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内和有田在日本议会宣布他们的对华政策，仍然是以全力支持所谓“汪政权”。我现在要告诉米内有田和日本国民，“汪政权”是什么？我也希望我们中国国民，看清楚所谓“新政权”的内容。中日两国国民，要想取得真正的和平，必须一脚踢开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这种条件之下树立起来的所谓“新中央政府”。
◎一、日汪条件之苛酷与虚伪
日汪协定的内容，无论文字上怎样修改和装饰，简单率直的说，日本对于中国，想要并吞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换句话说，日本对中国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上达天空的气象，下抵地里的矿藏，中则由东以至西北，由领海以至于内河，无不占有，无不控制，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内蒙控制华北，以华北控制华中，以华中控制华南。由地方面看，他要化华南为华中，化华中为华北，化华北为内蒙，化内蒙为满洲，化满洲为朝鲜。
日本对于太平洋上的列强，则以长城线，正太胶济线以至于陇海线为对俄作战的三道防线，驻华日军，他又占用海南岛、三灶岛，东沙岛，西沙岛、南鹏岛，大隗岛，厦门以为日本海军根据地，控制广闽，包围香港，压迫广州湾，对抗海防与新加坡，窥伺菲律宾。
其经济的手段，则对于中国资源与各种企业，以独占、合办、协力的方法，不论中国人愿意不愿意，一律加以支配。其经济的力量，并不来自日本；他的办法是搜括中国财政的收入，以为日本在中国经营各种事业的投资。
在思想方面，日本恐怕中国人感觉他敲骨吸髓的痛苦，将来必起反抗，乃对文化教育加以统制，他要从生理到心理，彻底统治中国的国民。
日方已经由汪兆铭先生之手，提出他对于中国的全部要求。比之于今日以前及今日以后，日本军队及特务人员已经造成或将要造成的“事实”，万一有些让步，他在“要纲”的前面：郑重声明两点：第一点是普通的既成事实，应依“要纲”所定的原则，慢慢调整。第二点是特殊事态，必须至和平恢复，依情势的发展，再加调整，这就是说，假如“既成事实”比照原则应当让步，日方仍要坚持“既成事实”，不使变更，最多只能将普通的事实慢慢的调整一下。除这两点原则规定之外，在附件之中处处申述“既成事实”应当继承或继续，于是所谓“要纲”，虽经过多月的谈判签字立约，依然是一个虚伪的条文，在日方的本意，不外乎要“汪政权”承认既成事实，化为条约及国内法。一月三日，我离开上海时，留信给汪先生说道：“今日组府，不过使不平等不独立不自由之条件化为法律，不过使亡国之既成事实化为条件，此外有何意义？”这几句话，正点明日本提出所谓“要纲”而促成汪先生“组府”的一片用心。
◎二、“新政权”之割裂与空虚
日本军人寻不着结束中日战争的方法，为了欺瞒日本国民，乃欲造一个“中央政府”而与之缔结和约。日本仍然没有比他们制造“满州国”的手段不同的新手段。汪先生在他们手段之下，不过是一个溥仪，周佛海去年四月间也曾对我说过：“日本要找一个溥仪，那有比汪先生再好的溥仪？”换句话说，日本军人并没有雅量，让所谓“汪政权”有自存的力量，乃至于有执行和约的能力，他们一方面天天宣传所谓“树立新中央政权”，一方面天天加强华北的特殊化，加强“湖北省政府”的组织，加强“广州维持会”并保障“维新政府”的人事和政务，不许变更；他们务必使汪即上台，依然是赤手空人，毫没有权，没有力，没有余地，来取得“要纲”给与的一点便利，一点优惠，假如其中有一点便利和优惠。
一个政府，有两种现实的物质的基础，一种是经济财政，一种是军事力量，有谓“新中央政权”的经济财政基础在那里呢？华北的经济行政，由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主持而得以便宜处置，华北的经济事业，操在“华北开发公司”这一类独占组织之手，“新政权”都不能过问；华中的经济行政，受“中日经济协议机关”的影响，而经济事业操在“华中振兴公司”一类独占组织手里，没有一点经济力量留给中国人。自财政金融政策，全要日方“协助”，不能自主的规定，华北的关口统税，规定全部或大部为“华北政委会”充作日本对华北的投资。华中的财政收入，现在全在日人掌握之中，要“新政权”履行并允诺许多条件之后，才可以用借款方式发还一点。“新中央”的新财政部长的新猷，据我个人截至一月三日正午搭船为止所知，不过是希望日方拨还关余四千万元，日方又说关余不多，他只得要求日方五千万元的借款，其实借款仍旧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一切财源都在日人手中，除了仰其鼻息之外，“新政权”连开张也不能开张，至于开张以后，拿什么过日子，那就要看“新财长”去年五月早已答应“欣然要请”的日人财政顾问的无边的法力了！
说到军事力量，汪先生初出重庆的时候，据梅忠平报告，日方允许拨给军械让汪先生训练军队四十个师团，后来汪先生及其干部从没有再见日方说过这样慷慨的话；去年九月，王克敏告诉汪先生干部某君道：“当初日本请我们出来，也答应过可以训练十师军队，上台以后，这话就没有了。”可想的所谓“中央军官团”，即他们认为可以统一中国的基本武力者，千难万难，才招了一批，再没有第二批可招。其枪械则不发，有制服则不许穿着出团部之门，其青天白日旗则不许竖立，其青天白日帽章则制成之后，锁进箱笼，不许戴，其教练用器，只有步枪，即二xFC笨诰兜男∨诙疾恍硗旁奔xFB面，一切团务都要受一位日人少佐教官的支配，那中将教育长，每次要低首下心于此少佐公指示之下，这么“受友邦协助令人感激”的军事训练机关，据说那所谓第一集团军，连步枪都是希世奇珍，而其支配者，乃是日人“军曹”地位的宪兵，军曹与中国之上士同级，是大家都知道的。
将来“新中央”成立之后，守卫及警备，仍仰仗日本军队和宪兵，除非能够死心塌地，把日本军队当做自己的亲军，把日本宪兵看做自己卫士，谁能否认这个“政府”是日本枪杆之下的政府？任援道本有几千卫队，陈群手下也有些警察，因为他们要作“军政部长”“内政部长”一度为周（佛海）丁（默村）所阻碍，他们便离心离德，汪先生进京，只好仍然请教日本宪兵了。
日本允许于“和平”恢复后，随治安之确立、于二年内撤兵：假定“新中央”成立之后，一年而“和平”认为恢复，两年而治安认为确立，则此“新中央”已由日军看守至三年之久，何况日本要求南京为维持治安驻兵地点之一，此“新中央”即令再过三年，成为“旧中央”，也不能离开日本军宪一步。日本军宪挟持之下的政府，还讲什么“独立自由”？这不是上欺祖宗，下瞒儿孙的话么？
现在“临时”和“维新”政府行政实况，可以供我们参考，“政府”不能指挥省政府，省政府不能指挥县政府。上级机关不能指挥下级机关，甚至长官不能支配僚属，日方各级特务机关有联络有控制，中国人无联络无控制，一科之中有一个日人，一科便受其指挥；一部中有一位日籍官员，一部便受其牵制；日人的名义叫做顾问，叫做联络专员，叫做什么都不相干，所谓“新中央”不过是一“维新政府”的扩大，当然不能把这种实况改革一新，何况在密约上还有多种多样的日籍顾问职员！
负责的长官家里，驻有日本宪兵，出门一步都有宪兵陪坐，到了上海，只可以住虹口，如果这位长官要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去，都要宪兵知道，每天晚上，宪兵把他的言行往来作成三份报告，一份到宪兵司令部，一份到特务机关，一份到军司令那儿去，重要的长官总有儿子或近亲“留学”日本，我那两位十几年老友，虽还没有上南京任部长，儿子已由一位日本少尉陪往东京了；他们以为日本优待他们的子弟，当做“王子”一样的待遇，他们不知道北平南京许多要人的子弟，一样的都在东京作质子。
◎三、日本的交卷主义
这种条件之下，成立这样的“政府”，于中国固然有损，于日本却也无益；我现在说明日本方面受不着实益这一点。
依国民的常识，政治的常理，外交的常道，日本对于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澈底的征服，一条路是及时的讲和。日本要征服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他要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自东海，西到西藏，都驻兵，都遣吏：姑无论他现在有没有充分的国力，即令把国力用尽，勉强做到，他再拿什么力量以与列强角逐于世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
日本明白不能征服中国，日本国内，充满了“结束事变”的要求，日本国民切望中日战争及早停止，及早解决，他们消极的想节省更大更多，以致日本国力不能支持的消耗，他们积极的想趁欧战未停的今日，了结中日事变，发展国外贸易，扩大国外市场。这样迫切的要求，已使日本朝野各方改变了过去两年半以来的观感。日本的政党，产业界，以至于海军，陆军的统制派都感染了这种迫切要求的影响。
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延长战争呢，还是结束战争呢？当然，他们都想结束战争，都不愿意延长战争，什么“一一六宣言”，什么“近卫声明”在日本国内渐渐无人感觉兴趣，都渐渐无人理会。“汪政权”究竟能不能结束事变呢？这个很容易看透的问题，在日本国内渐渐被人看透了。
很明白的，“汪政权”并不能下一度有效的命令，叫中国任何一师一团军队停止战斗行为，如此这般的“政府”，怎能够与日本政府商量结束战争？从日本方面看来“汪政权”，不独不能助成日本少出一师团，或多撤一联队的军队，并且成为日本的一种多余的负担。日本人向来把钱看得大的，汪派未上台以前，日本要供给活动费，早有不少的日本人说是“不经济”，还有一些日本人说“钱用得不得法”。上台时，日本如不借款，便开张也是困难，走路要日人预备飞机车辆船只，出门要日人布置哨兵岗位，住居要他们占房屋腾房屋，日人这样的服侍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无非要汪派拉军队，找名流。到如今，军队没有一支，名流没有一个，已来的人普遍的怠工――国民良心未泯灭――再加以不断的涣散！国民良心发动的涣散，这样的集团组府以后，自存的能力都没有，那有力量结束中日战争！日本岂不明知他们如果以全力支持这个“新政权”，不外乎延长战争，于是乎去年九十月间，日本社会里面已出现有力的“汪政权不必要论”，自今年一月起，日本言论界已从捧汪一变而为轻汪了。
日本果然要延长战争，打下去好了，无需乎任何傀儡，更无需乎“新中央政权”。日本果然要结束战争，任何傀儡不独无益，而且有碍。“新中央”也并不比“临时”或“维新”更有用场。现在，日本军人已经吹响了法螺，组府也不好，不组也不好，日本对于“新中央”的无可奈何，反映为汪先生及其集团在沪西的不生不死。
然而板垣派，尤其板垣之下影佐一支，为什么要汪先生上台呢？他们在近卫声明的时候，进了场闱，抄了题目，到现在，他们无论是黑卷也好，白卷也好，总免不了一套，卷虽要交，日期却有问题。如若交卷有碍于日本的外交，或有害于和平前途，他们也只好延宕。去年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今年一月一日，都是影佐周佛海拟下的交卷之期，可是一期延一期，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研究如何，仍然只有天晓得。影佐以“新政权”导演的资格，当然不能自己开口叫他们延期，他只有运用喜多原田促使王、梁横生阻碍；这个事实，任何人当下可以看得明白，不明白的只有汪周梅三人而已。
板垣一派以外，各方面的日本人都知道，这本卷子还没有交上去，已经无用，要结束事变，必须另想途径。就在板垣一派里面，一样的在另寻途径，在参谋本部内，接任影佐职务的某人对人说道：“汪派极好办，新政府不成问题，可是解决中国问题，还须另找办法。”听这句话的人赶紧告诉我，我却不愿告诉汪先生，因为不明白日本人真实的心境。
板垣之下；影佐总是全力支持“汪政权”的吧，但是影佐也没有准备在汪派失败之时切腹自杀，他也在预备第二本卷子，他正在制造一个青年团以与汪派对立，他的机关之内，某人正在支持陈中孚的“新同盟会”以与汪派为难，周佛海问他为什么帮助陈中孚，影佐答复是“他糊涂”。犹之乎周问影佐说：“喜多原田昨晚为什么叫王、梁反对中政会？”影佐答道：“昨晚喜多原田喝醉酒。”周相信，汪先生也会相信。
日本各方面都在另寻途径，不过另外的途径暂时寻找不出来，日本一面要结束战争，一面又不肯放弃侵略政策及征服梦想，其结果只有自造梦境，指着某某为中国政权，而与之缔结全部包含日本军人理想的和约，名之曰“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他们先交这一卷，以后再交别的卷，只可惜汪先生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以及天赋的自由权，都随着这一卷交进去了。
◎四、汪派的心境
在这样勉强又勉强，无赖又无赖的状况之下，周梅诸君，以至于汪先生夫妇的心境，是不是还有很高的兴致去到南京成立其所谓“国民政府”呢？我很痛心，很率直的说：“他们的兴致不好，尤其是汪先生的兴致甚低。”
中日之间，现在继续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民族斗争里，无论是战是和，必须保我森严的壁垒、坚强的阵容。在民族壁垒的后面，战可以坚持，和可以对等，为了民族的壁垒，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要保持自己的经济力量．又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的理想。因此“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如果一人一派，失落了民族的壁垒，不独妨害民族国家，抑且终为民族斗争中的牺牲者，国家对于这种牺牲永不会有一点儿同情。
汪先生及周梅诸君的错误，就是失去了民族的壁垒，他们走进了日本军队宪兵的后方；想在日营里面和日帅讲和，且幻想可以得到独立自由的条件。成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于不可救药。
由于一念之差，便发生心境上各种的变态，在四个月出生入死的生活中，我窥察他们一群的心理，有时写下一些笔记，下一段是写傀儡的构成：
“其始也觉日人之易与，其继也觉日人之可亲，其终也始发见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则亦惟有顺从之惟恐不及，极其所至，不用思想，不用考虑，只以日方之结论，不复念及其所以达此结论之理论与理由。”
他们往往笑王梁俯首听命于喜多原田，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一样听影佐的话，下面一段专写此事：
“影喜则喜，影忧则忧，影伪喜而彼则真喜，影伪忧则彼真戚然以忧矣，彼等今日感于影之泪，他们上台，则影脸一变，或被召回国而继之以为特务长者，必较喜多原田对待王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久而久之，他们的修养就到了，“从影所欲小路矩”的上乘的境界，反之，其对于中国人则不然，我曾记过：
“由于羞见畏见中国人，乃浸假而恶见中国人，其终乃恨见中国人，久之，乃只信日方，只信日方，所引见之中国人，以为非此无以为友也。乃至于医师、卫士、记者、妓女，惟日籍者始为可信可亲可爱，反之，其对于爱国之同胞，不肯或尚未臣奴于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者，只有一念曰“杀”，于是乎堂皇之伟大人物，一化而为丁默村，除丁默村之贼杀行为以外，吾不复发见周梅有何种之政策与政术，彼以为天下人有钱可买，而有枪可伏，彼不知今日之事，乃民族斗争，一般人虽为生活或人事之拖牵而受钱，然良心未泯者，莫不怠工，良心已泯者，本无工可作，至于枪，则老子有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彼乃不知也？”
丁默村及其部下，也并不是居心杀人，他们曾屡次建言于周佛海说过：“杀人要适可而止，否则国人的反感可怕”，我曾写此事道：
“彼用有泪之人也，而亦有血，彼惟缺骨而已，基于骨之缺乏，乃至于事事以日人为可信可亲，不复记忆日本军队现正在战场之上向我同胞之军民开炮，于是送子为质于东京，留家为质于沪西，再欲自异于王梁。或欲自拔于侪类，而亦无由拔起，则惟有鼓起自杀自戕之心理，一不做二不休，只恐朋友之不同流，惟恐同胞之不下水，尤恐妻孥子女不甘心为日本之臣奴，于是其初则颓唐浪漫怠工，其终则鼓勇以迈进，此其中有多少之血泪以与其工作相拒，吾至今始知石敬塘、张邦昌、刘豫、史天佐皆并无快乐逍遥之心境，未必由于不得已，以至于得已亦不得已也。”
我痛心的希望国人能够挥泪救出他们来，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澈底的悔恨，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转一念以脱离日本军人的役使。
◎五、条件与政权
总之，我们对于所谓“新政权”，一方面要看敌人条件之苛酷与广泛，在这条件之下，“新政权”只是化既成事实为条件，再使条件为法律的一具助人亡我的机器。
他方面，我们要看清楚，纵令日方的条件好，这样不能自存不能自立的“政府”，在日方军队宪警扶持之下，他只能够“送”，不能够“取”，即令日方的条件好，他们也无力量收得回来。
日本方面看见“新政权”决无能力，以结束事变，在国际外交上，在对华政策上，“新政权”是一个障碍，至少也丝毫没有裨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新政权”终必为日方所废弃。
即令现在的时机很晚，我仍然挥我的血泪，希望汪先生及周梅诸君悬崖勒马，放弃如此条件之下的一切活动。
◎一、日汪条件之苛酷与虚伪
日汪协定的内容，无论文字上怎样修改和装饰，简单率直的说，日本对于中国，想要并吞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换句话说，日本对中国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上达天空的气象，下抵地里的矿藏，中则由东以至西北，由领海以至于内河，无不占有，无不控制，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内蒙控制华北，以华北控制华中，以华中控制华南。由地方面看，他要化华南为华中，化华中为华北，化华北为内蒙，化内蒙为满洲，化满洲为朝鲜。
日本对于太平洋上的列强，则以长城线，正太胶济线以至于陇海线为对俄作战的三道防线，驻华日军，他又占用海南岛、三灶岛，东沙岛，西沙岛、南鹏岛，大隗岛，厦门以为日本海军根据地，控制广闽，包围香港，压迫广州湾，对抗海防与新加坡，窥伺菲律宾。
其经济的手段，则对于中国资源与各种企业，以独占、合办、协力的方法，不论中国人愿意不愿意，一律加以支配。其经济的力量，并不来自日本；他的办法是搜括中国财政的收入，以为日本在中国经营各种事业的投资。
在思想方面，日本恐怕中国人感觉他敲骨吸髓的痛苦，将来必起反抗，乃对文化教育加以统制，他要从生理到心理，彻底统治中国的国民。
日方已经由汪兆铭先生之手，提出他对于中国的全部要求。比之于今日以前及今日以后，日本军队及特务人员已经造成或将要造成的“事实”，万一有些让步，他在“要纲”的前面：郑重声明两点：第一点是普通的既成事实，应依“要纲”所定的原则，慢慢调整。第二点是特殊事态，必须至和平恢复，依情势的发展，再加调整，这就是说，假如“既成事实”比照原则应当让步，日方仍要坚持“既成事实”，不使变更，最多只能将普通的事实慢慢的调整一下。除这两点原则规定之外，在附件之中处处申述“既成事实”应当继承或继续，于是所谓“要纲”，虽经过多月的谈判签字立约，依然是一个虚伪的条文，在日方的本意，不外乎要“汪政权”承认既成事实，化为条约及国内法。一月三日，我离开上海时，留信给汪先生说道：“今日组府，不过使不平等不独立不自由之条件化为法律，不过使亡国之既成事实化为条件，此外有何意义？”这几句话，正点明日本提出所谓“要纲”而促成汪先生“组府”的一片用心。
◎二、“新政权”之割裂与空虚
日本军人寻不着结束中日战争的方法，为了欺瞒日本国民，乃欲造一个“中央政府”而与之缔结和约。日本仍然没有比他们制造“满州国”的手段不同的新手段。汪先生在他们手段之下，不过是一个溥仪，周佛海去年四月间也曾对我说过：“日本要找一个溥仪，那有比汪先生再好的溥仪？”换句话说，日本军人并没有雅量，让所谓“汪政权”有自存的力量，乃至于有执行和约的能力，他们一方面天天宣传所谓“树立新中央政权”，一方面天天加强华北的特殊化，加强“湖北省政府”的组织，加强“广州维持会”并保障“维新政府”的人事和政务，不许变更；他们务必使汪即上台，依然是赤手空人，毫没有权，没有力，没有余地，来取得“要纲”给与的一点便利，一点优惠，假如其中有一点便利和优惠。
一个政府，有两种现实的物质的基础，一种是经济财政，一种是军事力量，有谓“新中央政权”的经济财政基础在那里呢？华北的经济行政，由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主持而得以便宜处置，华北的经济事业，操在“华北开发公司”这一类独占组织之手，“新政权”都不能过问；华中的经济行政，受“中日经济协议机关”的影响，而经济事业操在“华中振兴公司”一类独占组织手里，没有一点经济力量留给中国人。自财政金融政策，全要日方“协助”，不能自主的规定，华北的关口统税，规定全部或大部为“华北政委会”充作日本对华北的投资。华中的财政收入，现在全在日人掌握之中，要“新政权”履行并允诺许多条件之后，才可以用借款方式发还一点。“新中央”的新财政部长的新猷，据我个人截至一月三日正午搭船为止所知，不过是希望日方拨还关余四千万元，日方又说关余不多，他只得要求日方五千万元的借款，其实借款仍旧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一切财源都在日人手中，除了仰其鼻息之外，“新政权”连开张也不能开张，至于开张以后，拿什么过日子，那就要看“新财长”去年五月早已答应“欣然要请”的日人财政顾问的无边的法力了！
说到军事力量，汪先生初出重庆的时候，据梅忠平报告，日方允许拨给军械让汪先生训练军队四十个师团，后来汪先生及其干部从没有再见日方说过这样慷慨的话；去年九月，王克敏告诉汪先生干部某君道：“当初日本请我们出来，也答应过可以训练十师军队，上台以后，这话就没有了。”可想的所谓“中央军官团”，即他们认为可以统一中国的基本武力者，千难万难，才招了一批，再没有第二批可招。其枪械则不发，有制服则不许穿着出团部之门，其青天白日旗则不许竖立，其青天白日帽章则制成之后，锁进箱笼，不许戴，其教练用器，只有步枪，即二xFC笨诰兜男∨诙疾恍硗旁奔xFB面，一切团务都要受一位日人少佐教官的支配，那中将教育长，每次要低首下心于此少佐公指示之下，这么“受友邦协助令人感激”的军事训练机关，据说那所谓第一集团军，连步枪都是希世奇珍，而其支配者，乃是日人“军曹”地位的宪兵，军曹与中国之上士同级，是大家都知道的。
将来“新中央”成立之后，守卫及警备，仍仰仗日本军队和宪兵，除非能够死心塌地，把日本军队当做自己的亲军，把日本宪兵看做自己卫士，谁能否认这个“政府”是日本枪杆之下的政府？任援道本有几千卫队，陈群手下也有些警察，因为他们要作“军政部长”“内政部长”一度为周（佛海）丁（默村）所阻碍，他们便离心离德，汪先生进京，只好仍然请教日本宪兵了。
日本允许于“和平”恢复后，随治安之确立、于二年内撤兵：假定“新中央”成立之后，一年而“和平”认为恢复，两年而治安认为确立，则此“新中央”已由日军看守至三年之久，何况日本要求南京为维持治安驻兵地点之一，此“新中央”即令再过三年，成为“旧中央”，也不能离开日本军宪一步。日本军宪挟持之下的政府，还讲什么“独立自由”？这不是上欺祖宗，下瞒儿孙的话么？
现在“临时”和“维新”政府行政实况，可以供我们参考，“政府”不能指挥省政府，省政府不能指挥县政府。上级机关不能指挥下级机关，甚至长官不能支配僚属，日方各级特务机关有联络有控制，中国人无联络无控制，一科之中有一个日人，一科便受其指挥；一部中有一位日籍官员，一部便受其牵制；日人的名义叫做顾问，叫做联络专员，叫做什么都不相干，所谓“新中央”不过是一“维新政府”的扩大，当然不能把这种实况改革一新，何况在密约上还有多种多样的日籍顾问职员！
负责的长官家里，驻有日本宪兵，出门一步都有宪兵陪坐，到了上海，只可以住虹口，如果这位长官要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去，都要宪兵知道，每天晚上，宪兵把他的言行往来作成三份报告，一份到宪兵司令部，一份到特务机关，一份到军司令那儿去，重要的长官总有儿子或近亲“留学”日本，我那两位十几年老友，虽还没有上南京任部长，儿子已由一位日本少尉陪往东京了；他们以为日本优待他们的子弟，当做“王子”一样的待遇，他们不知道北平南京许多要人的子弟，一样的都在东京作质子。
◎三、日本的交卷主义
这种条件之下，成立这样的“政府”，于中国固然有损，于日本却也无益；我现在说明日本方面受不着实益这一点。
依国民的常识，政治的常理，外交的常道，日本对于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澈底的征服，一条路是及时的讲和。日本要征服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他要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自东海，西到西藏，都驻兵，都遣吏：姑无论他现在有没有充分的国力，即令把国力用尽，勉强做到，他再拿什么力量以与列强角逐于世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
日本明白不能征服中国，日本国内，充满了“结束事变”的要求，日本国民切望中日战争及早停止，及早解决，他们消极的想节省更大更多，以致日本国力不能支持的消耗，他们积极的想趁欧战未停的今日，了结中日事变，发展国外贸易，扩大国外市场。这样迫切的要求，已使日本朝野各方改变了过去两年半以来的观感。日本的政党，产业界，以至于海军，陆军的统制派都感染了这种迫切要求的影响。
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延长战争呢，还是结束战争呢？当然，他们都想结束战争，都不愿意延长战争，什么“一一六宣言”，什么“近卫声明”在日本国内渐渐无人感觉兴趣，都渐渐无人理会。“汪政权”究竟能不能结束事变呢？这个很容易看透的问题，在日本国内渐渐被人看透了。
很明白的，“汪政权”并不能下一度有效的命令，叫中国任何一师一团军队停止战斗行为，如此这般的“政府”，怎能够与日本政府商量结束战争？从日本方面看来“汪政权”，不独不能助成日本少出一师团，或多撤一联队的军队，并且成为日本的一种多余的负担。日本人向来把钱看得大的，汪派未上台以前，日本要供给活动费，早有不少的日本人说是“不经济”，还有一些日本人说“钱用得不得法”。上台时，日本如不借款，便开张也是困难，走路要日人预备飞机车辆船只，出门要日人布置哨兵岗位，住居要他们占房屋腾房屋，日人这样的服侍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无非要汪派拉军队，找名流。到如今，军队没有一支，名流没有一个，已来的人普遍的怠工――国民良心未泯灭――再加以不断的涣散！国民良心发动的涣散，这样的集团组府以后，自存的能力都没有，那有力量结束中日战争！日本岂不明知他们如果以全力支持这个“新政权”，不外乎延长战争，于是乎去年九十月间，日本社会里面已出现有力的“汪政权不必要论”，自今年一月起，日本言论界已从捧汪一变而为轻汪了。
日本果然要延长战争，打下去好了，无需乎任何傀儡，更无需乎“新中央政权”。日本果然要结束战争，任何傀儡不独无益，而且有碍。“新中央”也并不比“临时”或“维新”更有用场。现在，日本军人已经吹响了法螺，组府也不好，不组也不好，日本对于“新中央”的无可奈何，反映为汪先生及其集团在沪西的不生不死。
然而板垣派，尤其板垣之下影佐一支，为什么要汪先生上台呢？他们在近卫声明的时候，进了场闱，抄了题目，到现在，他们无论是黑卷也好，白卷也好，总免不了一套，卷虽要交，日期却有问题。如若交卷有碍于日本的外交，或有害于和平前途，他们也只好延宕。去年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今年一月一日，都是影佐周佛海拟下的交卷之期，可是一期延一期，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研究如何，仍然只有天晓得。影佐以“新政权”导演的资格，当然不能自己开口叫他们延期，他只有运用喜多原田促使王、梁横生阻碍；这个事实，任何人当下可以看得明白，不明白的只有汪周梅三人而已。
板垣一派以外，各方面的日本人都知道，这本卷子还没有交上去，已经无用，要结束事变，必须另想途径。就在板垣一派里面，一样的在另寻途径，在参谋本部内，接任影佐职务的某人对人说道：“汪派极好办，新政府不成问题，可是解决中国问题，还须另找办法。”听这句话的人赶紧告诉我，我却不愿告诉汪先生，因为不明白日本人真实的心境。
板垣之下；影佐总是全力支持“汪政权”的吧，但是影佐也没有准备在汪派失败之时切腹自杀，他也在预备第二本卷子，他正在制造一个青年团以与汪派对立，他的机关之内，某人正在支持陈中孚的“新同盟会”以与汪派为难，周佛海问他为什么帮助陈中孚，影佐答复是“他糊涂”。犹之乎周问影佐说：“喜多原田昨晚为什么叫王、梁反对中政会？”影佐答道：“昨晚喜多原田喝醉酒。”周相信，汪先生也会相信。
日本各方面都在另寻途径，不过另外的途径暂时寻找不出来，日本一面要结束战争，一面又不肯放弃侵略政策及征服梦想，其结果只有自造梦境，指着某某为中国政权，而与之缔结全部包含日本军人理想的和约，名之曰“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他们先交这一卷，以后再交别的卷，只可惜汪先生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以及天赋的自由权，都随着这一卷交进去了。
◎四、汪派的心境
在这样勉强又勉强，无赖又无赖的状况之下，周梅诸君，以至于汪先生夫妇的心境，是不是还有很高的兴致去到南京成立其所谓“国民政府”呢？我很痛心，很率直的说：“他们的兴致不好，尤其是汪先生的兴致甚低。”
中日之间，现在继续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民族斗争里，无论是战是和，必须保我森严的壁垒、坚强的阵容。在民族壁垒的后面，战可以坚持，和可以对等，为了民族的壁垒，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要保持自己的经济力量．又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的理想。因此“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如果一人一派，失落了民族的壁垒，不独妨害民族国家，抑且终为民族斗争中的牺牲者，国家对于这种牺牲永不会有一点儿同情。
汪先生及周梅诸君的错误，就是失去了民族的壁垒，他们走进了日本军队宪兵的后方；想在日营里面和日帅讲和，且幻想可以得到独立自由的条件。成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于不可救药。
由于一念之差，便发生心境上各种的变态，在四个月出生入死的生活中，我窥察他们一群的心理，有时写下一些笔记，下一段是写傀儡的构成：
“其始也觉日人之易与，其继也觉日人之可亲，其终也始发见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则亦惟有顺从之惟恐不及，极其所至，不用思想，不用考虑，只以日方之结论，不复念及其所以达此结论之理论与理由。”
他们往往笑王梁俯首听命于喜多原田，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一样听影佐的话，下面一段专写此事：
“影喜则喜，影忧则忧，影伪喜而彼则真喜，影伪忧则彼真戚然以忧矣，彼等今日感于影之泪，他们上台，则影脸一变，或被召回国而继之以为特务长者，必较喜多原田对待王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久而久之，他们的修养就到了，“从影所欲小路矩”的上乘的境界，反之，其对于中国人则不然，我曾记过：
“由于羞见畏见中国人，乃浸假而恶见中国人，其终乃恨见中国人，久之，乃只信日方，只信日方，所引见之中国人，以为非此无以为友也。乃至于医师、卫士、记者、妓女，惟日籍者始为可信可亲可爱，反之，其对于爱国之同胞，不肯或尚未臣奴于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者，只有一念曰“杀”，于是乎堂皇之伟大人物，一化而为丁默村，除丁默村之贼杀行为以外，吾不复发见周梅有何种之政策与政术，彼以为天下人有钱可买，而有枪可伏，彼不知今日之事，乃民族斗争，一般人虽为生活或人事之拖牵而受钱，然良心未泯者，莫不怠工，良心已泯者，本无工可作，至于枪，则老子有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彼乃不知也？”
丁默村及其部下，也并不是居心杀人，他们曾屡次建言于周佛海说过：“杀人要适可而止，否则国人的反感可怕”，我曾写此事道：
“彼用有泪之人也，而亦有血，彼惟缺骨而已，基于骨之缺乏，乃至于事事以日人为可信可亲，不复记忆日本军队现正在战场之上向我同胞之军民开炮，于是送子为质于东京，留家为质于沪西，再欲自异于王梁。或欲自拔于侪类，而亦无由拔起，则惟有鼓起自杀自戕之心理，一不做二不休，只恐朋友之不同流，惟恐同胞之不下水，尤恐妻孥子女不甘心为日本之臣奴，于是其初则颓唐浪漫怠工，其终则鼓勇以迈进，此其中有多少之血泪以与其工作相拒，吾至今始知石敬塘、张邦昌、刘豫、史天佐皆并无快乐逍遥之心境，未必由于不得已，以至于得已亦不得已也。”
我痛心的希望国人能够挥泪救出他们来，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澈底的悔恨，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转一念以脱离日本军人的役使。
◎五、条件与政权
总之，我们对于所谓“新政权”，一方面要看敌人条件之苛酷与广泛，在这条件之下，“新政权”只是化既成事实为条件，再使条件为法律的一具助人亡我的机器。
他方面，我们要看清楚，纵令日方的条件好，这样不能自存不能自立的“政府”，在日方军队宪警扶持之下，他只能够“送”，不能够“取”，即令日方的条件好，他们也无力量收得回来。
日本方面看见“新政权”决无能力，以结束事变，在国际外交上，在对华政策上，“新政权”是一个障碍，至少也丝毫没有裨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新政权”终必为日方所废弃。
即令现在的时机很晚，我仍然挥我的血泪，希望汪先生及周梅诸君悬崖勒马，放弃如此条件之下的一切活动。
◎一、“新政权”又延期
影佐、周佛海在本年一月初间预定二月二十二日成立所谓“新中央政府”，因此他们赶着开青岛会议，接着又开上海会议，准备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开会。事不如人愿，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看见他们登场呢？他们还预备着一个日期――三月十二日，可以成立“新政权”。以今天的情势推测，三月十二日总又是空过那一天。
率直的说，汪，周，梅听命于影佐，影佐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他们纵然挂上招子，上面写着二月二十二日或三月十二日开演，风雨无阻，决不延期；若是日本中央军部要延期，他们也只好延期。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周佛海报告汪道：“日本内阁有一个决议，把新中央成立的事情，全权交给影佐机关”。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可是影佐定的期怎么又不灵呢？简单的说，风雨无阻，王、梁有阻，所以青岛、上海会谈都不顺利。可是大家知道，王、梁听命于喜多、原田。喜多、原田又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日本军部叫喜多、王和原田、梁阻碍他们，他们有什么法子？听说周佛海一度到东京去告御状，也没有告得好，其实事情本没有什么可怪。
我在二月二日发表的论文“新政权是什么”里面，曾指出日本要延宕所谓“新政权”，不好由影佐开口，只好由喜多、原田出马扮演黑花脸来阻挠他们，这是日方的双簧，也是日方对于汪派傀儡化的打磨和训练，训练得他们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
◎二、去年延期的先例
回想去年九月底，也曾有过这么的一回。
影佐、周预定九月下旬乘两伪组织在南京开联合会议的时机，汪往南京会见王、梁，作召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准备，十月中召开“中政会”，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新中央”。
汪于九月二十左右到了南京。第一天中午，汪与两伪组织人会谈，宣布那不久以后被日方全案推翻的“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要望”。会后，汪、王、梁单独谈话，汪要求他们同意于“中政会”的办法并参加；王克敏很老实的说道：“喜多到东京去了，他临行叫我不要同意中政会，我答应也是无效的，要等他来决定。”
第二天上午，喜多与影佐同到南京，影佐当下向喜多、原田、王、梁宣布阿部内阁支持“汪政权”的决意。汪听见了极端的高兴，以为事情总没有问题了吧？谁知道下午九时，王、梁来回答道：“我们对中政会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议题，都不同意”。王克敏补充道：“我们没有意见，这是喜多、原田的意见。”于是汪转为极端的失望，决定明天一早飞回上海。
这样的决定之后，第三日上午，周佛海告知影佐，影佐答道：“喜多、原田昨晚喝醉了酒”。周很高兴把酒醉喜多的事报告汪，汪也欣然相信。于是在影佐、喜多、原田三位导演亲上镜头最紧张一幕中，勉强结束南京会谈。到下午，汪才回上海，原来飞机是日方准备，你要回到上海，那能就飞。
因此所谓十一月十二日的日期延宕下去，直到十月底，影佐、周又定下十一月二十日召开“中政会”，一月一日成立“新中央”；然而到了十一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停了下来，那影佐“将军不见面”回到东京去，这个日期又拖下去了。
这是我耳闻目见的延宕和训练法――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的训练法。今年一月至二月的青岛、上海两次会谈，我虽没有去观光，可是我在去年十二月早已听见日方的消息，说青岛会谈，定有问题，如今且看两次会谈以后，一时之间，“新政权”的成立程序，又呈停滞的状况，听说问题又出在王克敏，王克敏问题，就是喜多问题，喜多问题仍然是日本中央军部的问题，谁叫他们延期，是可想而知又可想而知的了。
◎三、为什么又延期
明白的说，日方又延期，其中原因之一，是观望国际情势的变动。
在去年八月以前，德义日共同防共同盟，助长了日本在国际上威势不少。日本与德义东西呼应，彼此提携，以与英法美对抗，很有些活泼的情形。假如日本那时候树立所谓“新政权”，极少可以得到德义的承认，紧张气焰。
假如日本坚决的加入德义军事同盟，又假如欧洲大战由于德义日军事同盟发动，又假如义大利积极参战，在这样三重假定之下，日本对于所谓“新中央”才可以风雨无阻，决不延期。
不料事实是德苏之间突然订立协定，对抗英法。在日本国内，主张加强德义日同盟的板垣，受了可以使有气节的武士道者切腹的失败，平沼内阁因此下台，日本因此延宕所谓“新政权”最初拟定的成立日期――去年十月十日。
欧战爆发，日本军人欢喜如狂，他们以为这一回，日本的国运可以一转而左右逢源。他们以为英法要撤退印度洋以东的武力，美国的力量，要牵到欧洲的险恶局面去用了。如若这样，日本可以放手解决中国问题，并可以再进一步发展他的国威，一直到印度洋的西首。
又不料事实是英法德三国宣而不战，义大利守着中立，与德日的关系，全然疏隔，义大利无所求助于日本，关系也松懈下来。美国却以全力顾到远东，英国也不肯痛快的退让。
于是日本国内，国民埋怨战争，期望“中日事变”的结束，以趁欧战的时机，发展工商事业。怎样才可以结束战争呢？主张亲英美的一派与主张亲德苏的一派，渐由相激荡而相斗争。他们的战争愈演愈烈，但在实际上，日本亲德苏么？德苏的军事同盟还没有成立，苏联是否全力投入欧战，大是问题，日本亲英美么？阿部以至于米内内阁的媚笑政策，丝毫不收实效。在这样一个拖延而孤立的国际情势之下，日本那有什么明朗的有声势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可取？
他树立“新政权”么？在一方面，英法美尤其美国，决不承认，更可以把美日关系恶化起来；在另一方面，德国的承认没有可能，义大利的承认，日本又拿什么交换条件巴结他？树立“新中央”，于日本外交现势，有害而无益。到了最近，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渡大西洋，第一脚便踏上义大利的国土。威尔斯游历义德英法各国，可以有什么成就，不可预料；但总有很大的影响，留给时局和平的前途，这个影响，反射到远东方面，就是增加日本的孤立。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日本政府不愿大鼓大擂树立所谓“新政权”，惹起人家的憎恶。
他不树立“新中央”么？日本军人又拿什么去欺哄日本国民？他又拿什么法宝对付中国？
于是，日本军部的老办法，又是叫影佐催汪上台，叫喜多、王和原田、梁去阻挠他，延了一期，再看风头。日本外交上的不生不死，叫汪集团在愚园路再不生不死一个不短的时期，五个日期一个一个的过去了，他们仍然是不生不死在愚园路。
◎四、汪政权无力也是原因
日方的心理，是不是说像树立“新政权”这样伟大的行动，要仔细考虑国际情势才敢去作，不，不是的，日本当局以为像这样仅有烟幕作用而毫无实在效能的组织，要在这不利于日本的时机树立，是犯不着的。因为“汪政权”必然无力，所以日本毫不经心的一期延一期，如若“汪政权”有充足的力量帮助日本灭亡中国，日本也就不必顾虑国际环境了。
去年五月以来，日汪谈判的归结，是汪方国旗首都等表面的形式。日方则要汪方备具人力与物力。九个月来，日方责望汪方无力是屡次屡次的，影佐说道：“因为汪先生没有实力，日方只得要求广大的驻兵区。”清水说道：“中国高级知识份子假定三百万，汪先生能吸收一百五十万就好了。”这样使周、梅诸人红脸结舌的闲言闲语，很多很多，互相埋怨的心理，在日汪之间颇为浓厚。
为了应付他们对于日本的报销，汪方也不得不造一些假账，例如周佛海向日方说：“我有十二师，都要别的军队动他们才动。”这是去年八月的话，九月间有人告诉我，我笑道：“他的十二师，我已有四师了。”原来有些军事掮客指了几师几师，到处交换赌博的本钱，没有半句话是可以相信的，这种谎报，日方也有人知道底细，某人收买游击队，中饱了百万元，某人拿八万去江北收买游击队，全数进了腰包，如此之类，传闻处处。
这是他们的军事运动。说到党务，北平的“汪党办事处”，日日有日本宪兵光临，寸步也行不开。广州的“汪局部”，受日军四面枪击，一班委员被迫伏地，不敢动弹。从此以后，青天白日旗收到屋子里面挂。诸如此类，他们那儿去找党员，人力的充实，又从何说起？
再说汪系的特务。上海特务费，每月卅万元，特务的杀人费，还有另外的开支。实际上他们不过仰仗日本军人对于两租界的压力，闯祸劫人，其所杀者完全是无抵抗的只坐人力车或步行的一些人，稍有保护机警的人们，就在他们想望之外。假如杀和刺可以统一天下，他们的杀和刺也还差得很远。他们唯恐日本人杀中国人不够，还要中国人杀中国人，以此立下户头向日方报账。
一般以为汪可以命令周，周可以命令丁，其实不然，丁默村的特务，是对日本宪兵队负责的，汪方的密件，一落丁默村、李士群之手，立刻就走进日本宪兵队长之手。特务人员在外间自夸道：“汪在周的手里，周在我们的手里。”其实丁、李又在日本宪兵手里，汪的特务不过是日本宪兵队的延长，又算得什么特别的力量，值得他们沾沾自喜？
再说财务。愚园路的权威，建立于金钱之上，可是每月开支到二百五十万，除某氏一家而外，没有人得知底细。有财委而财委会永远不开，因此上谣言就百出。老爷买美金，太太买金钢钻，某人个人每月支配五十万，各种难听的传闻，不独流入中国人的耳朵，并且流入日本人的耳朵，闲言闲语，姑不具述。
去年十二月底，财委会主任委员报告现存六百万元，可是存在何处，无人得知。外面有一位商人说道：“他们的命脉在我手里”，如此汪系的特务财务两种命脉，都落在无人得知的黑手掌心去了。
最后，说到宣传。国民良心，终不易于泯灭，作宣传的人，与别人一样，都存着失败主义或怠工政策的心理。《中华日报》每月经费十万元，报办得比别家坏，并且坏得多。我在上海担任了四个月“宣传部长”，没有方法责备他们，本来“一不做，二不休，”始终要下决心替日本骗同胞的人，可以说很少，也可以说没有。
有人谣传我要宣布受了汪方津贴的人的姓名。尤其是上海有不少的人受过津贴，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只宣布日本军人灭我亡我的秘密，我认为这类秘密，关系到四万万同胞生命财产子孙百代。这种秘密，没有人有权利保持，所以我也没有权利保持，而要宣布给四万万同胞知道。至于中国人在威吓胁制或蒙蔽欺瞒之下，接受了他们的钱，为公为私，我们要始终严守秘密；况且替汪系作新闻运动的人，中饱私囊，确有其事，则经手者说受过津贴，而实际并没有受过也大有其人，我为什么要冤枉他们呢？还有一些无抵抗的人士，如不受钱，就要挨枪，则我对于他们受钱，只有同情，何能攻击？
一天一天，汪集团人力物力之空虚与虚伪，为日方所洞悉；一天一天，日方的拖延乃至于欺骗，也使汪方感受痛苦或失望。我可以大胆向中日两国国民说道：“这是一个国际骗局，日本军人拿去骗日本国民，汪、周、梅拿来骗中国国民，同时日汪之间，又互相一骗”。
◎五、还是放下吧
欺骗不能解决中日两国之间并且与世界问题打成一片的大问题，欺骗只是大问题的一个细流，暂时之间为少数人所舞弄，诚意是说不上的。假如一方有诚意，这一方发见对方是欺骗时，必然立即放手，因为两方都无诚意，所以两方的心总放不下来。
要说汪系里面一点也不烦闷不怨恨，也是过甚其词，他们烦闷以至于散者散，而守者甚至有自杀自戕的心理，这是我在二月二日的论文里面指出过的。这种悲惨的心境，决不是外面的人容易体会得到的。
汪、周、梅诸人的罪过是受了日方的骗，还要替他掩饰，再来欺骗中国人，明明条件是亡国的条件，他们却硬吹“独立平等自由”，明明是“抢”，他们却硬说是“平等互惠合作”，明明是拖延，他们就说也没有说的了。
他们也只好说“从前拖，这回不拖”，“这回不拖”，是去年十二月底的话，可是现在的事实证明，“这回”仍然也是一个“拖”，他们又说什么呢？日方延了又延，拖了又拖，把他们的上台热，用冷水浇成了冰冷的冷水，可是他们硬要在冷水上面造出蒸气来，以维系部属的存在，他们关了房门，一样的倒抽冷气，出了房门，便急进急进“组府还都”。本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若一般知道这些日方欺骗小儿一样的事情，真的连卫队车夫也起不了劲头，那还了得！
他们的错误，是没有放下的勇气。在一月初间，我打电报劝他们道：“提得起，放得下，方是自主。”其实他们早在日方打磨训练之下，失去了自主。我仍然希望他们再鼓一点勇气，把他们无前途的“运动”放了下来。他们不折不扣受日方欺哄一年有余，他们如不忍心转而欺骗中国人，他们便会放手。他们如果放下手来，再没有人去受日本军人的欺骗，因为他们的一面受人家的骗，而又一面来骗人家的最后的一群。
◎六、日方的骗术
日本是亚洲的强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勤苦奋斗，为世所知，何至于想用欺骗的手段来解决中日之间赌国运的战事呢？
大家要知道，在现阶段的日本，权实操在军部科长阶级之手，而实力在于军队里面佐官之手。他们只见一点一滴的事务，以全力达成任务。他们每一个人，看不见大局和全面，而他们的集体又没有中心干部和中心领袖，可以决定他们的行动，所以他们对于中日战事，只能发，不能收。他们对于本国政治家军人，凡能发展战事及推进侵略者，才加以崇拜。他们对于本国有识政治家收拾局面的主张，因其妨碍他们每一个人要用全力达成的任务，他们便听不入耳。
为了达成他们自己的任务，他们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和技术，有时小巧得不易发见其险恶，但也有时幼稚得一看就可以发见其欺诈。例如大柏大佐拜吴子玉做干爹，其拜跪之恭，也并非不足以动人；又如影佐对汪之流泪，在汪居然认定其可虑。每一个较为强硬的中国人，都可以使他们九十度的鞠躬；如果此人认日方为可亲，则他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自责本国军人之强横，侵略之不好，乃至于相与慷慨激昂，认错认罪，更可以夸耀此中国人是爱国者，是英雄；但是如果此人再进一步与他们发生了关系，则他们马上宜漏其秘密，使他受社会的责难，而戴上“汉奸”的衔名，于是此人乃与日方利害合于一致，成为“一不做而二不休”的汉奸份子。到此一步，则日方的面孔一变，由恭敬而为严肃，由和蔼而为凶狠，那时候，此中国人进不可而退不能，于是日方一面策动，一面责难，一面推进，一面妨碍，你做得好，他怕你，你做不好，他骂你，此中国人乃成为十足的傀儡。
日方的双簧，不独影佐与喜多联演，即影佐机关之中，也有各种的角色。周佛海发见影佐的阴狠与诈伪，却爱信犬养的忠厚，梅思平却认定犬养也在书生本色之中，带有间谍的成分。假如犬养真有本色，真有抱负，他决不会与父仇同事。所以犬养颇为有识的日人所鄙，说他是犬养木堂不肖的儿子。
总之，在现阶段的日本，没有条件可以产生一个伟大的手腕，收拾“事变”，挽回颓运，必须国际有重大的变化，而日本国内发生相应的流血巨变，使佐官政治受空前的打击，使无论是影佐或是喜多，一律失脚，那时候，中日之间，才有重大的转机。汪、周、梅虽然是他们的傀儡，假如决然舍弃所谓“和平运动”而跳出傀儡舞台，也可以使他们早一点销声匿迹，因此我仍然希望他们（汪周梅）鼓勇的把一切活动放下手来。
影佐、周佛海在本年一月初间预定二月二十二日成立所谓“新中央政府”，因此他们赶着开青岛会议，接着又开上海会议，准备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开会。事不如人愿，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看见他们登场呢？他们还预备着一个日期――三月十二日，可以成立“新政权”。以今天的情势推测，三月十二日总又是空过那一天。
率直的说，汪，周，梅听命于影佐，影佐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他们纵然挂上招子，上面写着二月二十二日或三月十二日开演，风雨无阻，决不延期；若是日本中央军部要延期，他们也只好延期。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周佛海报告汪道：“日本内阁有一个决议，把新中央成立的事情，全权交给影佐机关”。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可是影佐定的期怎么又不灵呢？简单的说，风雨无阻，王、梁有阻，所以青岛、上海会谈都不顺利。可是大家知道，王、梁听命于喜多、原田。喜多、原田又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日本军部叫喜多、王和原田、梁阻碍他们，他们有什么法子？听说周佛海一度到东京去告御状，也没有告得好，其实事情本没有什么可怪。
我在二月二日发表的论文“新政权是什么”里面，曾指出日本要延宕所谓“新政权”，不好由影佐开口，只好由喜多、原田出马扮演黑花脸来阻挠他们，这是日方的双簧，也是日方对于汪派傀儡化的打磨和训练，训练得他们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
◎二、去年延期的先例
回想去年九月底，也曾有过这么的一回。
影佐、周预定九月下旬乘两伪组织在南京开联合会议的时机，汪往南京会见王、梁，作召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准备，十月中召开“中政会”，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新中央”。
汪于九月二十左右到了南京。第一天中午，汪与两伪组织人会谈，宣布那不久以后被日方全案推翻的“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要望”。会后，汪、王、梁单独谈话，汪要求他们同意于“中政会”的办法并参加；王克敏很老实的说道：“喜多到东京去了，他临行叫我不要同意中政会，我答应也是无效的，要等他来决定。”
第二天上午，喜多与影佐同到南京，影佐当下向喜多、原田、王、梁宣布阿部内阁支持“汪政权”的决意。汪听见了极端的高兴，以为事情总没有问题了吧？谁知道下午九时，王、梁来回答道：“我们对中政会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议题，都不同意”。王克敏补充道：“我们没有意见，这是喜多、原田的意见。”于是汪转为极端的失望，决定明天一早飞回上海。
这样的决定之后，第三日上午，周佛海告知影佐，影佐答道：“喜多、原田昨晚喝醉了酒”。周很高兴把酒醉喜多的事报告汪，汪也欣然相信。于是在影佐、喜多、原田三位导演亲上镜头最紧张一幕中，勉强结束南京会谈。到下午，汪才回上海，原来飞机是日方准备，你要回到上海，那能就飞。
因此所谓十一月十二日的日期延宕下去，直到十月底，影佐、周又定下十一月二十日召开“中政会”，一月一日成立“新中央”；然而到了十一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停了下来，那影佐“将军不见面”回到东京去，这个日期又拖下去了。
这是我耳闻目见的延宕和训练法――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的训练法。今年一月至二月的青岛、上海两次会谈，我虽没有去观光，可是我在去年十二月早已听见日方的消息，说青岛会谈，定有问题，如今且看两次会谈以后，一时之间，“新政权”的成立程序，又呈停滞的状况，听说问题又出在王克敏，王克敏问题，就是喜多问题，喜多问题仍然是日本中央军部的问题，谁叫他们延期，是可想而知又可想而知的了。
◎三、为什么又延期
明白的说，日方又延期，其中原因之一，是观望国际情势的变动。
在去年八月以前，德义日共同防共同盟，助长了日本在国际上威势不少。日本与德义东西呼应，彼此提携，以与英法美对抗，很有些活泼的情形。假如日本那时候树立所谓“新政权”，极少可以得到德义的承认，紧张气焰。
假如日本坚决的加入德义军事同盟，又假如欧洲大战由于德义日军事同盟发动，又假如义大利积极参战，在这样三重假定之下，日本对于所谓“新中央”才可以风雨无阻，决不延期。
不料事实是德苏之间突然订立协定，对抗英法。在日本国内，主张加强德义日同盟的板垣，受了可以使有气节的武士道者切腹的失败，平沼内阁因此下台，日本因此延宕所谓“新政权”最初拟定的成立日期――去年十月十日。
欧战爆发，日本军人欢喜如狂，他们以为这一回，日本的国运可以一转而左右逢源。他们以为英法要撤退印度洋以东的武力，美国的力量，要牵到欧洲的险恶局面去用了。如若这样，日本可以放手解决中国问题，并可以再进一步发展他的国威，一直到印度洋的西首。
又不料事实是英法德三国宣而不战，义大利守着中立，与德日的关系，全然疏隔，义大利无所求助于日本，关系也松懈下来。美国却以全力顾到远东，英国也不肯痛快的退让。
于是日本国内，国民埋怨战争，期望“中日事变”的结束，以趁欧战的时机，发展工商事业。怎样才可以结束战争呢？主张亲英美的一派与主张亲德苏的一派，渐由相激荡而相斗争。他们的战争愈演愈烈，但在实际上，日本亲德苏么？德苏的军事同盟还没有成立，苏联是否全力投入欧战，大是问题，日本亲英美么？阿部以至于米内内阁的媚笑政策，丝毫不收实效。在这样一个拖延而孤立的国际情势之下，日本那有什么明朗的有声势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可取？
他树立“新政权”么？在一方面，英法美尤其美国，决不承认，更可以把美日关系恶化起来；在另一方面，德国的承认没有可能，义大利的承认，日本又拿什么交换条件巴结他？树立“新中央”，于日本外交现势，有害而无益。到了最近，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渡大西洋，第一脚便踏上义大利的国土。威尔斯游历义德英法各国，可以有什么成就，不可预料；但总有很大的影响，留给时局和平的前途，这个影响，反射到远东方面，就是增加日本的孤立。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日本政府不愿大鼓大擂树立所谓“新政权”，惹起人家的憎恶。
他不树立“新中央”么？日本军人又拿什么去欺哄日本国民？他又拿什么法宝对付中国？
于是，日本军部的老办法，又是叫影佐催汪上台，叫喜多、王和原田、梁去阻挠他，延了一期，再看风头。日本外交上的不生不死，叫汪集团在愚园路再不生不死一个不短的时期，五个日期一个一个的过去了，他们仍然是不生不死在愚园路。
◎四、汪政权无力也是原因
日方的心理，是不是说像树立“新政权”这样伟大的行动，要仔细考虑国际情势才敢去作，不，不是的，日本当局以为像这样仅有烟幕作用而毫无实在效能的组织，要在这不利于日本的时机树立，是犯不着的。因为“汪政权”必然无力，所以日本毫不经心的一期延一期，如若“汪政权”有充足的力量帮助日本灭亡中国，日本也就不必顾虑国际环境了。
去年五月以来，日汪谈判的归结，是汪方国旗首都等表面的形式。日方则要汪方备具人力与物力。九个月来，日方责望汪方无力是屡次屡次的，影佐说道：“因为汪先生没有实力，日方只得要求广大的驻兵区。”清水说道：“中国高级知识份子假定三百万，汪先生能吸收一百五十万就好了。”这样使周、梅诸人红脸结舌的闲言闲语，很多很多，互相埋怨的心理，在日汪之间颇为浓厚。
为了应付他们对于日本的报销，汪方也不得不造一些假账，例如周佛海向日方说：“我有十二师，都要别的军队动他们才动。”这是去年八月的话，九月间有人告诉我，我笑道：“他的十二师，我已有四师了。”原来有些军事掮客指了几师几师，到处交换赌博的本钱，没有半句话是可以相信的，这种谎报，日方也有人知道底细，某人收买游击队，中饱了百万元，某人拿八万去江北收买游击队，全数进了腰包，如此之类，传闻处处。
这是他们的军事运动。说到党务，北平的“汪党办事处”，日日有日本宪兵光临，寸步也行不开。广州的“汪局部”，受日军四面枪击，一班委员被迫伏地，不敢动弹。从此以后，青天白日旗收到屋子里面挂。诸如此类，他们那儿去找党员，人力的充实，又从何说起？
再说汪系的特务。上海特务费，每月卅万元，特务的杀人费，还有另外的开支。实际上他们不过仰仗日本军人对于两租界的压力，闯祸劫人，其所杀者完全是无抵抗的只坐人力车或步行的一些人，稍有保护机警的人们，就在他们想望之外。假如杀和刺可以统一天下，他们的杀和刺也还差得很远。他们唯恐日本人杀中国人不够，还要中国人杀中国人，以此立下户头向日方报账。
一般以为汪可以命令周，周可以命令丁，其实不然，丁默村的特务，是对日本宪兵队负责的，汪方的密件，一落丁默村、李士群之手，立刻就走进日本宪兵队长之手。特务人员在外间自夸道：“汪在周的手里，周在我们的手里。”其实丁、李又在日本宪兵手里，汪的特务不过是日本宪兵队的延长，又算得什么特别的力量，值得他们沾沾自喜？
再说财务。愚园路的权威，建立于金钱之上，可是每月开支到二百五十万，除某氏一家而外，没有人得知底细。有财委而财委会永远不开，因此上谣言就百出。老爷买美金，太太买金钢钻，某人个人每月支配五十万，各种难听的传闻，不独流入中国人的耳朵，并且流入日本人的耳朵，闲言闲语，姑不具述。
去年十二月底，财委会主任委员报告现存六百万元，可是存在何处，无人得知。外面有一位商人说道：“他们的命脉在我手里”，如此汪系的特务财务两种命脉，都落在无人得知的黑手掌心去了。
最后，说到宣传。国民良心，终不易于泯灭，作宣传的人，与别人一样，都存着失败主义或怠工政策的心理。《中华日报》每月经费十万元，报办得比别家坏，并且坏得多。我在上海担任了四个月“宣传部长”，没有方法责备他们，本来“一不做，二不休，”始终要下决心替日本骗同胞的人，可以说很少，也可以说没有。
有人谣传我要宣布受了汪方津贴的人的姓名。尤其是上海有不少的人受过津贴，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只宣布日本军人灭我亡我的秘密，我认为这类秘密，关系到四万万同胞生命财产子孙百代。这种秘密，没有人有权利保持，所以我也没有权利保持，而要宣布给四万万同胞知道。至于中国人在威吓胁制或蒙蔽欺瞒之下，接受了他们的钱，为公为私，我们要始终严守秘密；况且替汪系作新闻运动的人，中饱私囊，确有其事，则经手者说受过津贴，而实际并没有受过也大有其人，我为什么要冤枉他们呢？还有一些无抵抗的人士，如不受钱，就要挨枪，则我对于他们受钱，只有同情，何能攻击？
一天一天，汪集团人力物力之空虚与虚伪，为日方所洞悉；一天一天，日方的拖延乃至于欺骗，也使汪方感受痛苦或失望。我可以大胆向中日两国国民说道：“这是一个国际骗局，日本军人拿去骗日本国民，汪、周、梅拿来骗中国国民，同时日汪之间，又互相一骗”。
◎五、还是放下吧
欺骗不能解决中日两国之间并且与世界问题打成一片的大问题，欺骗只是大问题的一个细流，暂时之间为少数人所舞弄，诚意是说不上的。假如一方有诚意，这一方发见对方是欺骗时，必然立即放手，因为两方都无诚意，所以两方的心总放不下来。
要说汪系里面一点也不烦闷不怨恨，也是过甚其词，他们烦闷以至于散者散，而守者甚至有自杀自戕的心理，这是我在二月二日的论文里面指出过的。这种悲惨的心境，决不是外面的人容易体会得到的。
汪、周、梅诸人的罪过是受了日方的骗，还要替他掩饰，再来欺骗中国人，明明条件是亡国的条件，他们却硬吹“独立平等自由”，明明是“抢”，他们却硬说是“平等互惠合作”，明明是拖延，他们就说也没有说的了。
他们也只好说“从前拖，这回不拖”，“这回不拖”，是去年十二月底的话，可是现在的事实证明，“这回”仍然也是一个“拖”，他们又说什么呢？日方延了又延，拖了又拖，把他们的上台热，用冷水浇成了冰冷的冷水，可是他们硬要在冷水上面造出蒸气来，以维系部属的存在，他们关了房门，一样的倒抽冷气，出了房门，便急进急进“组府还都”。本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若一般知道这些日方欺骗小儿一样的事情，真的连卫队车夫也起不了劲头，那还了得！
他们的错误，是没有放下的勇气。在一月初间，我打电报劝他们道：“提得起，放得下，方是自主。”其实他们早在日方打磨训练之下，失去了自主。我仍然希望他们再鼓一点勇气，把他们无前途的“运动”放了下来。他们不折不扣受日方欺哄一年有余，他们如不忍心转而欺骗中国人，他们便会放手。他们如果放下手来，再没有人去受日本军人的欺骗，因为他们的一面受人家的骗，而又一面来骗人家的最后的一群。
◎六、日方的骗术
日本是亚洲的强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勤苦奋斗，为世所知，何至于想用欺骗的手段来解决中日之间赌国运的战事呢？
大家要知道，在现阶段的日本，权实操在军部科长阶级之手，而实力在于军队里面佐官之手。他们只见一点一滴的事务，以全力达成任务。他们每一个人，看不见大局和全面，而他们的集体又没有中心干部和中心领袖，可以决定他们的行动，所以他们对于中日战事，只能发，不能收。他们对于本国政治家军人，凡能发展战事及推进侵略者，才加以崇拜。他们对于本国有识政治家收拾局面的主张，因其妨碍他们每一个人要用全力达成的任务，他们便听不入耳。
为了达成他们自己的任务，他们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和技术，有时小巧得不易发见其险恶，但也有时幼稚得一看就可以发见其欺诈。例如大柏大佐拜吴子玉做干爹，其拜跪之恭，也并非不足以动人；又如影佐对汪之流泪，在汪居然认定其可虑。每一个较为强硬的中国人，都可以使他们九十度的鞠躬；如果此人认日方为可亲，则他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自责本国军人之强横，侵略之不好，乃至于相与慷慨激昂，认错认罪，更可以夸耀此中国人是爱国者，是英雄；但是如果此人再进一步与他们发生了关系，则他们马上宜漏其秘密，使他受社会的责难，而戴上“汉奸”的衔名，于是此人乃与日方利害合于一致，成为“一不做而二不休”的汉奸份子。到此一步，则日方的面孔一变，由恭敬而为严肃，由和蔼而为凶狠，那时候，此中国人进不可而退不能，于是日方一面策动，一面责难，一面推进，一面妨碍，你做得好，他怕你，你做不好，他骂你，此中国人乃成为十足的傀儡。
日方的双簧，不独影佐与喜多联演，即影佐机关之中，也有各种的角色。周佛海发见影佐的阴狠与诈伪，却爱信犬养的忠厚，梅思平却认定犬养也在书生本色之中，带有间谍的成分。假如犬养真有本色，真有抱负，他决不会与父仇同事。所以犬养颇为有识的日人所鄙，说他是犬养木堂不肖的儿子。
总之，在现阶段的日本，没有条件可以产生一个伟大的手腕，收拾“事变”，挽回颓运，必须国际有重大的变化，而日本国内发生相应的流血巨变，使佐官政治受空前的打击，使无论是影佐或是喜多，一律失脚，那时候，中日之间，才有重大的转机。汪、周、梅虽然是他们的傀儡，假如决然舍弃所谓“和平运动”而跳出傀儡舞台，也可以使他们早一点销声匿迹，因此我仍然希望他们（汪周梅）鼓勇的把一切活动放下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