣把儒傢的理論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不好說，那麽在漢代，儒傢它要取代法傢，它要成為官方思想，它想在思想界，占有最高的地位，那它必須什麽呀，必須得解决操作問題。
在這方面，漢武帝之前和漢武帝時期，應該說有很多人在這方面做了這方面的努力，而且可以說這方面的努力並不是一點成果沒有，並不是說沒有成果，還是有一定的成果的。張湯這個人物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雖然人們說他詭詐，很多人駡他，覺得他道德不好，這個不好，那個不好，說他是假的，說張湯這個人專門阿順君主的意圖，拍馬屁，順着君主的意圖說他很姦詐，但實際上我個人認為，在儒傢由理論進入到實際，儒傢用世這方面，我們承認他還是一個值得我們重視的人物。這個張湯人們說他是酷吏，說他應該屬於法傢的東西，酷吏嘛！用嚴酷的手段來鎮壓那些異己的力量，但是他跟其他的酷吏不太一樣，他在做事情的時候，其他的酷吏就是殺，對那些異己的力量，對那些不利於朝廷的力量，對那些觸犯法紀的人，就是殺，就是刑罰，就是關，非常嚴酷。
張湯不那麽簡單，一方面他也鎮壓這些人，另一方面張湯他經常怎麽樣，跟一些儒生交接，這些儒生懂得很多儒傢的經驗，他跟這些儒生交往，然後把自己從事的一些工作，把自己的一些舉措，把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和他從儒生那兒所得到的一些儒傢經典的內容相互附會，然後嚮別人說明，說我這種做法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這種做法是符合儒傢這個理論，符合儒傢那個理論，和儒傢是一致的，他有點像我們現在有的人說的包裝，就是說我這麽做了，做了之後呢，我再用儒傢的東西來包裝自己，做了一些包裝，所以有的人對於張湯這種做法，大傢非議，假的，詭詐。
張湯個人的品格我們不管，他是不是詭詐，實際上很多人都詭詐，你也不能說儒傢的這些人就不詭詐，其實詭詐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詭詐，那麽張湯的這種做法，我不說他的動機，我不說他的人品，那麽這種做法我個人認為，對儒傢由理論走嚮實際，對儒傢進入操作應該說是有好處的。那麽張湯他的很多做法可能是附會，不管他是惡意的，還是善意的，不管他是什麽意思，他也是一種附會，所以剛開始這個理論運用到實際，需要一個附會的階段，然後在附會的過程中，人們逐漸地，一步步地深入，一步步地具體化，看看怎麽樣把理論運用到實際，所以我們說在儒傢的理論進入到實際中去，進入到操作層次這一方面，應該說張湯是個重要的人物，需要一批人去附會，附會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那麽此外，還有一些人，需要我們重視，他們在儒傢由理論進入實際這方面應該說也做了一些工作。那麽比如《漢書》裏記載一個地方官叫兒寬，兒寬他一是個基層幹部，在地方當幹部，那麽《漢書》裏記載，他在做基層工作的時候，因為兒寬他也是儒傢的學者，他學過尚書，然後他在做基層工作的時候呢，有意識地、自覺地把儒傢的思想，運用到他的實際工作中去具體地操作。這個過去的儒傢學者都是高高在上，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空談理論，所以有時候他結合實際呢，結合得也比較空，是一些大政方針，那麽過去很少有儒傢的學者能夠做具體的工作，具體的操作，在具體的工作中運用儒傢的思想，那麽兒寬在這方面，應該說做的比較出色，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麽他在地方到底怎麽樣具體的操作？怎麽樣把儒傢的理論和老百姓具體的生活結合起來呢？這個史書的記載非常少，也沒有留下這方面的著作，這是非常遺憾的。這個兒寬的工作經驗非常重要，如果當時能夠詳細地把他當時具體怎麽做的工作用文字保留下來，那對我們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理論如何運用到實際，與實際工作相結合這方面，肯定兒寬有貢獻，遺憾的是他這方面的記載非常少。
比如說兒寬在當地從事基層工作的時候，他追求的是什麽？要得人心，他不像其他的一些酷吏，其他的酷吏就知道鎮壓，就知道粗暴地對待底下的人，兒寬不是，他想辦法得人心，老百姓興修水利，幫着老百姓發展生産，讓老百姓過好日子，所以在當地處理各種問題的時候，處處體現出仁義、仁愛、和緩，讓老百姓之間的關係都能非常和諧，老百姓和官府的關係和諧，所以兒寬在當地的威信非常高。由於他愛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間關係處得非常好，處處體現出仁愛，深得人心，所以他的影響很大。
據說是這樣，他減輕老百姓的負擔，對老百姓非常好，由於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他的稅收工作沒有完成，上級官府呢，它是有稅收有指標的，那麽兒寬由於註意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減輕民衆的負擔，所以他的稅收工作沒完成，沒完成怎麽樣？沒完成那就要懲罰，而且要把你調離這個地方，因為你工作沒做好。據說當地的老百姓，一聽說兒寬因為沒有完成稅收指標，要受到懲罰，聽說兒寬要被調走，當地老百姓全都不幹了，老百姓全都着急，結果老百姓紛紛把自己傢裏的糧食，把自己傢裏的錢拿來繳稅，都是自覺的，沒有任何人強迫，大傢希望要留下兒寬這樣的好官，結果兒寬的稅收由原來沒有完成到第一，稅收完成第一。那麽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其它殘酷暴力的手段，強迫的手段，沒有，一切都是人們自覺完成的，都是老百姓自願，老百姓情願這個地方氣氛非常和諧，非常好。所以這件事引起了朝廷的註意，這是怎麽回事？別的地方老百姓，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讓他繳稅，拿鞭子抽他，去強迫，弄得這個關係非常緊張，而兒寬老百姓情願，自覺自願，而且這個關係處得非常好，基層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兒寬很快就被提拔上來了，所以兒寬這個事情說明什麽？就是儒傢在理論進入實際這方面，在具體的運用這方面是有進展的，兒寬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麽再有就是我們說的董仲舒，董仲舒也是我們非常值得重視的，他是一個理論傢，他為儒傢獨尊，為統治者接受儒傢提出了很多理論。那麽在儒傢由理論進入操作這方面，由理論進入到實際工作這方面，董仲舒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空談傢，並不是一個純粹光講理論的，董仲舒看樣子也是一個實幹傢，他也是做具體工作的。在《漢書》裏我們可以看到，董仲舒關註的很多問題，你別看他一方面談一些理論，談一些儒傢的理論，談一些神的理論，談一些抽象的理論；另一方面他非常關註老百姓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當時董仲舒給皇帝上書一封，講到老百姓种麥子的問題時，他說：“《春秋》它𠔌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與五穀最重麥與禾也”。意思是說，《春秋》這部書中，除了麥禾之外，別的𠔌物不收錄書中，連麥禾欠收都要寫的書中，可見聖人最看重五穀中的麥與禾。
比如在《漢書》裏頭記載，董仲舒給皇帝寫信，講到什麽問題，講到種麥子問題，當初關中地區老百姓都好種麥子，所以董仲舒專門講了種麥子的重要，而且把他提出的那些抽象的理論和種麥子結合起來，你看這種麥子是老百姓太現實的問題了，太實際的問題了，所以董仲舒關註老百姓种麥子的問題，把他的那些陰陽五行和種麥子的問題相結合，董仲舒還講到什麽問題？講到下孢子的問題，下孢子也是老百姓很關註的問題，一場孢子下來，老百姓算一場大的災害，所以董仲舒還專門講了孢子的問題，所以董仲舒不都是空談理論，他也關註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董仲舒不光是關註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而且董仲舒還進行實際的操作，他也有實際操作。
他具體是怎麽做的。大概是這樣，甲和乙發生衝突了，兩個人打架，這個乙呢，拿着刀子衝甲就刺過來了，結果這個甲的兒子看到了，拿着棍子就衝乙掄過來了，結果怎麽樣？沒掄好，因為混亂嘛，混戰中沒掄好，一下掄上自己的父親了，這個甲的兒子就算犯罪了，這個案子怎麽判？那麽按照當地的這些官員，他們往往頭腦比較簡單，那就是說你這個甲的兒子，你等於打了父親了，這還得了，按照法律條文應該怎麽判？判甲的兒子死刑，因為一棍子打了父親，判死刑，這個死刑，當時叫梟首。把你腦袋砍下來，然後擱在籠子裏頭，挂在一個高的地方，讓大傢來看，你這是犯罪了。那麽這個地方當時法官判這個案子呢，他完全是按照表面上，按照字面來判刑，因為表面說兒子打死了父親，應該判什麽罪，他這種判案的做法其實就是例行公事。其實這種做法就是法傢的做法，我就看字面，字面上你衹要違反了規定，我就來判你。
那麽這個案子送到董仲舒那兒去了，董仲舒可能要復審一下。那麽董仲舒在判這個案子的時候就不一樣了，他要按照儒傢的思想，儒傢的想法來判，所以董仲舒就重新判，他按照那部儒傢經典來看。儒傢有部經典是《春秋》，董仲舒是專門研究《春秋》的，那麽他就按照《春秋》裏頭的一些記載，《春秋》裏頭的一些要求來判這個案子。那麽《春秋》裏頭有這種記載，說兒子給父親吃藥，結果怎麽樣，父親吃死了，那麽父親吃死，是不是兒子謀害父親？是不是兒子應當懲罰父親？不，兒子是為了給父親治病，他並不是為了害死父親。那麽按照《春秋》的這種記載，這個兒子拿起棍子來打乙方，他是打着父親了，不過他當初是為了什麽？是為了救父親，所以按照《春秋》儒傢的這種說法叫“君子原於心，赦而不誅”。什麽意思呢？君子原其心，就是我們在看這個人的舉措，要看他的動機，原其心，深入地探求他原來的動機，他的動機是什麽？他的動機是為了救父親，他給父親吃藥，他的動機是為了給父親治病。那麽這個人掄起棍子打乙方，他原本的動機是為了救父親，他是出自好意，是出自孝順，所以動機是好的，原本內心是好的，這樣的人不能夠殺他，不能夠懲罰他，所以大概把這個兒子給放了，那麽這種判案子，顯然深得民心，你要是把這個兒子給殺了，不光這個甲，這個父親他們傢裏的人肯定不願意，他們肯定對官府不滿，你官府這種做法太不合情理了。因為當時中國的基層，傢族社會，大傢特別講人情、情理，所以董仲舒這種判罰是符合情理的，而這種判罰，董仲舒又依據儒傢的經典，所以他這種做法就能使深入老百姓之心，深入民心，對儒傢的普及，對儒傢被社會所接受作用是非常大的。
董仲舒還判過一個案子，這個案子是這樣，說有一位父女，她的丈夫坐船出門，船上父女在，坐船怎麽樣？風高浪大，船翻了，丈夫沒有了，失蹤了，屍體也沒看到，可能是死了，那很長時間了，後來這位婦女就回娘傢了。回娘傢長期找不到丈夫的屍首，所以這個婦女她的娘傢的人就把這位婦女另外讓她出嫁了，嫁給其他人了。那麽這件事官府就要說話了，按照當時基層法官的說法，這個婦女，你的丈夫死沒死還不知道，屍體也沒找到，你竟敢另嫁他人，屬於淫蕩，你屬於有淫心，要判罪，判什麽罪？把她抓起來叫死罪，把你殺死，然後把你的屍首擡到集市上展覽，讓大傢看。
那麽這麽一個案子又到董仲舒那兒去了，那麽董仲舒對這個案子另有一種判法，又是按儒傢的思想來判。那麽怎麽按儒傢思想來判呢？第一按照《春秋》的記載，這個婦女，她沒有兒子，如果她有兒子的話，她就不能再另嫁他人了，不能再跟別人結婚了，她沒有兒子了，丈夫失蹤了，你是可以再嫁給其他人的，這是第一；第二，這個婦女並不是她自己要嫁給他人，而是受父母之命，是父母讓她嫁給別人的，她等於嫁給別人是服從了父母的命令，所以她這不是淫，而且是孝，因為她服從父母的命令，她是孝。所以婦女無罪釋放。所以這個東西怎麽樣？也和合乎情理，應該說廣大老百姓是能夠接受的，從情理上，從內心人們是可以怎麽樣，是可以接受的。
那麽這些案子的審理怎麽樣？非常有助於儒傢進入基層社會，儒傢被老百姓所接受，這些案子的審理，也是儒傢與老百姓具體生活的一種結合。那我這裏講到張湯，講到兒寬，講到董仲舒，我想漢代類似這樣運用儒傢，具體的從實際工作中，運用儒傢恐怕不衹這三個，當時恐怕已經有很多人了，可能基層幹部當中有很多，基層中層當中是有很多這樣人，他們都分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我們說這個問題，就是儒傢在具體運用這方面和實際工作實際生活相結合這方面，雖然不能說完全徹底地解决了，但是在漢代，特別是在漢武帝時期，恐怕在這方面的解决有相當大的進展，所以最後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以儒傢為官方思想，接受儒傢，也和儒傢能夠進入到實際操作，進入到實際運用，進入到人民的實際生活中去，解决了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問題，在這方面有相當大的進展。所以統治者能接受儒傢，和這一點也是有相當大的關係，好我們這一講就講到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