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第一章 “洪秀全第二”1866年11月12日，孙文生于广东南部香山县（1925年改为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孙中山幼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用化名中山樵，由此而得名字孙中山，后又化名高野长雄。他在欧美及南洋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吴仲、高达生、杜嘉诺等，也曾用载之、公武。辛亥革命之后，人们都习惯地用孙中山称呼他。
孙中山同胞兄妹四人，他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孙眉和姐姐孙妙茜，下有妹妹孙秋绮。
孙中山童年和少年因生活困难而没鞋穿，常赤脚走路。家中以蕃薯为主要食粮，很难吃到米饭，过着半饥半寒的穷苦生活。孙眉于1871年被迫离乡背井，跟亲戚漂洋过海到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即檀香山）谋生。他先在菜园里当工人、在农牧场当雇工判哲学”。主张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自在之物”，它是，旋往茂宜岛（夏威夷五大岛之一）艰苦地开垦荒地，开办牧场，经营商店，还兼营酿酒、伐木等业。到1885年前后，他有了6000英亩的大牧场，雇佣工人1000多人，畜养牛、马、猪数万头，成了茂宜岛的首富之一，被称为“茂宜王”。孙眉的经济富裕起来，他寄给家里的侨汇成为孙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孙家也逐渐转化为资产阶级家庭。
孙中山6岁便随姐姐上山砍柴草，到塘边捞塘飘，年龄稍长便下田插秧、除草、排水、打禾、放牛，到10岁时才进本村私塾读书。两年后，孙中山随母亲去檀香山投靠哥哥生活。他起初在哥哥的茂宜岛茄荷蕾埠商店里当店员，并很快学会了记帐和珠算。孙眉发现他聪明好学，便送他进英国基督教监理会办的意奥兰尼中学上学。他在那里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理论和自然科学，也学了一些圣经科目。3年后毕业，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奥阿厚书院（高等中学）学习，他在那里开始学习英文，很快取得优异的成绩。
1883年7月，孙中山归国回乡。他帮助家庭务农，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等人讨论社会政治问题。陆皓东是他在本村上私塾的同窗好友。孙中山称陆皓东为“道友”，陆皓东称赞孙中山是“再世的拿破仑”。
这“再世的拿破仑”确也有见地。他见到故乡凋敝不堪，乡亲们衣衫褴褛，唯独北极殿神庙中的香火旺盛，泥塑神像装饰一新，拜神的人们往来不断姚（今属浙江）人。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官，心里十分生气。就宣称泥塑木雕毫无知觉，劝人们勿妄信神。他的宣传不起作用时，他就决心毁掉神像，认为迷信是愚昧的表现，中国民族要进步，非毁神像不可。于是他便同陆皓东在中秋节赏月时分来到北极殿，见人们在供桌上摆满了月饼、水果之类，香炉里烟雾腾腾，烛台上烛光闪闪，有十几个人在那里跪着叩头求神佑保护，一片乌烟瘴气。
孙中山先是劝告人们不要信神，接着便跳上正殿，握着“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手，用力一拉，神像的手和身体顷刻分离，泥塑中的稻草和木头裸露出来。
孙中山和陆皓东又走到左廊的金花殿，将专司生育的“金花娘娘”的脸涂成大花脸，还把一只耳朵扯下。然后他们两人哈哈大笑，尽兴而去。
敬神的人们心惊肉跳，向神像叩头作揖，口中嚷着：“罪过，罪过！”“作孽，作孽！”
孙中山和陆皓东的作为遭到乡人的责难，他们被迫出走香港。
孙中山在香港进拔萃书室（即英基督教圣公会办的中等学校）读书。1833年底，他和陆皓东一起由美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主持，在必列者士街纲纪慎会堂受洗，加入基督教。第二年4月，孙中山转入中央书院（香港殖民当局办的中等学校）继续求学。由于他爱读诸子百家的著作，涉猎群书，知识较广，同窗们送他“通天晓”绰号。
孙中山在翠亨村毁神像、在香港受洗入基督教的事，引起孙眉的不满，他写信责备他，并要他辍学去檀香山。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后，受到哥哥的严厉斥责，被强迫到茄荷蕾埠商店当店员。孙中山勉强干了几个月，便设法离开檀香山经日本归国，回翠亨村。
孙眉想以“成亲”的办法来羁绊孙中山，便写信嘱告家中父母速为孙中山办理婚事。年不足19岁的孙中山与香山县商人之女卢慕贞结婚。婚后生孙科、孙金琰、孙金琬一男二女。
孙中山于1884年8月赴香港，回中央书院复学，1886年夏毕业。经喜嘉理介绍，进入美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读书。孙中山在班里是高材生，他给同学的印象是：“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
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广交社会人士，他有余钱，便不论教师、学生、工人、商贩，都纳为朋友，在外聚餐，茶饭完毕，谈论国状危险，国人应群起自救。他两袋空空，便不出校门，或伏案读书，或与同学谈论时事。
有一位同学郑士良认为孙中山是位奇人，同他结交。郑士良，广东归善县（今惠阳县）淡水墟人，少有大志，常从乡中父老练习拳技，颇与邻近绿林豪侠及洪门会党相往还，渐具反清复汉思想。他十分钦佩孙中山，每当孙中山发表言论，他都细心倾听，听到会心处，不禁哈哈大笑。一天，孙中山问他：“你为什么不读书，不看报，整天游游荡荡？”
郑士良爽朗地答道：“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
从此，这对同窗成为莫逆之交。
1887年，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他在香港不出一二年，得革命同志3人。这3人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4人皆志同道合，暇则放言高论，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4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四座为惊，毫无忌惮。起卧出入，均相与偕，情胜同胞，因相结为一小团体，人称“四大寇”。
陈少白，广东新会县人，身长玉立，丰姿俊美，才思敏捷，诗文歌赋、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有“风流才子”之称。
陈少白经人介绍从广州来香港会见孙中山。孙中山见陈少白风度翩翩，心中非常高兴，同他谈了十分钟便说：“我们去逛逛公园吧！”
他们在植物园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谈论时局，觉得投机，便有恋恋不舍之意。陈少白因家境日衰，想在香港半工半读。孙中山劝陈少白在香港学医。陈少白顾虑自己习性不近，不太愿意。孙中山干脆自作主张，替他报了名。
一天，陈少白来到孙中山宿舍谈天，正是谈得兴高采烈，孙中山忽然说道：“请你坐坐，教授来了，我要听课去，下课了，再回来同你谈天。”
过了一会，孙中山匆匆地跑回宿舍，对陈少白说：“康德黎博士请你见面。”
陈少白诧异：“我不认识他呀！”
“有事情才请你去。”孙中山含笑抓住陈少白衣袖，把他拉到教务长室。
康德黎博士见到陈少白，满脸笑容地说：“我们是很欢迎你的。”
陈少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含含糊糊地回答说：“谢谢。”
待陈少白明白过来，正要埋怨孙中山不该强作主张，孙中山笑着说：“好了，你进来念书，大家可以多谈谈了。”
陈少白分在比孙中山低两级的班里久，他们两人结盟拜为兄弟。陈少白小孙中山3岁，为弟。
尤列，字令香，别字少绔，号小园，广东顺德县北水乡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孙中山与他在广州相识。一天傍晚，孙中山同郑士良上街买荔枝，忘了带钱，吩咐小贩翌日前来学校取款，小贩不肯赊账，双方正在争执，尤列恰巧随同族叔、孙中山的校友尤裕堂到博济医院访友经过，尤裕堂代付了钱，然后一同回校。当晚，他们以水果当饭，边吃边谈，非常投机。孙中山同尤列从此经常来往，谈政治，结成好友。尤列在1890年从广州算学馆毕业后，来香港充任华民政务署司书记。
杨鹤龄，字礼遐，是孙中山同村人，比孙中山小2岁，他们自小就玩着长大。杨鹤龄后来入广州算学馆读书，与尤列同窗。他在广州与孙中山重逢相聚，自然更觉亲切。杨鹤龄毕业后也来到香港，住在父亲开设的“杨耀记”商店里，孙中山常常到“杨耀记”与杨鹤龄叙会。
孙中山觉得在西医书院谈论时政不便，就与杨鹤龄商量。杨决定在“杨耀记”内独辟一楼，作为朋友聚集交谈的地方。遇有闲暇，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便在这里聚会。碰上刮风下雨，他们4人干脆躺在一起，通宵达旦地畅谈，纵论天下大事，筹磋中国前途，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孙中山说：“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贬之为寇，而我们4人的志向正如洪秀全一样，那么，我们4人倒成了清廷的‘四大寇’了。”
“四大寇”的称号由此传播开来。
孙中山于1892年7月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英国籍教务长康德黎发给他西医书院第一名毕业执照，并授予他医学硕士学位。
孙中山前往澳门镜湖医院任医师。几个月后，他自己开设了一间中西药局，单独行医。一些葡籍医生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文凭，禁止他为葡人治病，不许各药房为其处方配药。孙中山便离开澳门，赴广州行医。
孙中山在广州西关开设东西药局和医务分所，同时还在香山石岐镇与人合股开设东西药局的支店。
孙中山行医，对贫者实行赠医赠药，一年仍然有1万多元的收入。他在金钱面前丝毫没有动摇改造中国的决心，他“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从事“医国事业”的活动，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孙中山常对人说“官僚生活中的乌烟瘴气，犹如死海上的浓雾一样。满政府既借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华人之被桎梏纵极酷烈，而其天生之性灵，深沉之智力，终不可磨灭。”
孙中山思考改造中国之策：要救国救民，就非要锄去恶劣的清朝政府不同。而要推翻清朝政府，决不是几人所能完成的。孙中山物色同志，把目光投向军队。广东水师广丙军舰年轻的管带程璧光患有胃病，找孙中山医治。孙见他是海军人才，估计以后必有大用，且他又是自己的好友程奎光的哥哥，有这一层关系，便决定结识程璧光“共任国事”。
孙中山对程璧光说：“你的病需要每天早晨到野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方可治愈。”
程璧光果真这么办了，孙中山陪他到郊外散步，借机谈天说地，批评时政，终于同程璧光结成朋友。
孙中山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旧友保持密切联系，又先后结交了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周昭岳等志士。
1893年冬，孙中山考虑成立革命团体，他召集朋友们到广州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秘密聚会，酝酿筹备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兴中会”组织。
他们开始行动。陆皓尔、尤列、周昭岳合资在顺德县北水乡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作为联络会党的场所。
郑士良四处奔走，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经既通，端倪略备。
但是，要立即组织武装暴动，推翻清廷，仅仅依靠十几个朋友，而这些朋友除程璧光、程奎光是海军军官外，其他人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孙中山反躬自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路不通。他转而把目光射向清朝政府中“识时务”的大臣李鸿章，如果李鸿章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也未尝不可挽救贫弱的中国。
李鸿章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手握军政大权的汉族重臣，他经营“自强求富”的洋务及海军30多年。香港西医书院的康德黎博士称他是“中国之俾斯麦”。李鸿章曾通过康德黎向孙中山表示：“同意孙中山进京候缺。”
1894年1月，孙中山悄悄地回到了翠亨村，关起门来，用10天时间，埋头写了6000字的《上李鸿章书》。
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从广州乘轮船前往上海。在那里，他们拜访了郑观应、王韬。郑观应立即给老友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写了一封介绍信：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俾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孙中山和陆皓东兴冲冲地乘船赶到天津，盛宣怀正在天津筹办东征转运。
盛宣怀接到介绍信，在信封上手批：“孙医士事。”介绍孙中山等往见李鸿章。
李鸿章传出话来：“等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
上书改良成为泡影。
1894年夏秋，孙中山和陆皓东漫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
在天津，他们“窥”到李鸿章的底细：李由于“军功”，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提升为总督、大臣，被尊为傅相，成了清朝政府忠实的看家犬。李鸿章发财致富靠的是各级文武官员的供礼。这些官员携带敲诈勒索来的钱，蜂拥前来向他进贡以寻找提升的门路。
一位青年海军军官告诉孙中山、陆皓东：他不得不签署一个几吨煤炭的受货单，而这受货单是作为火药订单付款的。
他气愤不过而辞去了职务。
北京城内的政治之龌龊，百倍于广州，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国家危在旦夕，而清政府却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太后下令动用饷需和边防军费100万两，挪用铁路工程经费200万两，向各省和京内各衙门摊派强征290多万两，专供她挥霍。
孙中山和陆皓东这才觉醒，对腐败无力的清廷是无法用改良的办法挽救的。他们决定分头活动，创立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
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檀香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1894年11月底建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吸收会员20多人。会员填写了入会盟书，由孙中山领导，举行了秘密宣誓仪式。选出刘祥、许直臣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
檀香山兴中会派员到各埠扩展组织，在茄荷蕾埠建立了以孙眉为主席的兴中分会；孙盾又到百衣建立了以邓荫南为主席的兴中分会。檀香山在很短的时间内吸收会员130人之多。
孙中山又到了香港，召集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杨鹤龄等人，讨论在香港建立兴中会组织事宜。
1895年2月，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参加人数达几十人。为避人耳目，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
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赴广州秘密串连，设立了广州兴中会分会，陆续加入者达数百人，设立了起义机关。
孙中山筹集军费，令宋居仁、夏百子等20多人组织兵操队，聘请一位丹麦人为教官，进行军事训练。
孙中山打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兵谋举事。
他们奔走于港、粤之间，策划部署，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的机关，确定起义计划和起义后的具体政策。孙中山亲自担任军务，拟订攻取方略；陆皓东主持广州起义总机关工作，设计起义的旗帜——青天白日旗，决定在农历9月初9（10月26日）重阳节起义。
孙中山命杨衢云在香港负责筹措经费和购运军械等工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活动，购买了600枝新式手枪。
孙中山派郑士良前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派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各县绿休；又派人联络潮汕、惠州的会党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
他们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设立了机关和接待站，接纳往来志士，贮藏文件、武器；
在广州河南洲头咀设置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了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还购置了两只作为运输工具的小火轮。
起义工作筹备甚周，声势颇众。孙中山提出公举一位会长领导广州起义。大家同意他的意见，便在10月10日召开兴中会会议，选举会长（也称总统）。结果孙中山当选。大家同他握手道贺，预祝起义成功。
孙中山当选了总统，决定回广州主持起义。他把银行里的存款、在香港的所有军械统统交给杨衢云负责，他们商定10月25日晚上由杨衢云率领三合会3000人搭夜船到广州，天亮上岸，立即发动起义。
过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孙中山说：“前天商议的办法，都是好的。但我在香港主持一切，不可以没有一个名义，所以我想请你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我，待我到了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还给你，你看怎样？”
孙中山本是一位无私的战士，听到杨衢云这么说，沉思片刻，便很坦率地回答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但这个总统名义是大家公举的，所以你要当，还是请大家再来商量好了。”
孙中山立即找来陈少白、郑士良等，把事情告诉他们。
郑士良听罢勃然大怒，大声嚷道：“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非杀他不可。”
陈少白摇摇头，慢条斯理地说：“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我们还能起事吗？按我的意思，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没有关系的。”
孙中山点头称是，采纳了陈少白的意见。
当天晚上，兴中会再召开一次会议，孙中山主动提出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由于事前已经说妥，表决时大家便通过了。
第一卷·第二章 流血广州重阳节前夕，广州附近的各路队伍，打着醒目的灯笼，云集广州。省城巡防勇丁和城外兵丁的战斗力很弱。有战斗力的安勇一部3000人，经过兴中会运动，答应起义时反正。珠江中吨位最大的安澜、镇涛两艘军舰，也由兴中会会员程奎光控制，准备响应起义。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
翌日，天刚黎明，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以“除暴安良”作口号，红带缠臂做标志。身藏利器的100多名卫队战士，也在起义总机关周围待命。
等待孙中山下命令，可是，孙中山没有按时回到起义总机关。
原来，孙中山在自己的住所接到汕头、西江两路会党的报告：“官军戒备，无法前进。”他还接到杨衢云的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
孙中山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向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说明情况有变化，商量应急办法。
陈少白大吃一惊，连忙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如果硬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暂时把事情压下去，待以后再说吧！”
这话说得有道理。孙中山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
孙中山意识到形势必然是越来越危险，他命令战友们立即离开广州，走晚了恐怕出不去了。他自己去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形势果然发生突变。
当天上午，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
年迈昏愦的谭钟麟淡淡一笑，说道：“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也没弄清楚，要我留神，岂非捕风捉影？”
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向谭钟麟报告：“市面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可能是要造反。”
谭钟麟半信半疑地问道：“党首是哪一个？”
“孙文！”
谭钟麟认识这位名医孙文，孙文常出入督府给少爷、小姐看病。他不相信孙文会造反，不由仰面哈哈大笑：“孙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
但谭钟麟毕竟是个老奸巨滑之徒。他闭目沉思了一会，决定派人暗中监视孙中山，并令军队加强巡防。
侦探到了河南瑞华坊，并不知道孙中山的住处，便问在街口闲坐的轿夫：“孙医生住在这里吗？”
轿夫平日与孙中山友好，见来者不善，便佯装着糊涂：
“这里只有伊医生，并没有孙医生。”
侦探信以为真，也就走了。
孙中山宛如常日一样，他和区凤墀牧师准时赴王煜初牧师娶媳宴会。城内谣言四起，街上兵弁来回不断。孙中山情知有变，仍然谈笑自若，旁若无人。
区凤墀却很诧异，问孙中山：“为什么今天的兵弁这么多？”
孙中山微微一笑：“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
区凤墀大吃一惊，忙回：“什么缘故？”
孙中山反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要举事，你没有听到吗？”
谭钟麟得到飞报，兴中会会员朱淇自首告密，他大吃一惊，连忙调兵遣将，把守各处关口、码头。
朱淇的哥哥朱湘，是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当他知道朱淇名列党籍，作《讨满檄文》，生怕株连自己，便冒用朱淇名义向李家焯自首告密。
陆皓东得到消息，立即安排机关人员转移，自己最后离开，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经管的同志是否带走，决定返回机关寻找。这样做十分危险，同行的同志极力劝阻他。陆皓东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如果落人敌手，我们岂不是被一网打尽？我个人即使冒生命危险，也要保全同志，实属份内的事。”说罢，毅然返回机关。
陆皓东进了机关，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门外，兵勇果然接踵而来，将机关包围得水泄不通。待兵勇破门而入，名册已经烧成灰烬。如释重负的陆皓东露出欣慰的笑容，从容被捕。
谭钟麟令南海县县衙李征庸审讯陆皓东，妄图迫使他供出同党，一网打尽。陆皓东昂首挺立，不跪不拜。他反令李征庸拿纸、笔、墨来。陆皓东奋笔疾书：“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29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觍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讵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民众，据我子女玉帛，试思维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尤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手。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李征庸狂施酷刑，陆皓东拒绝供出同党。铁钉插入陆皓东的手、足，凿掉了他的牙齿，鲜血淋淋的他始终坚贞不屈。他横眉冷对审判官，嘲弄地问：“你虽然严刑加之我身，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又奈我如何？”
11月7日，陆皓东在广州英勇就义，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谭钟麟发出布告，以悬赏花红银1000或数百元缉拿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人。
孙中山化装成商人，镇定自若地来到水鬼潭埠头，登上一只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辗转水路，经香山唐家湾到澳门，然后抵香港。
陈少白、郑士良早已来到香港，他们坐卧不安，忧心如焚。他们听说孙中山已经被捕，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孙中山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使他们惊喜交集，连忙问道：“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孙中山放下行李，神秘地笑了笑：“这个待以后再说，先谈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孙中山想起他的老师康德黎，便去请教。
他向康德黎通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经过，询问他们住在这里是否安全。
康德黎听罢，自己也无主意。他沉思一会，说自己不久要回英国，要孙中山去见友人丹尼斯律师。
丹尼斯详细询问了情况，觉得这是个棘手的事情。他翻阅了法律书籍，查无案例。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劝告孙中山：“像这样的事情，我看最有效的安全措施，还是你们马上远走高飞为妙。”
孙中山鞠躬致谢，正要告辞，丹尼斯把他叫住，不厌其烦地叮嘱他：“北京的臂膀虽然弱，但仍然是长的。不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必须留心总理衙门的耳目。”
果然不出丹尼斯所料，香港政府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人入境。
香港既然不是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决定立即离开香港。
到哪里去呢？一时间，他们又茫无头绪。
从报纸上，看到当天晚上有船开赴安南。正是急不择路的时刻，去安南也未尝不可，就派人去买船票。怎知，这是艘货船，不载客人。再去打听，还有一艘“广岛丸”的日本货船，有4个客位，11月2日启航日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决定乘坐这艘货船出走。
孙中山从汇丰银行里取出300美元，以备东渡之用。时间仓促，也来不及向康德黎老师告别了。
“广岛丸”一出港口，便遇上大风，海浪像山起谷落。
8天之后，“广岛丸”在日本神户港靠岸。他们踉踉跄跄地走上岸来，举目四望，一切都异常陌生，到了一个使人茫茫然的世界。
孙中山等人从神户转到横滨，在那里见到了陈清、谭发等人，又结识了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兄弟，联络了20多位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冯镜如任分会长。
孙中山决定到欧美各国向华侨宣传革命。他先赴美国，尔后去英国。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去探望他以前的老师康德黎，在大街上被邓廷铿等3个中国人纠缠，以认同乡为名，拉着孙中山去“吃午饭”。孙中山被他们挟持到一幢房子里，关闭起来。
绑架孙中山的邓廷铿是清朝政府驻英公使馆三等翻译。公使龚照瑗在清廷授意下，出7000英镑的高价，向格来轮船公司租了一艘2000吨位的轮船，造了一只木箱，准备秘密地把孙中山装进箱内运回国杀害。
孙中山被幽禁在使馆三楼的一个有铁栅的小房间里。他是坐以待毙，还是设法冲破罗网，重获自由，必须迅速作出选择。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决计逃走，不肯坐以待毙。重获自由的关键，在于能传消息于外，他多次耐心说服常给他打扫卫生的使馆英仆贺维太太和清洁工柯尔，暗中给康德黎送信。
康德黎知孙中山被囚禁，四处奔走，积极设法营救。他先后到英国外务部和伦敦警察署、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交涉，都无结果。最后，康德黎只得把孙中山被非法诱捕的消息以《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的拘囚》为题在《地球报》上发表，其他各报纷纷转载，震动了伦敦的舆论界，引起英国人民对清朝公使极大不满，公使馆门前聚集着数百名示威的群众，高呼：“释放孙逸仙！”一些市民号召捣毁清使馆。
英国政府怕引起风潮，派遣代表去清政府使馆交涉，首相兼外相沙侯向清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人犯。
清使馆不得不把羁压12天的孙中山释放。孙中山从使馆里走出来的时候，街头人山人海的群众向他挥手致敬。孙逸仙的名字传遍世界，声名大著。
1897年8月的一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陈少白的寓所，接待了慕名而来的一位日本人宫崎滔天，这位日本人比孙中山小5岁。
他们寒暄之后，宫崎首先发问：“我早已听说先生以中国为志，希望详细领教先生的革命宗旨和方法。”
孙中山低头沉思，徐徐开口：“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
宫崎急剧地思索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个人能担起振兴中国的重任吗？他能够身居4万万百姓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吗？
宫崎滔天原名寅藏，别号白浪奄滔天，出生在自由民权运动活跃地区的一个“自由民权之家”——日本熊本县荒尾村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他少怀大志，早有救世的念头，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目睹当时亚洲大部分国家变成欧美侵略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曾经希望日本能负起挽救亚洲的责任。可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却成了欧美列强压迫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伙伴，充当了侵华急先锋。这样，他把复兴亚洲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事业。他遍访才俊之士，终于得遇孙逸仙先生。
孙中山继续说：“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清廷执掌政权已经200多年，以愚民政策为要义，以压榨人民为能事，积弊日深，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因此，我辈力量虽小，仍然冒险起事，只是不幸遭受失败。”
宫崎凝视着孙中山，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平民和人道主义的维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与它直接痛痒相关？我才疏学浅，本不足以担当大事。然而，现在不是以此重任推给别人，而自己袖手旁观的时候。”
孙中山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因此，我才自告奋勇，愿为革命的前驱，顺应时势的要求。如果上天庇佑我党，有豪杰之士前来援助，我立时让出现在的地位，愿效犬马之劳。如果无人，只好奋力肩此重任。”
这在宫崎听来，仿佛是滚滚的激流，稍遇遏制，顷刻又飞流激溅。
孙中山停顿片刻，又说下去：“我确信，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缔交就是一例。征兆已经出现，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的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我辈的志业。拯救中国4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持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可迎刃而解。”
宫崎觉得孙中山的话言简意赅，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洋溢着无限的热清，恰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暗自称赞：孙逸仙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他的情感又何其恳切！在我国人士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个？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
宫崎从此决定通过协助孙中山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心悦诚服，矢志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
翌日，宫崎和友人平山周乘上去东京的列车。
到了东京，他们俩人直奔犬养毅的家门。
犬养毅正在客厅抽烟。一见他们进来，笑着说：“你们回来了。”
宫崎喜气洋洋，显得十分得意：“犬养君，我们这次不辱使命。”
犬养盘膝而坐，慢条斯理地说：“有什么值得这样高兴的呀？”
“我们见到了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
原来犬养毅是日本民党领袖。松方正义组阁后，犬养毅以在野党领袖名义推荐平山周和可儿，受外务省委托前往中国南方调查秘密会党的活动。行前陆军省参谋部宇都宫太郎少佐告诉他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孙文，他是提倡革命的，你们要多注意这个人。”他们在横滨英文报上看到载有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消息，怀疑孙逸仙就是孙文。到了上海，他们在书店里发现孙中山写的《伦敦蒙难记》，立刻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才知道孙中山的概况。他们赶快将这本书摘要译成日文。到了香港，又用了10多天时间，查阅了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得到一些有关孙文生平的资料。他们很快将这些资料报告了犬养。
现在，犬养又听了宫崎的报告，喜出望外，问道：“他在哪里？”
“就在横滨，我和他谈了一整天。你想见见他吗？”
“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
“见面并不困难，只是孙先生的生活还没有着落。”
“你们可以找平冈浩大郎（日本著名实业家）商量，一两年生活费用，他是出得起的。”
犬养思索：麻烦的倒是外务省的态度。他决定到外务省去找外相大畏重信谈谈。
犬养取得了外相大畏重信的默许，派宫崎和平山专程去横滨，迎接孙中山来东京相会。
有了犬养、宫崎他们的帮助，孙中山在东京市麴町区平河町五丁目30番地租了一栋房子居住。孙中山以平山语言学教师的名义，由东京府发给“居留地外侨许可证”，准予留居日本。
孙中山通过宫崎和平山周的介绍，不但认识了民党领袖犬养毅和大畏重信，随后又结识了萱野长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福平诚、宗方小太郎等人。
1899年，孙中山往返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宣传革命，结识同志，为了再次策划武装起义，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偕同日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和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他们在湖南、湖北对哥老会各首领进行了发动。
孙中山命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会党机关，与广东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
这年冬季，联络会党的工作基本就绪后，兴中会便邀约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在香港集会，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会上，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兴中、三合、哥老三会结成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一致推选孙中山为总会长。
1900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收到香港陈少白一封信，报告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主张革命党人与李鸿章联合“改造中国”的献策，征求孙中山的竟见。
原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侵华的各国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者企图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勾结这个地区的军界、政界头目，倡议“东南互保”。两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加入“东南互保”的行列。何启认为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主张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传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的同意，又向陈少白献策：首先由革命党人联名向卜力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请求给予协助，然后由卜力居间撮合。
孙中山既了解李鸿章的为人，又对英国策划李鸿章同革命党人“合作救国”的方案抱有怀疑态度。
正在这时，孙中山接到了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邀请他来粤的信件：“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孙中山读了这封信，不由在房里来回踱步。他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刘学询的信又使他不忍放过机会。他想：
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不妨一试。
陈少白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召集在港的兴中会骨干草拟了一个方案，署签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8人的名字交给卜力。
卜力马上指使英国驻广州领事暗中与李鸿章接洽：粤省如能毅然向北京政府宣布自主，港督可相机协助，并联合各国领事一致赞成。
清廷还未陷于绝境。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仍然迟疑观望，不肯正式表态。
1900年6月9日，孙中山依约与杨衢云、郑士良、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乘法国邮船“烟狄斯”号，从横滨出发，直赴香港。
孙中山在船上同大家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他说：“在保安条例规定期限内，我不能在香港停留，因此，我们到香港后，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和宫崎上岸办事，我即去西贡，然后前往新加坡。我们在那里会集，观察情况，然后决定以后的大计。”
宫崎提出建议：“现在应该联合康有为，共同协力办事。”
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于1898年秋季流亡日本，通过宫崎和平山的居间联络，孙中山等满腔热忱地希望联合康、梁共同反清。孙中山、陈少白同康、梁分别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由于康、梁坚持保皇立场。谈判没有结果。
对于宫崎的建议，孙中山认为可能性不大，由于大家赞成，也就同意了。
17日，船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安澜”号炮舰来接孙中山、杨衢云。大家对李鸿章不放心，建议改派宫崎、清藤、内田3人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前往广州谈判。
3人上了“安澜”号炮舰，被接到广州刘学询寓所谈判。
宫崎提出了保证孙中山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作为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刘学询当即请示了李鸿章。
刘学询传李鸿章的话：“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傅相不便有所表示。至于借款6万元，傅相表示同意，先在香港付予一半，希望孙逸仙先生早日前来，共商大事。”
宫崎等人连夜返回香港，孙中山已前往西贡。宫崎他们在香港停留了3天，办完了事，便赴新加坡。
在新加坡，宫崎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怀疑宫崎此行的目的在于行刺，不但避而不见，并向英国殖民当局控告他们。
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入狱。
孙中山来到新加坡，获悉宫崎、清藤被捕，立即组织营救。英国殖民当局虽然释放了宫崎、清藤，但却勒令他们和孙中山立即离开新加坡，5年内不得入境。
孙中山一行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他们刚刚到达香港海面，便接到香港警署的通知：孙中山的5年驱逐令尚未满期，不准登岸。
孙中山在香港港口船上得到李鸿章放弃“两广独立”的计划，李决定进京。孙、李“联合救国”成了过眼的云烟。孙中山决定加紧策划起义。
入夜，孙中山在船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广东惠州，准备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联系会党；孙中山同宫崎、清藤则转回日本折入台湾，待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
9月18日，孙中山等由神户经马关抵台湾，即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揽了一批军事人员，等待起义军进抵厦门时渡海接应。他们与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请求支援他们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