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专门论析《红楼梦》中的“性爱”的小书。
孟子说：食、色，性也。这个“色”，是指“从生物基础里生长出来的一种男女之间感情上的吸引力”。“人类必须依赖两性行为的生物和心理机能来得到种族的延续、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的发展，但是又害怕两性行为在男女心理上所发生的吸引力破坏已形成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不得不对个人的性行为加以限制。这就是社会对男女关系态度的
两重性。”（费孝通《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
中国历朝历代无不处于这种对待男女关系态度的双重矛盾之中。而采取的做法是全力禁锢两性之间的“人之大欲”，抹去其鲜活的绚丽的情感要素，单单留下繁衍种族的生殖作用，于是性压抑的普遍存在与性歧变的屡屡发生，于浩繁的典籍中，时可见到零星记载。
文学家们似乎对这个问题来得更为敏感，爱情一直是一个常写常新的主题，即使是“性”也千方百计地予以涉及，当然，诗词歌赋中也多写男女之间的性意识性心理，但系统地艺术地描写“性爱”，大概要首推《金瓶梅》和《红楼梦》了。据我看来，《红楼梦》所描写的“性爱”，含蓄，高雅，但并不“道学”，表现了曹雪芹对“性爱”的种种见解，若用现代的心理学、生物学、性科学来予以观照，会惊叹于曹氏的体察入微和博学渊识。
正因为其博学渊识，以及描写的含蓄与高雅，《红楼梦》在“性爱”方面便留下许多让人探寻的地方，研究者必须依照那隐隐约约的“草蛇灰线”，去勾勒曹氏关于“性爱”方面的题旨。加之“性爱”这个题旨历来讳莫如深，谁都怕染上“诲淫诲盗”的名声，或避而不说，或说得“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限度，故关于《红楼梦》中的“性爱”至今论析得并不深入与广泛。
对于《红楼梦》中的爱情倒是谈者不少，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清代的一些达官贵人，如梁恭辰、陈其元、余治、丁日昌等，皆责骂此书为“淫书”，“盖描写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若从反面理解，那就是《红楼梦》毕竟具有许多“性爱”的内容，使道学家们视之为洪水猛兽。汪精卫则持“家庭感化”说，“因为家庭组织虽亦是专制的，然其元素，却是由情意相结。既以情意结，还得以情意感化他……故我不能不大大有望于《红楼梦》了”(汪精卫《红楼梦新评》)。他承认书中的那个“情意结”，企图将其作为一种感化力量，来稳定专制家庭的结构。到了俞平伯先生手上，他的著名论点之一是“钗黛合一”，致使宝玉选择的困惑，“岂以独钟之情遂移并秀之实乎”?王蒙先生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则认为宝钗和黛玉是文人心目中的两种独特而美丽的格调，这两种格调绝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女性身上，熊掌和鱼不可兼得，故于千古遗憾中塑造了这两个不同的形象。周扬、何其芳、蒋和森诸先生则对该书的“男女恋爱主题”予以阐发，“爱情这个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把它提到理性的高度，并把它充满了政治性的内容，却只有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蒋和森《曹雪芹和他的》)。论点并不止于这些，但大都从大处落笔来剖析该书的情爱，曹氏在许多细微之处流露出的性文化内涵，似乎提及不多。那么我们的这本小书，就从这些细微之处入手，来探测《红楼梦》中的“性爱”密码。
焦大责骂贾府“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岂只是感叹贾府的世风日下?分明含有他作为一个老鳏夫，处于长期的性压抑之中的口唇快感；袭人怎样企图从肉体和心灵上控制宝玉，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功而返；秦可卿卧室中的强烈的性文化色彩，怎样给初入人生的贾宝玉以性启蒙；贾宝玉的“意淫”与好淫者的“滥淫”区别在什么地方；贾宝玉“抓周”为什么选择女性专用的脂粉钗环；伶人藕官和官的同性恋，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薛呆子和邢傻舅的“恋童癖”，是怎样一个格局；薛蟠和妓女云儿及其他人的酒令中，如何透现出性爱的情绪；贾母晚年的喜好吃喝玩乐及百般庇护宝玉，怎样体现一种老年性心理的特征；贾琏和凤姐的性生活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凤姐亲近关怀秦可卿的奥妙在什么地方；林黛玉怎样在诗中实现自己的自恋倾向；妙玉闻猫儿叫春，为什么会引发强烈的性幻想；薛宝钗如何治疗贾宝玉的性心理失调；尤三姐并非完全死于理想爱情的破灭，而是与她在伦常关系的倒错中的角色地位有关；晴雯临死前赠指甲并与贾宝玉互换内衣，此中有什么含义；贾迎春死于性虐待的依据何在；贾政年轻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形态……，一共有四十余个题目。我们企图竭尽全力予以解析，运用了一些现代学科的钥匙，来打开《红楼梦》中的“性爱”之锁。
孟子说：食、色，性也。这个“色”，是指“从生物基础里生长出来的一种男女之间感情上的吸引力”。“人类必须依赖两性行为的生物和心理机能来得到种族的延续、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的发展，但是又害怕两性行为在男女心理上所发生的吸引力破坏已形成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不得不对个人的性行为加以限制。这就是社会对男女关系态度的
两重性。”（费孝通《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
中国历朝历代无不处于这种对待男女关系态度的双重矛盾之中。而采取的做法是全力禁锢两性之间的“人之大欲”，抹去其鲜活的绚丽的情感要素，单单留下繁衍种族的生殖作用，于是性压抑的普遍存在与性歧变的屡屡发生，于浩繁的典籍中，时可见到零星记载。
文学家们似乎对这个问题来得更为敏感，爱情一直是一个常写常新的主题，即使是“性”也千方百计地予以涉及，当然，诗词歌赋中也多写男女之间的性意识性心理，但系统地艺术地描写“性爱”，大概要首推《金瓶梅》和《红楼梦》了。据我看来，《红楼梦》所描写的“性爱”，含蓄，高雅，但并不“道学”，表现了曹雪芹对“性爱”的种种见解，若用现代的心理学、生物学、性科学来予以观照，会惊叹于曹氏的体察入微和博学渊识。
正因为其博学渊识，以及描写的含蓄与高雅，《红楼梦》在“性爱”方面便留下许多让人探寻的地方，研究者必须依照那隐隐约约的“草蛇灰线”，去勾勒曹氏关于“性爱”方面的题旨。加之“性爱”这个题旨历来讳莫如深，谁都怕染上“诲淫诲盗”的名声，或避而不说，或说得“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限度，故关于《红楼梦》中的“性爱”至今论析得并不深入与广泛。
对于《红楼梦》中的爱情倒是谈者不少，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清代的一些达官贵人，如梁恭辰、陈其元、余治、丁日昌等，皆责骂此书为“淫书”，“盖描写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若从反面理解，那就是《红楼梦》毕竟具有许多“性爱”的内容，使道学家们视之为洪水猛兽。汪精卫则持“家庭感化”说，“因为家庭组织虽亦是专制的，然其元素，却是由情意相结。既以情意结，还得以情意感化他……故我不能不大大有望于《红楼梦》了”(汪精卫《红楼梦新评》)。他承认书中的那个“情意结”，企图将其作为一种感化力量，来稳定专制家庭的结构。到了俞平伯先生手上，他的著名论点之一是“钗黛合一”，致使宝玉选择的困惑，“岂以独钟之情遂移并秀之实乎”?王蒙先生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则认为宝钗和黛玉是文人心目中的两种独特而美丽的格调，这两种格调绝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女性身上，熊掌和鱼不可兼得，故于千古遗憾中塑造了这两个不同的形象。周扬、何其芳、蒋和森诸先生则对该书的“男女恋爱主题”予以阐发，“爱情这个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把它提到理性的高度，并把它充满了政治性的内容，却只有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蒋和森《曹雪芹和他的》)。论点并不止于这些，但大都从大处落笔来剖析该书的情爱，曹氏在许多细微之处流露出的性文化内涵，似乎提及不多。那么我们的这本小书，就从这些细微之处入手，来探测《红楼梦》中的“性爱”密码。
焦大责骂贾府“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岂只是感叹贾府的世风日下?分明含有他作为一个老鳏夫，处于长期的性压抑之中的口唇快感；袭人怎样企图从肉体和心灵上控制宝玉，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功而返；秦可卿卧室中的强烈的性文化色彩，怎样给初入人生的贾宝玉以性启蒙；贾宝玉的“意淫”与好淫者的“滥淫”区别在什么地方；贾宝玉“抓周”为什么选择女性专用的脂粉钗环；伶人藕官和官的同性恋，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薛呆子和邢傻舅的“恋童癖”，是怎样一个格局；薛蟠和妓女云儿及其他人的酒令中，如何透现出性爱的情绪；贾母晚年的喜好吃喝玩乐及百般庇护宝玉，怎样体现一种老年性心理的特征；贾琏和凤姐的性生活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凤姐亲近关怀秦可卿的奥妙在什么地方；林黛玉怎样在诗中实现自己的自恋倾向；妙玉闻猫儿叫春，为什么会引发强烈的性幻想；薛宝钗如何治疗贾宝玉的性心理失调；尤三姐并非完全死于理想爱情的破灭，而是与她在伦常关系的倒错中的角色地位有关；晴雯临死前赠指甲并与贾宝玉互换内衣，此中有什么含义；贾迎春死于性虐待的依据何在；贾政年轻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形态……，一共有四十余个题目。我们企图竭尽全力予以解析，运用了一些现代学科的钥匙，来打开《红楼梦》中的“性爱”之锁。
贾宝玉满一周岁时，贾政想预测一下儿子未来的志向和前途，“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让宝玉去抓取。这个习俗谓之“抓周”。
奇怪的是，宝玉对于那些纸、墨、笔、砚、金元宝、书本等物，“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于是，贾政勃然大怒，说：“将来酒色之徒耳”(第2回)。
当然，安排宝玉如此做，是曹雪芹出于小说内容的需要，但是，并非没有生活依据。宝玉的这种选择，其实是一种性选择，他选择的是一个朦朦胧胧的异性世界的氛围。
我们知道，在贾府陪伴和服侍女眷及孩子的，是一大群属于奴仆范畴的娇美女性。如果有“胎教”一说的话，宝玉在他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些美丽的女性的魅力了。待到出世，奶妈、丫环日夜相伴，抱他、触摸他、逗哄他、吻他，使宝玉无时无刻不沉溺在一片美丽的女性的海洋里。他闻到的是女性身上散发的脂粉芳香，他触到的是女性温柔绵软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他看到的是女性绮丽的衣衫和闪光的钗环，他听到的是柔弱婉丽的说话声和叮铛的环佩声，官能肆无忌惮地接受着这些来自女性世界的种种印象，印象造成刺激，刺激唤起反应，反应积累成一种经验，所以宝玉在“抓周”时，才专抓脂粉钗环，而其他的象征着读书长进、升官发财的物件，与一个周岁的孩子有什么干系呢?
这种性选择的经验，作为一种心理能量恒定地存在于宝玉的身上，及至年岁渐长，依然不减。
第19回中，袭人劝说宝玉，“再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紧要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
我们会惊异于宝玉为什么喜欢吃女性嘴上擦的胭脂，其实，这是因为在儿时，丫鬟们领带着他，那些擦胭脂的嘴不时地与他的脸和嘴摩挲、亲吻，胭脂的红艳的色彩、清雅的香气和甜润的味感，给了他强烈的刺激，“胭脂”成为了一个女性鲜明的符号而储存下来。以致在后来的岁月里，宝玉吃胭脂成了他对女性世界顶礼膜拜的一个极典型的细节，从而在书中屡屡出现。
袭人要宝玉改去“爱红的毛病儿”，其实，这哪是一种对颜色的偏好呢。在古代，凡与女子接近的或亲近的事物，多冠以一个“红’字，如“红妆”、“红颜”、“红袖”、“红轿”、“红楼”、“红粉佳人”等等。因此，宝玉的爱“红”，不过是爱与之密切相关的女性，并将其极端化，成为一种移情的象征性行为，欲要其改可说是难乎哉!
倒是黛玉对宝玉的这些行为表示深切的理解，当她发现宝玉左边腮上沾着一点胭脂印时，一边用帕子替他拭擦，一边说：“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
此话为知己之语。
奇怪的是，宝玉对于那些纸、墨、笔、砚、金元宝、书本等物，“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于是，贾政勃然大怒，说：“将来酒色之徒耳”(第2回)。
当然，安排宝玉如此做，是曹雪芹出于小说内容的需要，但是，并非没有生活依据。宝玉的这种选择，其实是一种性选择，他选择的是一个朦朦胧胧的异性世界的氛围。
我们知道，在贾府陪伴和服侍女眷及孩子的，是一大群属于奴仆范畴的娇美女性。如果有“胎教”一说的话，宝玉在他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些美丽的女性的魅力了。待到出世，奶妈、丫环日夜相伴，抱他、触摸他、逗哄他、吻他，使宝玉无时无刻不沉溺在一片美丽的女性的海洋里。他闻到的是女性身上散发的脂粉芳香，他触到的是女性温柔绵软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他看到的是女性绮丽的衣衫和闪光的钗环，他听到的是柔弱婉丽的说话声和叮铛的环佩声，官能肆无忌惮地接受着这些来自女性世界的种种印象，印象造成刺激，刺激唤起反应，反应积累成一种经验，所以宝玉在“抓周”时，才专抓脂粉钗环，而其他的象征着读书长进、升官发财的物件，与一个周岁的孩子有什么干系呢?
这种性选择的经验，作为一种心理能量恒定地存在于宝玉的身上，及至年岁渐长，依然不减。
第19回中，袭人劝说宝玉，“再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紧要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
我们会惊异于宝玉为什么喜欢吃女性嘴上擦的胭脂，其实，这是因为在儿时，丫鬟们领带着他，那些擦胭脂的嘴不时地与他的脸和嘴摩挲、亲吻，胭脂的红艳的色彩、清雅的香气和甜润的味感，给了他强烈的刺激，“胭脂”成为了一个女性鲜明的符号而储存下来。以致在后来的岁月里，宝玉吃胭脂成了他对女性世界顶礼膜拜的一个极典型的细节，从而在书中屡屡出现。
袭人要宝玉改去“爱红的毛病儿”，其实，这哪是一种对颜色的偏好呢。在古代，凡与女子接近的或亲近的事物，多冠以一个“红’字，如“红妆”、“红颜”、“红袖”、“红轿”、“红楼”、“红粉佳人”等等。因此，宝玉的爱“红”，不过是爱与之密切相关的女性，并将其极端化，成为一种移情的象征性行为，欲要其改可说是难乎哉!
倒是黛玉对宝玉的这些行为表示深切的理解，当她发现宝玉左边腮上沾着一点胭脂印时，一边用帕子替他拭擦，一边说：“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
此话为知己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