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充斥着金戈鐵馬，但細細聽去，也回蕩着鬍笳長笛。
　　衹是，後一種聲音太柔太輕，常常被人們遺忘。
　　遺忘了，歷史就變得獰厲、粗糙。
　　這本書要捕捉的，就是曾經讓中國人癡迷了兩百年之久的昆麯的笛聲。
　　十二年前，我曾嚮臺灣的聽衆描述過這種笛聲。
　　應《聯合報》之邀，在臺北中央圖書館發表了一個有關昆麯的演講。演講之餘，還與我所敬重的著名作傢白先勇先生作了一次有關昆麯之美的長篇對談，發表於《中國時報》。那是我第一次到臺灣，《文化苦旅》還沒有在那裏出版，因此我留給臺灣的第一印象是一個昆麯研究者。
　　十二年間經歷了很多事情，我的主要精力投註在對人類各大文明廢墟的實地考察上。忘了是在地球的哪一個角落，我得到消息，昆麯被聯合國評上了世界文化遺産。這個消息，使我荒涼的心境間增添了一份滋潤。我在萬裏之外，聽到了來自蘇州的笛聲。
　　不久又聽到另一個消息，世界遺産大會將在蘇州召開。蘇州有這個資格，種種理由中有一項，必與昆麯有關，我想。
　　回國後我又幾度訪問蘇州。奇怪的是，似乎冥冥中已有安排，每次都遇到白先勇先生。他忙忙碌碌地往來於美國、臺灣和蘇州之間，衹想把昆麯藝術再一次隆重地推嚮海內外。他嚮我介紹蘇州昆劇團的演員和劇目時，如傢人捧持傢珍示客，這讓我感到慚愧。我們常常與珍寶相鄰咫尺而不知相護相守。所謂文化，就在這相護相守間。
　　近年來，古吳軒着意重振蘇州文化的歷史榮耀，囑我談一談昆麯藝術。這個建議使我的心情重歸平靜，慢慢地翻閱以前從事這方面研究時留下的一些文字，終於把十二年前在臺灣的演講和有關篇什整理成册，以襄盛舉。文陋心誠，藉以獻給美麗的蘇州，獻給那似遠似近的悠揚笛聲。
　　餘秋雨
　　2004.4

　　我在長久地研究了中國藝術史和中國文化史之後，把目光盯住了昆麯。這是一種超越個人喜愛的關註，因為我覺得這種藝術樣式包含着中華民族的很多文化秘密。藉着它，可以表述我的整體性觀念。
　　我認為，一種文化現象是否重要，首先要看它在時間和空間中的被接受狀態。過去的文化史傢往往過於註意某種文化在後代文人心目中達到的水準，猜測它應該發揮的社會功能，
　　設想它可能歸屬的思想流派，並把這種猜測和設想當作歷史定論，寫成一篇篇論文，一本本著作。而實際上，我們花了那麽多口舌的那些詩文，很可能衹是出現在某個私人刻本上，不僅當時未曾流傳，事後也很少有人知道。這種情況以戲劇為最，我們對劇史傢費了很大力氣分析、論證的那個劇本，很可能根本沒有上演過，更沒有多少人閱讀過。這就是說，作為戲劇，它還沒有“發生”過。對於並沒有真正發生過的事情，我們一往情深地長期研究，是不是太犯不着了？
　　當然，許多文化現象的發生與戲劇演出不一樣，有多種方式。例如古代經典未必能被廣大民衆直接閱讀，卻因已經滲透在社會體製和生活方式中而成為一種寬闊的發生方式；又如原始岩畫未必被很多人看到過卻作為早期人類的審美驗證而受到今人重視。但是，我們更應該百倍重視那些曾經長久風行的文化現象，因為長久風行使文化變成了一種群體生態，一種文明方式，實際上也使“文化”這個概念上升到了更宏觀、更深刻的等級。
　　不妨說，文化，當時發生得越普及、越長久，今天研究的學理價值也越高。
　　某一種文化如果長時間地被一個民族所沉溺，那麽這種文化一定是觸及到了這個民族的深層心理。以這種標準來衡量，中華民族在藝術文化充分成熟之後有幾種群體性癡迷值得註意。第一是唐詩，第二是書法，這是大傢都知道的；而第三，我衹能“舉賢不避親”了，是昆麯。它與唐詩與書法一樣，讓中華民族長久癡迷，長久瘋狂，因此從審美意義上透露了整個民族的精神奧秘。
　　昆麯曾經讓中華民族癡迷了兩個多世紀。大致說來，整個十七世紀和整個十八世紀，也即明代萬歷年間至清代乾嘉之交，基本上屬於昆麯世紀。不僅中國戲劇史上沒有其他一個劇種能與之比肩，而且即使在整個中國藝術史上也很難找到更多這樣的現象。唐詩、書法雖然興盛也不會出現萬衆歡騰的場面，但昆麯做到了。因此，我認為無論是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學者還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學者都應該對它投註更多的精力。
　　很奇怪，十九世紀一開始，它的勢頭也就漸漸衰微了。我已經發現不止一位西方學者論定，十九世紀是人類在文化創作上最少遊戲意識的時代，昆麯的衰微也應順了這種論斷。當時中西文化交流還沒有像模像樣地展開，因此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應順，對我來說還是一個難題。
　　暫時不去管這一些了，讓我們還是回到昆麯上來。我首先要說一說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後再看看它曾經如何深入地牽動了廣大中國人的藝術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