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專門論析《紅樓夢》中的“性愛”的小書。
孟子說：食、色，性也。這個“色”，是指“從生物基礎裏生長出來的一種男女之間感情上的吸引力”。“人類必須依賴兩性行為的生物和心理機能來得到種族的延續、社會結構的正常運行，以及社會的發展，但是又害怕兩性行為在男女心理上所發生的吸引力破壞已形成的人際關係的社會結構，不得不對個人的性行為加以限製。這就是社會對男女關係態度的
兩重性。”（費孝通《重刊潘光旦譯註靄理士〈性心理學〉書後》）
中國歷朝歷代無不處於這種對待男女關係態度的雙重矛盾之中。而采取的做法是全力禁錮兩性之間的“人之大欲”，抹去其鮮活的絢麗的情感要素，單單留下繁衍種族的生殖作用，於是性壓抑的普遍存在與性歧變的屢屢發生，於浩繁的典籍中，時可見到零星記載。
文學家們似乎對這個問題來得更為敏感，愛情一直是一個常寫常新的主題，即使是“性”也千方百計地予以涉及，當然，詩詞歌賦中也多寫男女之間的性意識性心理，但係統地藝術地描寫“性愛”，大概要首推《金瓶梅》和《紅樓夢》了。據我看來，《紅樓夢》所描寫的“性愛”，含蓄，高雅，但並不“道學”，表現了曹雪芹對“性愛”的種種見解，若用現代的心理學、生物學、性科學來予以觀照，會驚嘆於曹氏的體察入微和博學淵識。
正因為其博學淵識，以及描寫的含蓄與高雅，《紅樓夢》在“性愛”方面便留下許多讓人探尋的地方，研究者必須依照那隱隱約約的“草蛇灰綫”，去勾勒曹氏關於“性愛”方面的題旨。加之“性愛”這個題旨歷來諱莫如深，誰都怕染上“誨淫誨盜”的名聲，或避而不說，或說得“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的限度，故關於《紅樓夢》中的“性愛”至今論析得並不深入與廣泛。
對於《紅樓夢》中的愛情倒是談者不少，因為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清代的一些達官貴人，如梁恭辰、陳其元、餘治、丁日昌等，皆責駡此書為“淫書”，“蓋描寫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絶不露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幹戈也”(陳其元《庸閑齋筆記》)。若從反面理解，那就是《紅樓夢》畢竟具有許多“性愛”的內容，使道學家們視之為洪水猛獸。汪精衛則持“家庭感化”說，“因為家庭組織雖亦是專製的，然其元素，卻是由情意相結。既以情意結，還得以情意感化他……故我不能不大大有望於《紅樓夢》了”(汪精衛《紅樓夢新評》)。他承認書中的那個“情意結”，企圖將其作為一種感化力量，來穩定專製家庭的結構。到了俞平伯先生手上，他的著名論點之一是“釵黛合一”，致使寶玉選擇的睏惑，“豈以獨鐘之情遂移並秀之實乎”?王蒙先生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則認為寶釵和黛玉是文人心目中的兩種獨特而美麗的格調，這兩種格調絶不可能出現在同一個女性身上，熊掌和魚不可兼得，故於千古遺憾中塑造了這兩個不同的形象。周揚、何其芳、蔣和森諸先生則對該書的“男女戀愛主題”予以闡發，“愛情這個主題，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先把它提到理性的高度，並把它充滿了政治性的內容，卻衹有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蔣和森《曹雪芹和他的》)。論點並不止於這些，但大都從大處落筆來剖析該書的情愛，曹氏在許多細微之處流露出的性文化內涵，似乎提及不多。那麽我們的這本小書，就從這些細微之處入手，來探測《紅樓夢》中的“性愛”密碼。
焦大責駡賈府“扒灰的扒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豈衹是感嘆賈府的世風日下?分明含有他作為一個老鰥夫，處於長期的性壓抑之中的口唇快感；襲人怎樣企圖從肉體和心靈上控製寶玉，而最終的結果卻是無功而返；秦可卿臥室中的強烈的性文化色彩，怎樣給初入人生的賈寶玉以性啓蒙；賈寶玉的“意淫”與好淫者的“濫淫”區別在什麽地方；賈寶玉“抓周”為什麽選擇女性專用的脂粉釵環；伶人藕官和官的同性戀，到底是怎麽形成的；薛呆子和邢傻舅的“戀童癖”，是怎樣一個格局；薛蟠和妓女雲兒及其他人的酒令中，如何透現出性愛的情緒；賈母晚年的喜好吃喝玩樂及百般庇護寶玉，怎樣體現一種老年性心理的特徵；賈璉和鳳姐的性生活是一幅怎樣的圖景；鳳姐親近關懷秦可卿的奧妙在什麽地方；林黛玉怎樣在詩中實現自己的自戀傾嚮；妙玉聞貓兒叫春，為什麽會引發強烈的性幻想；薛寶釵如何治療賈寶玉的性心理失調；尤三姐並非完全死於理想愛情的破滅，而是與她在倫常關係的倒錯中的角色地位有關；晴雯臨死前贈指甲並與賈寶玉互換內衣，此中有什麽含義；賈迎春死於性虐待的依據何在；賈政年輕時是一種什麽樣的存在形態……，一共有四十餘個題目。我們企圖竭盡全力予以解析，運用了一些現代學科的鑰匙，來打開《紅樓夢》中的“性愛”之鎖。
孟子說：食、色，性也。這個“色”，是指“從生物基礎裏生長出來的一種男女之間感情上的吸引力”。“人類必須依賴兩性行為的生物和心理機能來得到種族的延續、社會結構的正常運行，以及社會的發展，但是又害怕兩性行為在男女心理上所發生的吸引力破壞已形成的人際關係的社會結構，不得不對個人的性行為加以限製。這就是社會對男女關係態度的
兩重性。”（費孝通《重刊潘光旦譯註靄理士〈性心理學〉書後》）
中國歷朝歷代無不處於這種對待男女關係態度的雙重矛盾之中。而采取的做法是全力禁錮兩性之間的“人之大欲”，抹去其鮮活的絢麗的情感要素，單單留下繁衍種族的生殖作用，於是性壓抑的普遍存在與性歧變的屢屢發生，於浩繁的典籍中，時可見到零星記載。
文學家們似乎對這個問題來得更為敏感，愛情一直是一個常寫常新的主題，即使是“性”也千方百計地予以涉及，當然，詩詞歌賦中也多寫男女之間的性意識性心理，但係統地藝術地描寫“性愛”，大概要首推《金瓶梅》和《紅樓夢》了。據我看來，《紅樓夢》所描寫的“性愛”，含蓄，高雅，但並不“道學”，表現了曹雪芹對“性愛”的種種見解，若用現代的心理學、生物學、性科學來予以觀照，會驚嘆於曹氏的體察入微和博學淵識。
正因為其博學淵識，以及描寫的含蓄與高雅，《紅樓夢》在“性愛”方面便留下許多讓人探尋的地方，研究者必須依照那隱隱約約的“草蛇灰綫”，去勾勒曹氏關於“性愛”方面的題旨。加之“性愛”這個題旨歷來諱莫如深，誰都怕染上“誨淫誨盜”的名聲，或避而不說，或說得“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的限度，故關於《紅樓夢》中的“性愛”至今論析得並不深入與廣泛。
對於《紅樓夢》中的愛情倒是談者不少，因為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清代的一些達官貴人，如梁恭辰、陳其元、餘治、丁日昌等，皆責駡此書為“淫書”，“蓋描寫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絶不露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幹戈也”(陳其元《庸閑齋筆記》)。若從反面理解，那就是《紅樓夢》畢竟具有許多“性愛”的內容，使道學家們視之為洪水猛獸。汪精衛則持“家庭感化”說，“因為家庭組織雖亦是專製的，然其元素，卻是由情意相結。既以情意結，還得以情意感化他……故我不能不大大有望於《紅樓夢》了”(汪精衛《紅樓夢新評》)。他承認書中的那個“情意結”，企圖將其作為一種感化力量，來穩定專製家庭的結構。到了俞平伯先生手上，他的著名論點之一是“釵黛合一”，致使寶玉選擇的睏惑，“豈以獨鐘之情遂移並秀之實乎”?王蒙先生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則認為寶釵和黛玉是文人心目中的兩種獨特而美麗的格調，這兩種格調絶不可能出現在同一個女性身上，熊掌和魚不可兼得，故於千古遺憾中塑造了這兩個不同的形象。周揚、何其芳、蔣和森諸先生則對該書的“男女戀愛主題”予以闡發，“愛情這個主題，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先把它提到理性的高度，並把它充滿了政治性的內容，卻衹有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蔣和森《曹雪芹和他的》)。論點並不止於這些，但大都從大處落筆來剖析該書的情愛，曹氏在許多細微之處流露出的性文化內涵，似乎提及不多。那麽我們的這本小書，就從這些細微之處入手，來探測《紅樓夢》中的“性愛”密碼。
焦大責駡賈府“扒灰的扒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豈衹是感嘆賈府的世風日下?分明含有他作為一個老鰥夫，處於長期的性壓抑之中的口唇快感；襲人怎樣企圖從肉體和心靈上控製寶玉，而最終的結果卻是無功而返；秦可卿臥室中的強烈的性文化色彩，怎樣給初入人生的賈寶玉以性啓蒙；賈寶玉的“意淫”與好淫者的“濫淫”區別在什麽地方；賈寶玉“抓周”為什麽選擇女性專用的脂粉釵環；伶人藕官和官的同性戀，到底是怎麽形成的；薛呆子和邢傻舅的“戀童癖”，是怎樣一個格局；薛蟠和妓女雲兒及其他人的酒令中，如何透現出性愛的情緒；賈母晚年的喜好吃喝玩樂及百般庇護寶玉，怎樣體現一種老年性心理的特徵；賈璉和鳳姐的性生活是一幅怎樣的圖景；鳳姐親近關懷秦可卿的奧妙在什麽地方；林黛玉怎樣在詩中實現自己的自戀傾嚮；妙玉聞貓兒叫春，為什麽會引發強烈的性幻想；薛寶釵如何治療賈寶玉的性心理失調；尤三姐並非完全死於理想愛情的破滅，而是與她在倫常關係的倒錯中的角色地位有關；晴雯臨死前贈指甲並與賈寶玉互換內衣，此中有什麽含義；賈迎春死於性虐待的依據何在；賈政年輕時是一種什麽樣的存在形態……，一共有四十餘個題目。我們企圖竭盡全力予以解析，運用了一些現代學科的鑰匙，來打開《紅樓夢》中的“性愛”之鎖。
賈寶玉滿一周歲時，賈政想預測一下兒子未來的志嚮和前途，“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讓寶玉去抓取。這個習俗謂之“抓周”。
奇怪的是，寶玉對於那些紙、墨、筆、硯、金元寶、書本等物，“一概不取，伸手衹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於是，賈政勃然大怒，說：“將來酒色之徒耳”(第2)。
當然，安排寶玉如此做，是曹雪芹出於小說內容的需要，但是，並非沒有生活依據。寶玉的這種選擇，其實是一種性選擇，他選擇的是一個朦朦朧朧的異性世界的氛圍。
我們知道，在賈府陪伴和服侍女眷及孩子的，是一大群屬於奴僕範疇的嬌美女性。如果有“胎教”一說的話，寶玉在他母親肚子裏的時候，就感受到了這些美麗的女性的魅力了。待到出世，奶媽、丫環日夜相伴，抱他、觸摸他、逗哄他、吻他，使寶玉無時無刻不沉溺在一片美麗的女性的海洋裏。他聞到的是女性身上散發的脂粉芳香，他觸到的是女性溫柔綿軟的身體的各個部位，他看到的是女性綺麗的衣衫和閃光的釵環，他聽到的是柔弱婉麗的說話聲和叮鐺的環佩聲，官能肆無忌憚地接受着這些來自女性世界的種種印象，印象造成刺激，刺激喚起反應，反應積纍成一種經驗，所以寶玉在“抓周”時，纔專抓脂粉釵環，而其他的象徵着讀書長進、升官發財的物件，與一個周歲的孩子有什麽幹係呢?
這種性選擇的經驗，作為一種心理能量恆定地存在於寶玉的身上，及至年歲漸長，依然不減。
第19回中，襲人勸說寶玉，“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還有更緊要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
我們會驚異於寶玉為什麽喜歡吃女性嘴上擦的胭脂，其實，這是因為在兒時，丫鬟們領帶着他，那些擦胭脂的嘴不時地與他的臉和嘴摩挲、親吻，胭脂的紅豔的色彩、清雅的香氣和甜潤的味感，給了他強烈的刺激，“胭脂”成為了一個女性鮮明的符號而儲存下來。以致在後來的歲月裏，寶玉吃胭脂成了他對女性世界頂禮膜拜的一個極典型的細節，從而在書中屢屢出現。
襲人要寶玉改去“愛紅的毛病兒”，其實，這哪是一種對顔色的偏好呢。在古代，凡與女子接近的或親近的事物，多冠以一個“紅’字，如“紅妝”、“紅顔”、“紅袖”、“紅轎”、“紅樓”、“紅粉佳人”等等。因此，寶玉的愛“紅”，不過是愛與之密切相關的女性，並將其極端化，成為一種移情的象徵性行為，欲要其改可說是難乎哉!
倒是黛玉對寶玉的這些行為表示深切的理解，當她發現寶玉左邊腮上沾着一點胭脂印時，一邊用帕子替他拭擦，一邊說：“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吹到舅舅耳朵裏，又該大傢不幹淨惹氣。”
此話為知己之語。
奇怪的是，寶玉對於那些紙、墨、筆、硯、金元寶、書本等物，“一概不取，伸手衹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於是，賈政勃然大怒，說：“將來酒色之徒耳”(第2)。
當然，安排寶玉如此做，是曹雪芹出於小說內容的需要，但是，並非沒有生活依據。寶玉的這種選擇，其實是一種性選擇，他選擇的是一個朦朦朧朧的異性世界的氛圍。
我們知道，在賈府陪伴和服侍女眷及孩子的，是一大群屬於奴僕範疇的嬌美女性。如果有“胎教”一說的話，寶玉在他母親肚子裏的時候，就感受到了這些美麗的女性的魅力了。待到出世，奶媽、丫環日夜相伴，抱他、觸摸他、逗哄他、吻他，使寶玉無時無刻不沉溺在一片美麗的女性的海洋裏。他聞到的是女性身上散發的脂粉芳香，他觸到的是女性溫柔綿軟的身體的各個部位，他看到的是女性綺麗的衣衫和閃光的釵環，他聽到的是柔弱婉麗的說話聲和叮鐺的環佩聲，官能肆無忌憚地接受着這些來自女性世界的種種印象，印象造成刺激，刺激喚起反應，反應積纍成一種經驗，所以寶玉在“抓周”時，纔專抓脂粉釵環，而其他的象徵着讀書長進、升官發財的物件，與一個周歲的孩子有什麽幹係呢?
這種性選擇的經驗，作為一種心理能量恆定地存在於寶玉的身上，及至年歲漸長，依然不減。
第19回中，襲人勸說寶玉，“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還有更緊要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
我們會驚異於寶玉為什麽喜歡吃女性嘴上擦的胭脂，其實，這是因為在兒時，丫鬟們領帶着他，那些擦胭脂的嘴不時地與他的臉和嘴摩挲、親吻，胭脂的紅豔的色彩、清雅的香氣和甜潤的味感，給了他強烈的刺激，“胭脂”成為了一個女性鮮明的符號而儲存下來。以致在後來的歲月裏，寶玉吃胭脂成了他對女性世界頂禮膜拜的一個極典型的細節，從而在書中屢屢出現。
襲人要寶玉改去“愛紅的毛病兒”，其實，這哪是一種對顔色的偏好呢。在古代，凡與女子接近的或親近的事物，多冠以一個“紅’字，如“紅妝”、“紅顔”、“紅袖”、“紅轎”、“紅樓”、“紅粉佳人”等等。因此，寶玉的愛“紅”，不過是愛與之密切相關的女性，並將其極端化，成為一種移情的象徵性行為，欲要其改可說是難乎哉!
倒是黛玉對寶玉的這些行為表示深切的理解，當她發現寶玉左邊腮上沾着一點胭脂印時，一邊用帕子替他拭擦，一邊說：“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吹到舅舅耳朵裏，又該大傢不幹淨惹氣。”
此話為知己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