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被稱為“金學”。以1924年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出版，標志着《金瓶梅》研究古典階段（明清序跋、叢談、評點）的結束；以1933年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發行《金瓶梅詞話》，標志着《金瓶梅》研究現代階段的啓動；以中國大陸、港臺地區、日韓、歐美四大研究圈的形式，標志着現代階段的全面推進；以版本、寫作年代、成書過程、作者、思想主旨、藝術特色、人物形象、語言風貌、理論批評、文化傳播、資料匯編、翻譯出版等課題的形成與展開，標志着現代階段的學術水平。金學，遂為當代顯學。
據不完全統計，僅1901—2000年，中國（含港臺地區）所出版之《金瓶梅》研究專著，即達199部（國外出版之中外文專著除外）；中國大陸（不含港臺地區）中文報刊所發表之《金瓶梅》論文，多達1949篇。而且，1980年以後其專著有190部，其論文有1903篇。
另在中國大陸，1985、1986年在江蘇徐州，1988年在江蘇揚州，1990年在山東臨清，1991年在吉林長春，1993年在浙江鄞縣，先後召開了6次全國《金瓶梅》學術討論會。1989年在徐州、1992年在山東棗莊、1997年在山西大同、2000年在山東五蓮、2005年在河南開封，先後召開了5次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
中國的《金瓶梅》研究，經過冷熱起伏，終於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當仁不讓也當之無愧地走在了國際金學的前列。
中國金學隊伍中既有頗多建樹的青年金學家，他們的考證、評析、考論、新解、新證，使得金學園林花團錦簇，成為中國金學寶塔耀眼的塔尖；也有著述豐厚的中年金學家，他們是這座寶塔的塔身；中國金學寶塔的塔基則是由老一輩金學家營建，可謂源遠流長。
中國的金學隊伍在新陳代謝中發展壯大。在這個隊伍之中，不斷有卓越的新人新作出現。石鐘揚先生即為其中之一。2000年10月，第四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在山東五蓮召開，鐘揚當時為安慶師範學院中文係教授，雖然早已發表過多篇《金瓶梅》論文，卻是第一次出席金學會議。我當時對他的印象是行文汪洋恣肆，言談機警穎睿，又因為鄉誼(我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便感到格外親切。其後不斷有書信往來。不久他調來南京財經大學。2005年9月，在河南開封召開第五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他未能與會，大傢頗覺遺憾。2005年11月，海峽兩岸明清小說研討會在南京召開，遂又謀面。前不久，他電話約我為其大著作序。我雖然位微學淺，卻覺得有不少話可說，不至於依例空談，便欣然命筆。
鐘揚本書係《金瓶梅》人物研究。我在拙著《二十世紀〈金瓶梅〉研究史長編》中曾說：“人物形象問題，是金學同人討論較為充分、著述格外豐富的一個研究方向。如果說‘瓶外學’(作者、評者、成書、版本研究等)是百傢爭鳴，那麽‘瓶內學’(思想、藝術、人物、語言研究等)便是百花齊放。此一領域亦可謂著述如林，僅專著就有孟超《金瓶梅人物論》，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譜》，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藝術論》，劉烈《西門慶與潘金蓮——〈金瓶梅詞話〉主人公及其他》，孔繁華《金瓶梅人物掠影》，魯歌、馬徵《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華《金瓶梅的女性世界》，葉桂桐、宋培憲《金瓶梅人物正傳》，羅德榮《金瓶梅三女性透視》，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劇論》，馮子禮《金瓶梅與紅樓夢人物比較》，王汝梅等《金瓶梅女性世界》，陳桂聲《金瓶梅人物世界探論》，魏崇新《說不盡的潘金蓮——潘金蓮形象的嬗變》，晨曦、婧妍《金瓶梅中的男人與女人》等15部之多。”如果統計論文，則有276篇，其中潘金蓮69篇、西門慶54篇、李瓶兒29篇。因此，研究《金瓶梅》人物，就要抓住其主要人物——西門慶與潘金蓮。鐘揚本書自不例外，其副標題即為“石鐘揚說《金瓶梅》：品讀潘金蓮與西門慶”。
姑以其西門慶研究為例。鐘揚發表在《文藝理論與批評》1998年第一期上的論文《西門慶是“新興商人階級”的典型嗎?》與《濟寧師專學報》1999年第一期上的論文《十六世紀一個新型流氓的喜劇》，是他研究西門慶的起點，也是基點。這兩篇論文，他後來曾整合為《流氓的寓言——論西門慶》，發表在臺灣《大陸雜志》第九十九捲第四期(1999．10．15出版)。本書的西門慶部分，即為上述論文的修訂與擴延。
持西門慶“新興商人”說者，除當代盧興基先生首倡以後，尚有躍進、李時人(稱之為“前資本主義商人”)、王文彬等。此說是《金瓶梅》思想主旨研究中的重要一說，廣有影響。本書持不同觀點，而將“新興商人”盧興基說與吳晗說分別開來，認為“在吳晗那裏，所謂‘新興商人階級’實則地主階級的一部分”(引文見《流氓的寓言——論西門慶》，下同)。因此“這所謂新興商人階級既不改變封建的生産方式，也不將商業資本轉化為産業資本，……其所經營的也衹能是封建的商品經濟。”這是有力的辯駁。盧興基先生亦固守定見，他提交給第五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的論文的題目就是《不同凡響的藝術塑造——再論西門慶這個新興商人》。希望這一討論能繼續下去，我相信，這種雙方言之有物的論爭，必將有益於金學事業的進展。
據不完全統計，僅1901—2000年，中國（含港臺地區）所出版之《金瓶梅》研究專著，即達199部（國外出版之中外文專著除外）；中國大陸（不含港臺地區）中文報刊所發表之《金瓶梅》論文，多達1949篇。而且，1980年以後其專著有190部，其論文有1903篇。
另在中國大陸，1985、1986年在江蘇徐州，1988年在江蘇揚州，1990年在山東臨清，1991年在吉林長春，1993年在浙江鄞縣，先後召開了6次全國《金瓶梅》學術討論會。1989年在徐州、1992年在山東棗莊、1997年在山西大同、2000年在山東五蓮、2005年在河南開封，先後召開了5次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
中國的《金瓶梅》研究，經過冷熱起伏，終於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當仁不讓也當之無愧地走在了國際金學的前列。
中國金學隊伍中既有頗多建樹的青年金學家，他們的考證、評析、考論、新解、新證，使得金學園林花團錦簇，成為中國金學寶塔耀眼的塔尖；也有著述豐厚的中年金學家，他們是這座寶塔的塔身；中國金學寶塔的塔基則是由老一輩金學家營建，可謂源遠流長。
中國的金學隊伍在新陳代謝中發展壯大。在這個隊伍之中，不斷有卓越的新人新作出現。石鐘揚先生即為其中之一。2000年10月，第四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在山東五蓮召開，鐘揚當時為安慶師範學院中文係教授，雖然早已發表過多篇《金瓶梅》論文，卻是第一次出席金學會議。我當時對他的印象是行文汪洋恣肆，言談機警穎睿，又因為鄉誼(我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便感到格外親切。其後不斷有書信往來。不久他調來南京財經大學。2005年9月，在河南開封召開第五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他未能與會，大傢頗覺遺憾。2005年11月，海峽兩岸明清小說研討會在南京召開，遂又謀面。前不久，他電話約我為其大著作序。我雖然位微學淺，卻覺得有不少話可說，不至於依例空談，便欣然命筆。
鐘揚本書係《金瓶梅》人物研究。我在拙著《二十世紀〈金瓶梅〉研究史長編》中曾說：“人物形象問題，是金學同人討論較為充分、著述格外豐富的一個研究方向。如果說‘瓶外學’(作者、評者、成書、版本研究等)是百傢爭鳴，那麽‘瓶內學’(思想、藝術、人物、語言研究等)便是百花齊放。此一領域亦可謂著述如林，僅專著就有孟超《金瓶梅人物論》，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譜》，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藝術論》，劉烈《西門慶與潘金蓮——〈金瓶梅詞話〉主人公及其他》，孔繁華《金瓶梅人物掠影》，魯歌、馬徵《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華《金瓶梅的女性世界》，葉桂桐、宋培憲《金瓶梅人物正傳》，羅德榮《金瓶梅三女性透視》，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劇論》，馮子禮《金瓶梅與紅樓夢人物比較》，王汝梅等《金瓶梅女性世界》，陳桂聲《金瓶梅人物世界探論》，魏崇新《說不盡的潘金蓮——潘金蓮形象的嬗變》，晨曦、婧妍《金瓶梅中的男人與女人》等15部之多。”如果統計論文，則有276篇，其中潘金蓮69篇、西門慶54篇、李瓶兒29篇。因此，研究《金瓶梅》人物，就要抓住其主要人物——西門慶與潘金蓮。鐘揚本書自不例外，其副標題即為“石鐘揚說《金瓶梅》：品讀潘金蓮與西門慶”。
姑以其西門慶研究為例。鐘揚發表在《文藝理論與批評》1998年第一期上的論文《西門慶是“新興商人階級”的典型嗎?》與《濟寧師專學報》1999年第一期上的論文《十六世紀一個新型流氓的喜劇》，是他研究西門慶的起點，也是基點。這兩篇論文，他後來曾整合為《流氓的寓言——論西門慶》，發表在臺灣《大陸雜志》第九十九捲第四期(1999．10．15出版)。本書的西門慶部分，即為上述論文的修訂與擴延。
持西門慶“新興商人”說者，除當代盧興基先生首倡以後，尚有躍進、李時人(稱之為“前資本主義商人”)、王文彬等。此說是《金瓶梅》思想主旨研究中的重要一說，廣有影響。本書持不同觀點，而將“新興商人”盧興基說與吳晗說分別開來，認為“在吳晗那裏，所謂‘新興商人階級’實則地主階級的一部分”(引文見《流氓的寓言——論西門慶》，下同)。因此“這所謂新興商人階級既不改變封建的生産方式，也不將商業資本轉化為産業資本，……其所經營的也衹能是封建的商品經濟。”這是有力的辯駁。盧興基先生亦固守定見，他提交給第五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的論文的題目就是《不同凡響的藝術塑造——再論西門慶這個新興商人》。希望這一討論能繼續下去，我相信，這種雙方言之有物的論爭，必將有益於金學事業的進展。
劉紹智《試論西門慶》(《寧夏教育學院學報》1983年第四期)是西門慶專題研究的第一篇論文。其後二十年，除前述西門慶研究專題論文54篇以外，凡研究《金瓶梅》人物者，幾無一例外，都要論及西門慶。但我以為，對西門慶的研究，本書最具光彩。
“何物西門慶”?本書定性其為“全景型的流氓”，其“在商場”、“在官場”、“在性生活領域”，“《金瓶梅》的精彩處，……在寫了一個流氓的發跡變泰的歷史，一個流氓全
方位的狂歡，……一個流氓所嚮披靡、無往而不勝的英雄氣概”，而這個“流氓的神話”，是“瓦解與破壞了封建官製，……封建法製，……國傢的稅法，……封建禮教”。但這個“流氓的喜劇”，不是“在官場傾軋中倒臺”，或“被奴才來旺所殺”，或“在商場競爭中失敗”，而是以其“自取滅亡的方式，撕破了這一醜惡的生命，嘲笑了這一醜惡的流氓”。結論是“蘭陵笑笑生的喜劇的筆調，通過否定西門慶，否定了一個時代，否定了一個社會”。關於“審醜”也是“審美”，東吳弄珠客、文竜、鄧星雨、潘承玉、羅傢坤、陳果安等均有論述，而本書更為生動：“蘭陵笑笑生……既不是為醜而醜，也不是以醜寫醜，更不是以醜為美，而是從美的立場與角度出發，去撕破醜、嘲弄醜、鞭撻醜。”
“第一奇書奇在何處”?奇就奇在哥哥說其“雲霞滿紙”(袁宏道《緻董思白》)，弟弟卻說“此書誨淫”(袁中道《遊居柿錄》)；奇就奇在“劈空撰出金、梅、瓶三個人來，看其……前半人傢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計弄來，後半自己的梅花，卻輕輕地被人奪去”(張竹坡《金梅瓶讀法》)；奇就奇在“西門慶未死之時便該死，既死之後轉不死”(《第一奇書》七十九回文竜評語)；奇就奇在這是一部“說不盡的金瓶梅”(寧宗一《說不盡的金瓶梅》)；奇就奇在這是一場“致命的狂歡”。是為序。
2006年1月8日於彭城預真居
“何物西門慶”?本書定性其為“全景型的流氓”，其“在商場”、“在官場”、“在性生活領域”，“《金瓶梅》的精彩處，……在寫了一個流氓的發跡變泰的歷史，一個流氓全
方位的狂歡，……一個流氓所嚮披靡、無往而不勝的英雄氣概”，而這個“流氓的神話”，是“瓦解與破壞了封建官製，……封建法製，……國傢的稅法，……封建禮教”。但這個“流氓的喜劇”，不是“在官場傾軋中倒臺”，或“被奴才來旺所殺”，或“在商場競爭中失敗”，而是以其“自取滅亡的方式，撕破了這一醜惡的生命，嘲笑了這一醜惡的流氓”。結論是“蘭陵笑笑生的喜劇的筆調，通過否定西門慶，否定了一個時代，否定了一個社會”。關於“審醜”也是“審美”，東吳弄珠客、文竜、鄧星雨、潘承玉、羅傢坤、陳果安等均有論述，而本書更為生動：“蘭陵笑笑生……既不是為醜而醜，也不是以醜寫醜，更不是以醜為美，而是從美的立場與角度出發，去撕破醜、嘲弄醜、鞭撻醜。”
“第一奇書奇在何處”?奇就奇在哥哥說其“雲霞滿紙”(袁宏道《緻董思白》)，弟弟卻說“此書誨淫”(袁中道《遊居柿錄》)；奇就奇在“劈空撰出金、梅、瓶三個人來，看其……前半人傢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計弄來，後半自己的梅花，卻輕輕地被人奪去”(張竹坡《金梅瓶讀法》)；奇就奇在“西門慶未死之時便該死，既死之後轉不死”(《第一奇書》七十九回文竜評語)；奇就奇在這是一部“說不盡的金瓶梅”(寧宗一《說不盡的金瓶梅》)；奇就奇在這是一場“致命的狂歡”。是為序。
2006年1月8日於彭城預真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