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內和有田在日本議會宣佈他們的對華政策，仍然是以全力支持所謂“汪政權”。我現在要告訴米內有田和日本國民，“汪政權”是什麽？我也希望我們中國國民，看清楚所謂“新政權”的內容。中日兩國國民，要想取得真正的和平，必須一腳踢開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及這種條件之下樹立起來的所謂“新中央政府”。
◎一、日汪條件之苛酷與虛偽
日汪協定的內容，無論文字上怎樣修改和裝飾，簡單率直的說，日本對於中國，想要並吞滿蒙，獨占華北，封鎖華中，控製華南，換句話說，日本對中國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竜江，南至海南島，上達天空的氣象，下抵地裏的礦藏，中則由東以至西北，由領海以至於內河，無不占有，無不控製，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內蒙控製華北，以華北控製華中，以華中控製華南。由地方面看，他要化華南為華中，化華中為華北，化華北為內蒙，化內蒙為滿洲，化滿洲為朝鮮。
日本對於太平洋上的列強，則以長城綫，正太膠濟綫以至於隴海綫為對俄作戰的三道防綫，駐華日軍，他又占用海南島、三竈島，東沙島，西沙島、南鵬島，大隗島，廈門以為日本海軍根據地，控製廣閩，包圍香港，壓迫廣州灣，對抗海防與新加坡，窺伺菲律賓。
其經濟的手段，則對於中國資源與各種企業，以獨占、合辦、協力的方法，不論中國人願意不願意，一律加以支配。其經濟的力量，並不來自日本；他的辦法是搜括中國財政的收入，以為日本在中國經營各種事業的投資。
在思想方面，日本恐怕中國人感覺他敲骨吸髓的痛苦，將來必起反抗，乃對文化教育加以統製，他要從生理到心理，徹底統治中國的國民。
日方已經由汪兆銘先生之手，提出他對於中國的全部要求。比之於今日以前及今日以後，日本軍隊及特務人員已經造成或將要造成的“事實”，萬一有些讓步，他在“要綱”的前面：鄭重聲明兩點：第一點是普通的既成事實，應依“要綱”所定的原則，慢慢調整。第二點是特殊事態，必須至和平恢復，依情勢的發展，再加調整，這就是說，假如“既成事實”比照原則應當讓步，日方仍要堅持“既成事實”，不使變更，最多衹能將普通的事實慢慢的調整一下。除這兩點原則規定之外，在附件之中處處申述“既成事實”應當繼承或繼續，於是所謂“要綱”，雖經過多月的談判簽字立約，依然是一個虛偽的條文，在日方的本意，不外乎要“汪政權”承認既成事實，化為條約及國內法。一月三日，我離開上海時，留信給汪先生說道：“今日組府，不過使不平等不獨立不自由之條件化為法律，不過使亡國之既成事實化為條件，此外有何意義？”這幾句話，正點明日本提出所謂“要綱”而促成汪先生“組府”的一片用心。
◎二、“新政權”之割裂與空虛
日本軍人尋不着結束中日戰爭的方法，為了欺瞞日本國民，乃欲造一個“中央政府”而與之締結和約。日本仍然沒有比他們製造“滿州國”的手段不同的新手段。汪先生在他們手段之下，不過是一個溥儀，周佛海去年四月間也曾對我說過：“日本要找一個溥儀，那有比汪先生再好的溥儀？”換句話說，日本軍人並沒有雅量，讓所謂“汪政權”有自存的力量，乃至於有執行和約的能力，他們一方面天天宣傳所謂“樹立新中央政權”，一方面天天加強華北的特殊化，加強“湖北省政府”的組織，加強“廣州維持會”並保障“維新政府”的人事和政務，不許變更；他們務必使汪即上臺，依然是赤手空人，毫沒有權，沒有力，沒有餘地，來取得“要綱”給與的一點便利，一點優惠，假如其中有一點便利和優惠。
一個政府，有兩種現實的物質的基礎，一種是經濟財政，一種是軍事力量，有謂“新中央政權”的經濟財政基礎在那裏呢？華北的經濟行政，由所謂“華北政務委員會”主持而得以便宜處置，華北的經濟事業，操在“華北開發公司”這一類獨占組織之手，“新政權”都不能過問；華中的經濟行政，受“中日經濟協議機關”的影響，而經濟事業操在“華中振興公司”一類獨占組織手裏，沒有一點經濟力量留給中國人。自財政金融政策，全要日方“協助”，不能自主的規定，華北的關口統稅，規定全部或大部為“華北政委會”充作日本對華北的投資。華中的財政收入，現在全在日人掌握之中，要“新政權”履行並允諾許多條件之後，纔可以用藉款方式發還一點。“新中央”的新財政部長的新猷，據我個人截至一月三日正午搭船為止所知，不過是希望日方撥還關餘四千萬元，日方又說關餘不多，他衹得要求日方五千萬元的藉款，其實藉款仍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一切財源都在日人手中，除了仰其鼻息之外，“新政權”連開張也不能開張，至於開張以後，拿什麽過日子，那就要看“新財長”去年五月早已答應“欣然要請”的日人財政顧問的無邊的法力了！
說到軍事力量，汪先生初出重慶的時候，據梅忠平報告，日方允許撥給軍械讓汪先生訓練軍隊四十個師團，後來汪先生及其幹部從沒有再見日方說過這樣慷慨的話；去年九月，王剋敏告訴汪先生幹部某君道：“當初日本請我們出來，也答應過可以訓練十師軍隊，上臺以後，這話就沒有了。”可想的所謂“中央軍官團”，即他們認為可以統一中國的基本武力者，千難萬難，纔招了一批，再沒有第二批可招。其槍械則不發，有製服則不許穿着出團部之門，其青天白日旗則不許竪立，其青天白日帽章則製成之後，鎖進箱籠，不許戴，其教練用器，衹有步槍，即二xFC笨誥兜男∨詼疾恍磽旁奔xFB面，一切團務都要受一位日人少佐教官的支配，那中將教育長，每次要低首下心於此少佐公指示之下，這麽“受友邦協助令人感激”的軍事訓練機關，據說那所謂第一集團軍，連步槍都是希世奇珍，而其支配者，乃是日人“軍曹”地位的憲兵，軍曹與中國之上士同級，是大傢都知道的。
將來“新中央”成立之後，守衛及警備，仍仰仗日本軍隊和憲兵，除非能夠死心塌地，把日本軍隊當做自己的親軍，把日本憲兵看做自己衛士，誰能否認這個“政府”是日本槍桿之下的政府？任援道本有幾千衛隊，陳群手下也有些警察，因為他們要作“軍政部長”“內政部長”一度為周（佛海）丁（默村）所阻礙，他們便離心離德，汪先生進京，衹好仍然請教日本憲兵了。
日本允許於“和平”恢復後，隨治安之確立、於二年內撤兵：假定“新中央”成立之後，一年而“和平”認為恢復，兩年而治安認為確立，則此“新中央”已由日軍看守至三年之久，何況日本要求南京為維持治安駐兵地點之一，此“新中央”即令再過三年，成為“舊中央”，也不能離開日本軍憲一步。日本軍憲挾持之下的政府，還講什麽“獨立自由”？這不是上欺祖宗，下瞞兒孫的話麽？
現在“臨時”和“維新”政府行政實況，可以供我們參考，“政府”不能指揮省政府，省政府不能指揮縣政府。上級機關不能指揮下級機關，甚至長官不能支配僚屬，日方各級特務機關有聯絡有控製，中國人無聯絡無控製，一科之中有一個日人，一科便受其指揮；一部中有一位日籍官員，一部便受其牽製；日人的名義叫做顧問，叫做聯絡專員，叫做什麽都不相幹，所謂“新中央”不過是一“維新政府”的擴大，當然不能把這種實況改革一新，何況在密約上還有多種多樣的日籍顧問職員！
負責的長官傢裏，駐有日本憲兵，出門一步都有憲兵陪坐，到了上海，衹可以住虹口，如果這位長官要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去，都要憲兵知道，每天晚上，憲兵把他的言行往來作成三份報告，一份到憲兵司令部，一份到特務機關，一份到軍司令那兒去，重要的長官總有兒子或近親“留學”日本，我那兩位十幾年老友，雖還沒有上南京任部長，兒子已由一位日本少尉陪往東京了；他們以為日本優待他們的子弟，當做“王子”一樣的待遇，他們不知道北平南京許多要人的子弟，一樣的都在東京作質子。
◎三、日本的交捲主義
這種條件之下，成立這樣的“政府”，於中國固然有損，於日本卻也無益；我現在說明日本方面受不着實益這一點。
依國民的常識，政治的常理，外交的常道，日本對於中國衹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澈底的徵服，一條路是及時的講和。日本要徵服全中國，是不可能的，他要北自黑竜江，南至海南島，東自東海，西到西藏，都駐兵，都遣吏：姑無論他現在有沒有充分的國力，即令把國力用盡，勉強做到，他再拿什麽力量以與列強角逐於世界，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
日本明白不能徵服中國，日本國內，充滿了“結束事變”的要求，日本國民切望中日戰爭及早停止，及早解决，他們消極的想節省更大更多，以致日本國力不能支持的消耗，他們積極的想趁歐戰未停的今日，了結中日事變，發展國外貿易，擴大國外市場。這樣迫切的要求，已使日本朝野各方改變了過去兩年半以來的觀感。日本的政黨，産業界，以至於海軍，陸軍的統製派都感染了這種迫切要求的影響。
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延長戰爭呢，還是結束戰爭呢？當然，他們都想結束戰爭，都不願意延長戰爭，什麽“一一六宣言”，什麽“近衛聲明”在日本國內漸漸無人感覺興趣，都漸漸無人理會。“汪政權”究竟能不能結束事變呢？這個很容易看透的問題，在日本國內漸漸被人看透了。
很明白的，“汪政權”並不能下一度有效的命令，叫中國任何一師一團軍隊停止戰鬥行為，如此這般的“政府”，怎能夠與日本政府商量結束戰爭？從日本方面看來“汪政權”，不獨不能助成日本少出一師團，或多撤一聯隊的軍隊，並且成為日本的一種多餘的負擔。日本人嚮來把錢看得大的，汪派未上臺以前，日本要供給活動費，早有不少的日本人說是“不經濟”，還有一些日本人說“錢用得不得法”。上臺時，日本如不藉款，便開張也是睏難，走路要日人預備飛機車輛船衹，出門要日人佈置哨兵崗位，住居要他們占房屋騰房屋，日人這樣的服侍他們，是為了什麽？他們無非要汪派拉軍隊，找名流。到如今，軍隊沒有一支，名流沒有一個，已來的人普遍的怠工――國民良心未泯滅――再加以不斷的渙散！國民良心發動的渙散，這樣的集團組府以後，自存的能力都沒有，那有力量結束中日戰爭！日本豈不明知他們如果以全力支持這個“新政權”，不外乎延長戰爭，於是乎去年九十月間，日本社會裏面已出現有力的“汪政權不必要論”，自今年一月起，日本言論界已從捧汪一變而為輕汪了。
日本果然要延長戰爭，打下去好了，無需乎任何傀儡，更無需乎“新中央政權”。日本果然要結束戰爭，任何傀儡不獨無益，而且有礙。“新中央”也並不比“臨時”或“維新”更有用場。現在，日本軍人已經吹響了法蠃，組府也不好，不組也不好，日本對於“新中央”的無可奈何，反映為汪先生及其集團在滬西的不生不死。
然而板垣派，尤其板垣之下影佐一支，為什麽要汪先生上臺呢？他們在近衛聲明的時候，進了場闈，抄了題目，到現在，他們無論是黑捲也好，白捲也好，總免不了一套，捲雖要交，日期卻有問題。如若交捲有礙於日本的外交，或有害於和平前途，他們也衹好延宕。去年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今年一月一日，都是影佐周佛海擬下的交捲之期，可是一期延一期，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研究如何，仍然衹有天曉得。影佐以“新政權”導演的資格，當然不能自己開口叫他們延期，他衹有運用喜多原田促使王、梁橫生阻礙；這個事實，任何人當下可以看得明白，不明白的衹有汪周梅三人而已。
板垣一派以外，各方面的日本人都知道，這本捲子還沒有交上去，已經無用，要結束事變，必須另想途徑。就在板垣一派裏面，一樣的在另尋途徑，在參謀本部內，接任影佐職務的某人對人說道：“汪派極好辦，新政府不成問題，可是解决中國問題，還須另找辦法。”聽這句話的人趕緊告訴我，我卻不願告訴汪先生，因為不明白日本人真實的心境。
板垣之下；影佐總是全力支持“汪政權”的吧，但是影佐也沒有準備在汪派失敗之時切腹自殺，他也在預備第二本捲子，他正在製造一個青年團以與汪派對立，他的機關之內，某人正在支持陳中孚的“新同盟會”以與汪派為難，周佛海問他為什麽幫助陳中孚，影佐答復是“他糊塗”。猶之乎周問影佐說：“喜多原田昨晚為什麽叫王、梁反對中政會？”影佐答道：“昨晚喜多原田喝醉酒。”周相信，汪先生也會相信。
日本各方面都在另尋途徑，不過另外的途徑暫時尋找不出來，日本一面要結束戰爭，一面又不肯放棄侵略政策及徵服夢想，其結果衹有自造夢境，指着某某為中國政權，而與之締結全部包含日本軍人理想的和約，名之曰“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他們先交這一捲，以後再交別的捲，衹可惜汪先生一輩子的政治生命以及天賦的自由權，都隨着這一捲交進去了。
◎四、汪派的心境
在這樣勉強又勉強，無賴又無賴的狀況之下，周梅諸君，以至於汪先生夫婦的心境，是不是還有很高的興致去到南京成立其所謂“國民政府”呢？我很痛心，很率直的說：“他們的興致不好，尤其是汪先生的興致甚低。”
中日之間，現在繼續民族國傢生死存亡的鬥爭，在民族鬥爭裏，無論是戰是和，必須保我森嚴的壁壘、堅強的陣容。在民族壁壘的後面，戰可以堅持，和可以對等，為了民族的壁壘，我們要保持自己的軍事力量，要保持自己的經濟力量．又要保持自己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和民族國傢的政治的理想。因此“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如果一人一派，失落了民族的壁壘，不獨妨害民族國傢，抑且終為民族鬥爭中的犧牲者，國傢對於這種犧牲永不會有一點兒同情。
汪先生及周梅諸君的錯誤，就是失去了民族的壁壘，他們走進了日本軍隊憲兵的後方；想在日營裏面和日帥講和，且幻想可以得到獨立自由的條件。成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於不可救藥。
由於一念之差，便發生心境上各種的變態，在四個月出生入死的生活中，我窺察他們一群的心理，有時寫下一些筆記，下一段是寫傀儡的構成：
“其始也覺日人之易與，其繼也覺日人之可親，其終也始發見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則亦惟有順從之惟恐不及，極其所至，不用思想，不用考慮，衹以日方之結論，不復念及其所以達此結論之理論與理由。”
他們往往笑王梁俯首聽命於喜多原田，殊不知他們自己也一樣聽影佐的話，下面一段專寫此事：
“影喜則喜，影憂則憂，影偽喜而彼則真喜，影偽憂則彼真戚然以憂矣，彼等今日感於影之淚，他們上臺，則影臉一變，或被召回國而繼之以為特務長者，必較喜多原田對待王梁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久而久之，他們的修養就到了，“從影所欲小路矩”的上乘的境界，反之，其對於中國人則不然，我曾記過：
“由於羞見畏見中國人，乃浸假而惡見中國人，其終乃恨見中國人，久之，乃衹信日方，衹信日方，所引見之中國人，以為非此無以為友也。乃至於醫師、衛士、記者、妓女，惟日籍者始為可信可親可愛，反之，其對於愛國之同胞，不肯或尚未臣奴於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者，衹有一念曰“殺”，於是乎堂皇之偉大人物，一化而為丁默村，除丁默村之賊殺行為以外，吾不復發見周梅有何種之政策與政術，彼以為天下人有錢可買，而有槍可伏，彼不知今日之事，乃民族鬥爭，一般人雖為生活或人事之拖牽而受錢，然良心未泯者，莫不怠工，良心已泯者，本無工可作，至於槍，則老子有雲：‘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彼乃不知也？”
丁默村及其部下，也並不是居心殺人，他們曾屢次建言於周佛海說過：“殺人要適可而止，否則國人的反感可怕”，我曾寫此事道：
“彼用有淚之人也，而亦有血，彼惟缺骨而已，基於骨之缺乏，乃至於事事以日人為可信可親，不復記憶日本軍隊現正在戰場之上嚮我同胞之軍民開炮，於是送子為質於東京，留傢為質於滬西，再欲自異於王梁。或欲自拔於儕類，而亦無由拔起，則惟有鼓起自殺自戕之心理，一不做二不休，衹恐朋友之不同流，惟恐同胞之不下水，尤恐妻孥子女不甘心為日本之臣奴，於是其初則頽唐浪漫怠工，其終則鼓勇以邁進，此其中有多少之血淚以與其工作相拒，吾至今始知石敬塘、張邦昌、劉豫、史天佐皆並無快樂逍遙之心境，未必由於不得已，以至於得已亦不得已也。”
我痛心的希望國人能夠揮淚救出他們來，我相信他們總有一天澈底的悔恨，我相信他們總有一天轉一念以脫離日本軍人的役使。
◎五、條件與政權
總之，我們對於所謂“新政權”，一方面要看敵人條件之苛酷與廣泛，在這條件之下，“新政權”衹是化既成事實為條件，再使條件為法律的一具助人亡我的機器。
他方面，我們要看清楚，縱令日方的條件好，這樣不能自存不能自立的“政府”，在日方軍隊憲警扶持之下，他衹能夠“送”，不能夠“取”，即令日方的條件好，他們也無力量收得回來。
日本方面看見“新政權”决無能力，以結束事變，在國際外交上，在對華政策上，“新政權”是一個障礙，至少也絲毫沒有裨益，“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及“新政權”終必為日方所廢棄。
即令現在的時機很晚，我仍然揮我的血淚，希望汪先生及周梅諸君懸崖勒馬，放棄如此條件之下的一切活動。
◎一、日汪條件之苛酷與虛偽
日汪協定的內容，無論文字上怎樣修改和裝飾，簡單率直的說，日本對於中國，想要並吞滿蒙，獨占華北，封鎖華中，控製華南，換句話說，日本對中國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竜江，南至海南島，上達天空的氣象，下抵地裏的礦藏，中則由東以至西北，由領海以至於內河，無不占有，無不控製，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內蒙控製華北，以華北控製華中，以華中控製華南。由地方面看，他要化華南為華中，化華中為華北，化華北為內蒙，化內蒙為滿洲，化滿洲為朝鮮。
日本對於太平洋上的列強，則以長城綫，正太膠濟綫以至於隴海綫為對俄作戰的三道防綫，駐華日軍，他又占用海南島、三竈島，東沙島，西沙島、南鵬島，大隗島，廈門以為日本海軍根據地，控製廣閩，包圍香港，壓迫廣州灣，對抗海防與新加坡，窺伺菲律賓。
其經濟的手段，則對於中國資源與各種企業，以獨占、合辦、協力的方法，不論中國人願意不願意，一律加以支配。其經濟的力量，並不來自日本；他的辦法是搜括中國財政的收入，以為日本在中國經營各種事業的投資。
在思想方面，日本恐怕中國人感覺他敲骨吸髓的痛苦，將來必起反抗，乃對文化教育加以統製，他要從生理到心理，徹底統治中國的國民。
日方已經由汪兆銘先生之手，提出他對於中國的全部要求。比之於今日以前及今日以後，日本軍隊及特務人員已經造成或將要造成的“事實”，萬一有些讓步，他在“要綱”的前面：鄭重聲明兩點：第一點是普通的既成事實，應依“要綱”所定的原則，慢慢調整。第二點是特殊事態，必須至和平恢復，依情勢的發展，再加調整，這就是說，假如“既成事實”比照原則應當讓步，日方仍要堅持“既成事實”，不使變更，最多衹能將普通的事實慢慢的調整一下。除這兩點原則規定之外，在附件之中處處申述“既成事實”應當繼承或繼續，於是所謂“要綱”，雖經過多月的談判簽字立約，依然是一個虛偽的條文，在日方的本意，不外乎要“汪政權”承認既成事實，化為條約及國內法。一月三日，我離開上海時，留信給汪先生說道：“今日組府，不過使不平等不獨立不自由之條件化為法律，不過使亡國之既成事實化為條件，此外有何意義？”這幾句話，正點明日本提出所謂“要綱”而促成汪先生“組府”的一片用心。
◎二、“新政權”之割裂與空虛
日本軍人尋不着結束中日戰爭的方法，為了欺瞞日本國民，乃欲造一個“中央政府”而與之締結和約。日本仍然沒有比他們製造“滿州國”的手段不同的新手段。汪先生在他們手段之下，不過是一個溥儀，周佛海去年四月間也曾對我說過：“日本要找一個溥儀，那有比汪先生再好的溥儀？”換句話說，日本軍人並沒有雅量，讓所謂“汪政權”有自存的力量，乃至於有執行和約的能力，他們一方面天天宣傳所謂“樹立新中央政權”，一方面天天加強華北的特殊化，加強“湖北省政府”的組織，加強“廣州維持會”並保障“維新政府”的人事和政務，不許變更；他們務必使汪即上臺，依然是赤手空人，毫沒有權，沒有力，沒有餘地，來取得“要綱”給與的一點便利，一點優惠，假如其中有一點便利和優惠。
一個政府，有兩種現實的物質的基礎，一種是經濟財政，一種是軍事力量，有謂“新中央政權”的經濟財政基礎在那裏呢？華北的經濟行政，由所謂“華北政務委員會”主持而得以便宜處置，華北的經濟事業，操在“華北開發公司”這一類獨占組織之手，“新政權”都不能過問；華中的經濟行政，受“中日經濟協議機關”的影響，而經濟事業操在“華中振興公司”一類獨占組織手裏，沒有一點經濟力量留給中國人。自財政金融政策，全要日方“協助”，不能自主的規定，華北的關口統稅，規定全部或大部為“華北政委會”充作日本對華北的投資。華中的財政收入，現在全在日人掌握之中，要“新政權”履行並允諾許多條件之後，纔可以用藉款方式發還一點。“新中央”的新財政部長的新猷，據我個人截至一月三日正午搭船為止所知，不過是希望日方撥還關餘四千萬元，日方又說關餘不多，他衹得要求日方五千萬元的藉款，其實藉款仍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一切財源都在日人手中，除了仰其鼻息之外，“新政權”連開張也不能開張，至於開張以後，拿什麽過日子，那就要看“新財長”去年五月早已答應“欣然要請”的日人財政顧問的無邊的法力了！
說到軍事力量，汪先生初出重慶的時候，據梅忠平報告，日方允許撥給軍械讓汪先生訓練軍隊四十個師團，後來汪先生及其幹部從沒有再見日方說過這樣慷慨的話；去年九月，王剋敏告訴汪先生幹部某君道：“當初日本請我們出來，也答應過可以訓練十師軍隊，上臺以後，這話就沒有了。”可想的所謂“中央軍官團”，即他們認為可以統一中國的基本武力者，千難萬難，纔招了一批，再沒有第二批可招。其槍械則不發，有製服則不許穿着出團部之門，其青天白日旗則不許竪立，其青天白日帽章則製成之後，鎖進箱籠，不許戴，其教練用器，衹有步槍，即二xFC笨誥兜男∨詼疾恍磽旁奔xFB面，一切團務都要受一位日人少佐教官的支配，那中將教育長，每次要低首下心於此少佐公指示之下，這麽“受友邦協助令人感激”的軍事訓練機關，據說那所謂第一集團軍，連步槍都是希世奇珍，而其支配者，乃是日人“軍曹”地位的憲兵，軍曹與中國之上士同級，是大傢都知道的。
將來“新中央”成立之後，守衛及警備，仍仰仗日本軍隊和憲兵，除非能夠死心塌地，把日本軍隊當做自己的親軍，把日本憲兵看做自己衛士，誰能否認這個“政府”是日本槍桿之下的政府？任援道本有幾千衛隊，陳群手下也有些警察，因為他們要作“軍政部長”“內政部長”一度為周（佛海）丁（默村）所阻礙，他們便離心離德，汪先生進京，衹好仍然請教日本憲兵了。
日本允許於“和平”恢復後，隨治安之確立、於二年內撤兵：假定“新中央”成立之後，一年而“和平”認為恢復，兩年而治安認為確立，則此“新中央”已由日軍看守至三年之久，何況日本要求南京為維持治安駐兵地點之一，此“新中央”即令再過三年，成為“舊中央”，也不能離開日本軍憲一步。日本軍憲挾持之下的政府，還講什麽“獨立自由”？這不是上欺祖宗，下瞞兒孫的話麽？
現在“臨時”和“維新”政府行政實況，可以供我們參考，“政府”不能指揮省政府，省政府不能指揮縣政府。上級機關不能指揮下級機關，甚至長官不能支配僚屬，日方各級特務機關有聯絡有控製，中國人無聯絡無控製，一科之中有一個日人，一科便受其指揮；一部中有一位日籍官員，一部便受其牽製；日人的名義叫做顧問，叫做聯絡專員，叫做什麽都不相幹，所謂“新中央”不過是一“維新政府”的擴大，當然不能把這種實況改革一新，何況在密約上還有多種多樣的日籍顧問職員！
負責的長官傢裏，駐有日本憲兵，出門一步都有憲兵陪坐，到了上海，衹可以住虹口，如果這位長官要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去，都要憲兵知道，每天晚上，憲兵把他的言行往來作成三份報告，一份到憲兵司令部，一份到特務機關，一份到軍司令那兒去，重要的長官總有兒子或近親“留學”日本，我那兩位十幾年老友，雖還沒有上南京任部長，兒子已由一位日本少尉陪往東京了；他們以為日本優待他們的子弟，當做“王子”一樣的待遇，他們不知道北平南京許多要人的子弟，一樣的都在東京作質子。
◎三、日本的交捲主義
這種條件之下，成立這樣的“政府”，於中國固然有損，於日本卻也無益；我現在說明日本方面受不着實益這一點。
依國民的常識，政治的常理，外交的常道，日本對於中國衹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澈底的徵服，一條路是及時的講和。日本要徵服全中國，是不可能的，他要北自黑竜江，南至海南島，東自東海，西到西藏，都駐兵，都遣吏：姑無論他現在有沒有充分的國力，即令把國力用盡，勉強做到，他再拿什麽力量以與列強角逐於世界，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
日本明白不能徵服中國，日本國內，充滿了“結束事變”的要求，日本國民切望中日戰爭及早停止，及早解决，他們消極的想節省更大更多，以致日本國力不能支持的消耗，他們積極的想趁歐戰未停的今日，了結中日事變，發展國外貿易，擴大國外市場。這樣迫切的要求，已使日本朝野各方改變了過去兩年半以來的觀感。日本的政黨，産業界，以至於海軍，陸軍的統製派都感染了這種迫切要求的影響。
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延長戰爭呢，還是結束戰爭呢？當然，他們都想結束戰爭，都不願意延長戰爭，什麽“一一六宣言”，什麽“近衛聲明”在日本國內漸漸無人感覺興趣，都漸漸無人理會。“汪政權”究竟能不能結束事變呢？這個很容易看透的問題，在日本國內漸漸被人看透了。
很明白的，“汪政權”並不能下一度有效的命令，叫中國任何一師一團軍隊停止戰鬥行為，如此這般的“政府”，怎能夠與日本政府商量結束戰爭？從日本方面看來“汪政權”，不獨不能助成日本少出一師團，或多撤一聯隊的軍隊，並且成為日本的一種多餘的負擔。日本人嚮來把錢看得大的，汪派未上臺以前，日本要供給活動費，早有不少的日本人說是“不經濟”，還有一些日本人說“錢用得不得法”。上臺時，日本如不藉款，便開張也是睏難，走路要日人預備飛機車輛船衹，出門要日人佈置哨兵崗位，住居要他們占房屋騰房屋，日人這樣的服侍他們，是為了什麽？他們無非要汪派拉軍隊，找名流。到如今，軍隊沒有一支，名流沒有一個，已來的人普遍的怠工――國民良心未泯滅――再加以不斷的渙散！國民良心發動的渙散，這樣的集團組府以後，自存的能力都沒有，那有力量結束中日戰爭！日本豈不明知他們如果以全力支持這個“新政權”，不外乎延長戰爭，於是乎去年九十月間，日本社會裏面已出現有力的“汪政權不必要論”，自今年一月起，日本言論界已從捧汪一變而為輕汪了。
日本果然要延長戰爭，打下去好了，無需乎任何傀儡，更無需乎“新中央政權”。日本果然要結束戰爭，任何傀儡不獨無益，而且有礙。“新中央”也並不比“臨時”或“維新”更有用場。現在，日本軍人已經吹響了法蠃，組府也不好，不組也不好，日本對於“新中央”的無可奈何，反映為汪先生及其集團在滬西的不生不死。
然而板垣派，尤其板垣之下影佐一支，為什麽要汪先生上臺呢？他們在近衛聲明的時候，進了場闈，抄了題目，到現在，他們無論是黑捲也好，白捲也好，總免不了一套，捲雖要交，日期卻有問題。如若交捲有礙於日本的外交，或有害於和平前途，他們也衹好延宕。去年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今年一月一日，都是影佐周佛海擬下的交捲之期，可是一期延一期，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研究如何，仍然衹有天曉得。影佐以“新政權”導演的資格，當然不能自己開口叫他們延期，他衹有運用喜多原田促使王、梁橫生阻礙；這個事實，任何人當下可以看得明白，不明白的衹有汪周梅三人而已。
板垣一派以外，各方面的日本人都知道，這本捲子還沒有交上去，已經無用，要結束事變，必須另想途徑。就在板垣一派裏面，一樣的在另尋途徑，在參謀本部內，接任影佐職務的某人對人說道：“汪派極好辦，新政府不成問題，可是解决中國問題，還須另找辦法。”聽這句話的人趕緊告訴我，我卻不願告訴汪先生，因為不明白日本人真實的心境。
板垣之下；影佐總是全力支持“汪政權”的吧，但是影佐也沒有準備在汪派失敗之時切腹自殺，他也在預備第二本捲子，他正在製造一個青年團以與汪派對立，他的機關之內，某人正在支持陳中孚的“新同盟會”以與汪派為難，周佛海問他為什麽幫助陳中孚，影佐答復是“他糊塗”。猶之乎周問影佐說：“喜多原田昨晚為什麽叫王、梁反對中政會？”影佐答道：“昨晚喜多原田喝醉酒。”周相信，汪先生也會相信。
日本各方面都在另尋途徑，不過另外的途徑暫時尋找不出來，日本一面要結束戰爭，一面又不肯放棄侵略政策及徵服夢想，其結果衹有自造夢境，指着某某為中國政權，而與之締結全部包含日本軍人理想的和約，名之曰“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他們先交這一捲，以後再交別的捲，衹可惜汪先生一輩子的政治生命以及天賦的自由權，都隨着這一捲交進去了。
◎四、汪派的心境
在這樣勉強又勉強，無賴又無賴的狀況之下，周梅諸君，以至於汪先生夫婦的心境，是不是還有很高的興致去到南京成立其所謂“國民政府”呢？我很痛心，很率直的說：“他們的興致不好，尤其是汪先生的興致甚低。”
中日之間，現在繼續民族國傢生死存亡的鬥爭，在民族鬥爭裏，無論是戰是和，必須保我森嚴的壁壘、堅強的陣容。在民族壁壘的後面，戰可以堅持，和可以對等，為了民族的壁壘，我們要保持自己的軍事力量，要保持自己的經濟力量．又要保持自己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和民族國傢的政治的理想。因此“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如果一人一派，失落了民族的壁壘，不獨妨害民族國傢，抑且終為民族鬥爭中的犧牲者，國傢對於這種犧牲永不會有一點兒同情。
汪先生及周梅諸君的錯誤，就是失去了民族的壁壘，他們走進了日本軍隊憲兵的後方；想在日營裏面和日帥講和，且幻想可以得到獨立自由的條件。成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於不可救藥。
由於一念之差，便發生心境上各種的變態，在四個月出生入死的生活中，我窺察他們一群的心理，有時寫下一些筆記，下一段是寫傀儡的構成：
“其始也覺日人之易與，其繼也覺日人之可親，其終也始發見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則亦惟有順從之惟恐不及，極其所至，不用思想，不用考慮，衹以日方之結論，不復念及其所以達此結論之理論與理由。”
他們往往笑王梁俯首聽命於喜多原田，殊不知他們自己也一樣聽影佐的話，下面一段專寫此事：
“影喜則喜，影憂則憂，影偽喜而彼則真喜，影偽憂則彼真戚然以憂矣，彼等今日感於影之淚，他們上臺，則影臉一變，或被召回國而繼之以為特務長者，必較喜多原田對待王梁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久而久之，他們的修養就到了，“從影所欲小路矩”的上乘的境界，反之，其對於中國人則不然，我曾記過：
“由於羞見畏見中國人，乃浸假而惡見中國人，其終乃恨見中國人，久之，乃衹信日方，衹信日方，所引見之中國人，以為非此無以為友也。乃至於醫師、衛士、記者、妓女，惟日籍者始為可信可親可愛，反之，其對於愛國之同胞，不肯或尚未臣奴於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者，衹有一念曰“殺”，於是乎堂皇之偉大人物，一化而為丁默村，除丁默村之賊殺行為以外，吾不復發見周梅有何種之政策與政術，彼以為天下人有錢可買，而有槍可伏，彼不知今日之事，乃民族鬥爭，一般人雖為生活或人事之拖牽而受錢，然良心未泯者，莫不怠工，良心已泯者，本無工可作，至於槍，則老子有雲：‘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彼乃不知也？”
丁默村及其部下，也並不是居心殺人，他們曾屢次建言於周佛海說過：“殺人要適可而止，否則國人的反感可怕”，我曾寫此事道：
“彼用有淚之人也，而亦有血，彼惟缺骨而已，基於骨之缺乏，乃至於事事以日人為可信可親，不復記憶日本軍隊現正在戰場之上嚮我同胞之軍民開炮，於是送子為質於東京，留傢為質於滬西，再欲自異於王梁。或欲自拔於儕類，而亦無由拔起，則惟有鼓起自殺自戕之心理，一不做二不休，衹恐朋友之不同流，惟恐同胞之不下水，尤恐妻孥子女不甘心為日本之臣奴，於是其初則頽唐浪漫怠工，其終則鼓勇以邁進，此其中有多少之血淚以與其工作相拒，吾至今始知石敬塘、張邦昌、劉豫、史天佐皆並無快樂逍遙之心境，未必由於不得已，以至於得已亦不得已也。”
我痛心的希望國人能夠揮淚救出他們來，我相信他們總有一天澈底的悔恨，我相信他們總有一天轉一念以脫離日本軍人的役使。
◎五、條件與政權
總之，我們對於所謂“新政權”，一方面要看敵人條件之苛酷與廣泛，在這條件之下，“新政權”衹是化既成事實為條件，再使條件為法律的一具助人亡我的機器。
他方面，我們要看清楚，縱令日方的條件好，這樣不能自存不能自立的“政府”，在日方軍隊憲警扶持之下，他衹能夠“送”，不能夠“取”，即令日方的條件好，他們也無力量收得回來。
日本方面看見“新政權”决無能力，以結束事變，在國際外交上，在對華政策上，“新政權”是一個障礙，至少也絲毫沒有裨益，“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及“新政權”終必為日方所廢棄。
即令現在的時機很晚，我仍然揮我的血淚，希望汪先生及周梅諸君懸崖勒馬，放棄如此條件之下的一切活動。
◎一、“新政權”又延期
影佐、周佛海在本年一月初間預定二月二十二日成立所謂“新中央政府”，因此他們趕着開青島會議，接着又開上海會議，準備所謂“中央政治會議”的開會。事不如人願，為什麽到今天還沒有看見他們登場呢？他們還預備着一個日期――三月十二日，可以成立“新政權”。以今天的情勢推測，三月十二日總又是空過那一天。
率直的說，汪，周，梅聽命於影佐，影佐聽命於日本中央軍部。他們縱然挂上招子，上面寫着二月二十二日或三月十二日開演，風雨無阻，决不延期；若是日本中央軍部要延期，他們也衹好延期。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周佛海報告汪道：“日本內閣有一個决議，把新中央成立的事情，全權交給影佐機關”。這是我親耳聽見的；可是影佐定的期怎麽又不靈呢？簡單的說，風雨無阻，王、梁有阻，所以青島、上海會談都不順利。可是大傢知道，王、梁聽命於喜多、原田。喜多、原田又聽命於日本中央軍部，日本軍部叫喜多、王和原田、梁阻礙他們，他們有什麽法子？聽說周佛海一度到東京去告禦狀，也沒有告得好，其實事情本沒有什麽可怪。
我在二月二日發表的論文“新政權是什麽”裏面，曾指出日本要延宕所謂“新政權”，不好由影佐開口，衹好由喜多、原田出馬扮演黑花臉來阻撓他們，這是日方的雙簧，也是日方對於汪派傀儡化的打磨和訓練，訓練得他們喜怒哀樂由人不由己。
◎二、去年延期的先例
回想去年九月底，也曾有過這麽的一回。
影佐、周預定九月下旬乘兩偽組織在南京開聯合會議的時機，汪往南京會見王、梁，作召集所謂“中央政治會議”的準備，十月中召開“中政會”，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新中央”。
汪於九月二十左右到了南京。第一天中午，汪與兩偽組織人會談，宣佈那不久以後被日方全案推翻的“關於尊重中國主權之要望”。會後，汪、王、梁單獨談話，汪要求他們同意於“中政會”的辦法並參加；王剋敏很老實的說道：“喜多到東京去了，他臨行叫我不要同意中政會，我答應也是無效的，要等他來决定。”
第二天上午，喜多與影佐同到南京，影佐當下嚮喜多、原田、王、梁宣佈阿部內閣支持“汪政權”的决意。汪聽見了極端的高興，以為事情總沒有問題了吧？誰知道下午九時，王、梁來回答道：“我們對中政會人事人數分配和國旗等議題，都不同意”。王剋敏補充道：“我們沒有意見，這是喜多、原田的意見。”於是汪轉為極端的失望，决定明天一早飛回上海。
這樣的决定之後，第三日上午，周佛海告知影佐，影佐答道：“喜多、原田昨晚喝醉了酒”。周很高興把酒醉喜多的事報告汪，汪也欣然相信。於是在影佐、喜多、原田三位導演親上鏡頭最緊張一幕中，勉強結束南京會談。到下午，汪纔回上海，原來飛機是日方準備，你要回到上海，那能就飛。
因此所謂十一月十二日的日期延宕下去，直到十月底，影佐、周又定下十一月二十日召開“中政會”，一月一日成立“新中央”；然而到了十一月，“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談判停了下來，那影佐“將軍不見面”回到東京去，這個日期又拖下去了。
這是我耳聞目見的延宕和訓練法――喜怒哀樂由人不由己的訓練法。今年一月至二月的青島、上海兩次會談，我雖沒有去觀光，可是我在去年十二月早已聽見日方的消息，說青島會談，定有問題，如今且看兩次會談以後，一時之間，“新政權”的成立程序，又呈停滯的狀況，聽說問題又出在王剋敏，王剋敏問題，就是喜多問題，喜多問題仍然是日本中央軍部的問題，誰叫他們延期，是可想而知又可想而知的了。
◎三、為什麽又延期
明白的說，日方又延期，其中原因之一，是觀望國際情勢的變動。
在去年八月以前，德義日共同防共同盟，助長了日本在國際上威勢不少。日本與德義東西呼應，彼此提攜，以與英法美對抗，很有些活潑的情形。假如日本那時候樹立所謂“新政權”，極少可以得到德義的承認，緊張氣焰。
假如日本堅决的加入德義軍事同盟，又假如歐洲大戰由於德義日軍事同盟發動，又假如義大利積極參戰，在這樣三重假定之下，日本對於所謂“新中央”纔可以風雨無阻，决不延期。
不料事實是德蘇之間突然訂立協定，對抗英法。在日本國內，主張加強德義日同盟的板垣，受了可以使有氣節的武士道者切腹的失敗，平沼內閣因此下臺，日本因此延宕所謂“新政權”最初擬定的成立日期――去年十月十日。
歐戰爆發，日本軍人歡喜如狂，他們以為這一回，日本的國運可以一轉而左右逢源。他們以為英法要撤退印度洋以東的武力，美國的力量，要牽到歐洲的險惡局面去用了。如若這樣，日本可以放手解决中國問題，並可以再進一步發展他的國威，一直到印度洋的西首。
又不料事實是英法德三國宣而不戰，義大利守着中立，與德日的關係，全然疏隔，義大利無所求助於日本，關係也鬆懈下來。美國卻以全力顧到遠東，英國也不肯痛快的退讓。
於是日本國內，國民埋怨戰爭，期望“中日事變”的結束，以趁歐戰的時機，發展工商事業。怎樣纔可以結束戰爭呢？主張親英美的一派與主張親德蘇的一派，漸由相激蕩而相鬥爭。他們的戰爭愈演愈烈，但在實際上，日本親德蘇麽？德蘇的軍事同盟還沒有成立，蘇聯是否全力投入歐戰，大是問題，日本親英美麽？阿部以至於米內內閣的媚笑政策，絲毫不收實效。在這樣一個拖延而孤立的國際情勢之下，日本那有什麽明朗的有聲勢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可取？
他樹立“新政權”麽？在一方面，英法美尤其美國，决不承認，更可以把美日關係惡化起來；在另一方面，德國的承認沒有可能，義大利的承認，日本又拿什麽交換條件巴結他？樹立“新中央”，於日本外交現勢，有害而無益。到了最近，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渡大西洋，第一腳便踏上義大利的國土。威爾斯遊歷義德英法各國，可以有什麽成就，不可預料；但總有很大的影響，留給時局和平的前途，這個影響，反射到遠東方面，就是增加日本的孤立。在這樣的局勢之下，日本政府不願大鼓大擂樹立所謂“新政權”，惹起人傢的憎惡。
他不樹立“新中央”麽？日本軍人又拿什麽去欺哄日本國民？他又拿什麽法寶對付中國？
於是，日本軍部的老辦法，又是叫影佐催汪上臺，叫喜多、王和原田、梁去阻撓他，延了一期，再看風頭。日本外交上的不生不死，叫汪集團在愚園路再不生不死一個不短的時期，五個日期一個一個的過去了，他們仍然是不生不死在愚園路。
◎四、汪政權無力也是原因
日方的心理，是不是說像樹立“新政權”這樣偉大的行動，要仔細考慮國際情勢纔敢去作，不，不是的，日本當局以為像這樣僅有煙幕作用而毫無實在效能的組織，要在這不利於日本的時機樹立，是犯不着的。因為“汪政權”必然無力，所以日本毫不經心的一期延一期，如若“汪政權”有充足的力量幫助日本滅亡中國，日本也就不必顧慮國際環境了。
去年五月以來，日汪談判的歸結，是汪方國旗首都等表面的形式。日方則要汪方備具人力與物力。九個月來，日方責望汪方無力是屢次屢次的，影佐說道：“因為汪先生沒有實力，日方衹得要求廣大的駐兵區。”清水說道：“中國高級知識份子假定三百萬，汪先生能吸收一百五十萬就好了。”這樣使周、梅諸人紅臉結舌的閑言閑語，很多很多，互相埋怨的心理，在日汪之間頗為濃厚。
為了應付他們對於日本的報銷，汪方也不得不造一些假賬，例如周佛海嚮日方說：“我有十二師，都要別的軍隊動他們纔動。”這是去年八月的話，九月間有人告訴我，我笑道：“他的十二師，我已有四師了。”原來有些軍事掮客指了幾師幾師，到處交換賭博的本錢，沒有半句話是可以相信的，這種謊報，日方也有人知道底細，某人收買遊擊隊，中飽了百萬元，某人拿八萬去江北收買遊擊隊，全數進了腰包，如此之類，傳聞處處。
這是他們的軍事運動。說到黨務，北平的“汪黨辦事處”，日日有日本憲兵光臨，寸步也行不開。廣州的“汪局部”，受日軍四面槍擊，一班委員被迫伏地，不敢動彈。從此以後，青天白日旗收到屋子裏面挂。諸如此類，他們那兒去找黨員，人力的充實，又從何說起？
再說汪係的特務。上海特務費，每月卅萬元，特務的殺人費，還有另外的開支。實際上他們不過仰仗日本軍人對於兩租界的壓力，闖禍劫人，其所殺者完全是無抵抗的衹坐人力車或步行的一些人，稍有保護機警的人們，就在他們想望之外。假如殺和刺可以統一天下，他們的殺和刺也還差得很遠。他們唯恐日本人殺中國人不夠，還要中國人殺中國人，以此立下戶頭嚮日方報賬。
一般以為汪可以命令周，周可以命令丁，其實不然，丁默村的特務，是對日本憲兵隊負責的，汪方的密件，一落丁默村、李士群之手，立刻就走進日本憲兵隊長之手。特務人員在外間自誇道：“汪在周的手裏，周在我們的手裏。”其實丁、李又在日本憲兵手裏，汪的特務不過是日本憲兵隊的延長，又算得什麽特別的力量，值得他們沾沾自喜？
再說財務。愚園路的權威，建立於金錢之上，可是每月開支到二百五十萬，除某氏一傢而外，沒有人得知底細。有財委而財委會永遠不開，因此上謠言就百出。老爺買美金，太太買金鋼鑽，某人個人每月支配五十萬，各種難聽的傳聞，不獨流入中國人的耳朵，並且流入日本人的耳朵，閑言閑語，姑不具述。
去年十二月底，財委會主任委員報告現存六百萬元，可是存在何處，無人得知。外面有一位商人說道：“他們的命脈在我手裏”，如此汪係的特務財務兩種命脈，都落在無人得知的黑手掌心去了。
最後，說到宣傳。國民良心，終不易於泯滅，作宣傳的人，與別人一樣，都存着失敗主義或怠工政策的心理。《中華日報》每月經費十萬元，報辦得比別傢壞，並且壞得多。我在上海擔任了四個月“宣傳部長”，沒有方法責備他們，本來“一不做，二不休，”始終要下决心替日本騙同胞的人，可以說很少，也可以說沒有。
有人謠傳我要宣佈受了汪方津貼的人的姓名。尤其是上海有不少的人受過津貼，可是大傢要知道，我衹宣佈日本軍人滅我亡我的秘密，我認為這類秘密，關係到四萬萬同胞生命財産子孫百代。這種秘密，沒有人有權利保持，所以我也沒有權利保持，而要宣佈給四萬萬同胞知道。至於中國人在威嚇脅製或蒙蔽欺瞞之下，接受了他們的錢，為公為私，我們要始終嚴守秘密；況且替汪係作新聞運動的人，中飽私囊，確有其事，則經手者說受過津貼，而實際並沒有受過也大有其人，我為什麽要冤枉他們呢？還有一些無抵抗的人士，如不受錢，就要挨槍，則我對於他們受錢，衹有同情，何能攻擊？
一天一天，汪集團人力物力之空虛與虛偽，為日方所洞悉；一天一天，日方的拖延乃至於欺騙，也使汪方感受痛苦或失望。我可以大膽嚮中日兩國國民說道：“這是一個國際騙局，日本軍人拿去騙日本國民，汪、周、梅拿來騙中國國民，同時日汪之間，又互相一騙”。
◎五、還是放下吧
欺騙不能解决中日兩國之間並且與世界問題打成一片的大問題，欺騙衹是大問題的一個細流，暫時之間為少數人所舞弄，誠意是說不上的。假如一方有誠意，這一方發見對方是欺騙時，必然立即放手，因為兩方都無誠意，所以兩方的心總放不下來。
要說汪係裏面一點也不煩悶不怨恨，也是過甚其詞，他們煩悶以至於散者散，而守者甚至有自殺自戕的心理，這是我在二月二日的論文裏面指出過的。這種悲慘的心境，决不是外面的人容易體會得到的。
汪、周、梅諸人的罪過是受了日方的騙，還要替他掩飾，再來欺騙中國人，明明條件是亡國的條件，他們卻硬吹“獨立平等自由”，明明是“搶”，他們卻硬說是“平等互惠合作”，明明是拖延，他們就說也沒有說的了。
他們也衹好說“從前拖，這回不拖”，“這回不拖”，是去年十二月底的話，可是現在的事實證明，“這回”仍然也是一個“拖”，他們又說什麽呢？日方延了又延，拖了又拖，把他們的上臺熱，用冷水澆成了冰冷的冷水，可是他們硬要在冷水上面造出蒸氣來，以維係部屬的存在，他們關了房門，一樣的倒抽冷氣，出了房門，便急進急進“組府還都”。本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若一般知道這些日方欺騙小兒一樣的事情，真的連衛隊車夫也起不了勁頭，那還了得！
他們的錯誤，是沒有放下的勇氣。在一月初間，我打電報勸他們道：“提得起，放得下，方是自主。”其實他們早在日方打磨訓練之下，失去了自主。我仍然希望他們再鼓一點勇氣，把他們無前途的“運動”放了下來。他們不折不扣受日方欺哄一年有餘，他們如不忍心轉而欺騙中國人，他們便會放手。他們如果放下手來，再沒有人去受日本軍人的欺騙，因為他們的一面受人傢的騙，而又一面來騙人傢的最後的一群。
◎六、日方的騙術
日本是亞洲的強國，自明治維新以來，幾十年勤苦奮鬥，為世所知，何至於想用欺騙的手段來解决中日之間賭國運的戰事呢？
大傢要知道，在現階段的日本，權實操在軍部科長階級之手，而實力在於軍隊裏面佐官之手。他們衹見一點一滴的事務，以全力達成任務。他們每一個人，看不見大局和全面，而他們的集體又沒有中心幹部和中心領袖，可以决定他們的行動，所以他們對於中日戰事，衹能發，不能收。他們對於本國政治傢軍人，凡能發展戰事及推進侵略者，纔加以崇拜。他們對於本國有識政治傢收拾局面的主張，因其妨礙他們每一個人要用全力達成的任務，他們便聽不入耳。
為了達成他們自己的任務，他們可以用盡一切手段和技術，有時小巧得不易發見其險惡，但也有時幼稚得一看就可以發見其欺詐。例如大柏大佐拜吳子玉做幹爹，其拜跪之恭，也並非不足以動人；又如影佐對汪之流淚，在汪居然認定其可慮。每一個較為強硬的中國人，都可以使他們九十度的鞠躬；如果此人認日方為可親，則他們還可以更進一步，自責本國軍人之強橫，侵略之不好，乃至於相與慷慨激昂，認錯認罪，更可以誇耀此中國人是愛國者，是英雄；但是如果此人再進一步與他們發生了關係，則他們馬上宜漏其秘密，使他受社會的責難，而戴上“漢姦”的銜名，於是此人乃與日方利害合於一致，成為“一不做而二不休”的漢姦份子。到此一步，則日方的面孔一變，由恭敬而為嚴肅，由和藹而為兇狠，那時候，此中國人進不可而退不能，於是日方一面策動，一面責難，一面推進，一面妨礙，你做得好，他怕你，你做不好，他駡你，此中國人乃成為十足的傀儡。
日方的雙簧，不獨影佐與喜多聯演，即影佐機關之中，也有各種的角色。周佛海發見影佐的陰狠與詐偽，卻愛信犬養的忠厚，梅思平卻認定犬養也在書生本色之中，帶有間諜的成分。假如犬養真有本色，真有抱負，他决不會與父仇同事。所以犬養頗為有識的日人所鄙，說他是犬養木堂不肖的兒子。
總之，在現階段的日本，沒有條件可以産生一個偉大的手腕，收拾“事變”，輓回頽運，必須國際有重大的變化，而日本國內發生相應的流血巨變，使佐官政治受空前的打擊，使無論是影佐或是喜多，一律失腳，那時候，中日之間，纔有重大的轉機。汪、周、梅雖然是他們的傀儡，假如决然捨棄所謂“和平運動”而跳出傀儡舞臺，也可以使他們早一點銷聲匿跡，因此我仍然希望他們（汪周梅）鼓勇的把一切活動放下手來。
影佐、周佛海在本年一月初間預定二月二十二日成立所謂“新中央政府”，因此他們趕着開青島會議，接着又開上海會議，準備所謂“中央政治會議”的開會。事不如人願，為什麽到今天還沒有看見他們登場呢？他們還預備着一個日期――三月十二日，可以成立“新政權”。以今天的情勢推測，三月十二日總又是空過那一天。
率直的說，汪，周，梅聽命於影佐，影佐聽命於日本中央軍部。他們縱然挂上招子，上面寫着二月二十二日或三月十二日開演，風雨無阻，决不延期；若是日本中央軍部要延期，他們也衹好延期。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周佛海報告汪道：“日本內閣有一個决議，把新中央成立的事情，全權交給影佐機關”。這是我親耳聽見的；可是影佐定的期怎麽又不靈呢？簡單的說，風雨無阻，王、梁有阻，所以青島、上海會談都不順利。可是大傢知道，王、梁聽命於喜多、原田。喜多、原田又聽命於日本中央軍部，日本軍部叫喜多、王和原田、梁阻礙他們，他們有什麽法子？聽說周佛海一度到東京去告禦狀，也沒有告得好，其實事情本沒有什麽可怪。
我在二月二日發表的論文“新政權是什麽”裏面，曾指出日本要延宕所謂“新政權”，不好由影佐開口，衹好由喜多、原田出馬扮演黑花臉來阻撓他們，這是日方的雙簧，也是日方對於汪派傀儡化的打磨和訓練，訓練得他們喜怒哀樂由人不由己。
◎二、去年延期的先例
回想去年九月底，也曾有過這麽的一回。
影佐、周預定九月下旬乘兩偽組織在南京開聯合會議的時機，汪往南京會見王、梁，作召集所謂“中央政治會議”的準備，十月中召開“中政會”，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新中央”。
汪於九月二十左右到了南京。第一天中午，汪與兩偽組織人會談，宣佈那不久以後被日方全案推翻的“關於尊重中國主權之要望”。會後，汪、王、梁單獨談話，汪要求他們同意於“中政會”的辦法並參加；王剋敏很老實的說道：“喜多到東京去了，他臨行叫我不要同意中政會，我答應也是無效的，要等他來决定。”
第二天上午，喜多與影佐同到南京，影佐當下嚮喜多、原田、王、梁宣佈阿部內閣支持“汪政權”的决意。汪聽見了極端的高興，以為事情總沒有問題了吧？誰知道下午九時，王、梁來回答道：“我們對中政會人事人數分配和國旗等議題，都不同意”。王剋敏補充道：“我們沒有意見，這是喜多、原田的意見。”於是汪轉為極端的失望，决定明天一早飛回上海。
這樣的决定之後，第三日上午，周佛海告知影佐，影佐答道：“喜多、原田昨晚喝醉了酒”。周很高興把酒醉喜多的事報告汪，汪也欣然相信。於是在影佐、喜多、原田三位導演親上鏡頭最緊張一幕中，勉強結束南京會談。到下午，汪纔回上海，原來飛機是日方準備，你要回到上海，那能就飛。
因此所謂十一月十二日的日期延宕下去，直到十月底，影佐、周又定下十一月二十日召開“中政會”，一月一日成立“新中央”；然而到了十一月，“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談判停了下來，那影佐“將軍不見面”回到東京去，這個日期又拖下去了。
這是我耳聞目見的延宕和訓練法――喜怒哀樂由人不由己的訓練法。今年一月至二月的青島、上海兩次會談，我雖沒有去觀光，可是我在去年十二月早已聽見日方的消息，說青島會談，定有問題，如今且看兩次會談以後，一時之間，“新政權”的成立程序，又呈停滯的狀況，聽說問題又出在王剋敏，王剋敏問題，就是喜多問題，喜多問題仍然是日本中央軍部的問題，誰叫他們延期，是可想而知又可想而知的了。
◎三、為什麽又延期
明白的說，日方又延期，其中原因之一，是觀望國際情勢的變動。
在去年八月以前，德義日共同防共同盟，助長了日本在國際上威勢不少。日本與德義東西呼應，彼此提攜，以與英法美對抗，很有些活潑的情形。假如日本那時候樹立所謂“新政權”，極少可以得到德義的承認，緊張氣焰。
假如日本堅决的加入德義軍事同盟，又假如歐洲大戰由於德義日軍事同盟發動，又假如義大利積極參戰，在這樣三重假定之下，日本對於所謂“新中央”纔可以風雨無阻，决不延期。
不料事實是德蘇之間突然訂立協定，對抗英法。在日本國內，主張加強德義日同盟的板垣，受了可以使有氣節的武士道者切腹的失敗，平沼內閣因此下臺，日本因此延宕所謂“新政權”最初擬定的成立日期――去年十月十日。
歐戰爆發，日本軍人歡喜如狂，他們以為這一回，日本的國運可以一轉而左右逢源。他們以為英法要撤退印度洋以東的武力，美國的力量，要牽到歐洲的險惡局面去用了。如若這樣，日本可以放手解决中國問題，並可以再進一步發展他的國威，一直到印度洋的西首。
又不料事實是英法德三國宣而不戰，義大利守着中立，與德日的關係，全然疏隔，義大利無所求助於日本，關係也鬆懈下來。美國卻以全力顧到遠東，英國也不肯痛快的退讓。
於是日本國內，國民埋怨戰爭，期望“中日事變”的結束，以趁歐戰的時機，發展工商事業。怎樣纔可以結束戰爭呢？主張親英美的一派與主張親德蘇的一派，漸由相激蕩而相鬥爭。他們的戰爭愈演愈烈，但在實際上，日本親德蘇麽？德蘇的軍事同盟還沒有成立，蘇聯是否全力投入歐戰，大是問題，日本親英美麽？阿部以至於米內內閣的媚笑政策，絲毫不收實效。在這樣一個拖延而孤立的國際情勢之下，日本那有什麽明朗的有聲勢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可取？
他樹立“新政權”麽？在一方面，英法美尤其美國，决不承認，更可以把美日關係惡化起來；在另一方面，德國的承認沒有可能，義大利的承認，日本又拿什麽交換條件巴結他？樹立“新中央”，於日本外交現勢，有害而無益。到了最近，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渡大西洋，第一腳便踏上義大利的國土。威爾斯遊歷義德英法各國，可以有什麽成就，不可預料；但總有很大的影響，留給時局和平的前途，這個影響，反射到遠東方面，就是增加日本的孤立。在這樣的局勢之下，日本政府不願大鼓大擂樹立所謂“新政權”，惹起人傢的憎惡。
他不樹立“新中央”麽？日本軍人又拿什麽去欺哄日本國民？他又拿什麽法寶對付中國？
於是，日本軍部的老辦法，又是叫影佐催汪上臺，叫喜多、王和原田、梁去阻撓他，延了一期，再看風頭。日本外交上的不生不死，叫汪集團在愚園路再不生不死一個不短的時期，五個日期一個一個的過去了，他們仍然是不生不死在愚園路。
◎四、汪政權無力也是原因
日方的心理，是不是說像樹立“新政權”這樣偉大的行動，要仔細考慮國際情勢纔敢去作，不，不是的，日本當局以為像這樣僅有煙幕作用而毫無實在效能的組織，要在這不利於日本的時機樹立，是犯不着的。因為“汪政權”必然無力，所以日本毫不經心的一期延一期，如若“汪政權”有充足的力量幫助日本滅亡中國，日本也就不必顧慮國際環境了。
去年五月以來，日汪談判的歸結，是汪方國旗首都等表面的形式。日方則要汪方備具人力與物力。九個月來，日方責望汪方無力是屢次屢次的，影佐說道：“因為汪先生沒有實力，日方衹得要求廣大的駐兵區。”清水說道：“中國高級知識份子假定三百萬，汪先生能吸收一百五十萬就好了。”這樣使周、梅諸人紅臉結舌的閑言閑語，很多很多，互相埋怨的心理，在日汪之間頗為濃厚。
為了應付他們對於日本的報銷，汪方也不得不造一些假賬，例如周佛海嚮日方說：“我有十二師，都要別的軍隊動他們纔動。”這是去年八月的話，九月間有人告訴我，我笑道：“他的十二師，我已有四師了。”原來有些軍事掮客指了幾師幾師，到處交換賭博的本錢，沒有半句話是可以相信的，這種謊報，日方也有人知道底細，某人收買遊擊隊，中飽了百萬元，某人拿八萬去江北收買遊擊隊，全數進了腰包，如此之類，傳聞處處。
這是他們的軍事運動。說到黨務，北平的“汪黨辦事處”，日日有日本憲兵光臨，寸步也行不開。廣州的“汪局部”，受日軍四面槍擊，一班委員被迫伏地，不敢動彈。從此以後，青天白日旗收到屋子裏面挂。諸如此類，他們那兒去找黨員，人力的充實，又從何說起？
再說汪係的特務。上海特務費，每月卅萬元，特務的殺人費，還有另外的開支。實際上他們不過仰仗日本軍人對於兩租界的壓力，闖禍劫人，其所殺者完全是無抵抗的衹坐人力車或步行的一些人，稍有保護機警的人們，就在他們想望之外。假如殺和刺可以統一天下，他們的殺和刺也還差得很遠。他們唯恐日本人殺中國人不夠，還要中國人殺中國人，以此立下戶頭嚮日方報賬。
一般以為汪可以命令周，周可以命令丁，其實不然，丁默村的特務，是對日本憲兵隊負責的，汪方的密件，一落丁默村、李士群之手，立刻就走進日本憲兵隊長之手。特務人員在外間自誇道：“汪在周的手裏，周在我們的手裏。”其實丁、李又在日本憲兵手裏，汪的特務不過是日本憲兵隊的延長，又算得什麽特別的力量，值得他們沾沾自喜？
再說財務。愚園路的權威，建立於金錢之上，可是每月開支到二百五十萬，除某氏一傢而外，沒有人得知底細。有財委而財委會永遠不開，因此上謠言就百出。老爺買美金，太太買金鋼鑽，某人個人每月支配五十萬，各種難聽的傳聞，不獨流入中國人的耳朵，並且流入日本人的耳朵，閑言閑語，姑不具述。
去年十二月底，財委會主任委員報告現存六百萬元，可是存在何處，無人得知。外面有一位商人說道：“他們的命脈在我手裏”，如此汪係的特務財務兩種命脈，都落在無人得知的黑手掌心去了。
最後，說到宣傳。國民良心，終不易於泯滅，作宣傳的人，與別人一樣，都存着失敗主義或怠工政策的心理。《中華日報》每月經費十萬元，報辦得比別傢壞，並且壞得多。我在上海擔任了四個月“宣傳部長”，沒有方法責備他們，本來“一不做，二不休，”始終要下决心替日本騙同胞的人，可以說很少，也可以說沒有。
有人謠傳我要宣佈受了汪方津貼的人的姓名。尤其是上海有不少的人受過津貼，可是大傢要知道，我衹宣佈日本軍人滅我亡我的秘密，我認為這類秘密，關係到四萬萬同胞生命財産子孫百代。這種秘密，沒有人有權利保持，所以我也沒有權利保持，而要宣佈給四萬萬同胞知道。至於中國人在威嚇脅製或蒙蔽欺瞞之下，接受了他們的錢，為公為私，我們要始終嚴守秘密；況且替汪係作新聞運動的人，中飽私囊，確有其事，則經手者說受過津貼，而實際並沒有受過也大有其人，我為什麽要冤枉他們呢？還有一些無抵抗的人士，如不受錢，就要挨槍，則我對於他們受錢，衹有同情，何能攻擊？
一天一天，汪集團人力物力之空虛與虛偽，為日方所洞悉；一天一天，日方的拖延乃至於欺騙，也使汪方感受痛苦或失望。我可以大膽嚮中日兩國國民說道：“這是一個國際騙局，日本軍人拿去騙日本國民，汪、周、梅拿來騙中國國民，同時日汪之間，又互相一騙”。
◎五、還是放下吧
欺騙不能解决中日兩國之間並且與世界問題打成一片的大問題，欺騙衹是大問題的一個細流，暫時之間為少數人所舞弄，誠意是說不上的。假如一方有誠意，這一方發見對方是欺騙時，必然立即放手，因為兩方都無誠意，所以兩方的心總放不下來。
要說汪係裏面一點也不煩悶不怨恨，也是過甚其詞，他們煩悶以至於散者散，而守者甚至有自殺自戕的心理，這是我在二月二日的論文裏面指出過的。這種悲慘的心境，决不是外面的人容易體會得到的。
汪、周、梅諸人的罪過是受了日方的騙，還要替他掩飾，再來欺騙中國人，明明條件是亡國的條件，他們卻硬吹“獨立平等自由”，明明是“搶”，他們卻硬說是“平等互惠合作”，明明是拖延，他們就說也沒有說的了。
他們也衹好說“從前拖，這回不拖”，“這回不拖”，是去年十二月底的話，可是現在的事實證明，“這回”仍然也是一個“拖”，他們又說什麽呢？日方延了又延，拖了又拖，把他們的上臺熱，用冷水澆成了冰冷的冷水，可是他們硬要在冷水上面造出蒸氣來，以維係部屬的存在，他們關了房門，一樣的倒抽冷氣，出了房門，便急進急進“組府還都”。本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若一般知道這些日方欺騙小兒一樣的事情，真的連衛隊車夫也起不了勁頭，那還了得！
他們的錯誤，是沒有放下的勇氣。在一月初間，我打電報勸他們道：“提得起，放得下，方是自主。”其實他們早在日方打磨訓練之下，失去了自主。我仍然希望他們再鼓一點勇氣，把他們無前途的“運動”放了下來。他們不折不扣受日方欺哄一年有餘，他們如不忍心轉而欺騙中國人，他們便會放手。他們如果放下手來，再沒有人去受日本軍人的欺騙，因為他們的一面受人傢的騙，而又一面來騙人傢的最後的一群。
◎六、日方的騙術
日本是亞洲的強國，自明治維新以來，幾十年勤苦奮鬥，為世所知，何至於想用欺騙的手段來解决中日之間賭國運的戰事呢？
大傢要知道，在現階段的日本，權實操在軍部科長階級之手，而實力在於軍隊裏面佐官之手。他們衹見一點一滴的事務，以全力達成任務。他們每一個人，看不見大局和全面，而他們的集體又沒有中心幹部和中心領袖，可以决定他們的行動，所以他們對於中日戰事，衹能發，不能收。他們對於本國政治傢軍人，凡能發展戰事及推進侵略者，纔加以崇拜。他們對於本國有識政治傢收拾局面的主張，因其妨礙他們每一個人要用全力達成的任務，他們便聽不入耳。
為了達成他們自己的任務，他們可以用盡一切手段和技術，有時小巧得不易發見其險惡，但也有時幼稚得一看就可以發見其欺詐。例如大柏大佐拜吳子玉做幹爹，其拜跪之恭，也並非不足以動人；又如影佐對汪之流淚，在汪居然認定其可慮。每一個較為強硬的中國人，都可以使他們九十度的鞠躬；如果此人認日方為可親，則他們還可以更進一步，自責本國軍人之強橫，侵略之不好，乃至於相與慷慨激昂，認錯認罪，更可以誇耀此中國人是愛國者，是英雄；但是如果此人再進一步與他們發生了關係，則他們馬上宜漏其秘密，使他受社會的責難，而戴上“漢姦”的銜名，於是此人乃與日方利害合於一致，成為“一不做而二不休”的漢姦份子。到此一步，則日方的面孔一變，由恭敬而為嚴肅，由和藹而為兇狠，那時候，此中國人進不可而退不能，於是日方一面策動，一面責難，一面推進，一面妨礙，你做得好，他怕你，你做不好，他駡你，此中國人乃成為十足的傀儡。
日方的雙簧，不獨影佐與喜多聯演，即影佐機關之中，也有各種的角色。周佛海發見影佐的陰狠與詐偽，卻愛信犬養的忠厚，梅思平卻認定犬養也在書生本色之中，帶有間諜的成分。假如犬養真有本色，真有抱負，他决不會與父仇同事。所以犬養頗為有識的日人所鄙，說他是犬養木堂不肖的兒子。
總之，在現階段的日本，沒有條件可以産生一個偉大的手腕，收拾“事變”，輓回頽運，必須國際有重大的變化，而日本國內發生相應的流血巨變，使佐官政治受空前的打擊，使無論是影佐或是喜多，一律失腳，那時候，中日之間，纔有重大的轉機。汪、周、梅雖然是他們的傀儡，假如决然捨棄所謂“和平運動”而跳出傀儡舞臺，也可以使他們早一點銷聲匿跡，因此我仍然希望他們（汪周梅）鼓勇的把一切活動放下手來。